当月亮唤醒黎明

梁艳波

1

我从小就被认定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我从小就被认为是个会发疯的孩子。

认定我长不大的人是我自己。我从小就明白，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把自己了结。认为我会发疯的人是我父亲。在我十岁那年，我父亲对我说，他梦到我疯了。

我父亲是单独向我讲述他的梦境的，当时我仰望父亲，希望他流露出哪怕一点点担忧与不舍的神情，但我失望了。

惶恐伴我度过了很长一段时期，我觉得父亲的梦境可能会成真。之所以如此认同我父亲，是因为我也觉得，自己可能会发疯。

我自小便不喜欢说话，与家人交流的方式总是他们问一句，我答一句，或者只答半句，有时甚至不回答任何问话。我的家人给我取了个绰号叫“五哑巴”。

我父亲对我说了他的梦境不久，村里一个女人被送去了疯人院。那个女人的面孔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

那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了，那天，女人的丈夫把女人拖出家门，拖向停靠在村子中央土路上的马车，之后送去了我不知道位置在哪里的疯人院。女人的丈夫算不上彪悍，手却似钢铁扳手般，牢牢钳住了女人的手臂，偶尔还能腾出一只手，揪一揪女人的头发。

两个年少的男孩远远跟着人群，弟弟流着泪，脸上满是惊恐神情，哥哥则看不出悲喜。马车的出现让女人惊恐万分，哀伤的哭泣变成了歇斯底里的吼叫。那一刻，我也认为，这女人是真疯了。但当女人的吼叫又变回苦苦哀求时，我又觉得，这女人其实并没有疯。女人乞求乡邻帮帮她，乡邻们选择了旁观。现场所有的议论声，没有一句是为女人开脱的。女人扭头望向家的方向，但她看不到家，也看不到儿子。

我挤到离女人近一些的地方，有人踩了我的脚，有人的胳膊肘撞了我的脸，有人呵斥我让开。我痛得流出眼泪，却依然在大人之间穿梭。我想看清楚，一个被丈夫称为疯女人的人，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女人的脸上与脖颈上有伤痕，有的伤痕正在流血，有的伤痕正在裂开。女人裸露的手臂上，肚皮上，小腿上，也都伤痕累累。以我对伤痕的认知程度，女人身上的伤痕并不全都是新伤。红色的液体从女人的眼眶流出，流进嘴里，再流到下巴，最后流向她身上被撕扯得遮不住尊嚴的花格子衬衫上。

女人低着头，弯着身子，拼尽全力不愿前行，男人则拼尽全力把女人向前拖行。马车近在咫尺，女人却始终不愿配合。不知谁家的孩子突然喊了声“妈妈”，清脆的童音似乎刺激到了女人，女人突然暴发出她并不具备的力量，嘴里呼唤着儿子的名字，出人意料的挣脱了丈夫的控制。满头大汗的男人终于失去了耐心，男人冲上前揪住女人的头发，一巴掌狠狠拍在女人脸上。清脆的声音让围观乡邻突然间集体失语似的，现场一片静默。我突然产生了耳朵异常疼痛的错觉。男人高声咒骂，紧接着又是一巴掌拍到女人脑袋上。女人摇摇晃晃，却没倒下。

女人披头散发，瞪着红色的眼睛，眼球仿佛要从眼眶里跳出来般可怕。我想，一个真正的疯女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吧。

她的牙齿是红的。一个年幼的孩子叫了起来，她喝血了。孩子的惊恐声，仿佛在刹那间唤醒了乡邻们的话语功能。抱着孩子的母亲开口说道，林子，你好好劝小芬，不要打她了。名叫林子的男人没有理会那位突然于心不忍的乡邻，又一巴掌扇在女人脸上。于是抱孩子的母亲继续说，小芬，你就听林子的话，去医院看病吧。

男人的三巴掌远比旁观者的规劝有成效，女人似乎从最后的梦幻中彻底清醒了。女人像没有魂魄的人偶般呆立。当反抗的意识消失于反抗的力量之前，女人终究还是放弃了反抗。男人用一只手臂箍住妻子的脖颈，另一只手臂托住妻子的肩膀，一名热心乡亲帮忙抬起女人的双腿，两人合力把女人扔到了马车上。望着男人们粗暴的行为，我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响声。多年后的某个夜晚，我突然反应过来，当时听到的可怕的骨骼碎裂声，其实是从我自己内心发出的。

