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沉银相关文献的十个待决疑案
——书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后

汪启明，于潇怡，卢 慧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1756）

一、引子

390 年前，中国出现“小冰河现象”，低温、鼠疫、水旱、蝗灾等导致税银减收；减收迫使朝廷削减驿站，最终一根偶然的导火索引爆了一个大王朝。明末清初的历史中，关于王二，关于高迎祥，关于十三家七十二营，关于崇祯，关于洪承畴、孙传庭、左良玉、杨嗣昌，关于李自成、张献忠，留下了许多扑朔迷离的历史谜案，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江口沉银”的传说。四川一直流传着“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的童谣，多年来引无数人遐思，在隐晦的童谣、浩瀚的野史、捕风捉影的传说间搜寻真相。清代，自杨展始官方就打捞过4 次；民国时亦设公司在锦江打捞沉银，无果而终。1975年4 月，成都锦江岸边望江楼附近，发掘出张献忠大西政权铸造的“大顺通宝”铜钱10 多公斤；2005年4月，彭山县江口镇岷江河道发现50 两重的明官银锭7 枚；2011 年，江口镇岷江河道陆续出土金封册、金银西王赏功币、银锭等器物。2015 年，文物部门对江口出土文物进行了鉴定，基本确认彭山为“江口沉银遗址”。“江口沉银遗址”的发现和后续挖掘的五万余件文物，证实了野史和民谣中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野史在此事件中居功至伟，但野史决不是信史，也不能代替信史。

二、“野史不可信”：讨论篇

明人好修野史，夏燮、谈迁、全祖望分别以“汗牛充栋”“野史如林”“不下千家”形容；纪昀则言“明人学无根柢，而最好著书，尤好作私史”①（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330页。。谢国祯《增订晚明史籍考》著录野史、稗乘之作1140 余种，未见书目620种①王记录：《中国史学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238页。。梁启超曾总结为“治明史者常厌野史之多，治清史者常感野史之少”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69页。。

论及野史短长，鲁迅先生有说③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38页。。野史的史学价值在于广见闻、资考证、校正史、释疑闻、补佚阙，所记事件或佚闻佚事，不少为亲见、亲历和亲闻者所叙。但野史并非信史、正史。究其源，《汉书·艺文志》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溯其流，则张岱：“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④（明）张岱：《石匮书自序》，《琅嬛文集》，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1页。证以宋洪迈《容斋随笔》用真宗朝三事立“野史不可信”专章：“野史杂说，多有得之传闻及好事者缘饰，故类多失实，虽前辈不能免，而士大夫颇信之。”⑤（宋）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6页。

正史失于讳，野史失于诬，明季以来记录张献忠的相关野史（下称“张献忠野史”或“江口沉银”野史）、正史诬妄之气更盛。

（一）野史有立场

学界或有以为野史较正史更客观、真实者，但张献忠野史并不如此。他们与历代正史一样，是有政治态度的：或有意，或无意，或外力，或内因。清廷对涉明书籍极敏感。他们认为，崇祯朝的坍塌缘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造反；南明政权也当然是伪政权。为管控民心、强化统治，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帝就《四库全书》上谕：“明季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诋毁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⑥中华书局编：《清实录·高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84页。除“查办”“销毁”野史，清廷还对明朝档案进行了系统性摧毁。有人统计，现存的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多为天启、崇祯的兵部档案。其余一千余万份，已全为清人销毁。⑦张银龙：《晟溪流芳·湖州晟舍闵氏家族史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1页。张献忠野史自然也在严控之列。沈荀蔚《蜀难叙略》：崇祯十七年，“踞蜀王宫殿，僣伪位，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自为圣谕四言勒之石。设伪宰相以下各府部内外文武官，以汪兆麟为伪相……以绵州严锡命充伪吏部，彭县令湖广王国麟充伪户部，彭县龚完敬充伪兵部，某县令某充伪礼部，而伪工部者王其姓”⑧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333页。。一律以“伪”称张献忠政权和官吏，可见野史的政治立场十分鲜明。

民间人士为了远祸，于野史多秘而不宣。如任乃强说《大西通纪》作者失名，原叫《劫余传信》，收藏者“不肯示人”，因此托人抄回；指《欧阳遗书》，又叫《蜀乱》，子孙亦不敢是露。道光二年（1822），其五世孙欧阳鼎方在成都梓行；《荒书》作者“当清修明史，求书时，他不肯献，并瞩子孙秘藏之”；《流离传》作者“一九二八年修县志征书时，其裔孙乃献出。大抵当时幸存人物所记祸乱之书，皆饬子孙秘守，不愿示人。故愈晚出者愈可贵”；《劫后录》作者“其子孙保存到民国初始石印”。⑨任乃强：《张献忠》（下），成都：巴蜀书社，2017年，第756页。

高压政策下，张献忠野史往往以道听途说为文，缺乏客观性，且又持清廷立场。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甚至认为“雍正、乾隆以后野史衰败了”“真正的野史此时已经绝灭了”⑩（日）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马彪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44页。。

（二）再谈“野史不可信”

野史本身有致命的缺陷，明王世贞《明野史汇》：“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郄而多诬……二曰轻听而多舛……三曰好怪而多诞”①（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中国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3429页。。清刘鹗《老残游记》：“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证诸实在。”②（清）刘鹗：《老残游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77页。以此，尽管张献忠野史提供了江口沉银的线索，但其中内容歧出，多虚妄之言，亦多抄袭之语，可信度不高。

