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林 养心吉地

鄢元平

二三十年前写诗，把脚下垫几块砖头，似乎够得上湖北的二流诗人。然后在文化集团站台，一站便是十载，把自已站成了一个官人、商人、文人的怪胎。如今写小说，或被人调侃或自我解嘲为诸如期刊掌门人中的小说家之类，这些之于我，顶多算是生活中的插科打诨。活了几十年，同龄人开始养身，而我，开始养心，让我觉得活明白的便是我终于知道如何养了。

动物活一种环境，人活一種心境。二十年前，从文学的岔路把自己走丢后，也许命运注定我会带一身烟火气找回来。幸运的是，找回来时，我大包小包背着无数生活的素材，这些必然成为我小说中最重要的基石。文学，或者具体到小说创作，成为我养心的良方，因为她让我出现了极佳的状态，而好状态终究会反过来补养心境。

武汉封城期间我开始写小说，第一个中篇叫《封城》，在《当代》刊发时被主编改题为《江城子》，《做局》是我的第二个中篇，原名《骗子》，在编辑的建议下才改成这个标题。这小说是根据朋友讲的一个关于空姐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几个空姐被一男人骗钱骗色，且心甘情愿为其做事。这故事让我既疑惑又愤慨，如今的社会，骗局千奇百怪，而落入骗局的人的反应又大有不同。

创作此小说的初心其实是对传统东方智慧文化影响下的国民诚信的一种担忧，并试图将东方谋略的标榜与骗子文化的盛行之间找出一些因果和关联，从而起到一种警示：传统文化的继承必须去其糟粕，而对智慧文化中谋略的过分标榜和推崇或许也是造成现如今骗子无孔不入、骗局层出不穷的原因。

在小说中，我着力设了两条线，一条线是明线，各种上当受骗，如明潮、明德、甚至空姐当局长的父亲;一条线是与骗子不共戴天，一心打骗的诚哥这条暗线，所谓“做局”，其实是诚哥利用虾店老板王姐的骗局，在其后面做的一个更大的局。而这个局，貌似骗局，但其结果却是对落入王姐那个骗局的受骗者的一种保护，这个局既有谋略又有温情，既谋取了利益，又匡扶了正义，让人对诚哥这样的“骗子”实在恨不起来。所以，我以为，这条暗线才是最值得我们玩味和思考的。

骗子从古至今都是让人们十分唾弃的一种人。然而“做局”则不然，在生意场上，有很多“生意高手”，几乎认为这是对其智慧高低的一种检验。他们做生意给别人做局，或防备被别人做局，甚或成为为商的一种套路和手段。他们似乎并不被人唾弃，甚至被推崇为是一种智谋的体现。这一现象也潜在于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国人意识形态中的这样一种文化继承的确值得我们揭示和反思。或许，我们更需要输入一些诚信的血液来改良我们的血脉，让我们后人的文化基因里多些真诚无欺，多些信守然诺。

就写小说而言，我有一个偏执的观点，那就是把小说的可读性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我认为，再好的小说，如果没有可读性，那实在是对阅读者的折磨。而小说的可读性，除故事外，最重要的是靠鲜活的人物。人物写得活色生香，小说才能好看。作者很多时候像是被自己笔下的人物给绑架了一般，他们如何说话做事，作者似乎已无力左右，作者跟着人物往前走，走到最后，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人物故事是如此发展的。

我从前年开始小说创作以来，共写了三个中篇，自认为小说的可读性是我的强项，至于上升到小说思想上的表达，或是否能直击读者的灵魂和痛处，这就像登山，我仍在山坡上转悠。《做局》是我唯一一篇想明确表达自己思考的小说，估计这种表达，显得不够老道，就像评论家樊星所言，带有说教的痕迹。唯一的希望，就是此说教不会让读者倒胃口。

离开文学二十年，在发生疫情的特殊环境下，重归文学的树林，看鸟影修改天空，看山泉滋养风景，看树枝喂肥月亮，有一种窃喜让自己身体的某个部分一直处在一种亢奋状态，心旷神怡，悠然自得。文学之林，养心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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