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自己最想说的话深埋进故事中

杨健棣

一晃，演习着写小说，也有几年了。几年间，写写停停，停停写写，长篇、中篇、短篇也发表了些，可没有一篇是令自己满意的。随着阅读量的增加，眼界的不断开阔，对小说这个艺术门类不能说懂，但多少也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照理说，对一个手艺人而言，在欣赏和创作上能够拥有个人的见识，应该是件好事。可在我这里，却不然。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深陷庞杂的阅读，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不敢写，无力写。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我暗下决心，管它那些深奥的理论呢，管它什么名家大咖的言词呢，我就写我的个人经历，就借小说这个媒介来抒发自己对活着的感情，来表达对世界的心声。至于写出来发表不发表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从未指望着靠写作来讨生活。我被这种激动甚至可以说决绝、悲壮的情绪所裹挟着，跃跃欲试。

2021年初春，疫情的原因，我所在的村庄封了，瘫痪在床两年多的养母越来越衰弱。我辞掉了保姆，在家专心陪侍老人。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在仲春时节的某个黄昏，我正坐在养母床头看书，猛地听见仰卧在床上的她嘟哝一句，不知兰依怎样了？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就赶紧丢了手里的书，俯身上前把嘴贴近她的耳朵大声问，娘，你是不是想喝水？她用力摇动下脑袋，轻叹道，刚才梦到兰依了，那可真是个好孩子啊！当我真真切切听清养母嘴里说出的是兰依两个字时，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揪拽了下，登时整个人变得恍惚起来。我木然看着九十一岁高龄的养母。此时，淡黄色的阳光透过宽大明净的玻璃窗照进屋来，洒得满床都是。养母一头银发和沟壑纵横的脸漾在浅黄色的光影当中，她素日里目光略显浑浊的双眼，在那一刻，变得异常明亮澄澈。兰依是二十多年前我女友的名字。我怔怔然把头扭向窗外，凝望着院子里一棵繁花满树的海棠，久久沉默。不知呆望了多久，到后来竟恍恍惚惚看见那个叫兰依的女子，从海棠树后闪身而出，被夕阳的余辉包裹着，朝我缓步走来。那个夜晚，我坐在书房里，打开了久违的电脑……

《洗洁精》是我写得最快的一个中篇。当我把兰依这个真实的名字换作瑞红，瑞红就携带上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那些在我人生最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里，遇见过的形形色色的人，一股脑儿来到了我面前。我所做的，就是抛却所有小说理论的束缚，竭尽所能还原、再现生活的真实。

親生母亲生我时难产，大出血，我三个月大，她就丢下我去了另一个世界。我被姨娘、姨父抱养并哺育长大。人到中年仍未生育过的姨娘将我视如己出，姨父同样对我疼爱有加。从小被他俩娇惯，造就我偏执任性的人格缺陷。十九岁那年，我高中毕业去了重庆的一所大学念书，没念两年，仅仅因为对所读专业不喜欢，竟跟家里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悄悄退了学，开始在社会上闯荡。接下来，我为这莽撞之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让我尝尽了生活的苦头。那是一个盛行逞强斗狠的年代，因为没有一技之长，我一边四处流浪着打零工，一边梦想着出人头地，有几次险些滑进犯罪的深渊。现在回想起那时的一些细节，真是不寒而栗，冷汗横流。就是在我流浪着打工的那段时间，在天津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我认识了兰依。后来，就像我在小说里写的那样，我们回到故乡华北平原上的这个小县。我俩边做洗洁精，边寻找别的出路。我们同居一年后，县公安局招辅警，她就撺掇我去报考，没想到真就考上了。我入职不久，兰依就回了哈尔滨。她离开我时，只说是想家，回家看看就回。此一去，她再也没有回来过。至少有两年，我们失去了联系。后来，她从日本寄了一封信来。原来她已由一个嫁去日本的远房表亲牵线，嫁给了日本的一位教师。随信而来的还有一个包裹，里面是她给我买的一件衬衣、一双皮鞋、一瓶日本产的马油。这些东西，至今被我放在家中衣柜的一个隔层里，从未动过。在县公安局的十八年间，我先后做过局办公室秘书，在流动人口稽查大队督促过外地来的育龄妇女上站检查，看守所里当过内勤、刑警大队待了几年之后，又干缉毒。直到三年前我毅然辞掉这份身份极为尴尬的工作时，蓦然觉察到自己两鬓不知何时已冒出白发。

这是怎样的一段岁月呦！

在我写作《洗洁精》这篇小说的过程中，好多次泪流满面。我认为写下的每一行文字都是关于自己青春和爱情的祭文。它是迄今为止我写得最用心、最动情的小说。小说写出来之后，从北京到江南又到塞外，辗转多家刊物，都因篇幅太长，被编辑婉拒。幸运的是，它最后被我高中时就订阅过的《小说林》留用。《小说林》这本一直为我所看重的刊物，它的编辑部就设在哈尔滨。接到编辑部录用通知那天，恰是我养母去世后的百天忌日。更为巧合的是这篇小说的评论是曾经给我的长篇《戳脚》写过评论的、至今都未曾谋面的著名评论家周景雷老师，而周景雷老师任教的渤海大学正是我这篇小说中小东北这个人物原形的故乡。如此多的巧合聚集一处，不得不让我深信在这尘世，冥冥中是有一种神秘、神奇的力量存在的。我们虽摸不到它，看不见它，却无时无刻不被它左右，在它的掌控中浮沉。我把自己最想对这世界说的话深埋进了这篇作品当中，希望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听见我的喃喃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