张献忠野史多失实。如《绥寇纪略》《蜀碧》《客滇述》《后鉴录》《圣教入川记》等书均载“七杀碑”，称是张献忠杀蜀人的物证。经袁庭栋考证，这是伪造的“假古董”。③袁庭栋：《张献忠传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7页。任乃强：“今日传献忠事者，多依《蜀碧》。《蜀碧》撰于雍乾之际，去献忠据蜀已远。徒欲褒扬所谓忠义，记载遂多失实……其他各书，亦多有此类传说。这些说法，纯属揑造。”④任乃强：《张献忠》（下），成都：巴蜀书社，2017年，734页。任乃强又说：“《明史》与《罪惟录》两部正史都有《张献忠传》，但也都是极其不好的，再转手的坏史传。反不如傅维麟的《明书》。”⑤任乃强：《张献忠》（下），成都：巴蜀书社，2017年，第760页。张献忠入川次数又有二、四、五之说，一些具体史实更是无法证实。其中如顺治元年（1644）八月张献忠破蜀，成都知县吴继善事：“城破，一家三十六人同遇害，或曰，降贼被杀”。《小腆纪年附考》则：“继善之死，见吴伟业《文集》及《蜀碧》，而顾炎武《圣安本纪》注、毛奇龄《赵少府墓志铭》谓继善实未死，他书亦有谓继善降贼者，存之以侯考。”⑥（清）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44页。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各种野史互证，歧说比比皆是，如果执其一端作为信史，万万不可。

张献忠野史作者、人物行迹多不可考。如任乃强分析《艳滪囊》：“书中每见‘轶其名’者，度其身份属献忠从龙功臣，言论纯正而无官爵称。疑即撰《大西通纪》者。或疑其人即孙可望或李定国。”⑦任乃强：《张献忠》（下），成都：巴蜀书社，2017年，第759页。

野史的不可信，作者心里也有数。费密在《荒书》引论说：“一方大事，而杂书所纪，流传讹谬。盖知者不能言，而言者未深知，道听途说，多没其实。询问当时在事故老，采各州郡实历舆论，阅岁既久，合取而著焉。然不敢尽谓全获也，未详与差错者，恐亦尚有，而大端则在此矣。”⑧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299页。如是，从史源学考量，张献忠野史多不可信是可以成立的。

（三）野史抄袭成风

张献忠野史内容多大同小异，不少抄袭成编，前贤早已论及。（1）胡昭曦指出，《艳滪囊》《蜀碧》《蜀龟鉴》《蜀破镜》属“采辑与编纂”之类，有3 个主要特点：第一，“编者均非张献忠在四川时期的亲历者，成书时间迟”；第二，“采辑引录编纂而成，总体上不是第一手资料”；第三，“对引用史料或采编故事基本不注出处，内容互证不确处亦多”。这些书“均为辑编而成”。他举《蜀碧》“引录包括《明史》《明史纲目》《明纪本末》《绥寇纪略》《寄园寄所寄》《荒书》《蜀通志》《邛州志》《见闻录》等25 种”；称《蜀破镜》“多采他书而成，主要是《荒书》《蜀碧》，还有《明史》《蜀明诗》《井蛙杂记》《毛西河文集》《明史稿》《绥寇纪略》《大清一统志》等”；引胡淦“前言”“是书……详张献忠川西之乱，依据新繁费此度密《荒书》、丹棱彭磬泉《蜀碧》而成”；又论《蜀龟鉴》“辑书很多，编纂而成，编者写道，同辈遂劝予将《欧阳遗书》《艳滪囊》辑为一书，‘爰遍阅诸纪’，包括《荒书》《蜀破镜》《蜀碧》《蜀难叙略》等，加以合并删润而成”。①胡昭曦：《“张献忠与四川”史籍鉴析》，《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2）任乃强说《续绥寇纪略》，康熙二十七年（1688），“梅亭叶梦珠滨江纂辑”，凡四卷。“自云取材《滇蜀纪闻》及《楚中遗事》”；又指《艳滪囊》“采《山城纪事》《荒书》《蜀乱》《滇蜀纪闻》者为多，亦多有他书所未见的资料，皆直自叙事，不言出处”。《蜀碧》列有25 种书目，“当时记载献忠据蜀事的书大体已尽”。②任乃强：《张献忠》（下），成都：巴蜀书社，2017年，第759页。（3）《中华野史辞典》评论《蜀碧》“材料取之前人著书及传闻”；《蜀记》“虽然保存了有关张献忠及其起义军活动的一些资料，曲笔不实之处甚多，不可作为信史”；《蜀破镜》“失实之处亦更为显而易见”；《蜀龟鉴》“已有欧阳直《欧阳氏遗书》、李馥荣《滟滪囊》及费密《荒书》、孙錤《蜀破镜》、彭遵泗《蜀碧》、沈荀蔚《蜀难叙略》等，各有详略。刘景伯依据上述诸记所载，删繁就简，仿左氏书法义例，撰为是书”。③老铁：《中华野史辞典》，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年，第703、704页。任乃强《关于张献忠史料的鉴别》谓《山城纪事》，营山王开禧撰，“李氏《滟滪囊》全取其文。李书既刊行，王书遂不传”④任乃强：《张献忠》（下），成都：巴蜀书社，2017年，第756页。。

这里我们还要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收入的《流贼张献忠祸蜀记》，因原文末有“永历二年，岁次戊子，建昌卫掌印都司兼领本道中军俞忠良鹃血书，民国三年桂月镌，板存西昌镇南寺，十方善友助印，板不取租”字样，该文2017 年收入，2018 年初统稿，循全书体例删去。该书统稿前大量报纸、图书、主流网站等有引，又有收藏者确切身份，鉴于是书系资料汇编性质，因此误采，并以《读史方舆纪要》《明季北略》《明史纪事本末》《明鉴汇纂》《元明事类钞》《明季南略》《续编绥寇纪略》《见闻随笔》等8 种书做了比勘。2021 年9 月，一位朋友致函网上有指该书内容系抄撮、改编、剪裁、拼凑而成，并提供了《流贼张献忠祸蜀记》与其他文献的文本比对。果不其然，其中发现大量雷同的内容。可见与其他野史一样，也是以各书内容杂凑、改写、抄袭而成，且托名南明俞忠良，不可以为信史。