我不断跳起身子，试图以此看到更多场景。女人大口喘着粗气，却仿佛已彻底失去了生命力，之后，女人费力翻过身子，面朝下爬在稻草上。男人用一截短短的绳子，先把女人的双手缚到了背后，接着拆开一圈很长的绳索，在女人身体上方潦草的结了个网。我觉得男人的行为是完全没必要的，女人翻身的动作，已然用尽了所有力气，此去的路途中，她不可能逃跑了。

我从人群中退出，跑到流泪的男孩面前，让他帮帮他的母亲。男孩抬手用衣袖抹了眼泪与鼻涕，没有理会我。我扯着男孩的袖子问他，是不是也相信自己的妈妈是疯子？

我流着泪，仿佛被五花大绑流放远方的人是我自己。

滚开。男孩踹了我一脚，力道大到致使我摔坐在地上。

我双手捂着肚子，肚子的痛感我不太担心，以我的经验来看，只要时间到了，疼痛自然会消失。我害怕的是，自己的肠子会不会被这粗鲁的男孩踢断了？

一切已成定局，乡亲们兴致索然起来，有人开始退出人群。女人的丈夫向伸手帮忙的乡亲说了感谢的话，然后利索的坐到马车上。早就等得不耐烦的老车夫收起水烟筒，咳嗽一声，然后扬起手中的鞭子。只听“驾”的一声，拉车的两匹马走了起来。当老车夫第二声“驾”的声音响起来时，马跑了起来。马车扬起的灰尘掩盖住了地上的血迹，也遮蔽了乡亲们的眼睛。

待尘埃重新归入土地，有人发出惊呼声。马车停留过的地方，突兀的立着两堆大得吓人的马粪。马粪周围飞舞着多得吓人的苍蝇，“嗡嗡嗡”的声音不绝于耳。

人群捂着鼻子哄然散去，我依然坐在地上。如果我如我父亲梦到那般真的发了疯，他们送我去疯人院的情形，会不会也像之前一样精彩？不，我否定了自己的念头。我年纪小，身子单薄，送走我，远比送走那女人省事多了。

自那天起，我再没见过那个名叫小芬的女人。女人留下的两个儿子，仿佛便是她在山脚村存在过的痕迹了。我上高中时，女人的两个儿子先后进了监狱。男孩们的父亲把妻子送走没多久，便把另一个女人迎进了家门。那个年轻一些的女人带着一个小女孩，成了两个少年的继母。有人说，小女孩也是男人的亲生孩子。

在一個夏夜，女人的小儿子突然发狂，向继母与妹妹举起了柴刀。乡亲们说，那孩子遗传了他母亲的疯病。

女人被送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会梦到她。在梦里，女人总是一声不吭与我面对。我惊恐的发现，女人血淋淋的脸，竟是与我一模一样。我在半夜惊醒，在半夜默默流泪。多年后，我斩断与山脚村的关联，那女人被送走的场景，仿佛只是很久以前看过的一场老电影。

长大后，回忆起我父亲向我讲述他梦境时的情形，我为自己的后知后觉感到有些悲哀。其实当初，我父亲的眼神是有情绪的。我父亲对我或多或少有暗示，我应该自己主动发疯。

女人被送走那天是个炎热夏日，马粪其实早就存在了，只是人们专注于疯女人，以至于忽略了眼皮底下令人作呕的气息。

我不能疯。我站起身，拍拍身上的泥土，顺便驱赶向我围拢过来的苍蝇。这时候，一个老头扛着锄头走了过来。老头的锄头上吊着一只摇摇晃晃的破旧粪箕。

老头熟练的用锄头把两堆马粪铲进粪箕里，一些马粪从粪箕的破洞落到地上，老头捡起石块压住破洞，重新把落下的马粪铲进粪箕里。随后，老头没有急于去给菜地施肥，而是站在原地，注视着马车离去的方向摇了摇头，随后叹了口气。

老头注视的方向通往遥远的城市，也通往其它陌生村庄。我注视远方的同时，也注视着行为怪异的老头。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除了火辣辣的阳光，路上没有别的人或者动物的身影。

