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地区海岱龙山文化生业考古新证*
——山东青岛三官庙遗址浮选结果的考古学观察

郭荣臻 彭 峪 于 超 靳桂云

作为海岱地区的重要组成，胶东地区主要包括烟台、威海全部、青岛局部，本区域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就近年的研究趋势来看，环境与生业问题也日渐引起重视，如史本恒曾据胶东地区建筑方式探讨了史前人类对环境的适应问题，聂政对本区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的聚落与生业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魏娜也在植物考古工作的基础上对胶东地区周代作物及其他植物利用问题做了分析。上述研究为了解胶东半岛地区早期人类生计状态与适应方式有重要作用，但基于植物考古发现的胶东地区龙山文化生业问题的综合研究阙如，有必要对此加以讨论。近年来，青岛市即墨区即墨古城改造项目三官庙遗址的发掘，为胶东地区龙山文化生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证。本研究即在浮选结果分析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加以探研。

一、研究背景

遗址位于青岛市即墨区， 地处河滨台地之上，面积约2.25万m。为了解该区域早期文化格局，同时配合基建，青岛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在该遗址进行试掘，揭露出海岱龙山文化等时期的灰坑、水井等遗迹单位，从中发现了为数众多的陶器、石器等。为进一步了解聚落先民的生业经济状况，在发掘中有针对性地对重点单位采集了浮选土样6份， 其中来自海岱龙山文化单位的5份，另有1份时代不明。

二、材料与方法

伴随着考古发掘工作，本次共采集浮选土样6份，其中有5份来自海岱龙山文化的灰坑、地层等单位，另有1份样品来自井类遗存，唯其时代不明，难以据之做有效讨论。浮选工作在发掘现场进行，所用方法为小水桶法，收取轻浮和重浮样品的分样筛，网孔径分别为80目和20目。通过在浮选现场的初步观察，浮选结果比较一般，几份土样所获炭化植物遗存都不甚丰富。

2017年，浮选工作结束后，本课题组成员将轻浮、 重浮样品运往山东大学环境与考古实验室（时在山东大学济南中心校区，现已搬往山东大学青岛校区）进行拣选分类和种属鉴定。鉴定所用设备为尼康SMZ-645体式显微镜， 拍照所用设备为尼康DS-5M-L1数字照相系统。鉴定标准参考了山东大学植物考古实验室配备的各类古今植物标本、植物种子图鉴等工具书。凡是保存有种脐、 胚区等可鉴定种属部位的种子果实，本研究均对其进行分类、统计。量化分析所采方法有标准密度、绝对数量、数量比例、出土概率等6］（P49-51）。

三、浮选结果

通过在实验室显微鉴定，可将三官庙遗址浮选所获植物遗存分为可鉴定、 不可鉴定两大类，其中可鉴定者可分为炭化植物种子、基盘、炭屑三类，尤以炭化种子为主。其中炭屑被移交木炭研究人员处进行鉴定和后续研究， 本文仅对炭化种子等加以分析。

5份海岱龙山文化浮选土样中， 炭化种子合计96粒。 在可鉴定的67粒植物遗存中，粮食作物36粒，其他植物31粒。 需要说明的是， 该遗址植物遗存保存较差， 不可鉴定者多为疑似粟黍及其他禾本科植物种子残块、残片等，但囿于保存状况， 不能径将其视作粟类作物孑遗。5份浮选土样合计95升， 种子平均密度约1.01粒/升， 与同时期其他遗址相较，该数值较低。就不同遗迹来看，灰坑中种子平均密度约1.41粒/升，地层中种子平均密度约0.73粒/升，以灰坑为高。1份时代不明样品中，可鉴定植物遗存有粟7粒、稻基盘1个，马唐1粒、黍亚科3粒，不可鉴定种属6粒，种子、基盘密度合计1粒/升。

浮选结果显示，龙山文化遗迹所出土作物有粟、黍、小麦、青稞4类。就绝对数量而言，以粟为最，黍和麦类遗存为数偏少（表1）；就出土概率而言，粟最高、小麦次之，黍、青稞最低（图1）。其他遗存中，绝对数量方面，以禾本科的马唐属为数最多，藜科的藜属次之，其他种类植物遗存为数皆少（表1）；出土概率方面，马唐属最高，藜次之，黍亚科、红小豆又次之，余者所占样品份数皆少，出土概率处于较低位置（图1）。两相对比，作物遗存合计36粒，占可鉴定植物遗存总数的53.73%，其他遗存合计31粒， 占可鉴定植物遗存总数的46.27%。

图1 青岛市即墨区三官庙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2 三官庙遗址部分植物遗存照片

表1 三官庙遗址海岱龙山文化植物遗存统计表

图3 三官庙遗址龙山文化植物遗存出土概率示意图

表2 三官庙遗址植物遗存平均尺寸测量数据

四、相关问题的讨论

随着植物考古方法与理念的逐步推广和普及，植物遗存在重建聚落先民生业模式的潜力愈加凸显。承认浮选所获植物遗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先民经济形态，是利用植物考古方法进行经济与社会考古的前提。

（一）三官庙聚落作物组合与构成

就海岱龙山文化植物遗存来看， 三官庙聚落的作物组合为粟、黍、小麦、青稞。作物构成方面，粟占据主体地位，余者统计数据偏少且低。与非作物遗存相较，作物遗存统计数值相对较高。这些现象虽然有可能反映了以农业为主、 兼营其他生业的生计模式， 反映了聚落先民疑似旱作农业体系中多种作物种植体系的存在及以粟作为主的种植特点，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可鉴定植物遗存的总数仅数十粒，据此得出的结论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在今后的工作中，若能更加系统地采集样品，不排除在此区域发现稻遗存的可能性。