三、再说“野史不可信”：材料篇——“江口沉银”的十个待决疑案

洪迈说“野史不可信”，“江口沉银”野史更是如此。围绕“屠蜀”和“沉银”两大迷案所撰野史，作者往往系民间人士或下层官吏，多以抄撮、剪切、拼凑、抄袭为书，内容重复，次序颠倒，时间错乱；又多以道听途说叙事、立论，极力夸大其词，给学者研究带来各种迷茫。

今人据野史记载提供的相关线索，辅以现代技术手段，找到了“江口沉银”的确切地点，但万万不可因此拔高这批野史的史学价值。诚如顾颉刚言：“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今人恒谓某书上某点已证明其为事实，言下好像只要有一点真便可证为全部真。其实，任何缪妄之书亦必有几点是事实。”⑤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中国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2340页。要之，不能因野史所载“江口沉银”为真，认为野史记载的其他内容亦为真。“江口沉银”野史自身的问题并未解决，水下文物、出土文物又带来了诸多新的问题。这里整理“江口沉银”传世文献，结合水下、地下文物，多方比勘，发现“江口沉银”有诸多谜团，先约略归出十端。

（一）沉银地点四说

归纳“沉银”地点的文献（见表1）：三为江口，三为锦江，一为新津，一为青神；正史则记为锦江。结合地理信息，史载四地均处岷江流经区域。岷江自北向南流经成都、新津、彭山、青神，锦江是岷江流经成都市区的支流。“江口沉银遗址”位于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的岷江河道内，“江口说”已被证实，那么，其他三个地点呢，尤其《明史》也同意“锦江”说。根据江玉祥的研究，沉银地点有六：成都锦江、岷江新津渡口江底、青神江底、峨眉山普贤峰顶、黎（今四川汉源县）雅（今四川雅安市）间、彭山江口，又有所不同。这些观点还有待证实。①江玉祥:《张献忠藏宝之文献考察》，《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3期。

表1 传世文献所见“沉银”地点

（二）主动沉银还是被动沉银

据表2，“沉银”方式有三：（1）张献忠主动埋宝，五种文献有载；（2）自焚，一种文献有载；（3）他焚，四种文献载之。今水下文物中可见烧融银饰、烧融金银器团块。《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明末战场遗址2017 年_T1066发掘简报》：“银饰。IIT1066∶30，树枝状，目测疑似因过火高温，发生熔化变形。通高4.92厘米。”②刘志岩：《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明末战场遗址2017_T1066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8年第5期。结合火铳、铁蒺藜、铁刀、铁枪、铁矛、铁剑、箭镞等出水兵器，证“江口沉银”遗址实为明末古战争遗址。张献忠部队江中火战为杨展所败，被动沉银的可能性更大。

表2 传世文献所见“沉银”方式

（三）一次沉银还是两次沉银

彭遵泗《蜀碧》记载有两次，先“江口沉银”，后“锦江锢金”：（1）江口。张献忠大杀成都百姓，率众沿江而下，与杨展战于江口，杨展用火炮攻击，张献忠船着火，江口水道狭窄，张献忠船只数千艘，头尾相接，不易退兵，风烈火猛，“贼舟尽焚，士卒糜烂几尽，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百，悉沉水底”。（2）锦江。张献忠自江口败退沉银后，士气不振，听闻王祥、曾英靠近资阳、简阳，打算远走川北，“将所余蜀府金银铸饼及瑶宝等物，用法移锦江，锢其流，穿穴数仞实之。因尽杀凿工，下土石淹盖，然后决堤放流，使后来者不得发，名曰‘锢金’”。③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640页。

孙錤《蜀破镜》记载也是两次，时间更具体。（1）“秋七月，张献忠闻杨展兵执甚盛，大惧。率兵三十余万，载金宝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胜负，拟乘势出峡，变姓名作巨商。展闻，以兵逆于彭山之江口，大战，顺风纵火烧贼舟无算，士卒辎重丧亡略尽”；（2）“既望，张献忠将前自江口败回所余蜀府金宝，用法移锦江，锢其流，穿穴数仞，填之，下土石并凿工，掩筑，然后决堤放流，名曰水藏”。①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899页。

沈荀蔚《蜀难叙略》也认为是两次，但三月后先江底埋银，七月再新津自焚沉银：（1）“其所聚金银，以千余人运之江干，三月始毕。至是，测江水浅处，多支流以杀其势，一如筑决河法。水涸，于江底作大穴，投以金银，而杀运夫于上。后覆以土，仍决江流，复故道。后续有所得，俱刳木成鞘，运至新津江口，载以千余艘，将为顺流计至巫峡投之”；（2）“七月，逆以川北民未尽屠，且欲诱杀进忠，乃烧其财负舟楫于新津”。②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339页。

刘景伯《蜀龟鉴》卷三记为两次，先埋银于新津江口，后彭山“江口沉银”：（1）顺治三年五月后记：“锢金……前门外铺席满地，金银山集，盛木鞘数万。测江水浅处开支流，如筑决河法，水涸掘大穴，投以木鞘，杀运夫而实以土，乃决江流，复故道，续得金银亦盛鞘，至新津江口而覆”；（2）六月记：“明副将杨展大败献于江口。献率劲兵十余万，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将变姓名走楚作巨商。展逆于彭山江口，纵火焚其舟，展身先士卒，殪其前锋，风烈火猛，展登岸夹攻，枪铳弩矢齐发。士卒辎重丧失多，急走成都。”③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779页。

据这些文献记载，除“江口沉银”外，张献忠当另有藏宝。（1）张献忠财富巨大，“江口沉银”或不为全部，应为部分，沉于府南河的“大顺通宝”铜钱可证；（2）张献忠有“窖金”的习惯。《蜀碧》记1639 年张献忠寇蜀，“贼盛言诸贼山中所窖金银处，以动将士”。④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612页。张献忠下属刘文秀临终向南明永历帝上书称：“（文秀）病革，上遗表曰：臣精兵三万人，在黎、雅、建、越之间，尝窖金二十万，臣将郝承裔知之。”⑤（清）邓凯：《崇祯长编·求野录》，中国历史研究社，1940年，第223页。孙可望居住的昆明王府的台基下，曾挖出窗银二十九万两，重五百两的金犁一个。故张献忠的财富或为四分：一为五月新津江口沉银；二为六月彭山“江口沉银”；三为七月成都“埋银”；四是随军北上。