没热闹可看了，娃娃，回家去吧。老头转头，仿佛这才觉察到我的存在。老头的眼神有些复杂，我无法解读其中含义，我只听到老头深沉的叹息声。

可怜的小东西。老头在我身后说，长大就好了。

尽管老头的声音很轻，我依然清晰的听到了他说出的每个字。我有些惊恐，更多的却是羞耻，难道这刨马粪的老头已经知晓我的秘密了？

可我这么大的人，又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但我母亲却是有秘密的。自与母亲在供销社逗留的第一个晚上始，我便与我母亲的秘密捆绑在了一起。

老头是怎么知道我的秘密的？我快步向着家的方向走去，内心很是疑惑，是供销社那个男人对老头说的？还是某个我与母亲从供销社出来的夜晚不小心被老头看到了？

我祖母也会摸着我的头叹息，快长大吧，长大就好了。我祖母这样说时，眼神停留在我身上的伤痕上。

多年后和吴同说起往事，尘封的眼泪竟在刹那间像洪水决堤般从眼眶涌出。我告诉吴同，除了父母，我与四个哥哥的关系也不好。他们原本应该保护我的，可是他们并没有。兄长们对我的困顿视而不见。

2

我的生命始终没有终结于自己的双手，我一直在寻觅一个完美的方案，等待一个天赐的良机。

我自小便希望能够知晓很多道理，所知却总是少之又少。在年少时的很多年里，我始终怀抱一个可以重获新生的希望。与其说那是个希望，不如说成一个懵懂孩子不着边际的幻想，但在那些难熬的年月里，我确实幼稚的以为，只要解开身世之迷，就能获得解脱。

自我记事起，便时常怀疑，我到底是不是父母的亲生女儿？

山脚村是个小山村，村里不为人知的秘密并不多，但我却从未听过有人说我不是苏家的孩子，对此我很是失望。

关于我的身世，我听到的唯一版本，是我出生时给我母亲带来巨大灾难的状况。据说我本不该在那天出生，却因为一个事故，成了早产儿。那个事故致使我母亲的身体遭受到了重创，所以我母亲对我的怨恨，总是比对我的四个哥哥要强烈很多，落在我身上的棍棒，自然也多了许多。小时候我以为，我母亲打我时所宣泄的怨恨，是希望能把我重新塞回肚子里，重新平安的生产一次。不，事实不是这样的，我母亲咒骂的话语所透露出来的意愿，是她的肚子从来没有过我的存在。

我出生在一个春日下午，我母亲像往常一样去菜地摘菜，不小心被路边的荆棘丛挂住了衣服。为了抢救身上那件属于我父亲的白色的确良衬衫，我母亲掉进了水沟里，灾难就此发生了。

灾难的后果是父亲的衬衫没有救回来，母亲的左手腕却骨折了，而我则提前一个月出生了。

大概因为医治得不够彻底，我母亲的左手腕自此落下了残疾，不能太用力。当我母亲对我高举棍棒时，我多希望当年她折断的是右手啊。

对于没能抢救到我父亲那件白色的确良衬衫，我母亲始终意难平，在我四岁那年的一个夜晚，我母亲终于如愿所偿，获得了一块崭新的花布。我母亲把花布做成一件短袖衬衫，只在重要的场合才会穿上。

我母亲原本希望拥有一件长袖花衬衫，只是供销社那男人给的面料，只够做成短袖。我不知道是否除了我，再无其他人看出，母亲的短袖花衬衫，两只袖子的长度是不对称的。

我永远也不愿回忆起第一次留在供销社的春日夜晚，但那天的某些时段却像是我的影子，无论用尽多少力气与多少方式，都不能将它彻底消除。我愿意穷尽一生时光，用以斩断与山脚村的关联，但我明白，我并不具备彻底埋葬过往的能力。

那天傍晚，母亲带我去供销社买盐巴，盯着一匹色彩鲜艳的花布，母亲久久没有移开目光。而我的目光，则在那些花哨的水果糖上流连。供销社的男人摸着我的头说，这娃娃长得怪清秀的，要是我女儿就好了。

男人关了铺子，把我抱到柜台前一个很高的凳子上，然后塞给我一颗水果糖。高悬的双腿让我失去了安全感，我不安的扯着母亲的衣角，希望她把我抱下来。我母亲剥开我的手指，说，你就坐凳子上玩，吃完水果糖就回家。随后，母亲跟在男人身后，走向了供销社的后屋。

