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正义视域中的贫困问题

高雅慈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0）

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地与贫困做斗争的历史。我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使“三农”工作的任务重心发生了历史性的转移，为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提供了新的契机。当前，虽然我国已经成功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在发展中仍然存在着贫困与环境的冲突。作为环境伦理学的前沿热点之一，环境正义致力于研究人与自然背后的深层次联系。因此，深入探寻环境正义语境下环境与贫困的关系，既有助于我国巩固脱贫攻坚的有机成果，为乡村振兴战略赋能，也有助于深化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为世界提供减贫、脱贫的新路径。

一、环境正义的起源与内涵

环境正义是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分支，它是一种以伦理学为基础，以正义理论为切入点，以改善现实环境状况为落脚点的现代新型伦理学。与环境主义在探究人与自然关系时，侧重于从环境客体维度的出发点不同，环境正义倾向于以人为第一视角，探寻造成环境恶劣、人与自然冲突的深层次原因。

（一）环境正义的起源

环境正义原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以现代民权运动、现代环境保护运动为基础的环境起义运动。20世纪80年代，虽然美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积累了许多财富，但是他们的野心却从未满足。利用生产力的进步，他们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以缩短航程；利用世界市场的承载力，他们加速发展制造业以扩充市场占有率。随着野心的不断膨胀，他们越发残暴地压迫和剥削底层民众，将一批又一批高污染、高排放、高毒害的工业设备投放到低收入阶层的居住地附近。资产阶级视被剥削者的身体健康于不顾，美其名曰此举是为了弥合阶级冲突，为低收入家庭增加财富来源，实际上却是倾倒垃圾废水以保持自身居住环境的整洁干净。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沃伦县是这场环境正义运动的主要发起地之一。由于当地居民以非裔黑人和低收入白人为主，因此被政府设为国家垃圾填埋场，被迫接收来自州内14个地区的有害垃圾。当地居民不满政府的恶劣行径，自发组成人墙，封锁运送有毒垃圾的交通通道，向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提出抗议。民众的愤懑情绪掀开了美国政府和州政府环境政策的遮羞布，推动以抗议种族偏见为目的的环境正义运动走向世界舞台。

当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西方发达国家在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的遮掩下，趁机转移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肆意攫取发展中国家的本土资源。与此同时，他们大肆倾销商品，抢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占有率，直接造成各国之间难以逾越的财富鸿沟。基于此，关于环境正义的讨论由单一走向多元，由最初的种族歧视延伸至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跨国公司对世界资源的不当索取等方面。

（二）环境正义的内涵

“环境正义”第一次被明确提及，是在1987年一本名为《必由之路：为环境正义而战》的书中。在沃伦县的反抗运动中，居民的显性诉求是获得良好的生存环境，获得和白人同等的舒适空间。但是，这次反抗实则是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是非裔黑人和低收入白人对高收入白人的抗争。简言之，他们希求的不仅仅是拥有环境空间上的公平，更是人权中的自由与平等。因此，在《必由之路：为环境正义而战》中，简·玛丽·弗里兹（Jan Marie Fritz）以环境公平的维度为契机，为环境正义做出如下的定义，即“在环境的选址、规划、政策与执行上针对少数民族和低收入群体与白人和高收入群体同等对待”。

沃伦县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引发世界各地环境学者的探讨，他们纷纷从不同的维度出发，阐释环境正义的内涵。

在法学视域中，环境正义的内核是平等，既包括环境主体在占有环境、使用环境、保护环境时的权利与义务是同等的，也包括在违背保护环境原则时受到的纠正和惩罚是平等的。此外，这里的平等也包含着代际间的平等，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在环境中不存在先到先得的误区，他们对于环境拥有同样平等的使用权利，也有防止环境污染和损害、尽力改善环境的责任和义务。

在伦理学视域中，环境正义被看作由环境因素所引发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环境保护中遭遇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状况。

在社会学视域中，环境正义所追求的是人类社会在面对环境问题时，各个群体、区域、族群、民族和国家之间理应遵循所承诺的公平对等的权利与义务。

沃伦县的环境正义运动看似是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抱怨和抵制，实则是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和反抗。学者在洞察到人与自然之间联系的复杂多变时，便着手从现象中抽丝剥茧地追问其背后的本质成因。虽然受学科背景的影响，各领域的学者都对环境正义的内涵展开了多元化的解读，但是再度研读和探寻其中的逻辑脉络，就会清晰地发现学者的探讨虽然呈现出纵横交错之势，但是他们围绕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平等。这一观点与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正义论》中平等的自由原则、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不谋而合。他致力于探寻如何能依托后天的努力，以弥合先天产生的不平等。在书中，罗尔斯倡导“公平之正义”，提出平等是优先的原则，每个人在共同体中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与此同时，他也提出差别原则，作为对平等原则的补充性阐释。