（四）江口之战中军队人数和装金银的船只数量

彭遵泗《蜀碧》称“率兵数十万，装金宝数千艘”⑥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640页。；刘景伯《蜀龟鉴》称“献率劲兵十数万，金宝数千艘”③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779页。；孙錤《蜀破镜》称“率兵三十余万，载金宝千艘”①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899页。；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先是献忠备船只无算，均满载金银贵重之物，是皆百姓之物，由劫掠而来者。数月前曾将金银诸物令载船中沉于河，以免落入敌军之手。”⑦（法）古洛东（Gourdon）：《圣教入川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页。

“十数万”“数十万”“三十万”差距不小，如果承认“千艘”之巨，那么就是海量的沉银，实际应该没有这么多。但依据目前水下文物数量推算船只的数量，“千艘”应系夸张之言，但现有的发掘离“金宝千艘”实在太远。

（五）沉银的来源及数量

张献忠积累的财富，当为劫掠所得。水下文物既有河南、湖广、湖南、广东、广西、江西、四川、云南等地的税银，金爵杯、“超光”银碗、双龙头金手镯、“忍耐”金戒指、“独占春魁”金簪、“江山共老”银锁、仙人银簪、莲花状银簪等贵重精致饰品用具，亦有普通银耳环。表明劫掠对象上至王府，下至百姓。核之文献，来源约略为三类：（1）王府宗藩。张献忠1641 年占襄王府，1643 年占楚王府，1644 年占瑞王府、蜀王府。《蜀龟鉴》：“时宗藩惟秦、晋、楚、蜀及近封福藩极天下膏腴，拥赀千万，无事不均给贫宗、有事不以赡军而以资大盗，坐视九庙沉沦，公私同尽而莫之省也。”①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742页。（楚王府）“宫中积金百余万，他珍称是，辇载数百车不尽。”②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732页。《明亡述略》：“明年，献忠果以轻骑疾驰陷襄阳，尽得所贮五省饷银数百万，而杀襄王。”③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438页。蜀王府财富最巨，明陆釴《病逸漫记》：“天下王府，惟蜀府最富。”《蜀破镜》：“计内江王至，某贤往说之曰：‘成都危在旦夕，而王府货财山积，不及此时募壮士杀贼，若疆场沦丧，谁与者？’”④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874页。《蜀碧》：“而世传献王得鸿宝之书于内府，子孙善黄白冶化，然皆积不用。”⑤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618页。张献忠从襄、楚、瑞、蜀王府所掠的财富应以亿计。（2）官吏富绅。《蜀破镜》：“献又尝以数十骑薄严城下，守令即率僚佐开门，匍匐道左，而贼性凶残嗜杀，吏虽降伏，犹被榜掠索金币。”⑥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883页。《蜀龟鉴》：“籍富民大贾，饬各州郡籍境内富民大贾，勒输万金，少亦数千金，事毕仍杀之。”⑦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759页。《蜀难叙略》：“又拘绅袍富室大贾，罚饷银皆以万计，少亦数千，不问其力足否，事甫毕，则又戮之如初。”⑧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336页。（3）普通百姓。《蜀龟鉴》：“石泉诸生奎嘉，李嗣泌养子，乙酉松潘兵乱，获嗣泌，拷掠金帛，将杀之，嘉请以身代，被杀，嗣泌获免”“绵州苟克孝，值献贼乱，父被执。绐贼曰：‘隔江有藏金，盍令吾父往取。’父甫渡，克孝急呼父远避，贼怒，杀克孝。”⑨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833页。《流贼张献忠陷庐州纪》：“贼知破城时人人决带有银，至是又一搜，凡有银者俱暗送相公娘子收贮。”⑩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235页。《滟滪囊》：“李氏坐路旁悬石上，掷金一半于地，贼至，李云：‘现在之银不知取，赶人何用?’贼见金，争拾之，将尽，又掷其半于地，贼又争拾之，须臾而尽。贼将逐逃走之人，李曰，‘汝等不过欲搜银钱耳，曷若到我家窖内取现成者邪。’贼喜从之，随行将所拾之金比其多寡，相顾而笑。不知李实舍死为众人脱身计，所以掷金饵贼者，将待老姑等进走得脱耳。”⑪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544页。

那么，张献忠野史记载的这些金银，有没有流通功能？进一层说，张献忠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生产政策怎样？要知道，明代初年是禁用金银，以宝钞和制钱作为货币。明代后期，财政、赋役、军饷都可以用白银，张献忠治下的百姓，平时是用什么货币买卖商品的？

（六）江口寻银

1646 年，张献忠兵败，当地居民时有所得。彭遵泗《蜀碧》卷三：“居民时于江口获木鞘金银……至今居民时于江底获大鞘，其金银镌有各州邑名号。”⑫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640页。由于民谣的广泛流传，官府、民间的各类人士对打捞这些财宝的兴致从未消减，前有杨展、裕瑞，后有杨白鹿、马昆山。

杨展寻银、得银。顾山贞《客滇述》记江中河口有金银数百万，他人寻之不得，“展甫至，则又得之”，⑬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385页。并且有招募泅者打捞财宝、分予兵民的细节。刘景伯《蜀龟鉴》：“展募泅者捞江口遗金，分给兵民，易米于董卜、高杨各土司，南道多全活命。”①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790页。欧阳直《蜀警录》：“（杨展）募善泅水手打捞江口金银。时无栽插，内地无粮，惟远诣董卜、高杨各边土司籴运。计斗米需值六七十两，尚难寻买。”②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284页。沈荀蔚《蜀难叙略》还载杨展得银的消息来源，张献忠焚船后，有人幸免，告知杨展，杨展方得捞出金银：“（顺治三年）逆之焚舟北走也。一舟子得免，至是诣展，告之”“展令以长枪群探于江中，遇木鞘则钉而出之，周列营外，数日已高与城等。”③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340页。