供销社的日光灯发出的光线虽不算多么明亮，但比起我家的白炽灯，却是亮了很多。我剥开糖放进嘴里，甜味让我忘记了坐在高凳子上的危险。我玩弄花绿的糖纸，时间的概念对于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说，是完全模糊的。

男人送我与母亲回家时，我已经很困了，但也得打起精神走路。自我记事起，我母亲便不怎么抱我，也不怎么背我。男人说，我背娃娃吧。我母亲说，让她自己走。男人打着手电筒，土路上移动着一团昏暗的光。我盯着自己的脚尖走路，心里想的，是传说中坟地里可怕的鬼火。犬吠声不断从别人家传过来，我以为那些狗看上了我母亲攥在手中的花布。

后来的一些年月里，父母的新衣物总是让我感到异常刺眼，但当我母亲问我她的新衣服是否好看时，我依然回答好看。如果哥哥们谁有了新衣物，我也会怀疑是母亲从供销社带回来的，包括父亲的小收音机。

父亲下地干活时把收音机挂在身上，睡觉时也要放在枕头旁。仿佛只有听着那个绿色小盒子发出的声音，父亲才能安睡。后来的某天，小收音机不见了，父亲没说它的下落，也没有人过问。

我母亲总是让我陪她去供销社买东西，我说我只愿去山上背柴，不愿去供销社。我母亲说，那就去背柴吧。但即便我背了太多柴禾回家，我母亲依然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要求我陪她去供销社。我若是用行动反抗，换来的往往是一顿暴揍。暴揍过后，依然得去供销社。后来我不再反抗，供销社的灯光比家里的明亮，我的家庭作业，大都是在那里完成的。那时，供销社的小画书对我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水果糖。

母亲频繁去供销社的行为终究引起了父亲的注意，但我母親总是有太多理由需要去趟供销社。我母亲带着我去供销社打酱油，买火柴，买农药，买各种日常必需品。我小哥哥喝农药自杀后，我的心情很是复杂。我小哥哥喝的农药，是我母亲从供销社买回家的。

我小哥哥在我上初中时喝了农药，死在了自家院子里。我祖母说，我小哥哥原本可以救回来的。有人找我母亲报讯，我母亲从水稻田里直起身子，站了片刻，又弯下身子，继续拔除稻田里的杂草。我小哥哥孤独的死了，生前没有人替他叫马车，死后倒是有人把他送到山上，埋在了祖辈的旁边。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我母亲不再频繁的去往供销社，但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她还是得去那个村里唯一售卖商品的地方，得去见那个对她失去兴趣的男人。有人传出供销社的男人与外村的女人好上了的消息那天，我母亲无缘无故揍了我一顿。

我父亲找我问话，我按照我母亲的交待作了回答。我父亲不会像我母亲般揍我，但也不会在我母亲殴打我时，对我施于援手。我父亲始终不愿，或者是不敢招惹我母亲。我不能对父亲说实话。我不担心父亲会把母亲送去疯人院，更不担心父母的婚姻会结束，我所担忧的，是自己。

我们兄妹是在我母亲对我父亲的控诉中长大的，我母亲骂我父亲把她从集镇上骗到这个穷乡僻壤，骂我父亲让她生了五个累赘，让她陷入贫困深渊。

我母亲怨恨山脚村，却被牢牢禁锢在这个地方。山脚村的女人想要以离婚的方式离开这里，似乎比登天还难，除非是先被男人抛弃。小队长是不可能给想离婚的女人签字盖章的，即便过了小队这关，大队那关也过不了。

我出生的草率，父母给我取名也很草率。我父亲请村里一位有文化的老头给我取名，老头随手翻开他的草药书，说道，就叫荆芥吧。我父亲说，这名字听着有点怪。老头说，荆芥是味中药，你家这孩子啊，将来是有大前途的。

在我拥有名字自主权之后，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荆棘。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独自在夜里游荡，即便自知身子骨瘦弱，但我已不再害怕那些在暗处狂吠的狗。那些莫名的狗吠声，欢快的虫鸣声，庄稼生长的疼痛声，以及月亮转身时发出的轻柔声，伴随了我年少时的很多个夜晚。