当前，学术界普遍较为认可的是《伦理大辞典》中对环境正义内涵的界定，即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阐释其理论逻辑。其一，广义层面的环境正义是种际正义，是指人类与自然之间所实施正义的可能性问题；其二，狭义层面的环境正义着眼于环境利益中的社会公正，这意味着所有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具有同一性，人们理应拥有平等地享用环境资源、清洁环境的权利，拥有不受资源限制和不良环境伤害的权利，同时也拥有承担环境保护的义务。

二、环境正义视域中的贫困问题

环境是影响贫困的原因之一，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人们摆脱贫困并奔向新生活，恶劣的生态环境则会导致人们陷入低收入—脏乱污的恶性循环之中。如今，虽然我国已经成功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仍然会遇到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的状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提出“农业发展不仅要杜绝生态环境欠旧账，而且要逐步还旧账”“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等重要论述。环境正义是集生态学、伦理学于一体的多元化新兴学科，在此基础上探寻恶劣环境与贫困的关系问题，既有利于我国防范返贫现象的发生，也有利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减贫、脱贫的新路径。

（一）环境与贫困的关系

环境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理应结合时代背景与当地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剖析。在原始社会，受生产力限制与自身需求匮乏的影响，自然的地位明显高于人类，人类依靠自然环境的天然性供给简单地维持生活。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随着生产力的逐渐提高，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逐渐从卑微祈求到平等互利，

学者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认为贫困本身就是一种恶性循环，他将这种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购买力—低资本—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表现称为“贫困恶性循环论”。在经济领域内，贫困是贬义词；在环境领域内，贫困和恶劣环境之间仍然是贬义的恶性循环关系。前有美国沃伦县，因居民收入偏低被选为有毒垃圾填埋场，导致居民身体健康严重受损，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难以维持生计，最终导致贫困程度日益加重。后有西方发达国家，为抢占世界市场的占有份额，在工业化大生产带来污浊空气后，费尽心机地将发展中国家纳为自己的高能耗厂房常驻地，美其名曰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就业岗位，提升工资收入。然而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实则是为了掩盖其强行掠夺和占有发展中国家本土资源的恶劣行径。

贫困和恶劣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折射出的是隐藏在人与自然背后的阶级矛盾与利益冲突。贫困虽然不是造成环境恶化的唯一凶手，但是一个充满贫困的不平等世界容易发生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节制扩张到来之前，虽然部分村落经济发展落后，但是村民仍然能合理地运用现有资源，保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形成“贫困状态可能依然不变而环境可能没有退化”的情况。随着工业革命进程的加速，资产阶级掠夺资本的野心暴涨，他们以跨国公司为中介平台，在世界范围内开辟疆土，抢占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公然以野蛮、残忍的手段侵占发展中国家的稀缺资源，以保护资源之名，行盗窃抢夺之实。无路可走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寻求谋生空间，只得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微薄的利润。长此以往，不仅致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几近透支与枯竭，民众生活苦不堪言，也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污染问题层出不穷，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失去资源作为交换手段的民众，在西方发达国家眼中已经丧失了被选择的机会。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肆意压榨后，发展中国家失去了美丽的家园，失去了独有的资源，留下的是千疮百孔、较之以往更为困苦的生存空间。

（二）环境与贫困遭遇困顿的原因

环境作为一种公共享有品，需要的是人人参与、人人负责的道义感，以及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道德感。随着对环境与贫困关系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化，学者逐渐意识到西方发达国家所倡导的环境伦理学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回溯环境与贫困之间产生恶性循环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未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1）各地环境状况的复杂性，导致民众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常常陷入困顿。例如，深层次伦理学倡导依托荒野区的建立来改善生态环境，这种做法在西方发达国家成效显著。荒野区内草木的葱茏茂密，自然物种的不断繁衍，既带来了经济效益的提升，也推动生态环境日渐优化。然而，发展中国家照搬经验后却没能取得同等的结果。其原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福利待遇、经济水平等优势，已然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为高精尖创新产业，摆脱了“以资源换美元”的束缚。对于他们而言，荒野区是世外栖息地，是茶余饭后散步的娱乐场所。但是，发展中国家眼中的荒野区却是财富的发源地，低收入者只能依靠土生土长的资源换取金钱，这也间接导致环境与贫困的恶性循环。