除杨展外，还有其他人寻找金银的记载。如（1）欧阳直《蜀警录》：“袁（韬）、武（大定）入城，大肆掳掠，吊拷炮烙，备极其惨，哀号之声，数日夜始息。初意江口所获金银如山积，及搜展府内，不满所愿。吊拷夫人，并烧毙经事之人，都无窑藏之物。”④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287页。（2）沈荀蔚《蜀难叙略》记十一年甲午（公元1653 年），在江口有捕鱼者获得银鞘，剖开以为是喂猪的器具，报告给守城将领，捕鱼者进献银鞘，将领认为不止这些，“于是制诸器日打捞于江中，亦时有所得，二三年后，尚矻矻不休”。⑤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348页。刘景伯《蜀龟鉴》所记相同，“连年打捞，时有所得”。⑥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803页。（3）《彭山县志》卷六《杂识志》记乾隆五十九年冬（1794），捕鱼者打捞出一具鞘，禀告制军孙相国，制军派人打捞数月，“获银万两有奇，珠宝多寡不一”。⑦《彭山县志》卷六，清嘉庆十九年刻本，线装书。张邦伸《锦里新编》卷十六《异闻》所载相同：“彭山县江口，明季参将杨展破献贼处，居民时于江底授采获沉银，多镌有各州县名号。乾隆五十九年冬（公元1794 年），渔民获鞘一具报县，转禀制军孙相国补山，饬令派官打捞数月，捞获银万两有奇，珠宝金花，多寡不一。然江阔水深，集夫捞取，费亦不赀。寻报罢。”⑧（清）张邦伸：《锦里新编·卷十六·异闻·江口淘银》。（4）“江口寻银”一事上达天听。《清高宗纯皇帝乾隆六十年二月谕》：“谕军机大臣等：据孙士毅奏，四川彭山县江口自上年起至本年正月止，捞获银三千余两等语。此事从未见奏明，今日问倭什布，方知所办殊为失体。江口地方，如果遇有饷银沉溺等事。自应地方官实力捞获，以重帑项。若并非官项，止系江中间有行旅往来，沉失银两，或于沙中淘摸零星银砂，附近贫民或在彼捞拣，亦不过沙里淘金，藉资糊口。又何值派官打捞，与细民争利？况国家帑藏充盈，又岂在此锱铢之数？”⑨赵之恒，牛耕，巴图：《大清十朝圣训·清高宗圣训》，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2433页。乾隆时期国力强盛，未予以重视。道光十八年（1821）、咸丰三年（1853），清政府两次设法捞取，均无所得。《清文宗显皇帝咸丰三年三月谕》：“谕军机大臣等、柏葰等奏：据编修陈泰初呈称，《明史》《四川省志》均载明末张献忠窖有金银数千万于锦江之下。并称，尝目见彭、眉居民捞得献忠遺弃之银，其色黑暗。又闻曾经查出归官，尚存藩库，有案可覈。道光十八年，曾派道员履勘，以未能确指其处，是以中止等语。著裕瑞按照所呈各情形，悉心访察，是否能知其处。设法捞掘，博採舆论，酌量等办。原折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⑩《清文宗实录》卷 89，咸丰三年三月“己巳”条。

以上这些是主要的。究竟有多少人、多少次寻银？什么人寻银？线索？结果？如果从杨展开始，应该可以写一部“江口寻银史”。正史几无记载，如根据野史来写，又是一笔糊涂账。

（七）沉银的用途

1.用于兴军。李馥荣《滟滪囊》记载杨展于江口得到张献忠所弃的财宝，“运万年寺募兵屯耕”。①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570页。彭遵泗《蜀碧》：“展取所遗金宝以益军储，自是富强甲诸将。”②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640页。刘景伯《蜀龟鉴》：“展取所遗金宝以益军储。由是富强甲诸将。”③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899页。徐鼒《小腆纪传》补遗卷六十七列传（清光绪金陵刻本）：“展取所沈金宝以益军储，士气益张。”④《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36页。

2.用于务农。李蕃《明末清初雅安受害纪》记杨展教百姓耕种，“仍取江口献贼所弃之金，买只牛以助耕夫”。⑤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260页。费密《荒书》记杨展得到了张献忠江口所弃的银鞘，各方都想要金银，“展亦散与牛种屯田，不能长应”。⑥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322页。农业初兴后，杨展以此招抚成都余民。费密《荒书》：“八月，杨展屯田成，上南军民足食。展遣禆将杨荣芳、李一进、陈应宗、黄国美往成都招抚残民，给以谷种。民始见稻，以为奇物，用碗分稻，锄地而种，乐生之心初生。”⑦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319页。

3.用于赈灾。顾山贞《客滇述》记张献忠命抚南将军张文秀，把从南直、河南、湖广、江西一带抢获金珠银宝共四五十船，载离成都，三日后，至彭山县口，沉入江中，恐驾船官兵私下窃取，将其于江边杀尽，“其后为明锦江侯杨展捞出，振救川南嘉定一带，皆献忠弃江之物也”。⑧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406页。冯甦《见闻随笔》、沈荀蔚《蜀难叙略》所记相同。《见闻随笔》：“后为杨展捞取，以赈川南残民，皆此日所沉物云。”⑨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505页。《井蛙杂记》：“后为杨展所泅取以赈川南，即是物也。”⑩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678页。刘景伯《蜀龟鉴》记杨展派子璟屯于洪、夹、乐、眉间，但因为百姓长久未耕种，出现饥民吃饿死者的情况，“展募泅者捞江口遗金，分给兵民，易米于董卜、高杨各土司，南道多全活命”。⑪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790页。