我站在村子中央的土路上仰望漫天星辰，期待有一天能够生活在另一片星空之下。

当我不再怀疑自己与父母的血缘关系后，知晓了另一条永远离开山脚村的道路，那便是努力读书。

我八岁时上了小学一年级，而我的同龄人已经上二年级了。七岁那年，我的小哥哥带我去学校报名，招生的老师问我，七加八等于几？排在我身后的一个姑娘大声答到，等于十五。老师让那个抢答成功的小姑娘上前，优先替她办了入学手续。之后，老师继续下一个报名的孩子，不再理会我们兄妹。我小哥哥急了，问老师，我妹妹怎么办？

老师说，七加八等于几都不知道，明年再来。

我其实是知晓答案的，我只是不想说出来。报名的老师并没有让每一名入学的孩子都答题，我却因没有回答问题，从而失去了入学资格。我很是担忧，老师也许知道了我保守着的秘密，才不让我上学的。

我害怕别人知晓我的秘密，我成天胆战心惊，忧心忡忡。我独自去山上背柴，独自去菜地浇菜，与家人一起去田地干活，我始终不言不语。我没有小伙伴，唯一能让我感到快乐的事，便是读书。别人说，这孩子真是个哑巴啊。即便考试成绩成为山脚村小学骄傲的存在，我依然没有成为老师眼里的优等生。我从不积极发言，从不与同学嬉闹，老师家访时告诉我父母，这孩子会读书，就是性格有问题。

3

我小哥哥死后不久，供销社的男人也死了。与我小哥哥自寻短见不同，供销社的男人死于意外。有人在队上的积肥池里发现了死去的男人。

男人死在一个夏夜。那天夜里的漫天繁星，在我记忆中留存了很长时间。也就是在供销社的男人死后，我父亲的绿色小收音机失踪了。

在我的记忆中，我母亲从未为我感到骄傲过，即便我是山脚村小学的骄傲，即便我是镇中学的骄傲，即便我考取市重点高中，即便我考上大学。在我母亲眼里，我始终是她的梦魇，是负担，是丢弃不掉的累赘。

在镇中学，我依然不愿多说话。老师告诉我父母，我定能考进城里的高中。我母亲反对我去城里上高中，严格来说，我母亲并不同意我继续升学。我母亲说，小姑娘读再多书也没什么用处。我对我母亲说，你现在供我读书，将来我会为你养老。我母亲说，我还有三个儿子，我的儿子会为我养老。

我对我母亲说，如果不供我上学，我便把她去供销社的真相告诉我父亲。我母亲顿时暴跳如雷，对我劈头盖脸一顿暴揍。那是我母亲最后一次打我，初中毕业的我早已有了还手能力，但我没还手，也没闪避。

我说我要去教育局控告家长不供我读书，我母亲表示她不怕。我说我学习过法律知识，虐待孩子与不让孩子接受教育的行为属于犯罪，父母会进牢房。我的威胁成功了，我母亲妥协了。咒骂几次后，我母亲还是为我准备了住校的行李。

在城里上高中，我依然不喜欢说话。老师说我能考上大学。

工作后，我把积攒了一些年的积蓄送到山脚村，告诉我母亲，此后的日子里，她将不会再见到我这张让她厌恶的脸。我母亲说，翅膀硬了，有本事了。我说我庆幸自己能有翅膀。我父亲盯着桌上的钞票唉声叹气，最终什么话也没说。

在离山脚村五百多公里的城市里，我明白自己与母亲同时获得了自由，但我也清楚，自己并不自由。

4

我是在三十岁时遇到吴同的，那年吴同三十三岁。

相识三个月后，吴同问我有没有过爱而不得的痛苦过往，我点点头。吴同接着问我，是否愿意与他结婚？我有些错愕，沉思片刻，我让吴同给出一个足够说服我的理由。

我认为我们是同一类人。吴同说。

吴同就用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说服了我，我与他到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拍摄登记所需要照片时，摄影师让我与吴同靠拢一些，我告诉摄影师没关系，我们这是打算把将来离婚所需的照片一起拍了。摄影师说，離婚不需要双人照。摄影师没能引导出我与吴同幸福的笑脸，倒是我把她给逗笑了。