（2）居民尚未树立正确的环境保护意识，以致陷入环保与贫困的僵局之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部分低收入阶层将保护环境视作富人阶层的奢侈欲望与高收入阶层应尽的义务。正如布莱恩·巴里（Brian Barry）所提出的：“任何正义理论的核心问题都是对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辩护。”部分低收入阶层之所以会拒绝承担保护环境的义务和应尽的责任，是因为他们对环境缺乏熟悉感和信任感。在他们眼中，环境是富人投资建厂和聚敛财富的工具，高收入者正是通过对环境的操纵，攫取了大量的金钱。低收入者对环境的情感是矛盾的：一方面，环境是他们每日生活的栖息地，是时时刻刻都要存在于其中的最熟悉的场所；另一方面，在低收入者眼中，环境仅仅是维持自身生产生活所需的必备条件，环境的优劣与生活质量的高低并无直接联系。简言之，他们对环境抱有漠视的态度，漠视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对环境的依赖感、熟悉感和满足感。对于他们而言，环境污染的结果最多不过是换个地方谋求生存。因此，在没有获得同等财富时，没有对环境产生依赖感的底层收入者自然会抗拒和高收入人群一同为污染环境担责。久而久之，环境与贫困再度陷入恶性循环的僵局，恶化的环境导致居民流离失所，失业人口的增多又将导致贫困的进一步加剧。

三、环境正义视域中摆脱贫困的路径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明确指出：“一个以贫穷为特点的世界将永远摆脱不了生态的和其他的灾难。”20世纪末，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在为探寻人与自然关系提供新视角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和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如今，在我国顺利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当下，再度回顾环境正义对贫困问题的良性引导，有助于深化绿色发展理念，防范返贫现象的发生。

（一）深化党建引领的效能制定科学的领导方式

基于我国现实状况与环境正义理论的思考，深化党建引领的效能是摆脱贫困的坚强保障。脱贫攻坚战的胜利离不开党建的引领，环境问题的改善同样离不开党建的引领。在智能化时代，“党建+”模式的兴起推动治理范式逐渐趋向数字化、精细化。提升党建引领在处理人与环境关系问题时的领导力、组织力与号召力，有助于增强群众对环境保护工作的认知力，激活群众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党建主体要制定科学的引领方式，也要发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活力与优势。

如何制定科学的领导方式是党建引领的题中应有之意。例如，西方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存在领导权分散的隐患。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错综多变的关系，导致在制定和处理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件时，部分政府机关和民众偏听偏信，导致无法科学地行使决定权，其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再度回溯沃伦县的环境正义运动，其表面原因是种族歧视引发民众不满，深层次原因则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弊端。

科学的党建引领方式要制定和发布符合人民诉求的环境政策。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以现代化的生态殖民主义取缔传统的暴力殖民主义，利用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漏洞，肆意损耗其发展根基，致使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鸿沟日益扩大。党建主体在制定政策时应深入群众开展调研活动，倾听群众的心声，从群众的实际诉求出发制定相应政策法规，切忌经验主义与机会主义。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引领号召力，以人民群众爱听、爱看、感兴趣的方式，向民众积极宣传科学的环境保护知识。

此外，党建主体要发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活力与优势，提升群众的自我治理效能。在智能化时代，要发挥网格员的精细化服务优势，由村委会和居委会牵头，组织辖区内的群众共同开展变废为宝环保设计赛、垃圾分类连连看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推动群众在体验中增长环保知识，提升环保意识。

（二）深化绿色发展理念

当前，绿色发展理念是对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具象化，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征途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理念。贫困非一日之寒，脱贫也非一春之暖。深化绿色发展理念有助于巩固我国脱贫攻坚成果，也有助于推动生态振兴平稳发展。环境正义助力中国精准扶贫方略，主要包含两重维度：其一，人类要始终关注环境的发展状况，尤其是惨遭人类破坏的自然环境；其二，人类应明确造成自然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是人类自身的不良行为与恶劣行径。

在环境正义视域中，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肆无忌惮地迫害是造成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环境正义领域的学者认为，人们应该在消除环境破坏行为的同时，确保所有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及自决权。依据《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我国的精准扶贫方略主要是为了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稳”五方面的问题。由于我国贫困人口基数大，因此要分五步走。

第一步是要确定扶贫对象，实施建档立卡，做到精准识别。绝不落下一人，是中国共产党人掷地有声的承诺。这同时体现了环境正义所倡导的平等原则，让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第二步是要建立和加强扶贫领导班子，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带头作用，保障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平等享有基本资源的权益。

第三步是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分扶贫类别，定向制定策略。

第四步是要按照标准稳步推进和退出扶贫行动，做到科学扶贫，不得干扰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

第五步是要实施科学检测，防范返贫现象的发生。

这五步相结合，最终目的是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播。在脱贫攻坚战中，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进程随之加速，各种形式各异的助农活动相继展开，人民发自内心珍惜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美好环保愿景得到了实践的验证。

环境正义作为环境伦理学的前沿热点问题，研究的重点是环境背后隐匿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在探讨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理应厘清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今，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与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奇迹让世界为之一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也为世界人民提供了减贫、脱贫的新路径。进入21世纪，我国已出台多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一是直接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关注，二是间接体现了乡村是人民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起点，也是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起点。环境正义理论的深化发展，一是有助于探寻和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二是有助于为世界提供阻断环境与贫困恶性循环的新思路，推动建立和谐美丽的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