那么，杨展得到的宝藏，究竟做了什么。

（八）“江口沉银”的背景

江口沉银，客观原因是战败，主观原因是留退路，二者又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因果的。在江口与张献忠军队作战的是明将杨展，在西充与张献忠作战的是清军。江口沉银的历史背景和线索是张献忠四川称王——江口兵败于明军杨展——逃跑回成都——“火成都”“堕成部”——“逃川北”“奔顺庆”。这个事件发展脉络和时间、地点、细节各书记载分歧很大。

大顺三年（1646），川东、川南两地相继反正，清军由陕西逐步逼近川北，张献忠政权面临危机，统治区域趋向紧缩，呈现狭窄逼仄之势：（1）大顺三年（1646），张献忠势力范围周边豪强林立。《滟滪囊》记大顺三年（1646）：“重庆之曾英、遵义之王祥、嘉定之杨展之外，黎州有曹勋，遂宁有吕大器，内江有范文光，宜宾有樊一蘅、张文灿，东乡有冉琳，达州有马乾行及喻思恂、王芝瑞等举，慨然以乌合之众，敌惯战之贼。”⑫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564页。（2）水下出土的银锭多是大顺元年（1644）、二年（1645）所铸，如“灌县徵完元年粮银伍拾两银匠陈”“西朝成都府绵竹县知县……元年征银五十两护吏杨崇圣银匠梁启登”“西朝眉州大顺元年分大粮银五十两正银匠陈启荣”“大顺元年崇州五十两银锭”“汉州征完大顺二年分军饷跟伍拾两户吏王应祥银匠沈成仁”“德阳县解完大顺贰年军饷银伍拾两银匠雷刘太”“汉州徵完大顺二年分军饷跟伍拾两户吏王應祥银匠沈成仁”“德阳縣觧完大顺贰年军餉银伍拾两银匠雷刘太”。①张彦，姚刚：《“江口沉银”遗址发掘后对张献忠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12期。“大顺三年”（1646）银锭稀见，说明大顺三年四川部分县已脱离大西政权，不再向其缴纳税银。（3）地下出土的军印均为大顺元年（1644）、二年（1645）所铸（见表3），出土地多为所辖地，说明在大西政权收缴金银准备水运前，这些县亦脱离了大西政权。

表3 张献忠大西政权所铸军用印

结合野史和出土银锭地域、军印地域（见表3）分析，涉及地点有远有近，远者如南川、南郑，近者如潼川。那是不是意味着张献忠沉银时，控制范围已经很小？那么同样，张献忠“屠蜀”是不是限于成都及周边？

（九）“江口沉银”的后续

“江口沉银”这一历史事件或可说明大西政权战力不如杨展军，且大西政权内部不稳，有人“怀异志”。水运金银应是秘密执行，杨展却提前得知，早早埋伏。“江口沉银”也成为大西政权瓦解的催化剂，“江口之战”前因有大量金银财宝，陆运不便，故张献忠选择水运南下转移。“江口之战”损失了财宝、兵力、战船，川南、川西南明兵力强盛，张献忠难以突破，被迫弃成都北上。

张献忠离开成都最早应在大顺三年（1646）八月，《文物》1960 年第1 期发表的“大顺三年孟秋月造”铜镜，表明大西政权工部在大顺三年（1646）七月时仍在运转。张献忠离开成都时奉行“无为后人有也”政策，《爝火录》：“不留毫末贻他人尔”。①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667页。《蜀难叙略》：“人畜以蜀自我得之，自我灭之刀剑，而诸物可焚者则以火，惟金银必以水土沉埋之。”②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338页。所为有：（1）焚城。《四川成都东华门明蜀王府宫城囿建筑群发掘简报》：“此组建筑群的损毁与废弃年代约在明末或清初。”③易立，江滔，张雪芬：《四川成都东华门明蜀王府宫城苑囿建筑群发掘简报》，《文物》2020年3期。《明史·张献忠传》载：“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法人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与及民间之房屋财产均遭焚如。”费密《荒书》：“焚蜀王宫室并未尽之物，凡石柱庭栏皆毁。大不能毁，则聚火烧裂之。成都一空，悉成焦土。”④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315页。（2）搜银埋银。1975年4月，锦江岸边望江楼附近发掘出张献忠大西政权铸造的“大顺通宝”铜钱十多公斤。证明张献忠离开成都前将带不走的部分财物沉入了锦江，说明“江口沉银”后，张献忠仍有部分金银宝物。

张献忠战败后，文献记载死因歧说众多。根据刘德鸿的研究：（1）被孙可望所杀；（2）兵败自刎；（3）病死蜀中；（4）中箭而死；（5）战死。其中，作者持战死说⑤刘德鸿：《张献忠之死》，《延安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但还有“炮击”“箭中喉”“被俘为清军所诛”等。又有人指张献忠的死因有鸩杀、兵败自刎、病死、被俘遇害、战死等诸多说法；⑥张荷：《张献忠死事考》，《张献忠与李自成——第二次全国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9页。此外，死的地点则有：（1）西充、盐亭之间的凤凰山；（2）西充、盐亭之间的金山铺；（3）成都；等等。

（十）屠蜀问题

张献忠是不是“屠蜀”？江口沉银之前还是之后？有几种主张：（1）张献忠未屠蜀。任乃强《张献忠屠蜀考辨》指出蜀人“死于饥馑者十七八，杀于献忠者十一二而已”；袁庭栋《关于张献忠杀人问题的探讨》认为张献忠所杀只是蜀地的政府官绅等上层阶级，在四川人口减少的数字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谢国桢《农民起义与张献忠》、孙次舟《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黎邦正《浅谈张献忠》、孙祚民《张献忠“屠蜀”考辨》持此说。（2）张献忠确曾“屠蜀”。持此说者鲁迅、李颉人、流沙河、陈世松、冯广宏、张献忠、郑光路等。低位数杀“一万七千余人”（《荒书》《蜀难叙略》），高位数二百万人（郑）、六万万人（《明史》），中位数则冯广宏《张献忠屠蜀人数疑案》的三十万。除了张献忠是否屠蜀，还有谁在屠蜀：（3）清军；（4）明朝官军；（5）四川豪强；（6）吴三桂军；（7）南明军。或其中两种、三种或更多，等等。杀人地点，杨济堃《对张献忠“杀戮士子”的探讨——兼与孙祚民同志商榷》有“西门外青羊宫”“成都东门外”；所杀对象，《客滇述》说是教官、生监和家人，《荒书》《蜀难叙略》说是“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但文献却又载1644年至1646年张献忠都举行了开科取士。除了杀官绅，还有说杀平民的。这些不同的说法，都能从文献找到例证。有研究指张献忠入川有5 次，那么，屠蜀时间是哪次，是江口沉银之前还是之后？真相呢？