为了证明是真正的结婚，我与吴同的父母见了面，之后举办了小规模的婚宴。办婚礼前，吴同的父母询问亲家情况，表示要按风俗给付礼金，我对老夫妇说，我是个孤儿。

我不知道吴同那位爱而不得有没有参加我们的婚宴，吴同没有向我介绍他的朋友，当事的我们都清楚这场婚礼意味着什么。晚上宾客散去，我与吴同之间的氛围变得有些局促。我催促吴同离去，吴同苦笑着说，这或许将成为他人生经历中最为滑稽的新婚之夜。

我们说好的，互不感激，互不相欠。我对吴同说，这场婚礼替你解决麻烦的同时，也解决了我的麻烦，我们这是互利互惠，双赢的局面。

吴同向我伸出手，我没有伸手去握，而是张开双臂。吴同迟疑了一下，我笑了笑，说，只是个拥抱而已。

我轻轻拍了拍吴同的背，告诉他，与他拥抱时，我感觉是与自己拥抱。吴同怔了怔。

如果早遇到你，我想我可能会爱上你。吴同在我耳边轻声说。

我说没关系，我并不遗憾，我存在于这世上，并不是为了让人爱的。我笑了笑，吴同也笑了笑。

我站在窗前，看着吴同跨坐到摩托车上。吴同发动摩托时，我突然产生了陌生的感觉，仿佛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背影。这背影虽有魅力，却永远只属于陌生人。

吴同没有回头，吴同离去了。我在窗前站了许久，内心的酸楚却始终没有消退的迹象。我给自己倒了杯酒，自语着端起杯子，细细品尝红色液体的滋味。我伸手抚了抚眼角，手指有些湿润。大概是酒精从眼里溢出来了吧，我自嘲的笑了笑。很多个夜晚，我靠酒精助眠，吴同说，这样的习惯不好。但我始终没有戒掉这个不好的习惯，直到吴嗔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才下定决心抵制酒精的诱惑。

5

结婚不久，我主动申请去外县驻站，领导问我的丈夫是否同意，我告诉领导，我丈夫非常支持我的工作。领导表扬了我热爱工作的积极态度，也表扬了那位支持新婚妻子出差的家属的无私奉献精神。离开前我把自己屋子的钥匙给了吴同，请他照料我的花草。我告诉吴同，如果他愿意，可以使用我的厨房，也可以睡我的床，但只能是他自己一人。吴同沉默不语。

在小县城我过着与往常无异的日子，除了工作需要，依然不与人接触。为了节省开支，我租住了一间租金便宜的民居。有时我会对自己的怪异行为感到疑惑，一个随时寻找自我了结方式的女人，积攒资金到底有何用处？

我在夜幕降临后独自跑步，在夜深时独自看书，饮酒，听音乐。若不是收到吴同寄来的书信，我几乎忘记自己与一名男子领过结婚证。我在夜里摊开信纸，微笑着读上面的只言片语。仅从内容来看，这样的信件不值得收藏，但我喜欢吴同写的钢笔字。吴同能够写出一手飘逸洒脱的行草，大概与他父母的教师身份有着很大关系吧。

我以缓慢的速度读吴同寄来的每一个字，然后把其中的明信片当成书签使用。

在县城工作半年后，吴同寄来一个音乐播放器，里面存储的都是他弹奏的钢琴曲。我没告诉吴同，我在夜里循环播放《梦中的婚礼》。我告诉吴同，我对自己的生活很是满意。

我自小便对自己的适应能力与抗痛能力了如指掌，要不然，我也不可能承受着母亲的暴揍，保守着母亲的秘密，坚持活过了三十年。

我没如我父亲愿那般成为疯子，即便断了与山脚村的关联，我依然不愿意让我父亲的梦想成真。自供销社的男人死后，我母亲的秘密便算保住了，父亲的颜面也保住了，而我也不必以发疯的方式保守那个该死的秘密了。我父亲或许对某些事情心知肚明，但他不知道的是，自他告诉我他的梦境始，一个我穷尽一生也无法抹去的耻辱的烙印，便深深嵌入了我的心上。