以上十端，都因为正史不载，野史诬妄所至。如细加比勘，相信张献忠野史会有大大小小不下上千处的歧异。

四、野史的采信：方法篇——“二重证据法”的双向互证

实物与文献互证，发现很多新问题；正史和野史互证，也同样能发现不少问题。那么，面对漏洞百出、歧说纷纭的野史材料应该如何使用呢？

（一）“野史——正史”互证

正史多缘马、班旧例，规模宏大，架构井然；但很多史实语焉不详，还要为尊者、贤者讳。与正史相较，野史笔记的作者身份多样，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史料来源丰富，往往选择稀见史料；采用不同而独特的叙述视角，文笔也更口语化。以张献忠野史为例，由于主角是明末农民军人物，基层官吏基于种种原因不上报或不如实上报，史官自然不会浓墨重彩、大书特书。《明史·张献忠传》“用法移锦江，涸而阙之，深数丈，埋金宝亿万计，然后决堤放流，名水藏，曰：‘无为后人有也’”①张廷玉等：《明史·李自成张献忠传》，郭超主编《四库全书精华·史部》卷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年，第3027页。，寥寥数语，难道其详。野史笔记却保存了这一事件更丰富的史料和细枝末节，虽非字字珠玑，众说歧出，但可宝者多，成为研究“江口沉银”的重要资粮。最显著的例子是《明史》认为张献忠沉银地点在锦江，但野史笔记多以为在彭山江口。从考古证据看，后者记述的史实更为可靠（当然，不排除锦江也沉过宝，但尚待考古证实）；《明史》认为张献忠是主动埋宝，但据考古发掘和其他文献结合观察，还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

正史、野史都造假。如（1）张献忠死因。康熙年间西充人李昭治有《凤凰山诛张献忠记》:“《纪事本末》谓逆献病死蜀中，《绥寇纪略》谓诛于盐亭者，失实。余西充人，少闻里中父老言当年手割献忠事。”②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光绪西充县志》，成都：巴蜀书社，2017年，第553页。这里的“失实”当然是二者都失实。（2）关于“屠蜀”事件。《明史》载张献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野史的描述则《井蛙杂记》：“岁丙戌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③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677页。但据《明会要》卷五十载，明万历六年（1578）四川省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任乃强为此道：“献忠所据之地，不足蜀之三分之一，虽合鸡犬计之，亦不能达此数。正史之谬尚如此，野史胡言更可知矣。”④任乃强：《张献忠》（下），成都：巴蜀书社，2017年，第734页。胡昭曦则称“所记张献忠军杀人‘六万万’，明显荒诞，不足为据。要探求其确，殊多困难”⑤胡昭曦：《“张献忠与四川”史籍鉴析》，《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1期。。如前所述，大顺三年（1646）时张献忠管制范围大大缩小，近有学者指明末四川人口约1300 万，⑥杜车别：《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迹》，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8年，第67页。无论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还是正史与野史互证，诸多迹象表明1646 年张献忠“屠蜀”仍存疑。

（二）“文献——实物”的互证

“江口沉银”遗址发掘文物数量巨大。2016 至2020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于“江口沉银遗址”开展3 次挖掘工作，共发掘出5 万余件水下文物，包括大西朝的“虎钮金印”“蜀世子宝”“蜀王金宝”“西王赏功”金银币、“大顺通宝”铜币、金银锭、金册等自铸金银；河南、湖广、湖南、广东、广西、江西、四川、云南的“解银”“粮银”“饷银”“轻赍银”“义助银”“禄银”“税契银”“行税银”等明王朝金银锭；荣、襄、楚、荆、蜀等王府的金银册；金银饰品、生活用具、船只部件、兵器、火器等。

除近年发现的“江口沉银”水下文物，各地还存有挖掘出的大西政权地下文物，如大顺三年（1646）孟夏月铜镜、大顺三年（1646）孟秋月铜镜、绵阳古墓“大顺赤金”金戒指、西昌“大顺城砖”、成都东华门明蜀王府宫城苑囿建筑群、梓潼“除毁贼像碑记”、广汉“圣谕碑”、十三方张献忠军用印等。

这些水下、地下实物，很多都与“江口沉银”野史笔记材料记载契合；当然，也有很多文物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1）正史、野史都说张献忠杀人如麻，但也有文献载张献忠部队管理严格，严禁扰民，下属秋毫不敢动，财物全集中于大西政权。《蜀记》：“其城内财宝金帛，堆积无数，各贼不敢私分毫，尽缴献忠，令王尚礼收库。”①汪启明：《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399页。（2）文献例证则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张献忠攻下襄阳，“发十万金赈饥民”②孙承泽：《山书》卷十四，清钞本。。又如崇祯十六年（1643），大西朝在湖南长沙曾发布檄文，宣布三年免征钱粮③谈迁:《国榷》卷九九，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887页。（有学者指这只是一个口号④万明：《“江口沉银”所见明朝与大西朝的货币财政》，《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4期。）。（3）出土文献则有“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系张献忠部申明纪律之石碑，立于大顺三年（1646）二月。碑文规定禁止擅自强民为兵、擅征百姓服役、地方武职擅受民词、以兵挠民、地方无赖充军和官员擅娶当地妇女为妻妾等六条禁令，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碑文的拓片。⑤王纲：《大西农民军五次攻克重庆始未》，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1年，第197页。

水下、地下文物是“埋藏的历史”，反映着“事实的历史”，即真实发生的历史，亦是“无言”的历史。仅凭出土文物，无法揭开“江口沉银”的神秘面纱，更无法细致地还原历史真相。应采用“二重证据法”或多重证据法，既要专注于“地下之新材料”，还须寻求“纸上之材料”，寻找与“江口沉银”相关的各方面历史文献。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两相印证，互为补充，方能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虽然野史有种种不足，但“江口沉银”野史有其特殊性。正史所载“江口沉银”仅寥寥数笔，反而是野史笔记中记载了大量史料。前人研究张献忠所引用的史料，也多缘于野史笔记。因此野史笔记在江口沉银的研究中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高大伦《江口沉银研究的重要节点》曾以江口沉银的发掘为例论述野史笔记的价值：“清人著《蜀碧》《蜀破镜》两书均说到战争规模大，战斗惨烈，张献忠大败，士卒辎重损失殆尽。考古发现和两书对这个事件的记载，基本是吻合的。从原来认为是野史笔记的记载，不予采信，到现在两书中对一个重大事件甚至一些细节的描述都得到印证，进而提醒我们对两书中其他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载也不宜轻易否定。”⑥本刊编辑部：《江口沉银研究的重要节点》，《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5期。

（三）野史材料的四象限互证

学术研究就是发现、分析、解决问题。就一般情况来说，“史”应分为三门：史实，即实际发生的历史；史书，即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史识，即人们认知的历史。但就扑朔迷离的“江口沉银”野史而论，则可分为四类：正史、野史、文物、认知。研究这段历史，重在以不同的材料、从不同的维度，以比较的方法指向同一个问题。如果辅以其他非史文献的比较互证，我们将其称为“四重证据法”或许距史实更近一步。基于这个出发点，我们就“江口沉银”野史研究设计了一个“四象限图”（见图1）。

图1 江口沉银野正史、野史、非史文献、文物互证图

论证方式则有：

1.两两互证。如果把正史材料作为A，野史材料作为B，就有“A-B”和“B-A”两种互证；如果把正史以外的其他文献材料，如经、子、集等作为C，也有“A-C”和“C-A”两种互证；如果以文物（水下、出土）为D，有“B-D”和“D-B”“A-D”“D-A”方式，还有“C-B”“B-C”等等。

2.三者互证。则有“A-B-D”“A-C-D”“D-B-A”“D-C-A”……等等。

3.四者互证。又有“A-B-C-D”“C-B-DA”……等等。

因此，研究“江口沉银”野史，偏信某类材料立论，总是不完备的。明季、清初文献不足征，即使用了多种材料互证，取得一致，鉴于他们道听途说、互相抄袭、夸大粉饰的本质特征，我们也不能说就接近了历史事实。

（四）野史采信的原则

以野史做研究（这里我们主要指张献忠野史），根本的原则有三条。

1.史源学原则

傅斯年说：“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①傅斯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例之野史，蒙文通：“史料是构成历史的基石，而史料的来源则是多方面的……各种野史的记载也是不同的，究竟谁可信，谁不可信，这种矛盾的材料，总须等到解决才可使用……许多野史记载的不同，都应当先研究作者是何种人，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解决了这些问题，才可以少些错误。总之，时代稍后的历史记载可信的成分就减少了一些，最初的史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②蒙文通：《从〈采石瓜洲毙亮记〉看宋代野史中的新闻报道》，《蒙文通全集》第3卷《经史抉原》，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483页。胡昭曦在评价《张献忠剿四川》时称“对上述七书不可视为‘实录’，必须多方考证仔细辨别，冀求得见历史之本来面目”“对于本文所涉七本史书，还需厘清资料的原始性、了解作者编者的写作意图、解释其引用和论述的矛盾处，充分发挥历史文献探索历史真相的作用”。③胡昭曦：《“张献忠与四川”史籍鉴析》，《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2.审慎原则

在做清末明初张献忠和江口沉银相关史实研究时，谨慎的史学家对野史笔记一类文献，采信时总是取审慎原则。胡昭曦说：“它们记叙的不足和局限较多，或一事互异，或自相抵牾，或有不经之语，或存夸大之说，甚至所谈无稽。这就必须具客观史识，全面分析，仔细辨判，力求佐证，期达信实”③，任乃强说《圣教入川记》“虽属第一手资料，却也有第二手插入，引用不能不慎”④任乃强：《张献忠》（下），成都：巴蜀书社，2017年，第755页。，都是同一个意思。

3.非伪原则

收入《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的野史笔记，年代不明、作者不明、前后抵牾、无著录的情况不在少数，此种文献前人多斥以“伪书”。但由于清人大量销毁涉明文献，鉴于上述第一节的讨论，不能轻斥为“伪”。萧萐父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并无所谓伪书；所谓辨伪，只是考辨思想和史料的年代。对泥古派和疑古派，应当双向扬弃。”①萧萐父：《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北京：北京出版社，2017年，第188页。且严肃的学者使用野史材料都极有分寸。还是以《流贼张献忠祸蜀记》为例，尽管有收藏者的信息，但刻本未曾寓目，即便是资料汇编，亦是犯忌。学界须采用谨慎原则，不作为永历二年南明俞忠良所撰引用，或直接说明是“托名俞忠良”为是。

要之，野史虽然于沉银的发现居功至伟，但是沉银的发现给传世文献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五、结语

近年借助野史提供的关键信息和现代勘测技术，揭开了江口沉银水下文物的面纱，但同时提出了文物、野史互证和野史、正史互证的新命题。遵循历史文献“无征不信”的客观性和“心知其意”的主观性，尝试挖掘“江口沉银”背后的史实，这里略举十端；在正史不足征的情形下，比较野史的自相龃龉处，找出真相，尚有很多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