隔壁女孩敲响我的房门是在一个深夜，女孩的羊水破了。

6

我与名叫阿珠的女孩并不熟，但职业的敏感性，让我一眼便看出女孩所从事的职业。

我把阿珠送进医院，医生问我是产妇的什么人，我想了想，告诉医生我是阿珠的表姐。

当天夜里，阿珠生下一名足月女婴。阿珠不愿多看一眼自己的孩子，这情形让我回忆起我母亲打骂我时的神情，我的心里渐渐产生了一个念头。

入院的第二天早上，阿珠忍着生产后的疼痛从病床上爬起来，企图逃出医院。我对阿珠的行为感到疑惑，阿珠流着泪告诉我，她没钱支付住院费。我想了想，告诉阿珠，我可以借钱给她。

我替阿珠支付了住院费，之后又借给她一些钱作为营养费。出院回到出租屋后，阿珠仿佛只剩默默流泪的功能，丧失了照看孩子的本能。阿珠不愿给孩子哺乳，我只好在家里一边办公，一边帮阿珠照顾婴儿。

我买来育儿类的书籍，边学边用，有时得心应手，有时手忙脚乱。

阿珠说不清楚孩子的父亲是谁，她原本是不愿生下这孩子的，但是医生告诉她，多次做人流的经历已经严重伤害了她的子宫，若是再做人流，她不仅会失去再次怀孕的机会，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我想等以后遇到相爱的人再生孩子。阿珠这么对我说时，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站在山脚村中央土路上仰望漫天星辰的情形，我感到后背一阵恶寒。

阿珠问我在哪里上班，我随便编个谎言打发了她。我当然不能告诉阿珠，我是媒体从业人员，更不会告诉她，我负责社会新闻栏目。我不能保证阿珠不会认为，我对她的帮助其实是怀有目的的。

孩子尚未满月，阿珠便失踪了，这情形虽在意料之中，但真正发生时，我依然感到些许唏嘘。

7

我带着女婴回到原来的城市，吴同没有询问孩子的来历，只是认为我给孩子取的名字像个法号。

吴嗔六岁时，吴同的父母相继去世，随后，我与吴同解除了婚姻关系。

吴同辞去工作，打算去一个全新的地方，展开全新的生活。父母离世，吴同没了牵绊，年至中年的他，终于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过世的人带走生前仇怨，活着的人也解开了束缚。道别时，吴同把他的吉他留给我，我说任何乐器对我都没有实用性，我的生命里虽然有音乐，但那些音乐不应该由我发出。

留着做个纪念吧。吴同说，毕竟此生，或许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吴同张开双臂，这次，我与他紧紧拥抱。我说还是原来的感觉，吴同说，他也是原来的感觉。吴同的嘴唇在我额头轻轻碰了一下，我顿时流出了眼泪。

这是你第一次在我面前流泪。吴同用手指拭去我的泪水。

也是最后一次。我再次抱了抱吴同。

代我向吴嗔道别。吴同说。

我会的。我说，在吴嗔长大后。

我站在窗前注视吴同离去的背影，这次的情形与七年前新婚之夜的差别在于，吴同的背影，是真正的陌生。

8

吴同每年给吴嗔寄生日礼物，直到吴嗔上初中。我写信告诉吴同，吴嗔长大了，我要替他向吴嗔道别，以后不用再寄礼物过来。

我写信给吴同，只是为了能够收到他的回信。我与吴同大概并不像他所说那样，是同一类人，但他能明白我的心思，这就足够了。吴同的回信只有五个字，知道了，保重！

我一遍又一遍读吴同写给我的信，之后，把信件丢进火里。看着跳动的火苗，我终究忍住了抢救信件的冲动。

吴嗔没有收到吴同生日礼物那年，我告诉她，我与她父亲离婚了。吴嗔说，我早就猜到了。

吴嗔十八岁时，我告诉了她的身世。我对吴嗔的身世做了一些修改，告诉她我是从福利院把她带回家的，她裹着襁褓被遗弃在福利院门口，身上沒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与生身父母血缘关系的物品。

我早就猜到了。吴嗔说。

原谅我瞒了你这么久。我歉意的说。

谢谢你救了我。吴嗔轻声说。

是你救了我。我轻声说。

吴嗔紧紧抱住我，哭出了声。我闭上眼，轻抚吴嗔的背脊，这时候，我脑海里出现了一团光。这次的光不似多年前在山脚村中央土路上晃动的昏暗的手电筒光。这次的光既明亮，又柔和。

我睁开眼，那光向着我与吴嗔飘了过来。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