（二）三官庙聚落其他植物和食物资源分析

在上述植物遗存中，除粮食作物外，一些其他植物也可能扮演着时人食物资源的角色。如藜，又名灰灰菜，是具有可食性的植物资源，其幼苗、嫩茎叶不但可作蔬菜供人食用，而且可用作家畜饲料或牧草。 这种植物资源味道较为鲜美，口感较为柔嫩，营养价值也较为丰富。酸模属的酸模，嫩叶也可作蔬菜食用。至于龙山文化时期红小豆遗存，有学者将其判定栽培作物，也有学者视其为野生植物，但无论是否栽培，它们作为食物资源被时人利用可能性是存在的。陶大卫综理不同区域不同时期遗址的考古发现，推论新石器末期部分遗址浮选出小豆具有一定程度人工干预特征，本次浮选所 获红小 豆遗存 为小豆资源利用问题提供了新证。

上述可能性的植物性食物资源以外，本次浮选所获其他植物遗存可能虽不具备直接的食用性，但不排除其可能为时人生活中其他资源的可能性，如狗尾草属、马唐属、黍亚科等即可能在聚落先民生活中发挥着家养动物食物资源的功用。但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本次浮选所鉴定的其他植物遗存，多数属于杂草，它们的生存环境多样，田间、路边、屋旁等都属于其适生环境，也不能排除其作为杂草甚或田间杂草的可能。

（三）胶东地区龙山文化作物种植情况综观

既往研究中，胶东地区缺乏系统植物考古研究，所见植物遗存较少。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袂在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 在龙山文化单位中发现粟、黍、稻粒、皮壳、印痕、秸秆等，一定程度上暗示了该聚落先民稻粟兼作农业种植体系的存在；此后的考古调查中，相关学者从所采样品中反复提取到了稻植硅体，证实稻作农业的存在。另据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栖霞杨家圈、 北城子2处遗址皆有指向粟黍类植物的C存在。上述以外，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的师生在莱阳于家店遗址的试掘中，也发现了粟的孑遗。上述考古发现揭示了胶东地区农业种植体系中粟、黍、稻的作物组合。但囿于材料，尚难对其构成状况做更进一步的讨论。

近年来，除三官庙外，位于烟台的午台遗址也曾开展过系统植物考古研究工作，但与三官庙遗址浮选结果相似，午台遗址的植物遗存并不丰富。单就作物遗存而言，184份样品中，仅获粟120粒、黍52粒、稻25粒、小麦3粒，粟、黍遗存出土概率不足20%，稻、麦遗存出土概率低于5%。尽管如此，研究者认为这些遗存提供了聚落农业发展的重要证据。准此，则午台遗址多种作物种植体系中，以粟作为主，兼营稻作。另据中淀粉粒分析，作物方面有粟遗存的确切证据。另据此前的同位素研究， 该遗址有指向粟黍类植物的C4存在。上述以外，午台遗址丰富的非作物类植物资源如野生果实、块根块茎也在先民生计中扮演着一定角色。

烟台午台、青岛三官庙遗址这两处遗址的新材料，皆暗示了胶东地区海岱龙山文化时期多种作物种植体系的存在。 在多元化的种植体系中，旱作农业所占比重更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物中麦遗存的存在，为中国早期小麦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证。遗憾的是这两批材料中，三官庙遗址的麦遗存未开展测年工作，送往测年的午台遗址2份麦遗存样品，AMS测年数据与所在遗迹单位年代未符，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本区麦遗存相关问题的复杂性。考虑到与本文化小区邻近的胶州赵家庄、日照苏家村以及位于鲁北地区邹平遗址小麦遗存的测年结果，暂时尚不宜排除龙山时代小麦已属胶东地区先民植物性食物资源的可能性。

与海岱地区其他文化小区相较，胶东地区龙山文化诸遗址的多学科合作研究为数尚少。单就植物考古而言，所获遗存不甚丰富，虽然可藉此获悉时人所利用的部分植物型食物资源，并可据以推测本区多种作物种植体系中旱作的相对较高比重，但无论是微观聚落的分析，抑或宏观聚落群的观察，现有材料还比较单薄，历时性演变、区域性对比还难以展开。而且无论过去非系统植物考古研究遗址，抑或近年的系统植物考古研究遗址，多分布于胶东地区东部烟台地区，威海、青岛地区研究个案偏少。 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应更加系统地采集样品，更加重视多种遗物的出土情境，假以时日，或有利于对单个聚落乃至整个区域农业经济、生业系统的更新、更深认知。

五、结语

三官庙遗址浮选结果虽不甚丰富，但所获植物遗存却较为重要， 为探讨该遗址乃至胶东地区、 海岱文化区龙山时代的生业系统提供了新证。鉴于该遗址样品数量、植物遗存数量皆少，更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意义不大。尽管如此，仍能得出农业有可能在当时生业模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初步结论。除农业生产所获的作物外，部分野生植物可能也是聚落先民生计的组成。联系胶东半岛地区其他遗址的考古发现，目前可以得出初步认识：该区域海岱龙山文化时期存在多种植物资源利用甚至多种作物种植现象，旱作农业所占比重可能高于稻作农业；农业种植所获植物性食物资源以外，部分野生植物在先民生计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囿于现有材料，目前还难以对胶东地区龙山文化先民生业模式做更加细化的历时性分析或区域性比对，留待将来更多考古发现加以证实。

(附记：实验室工作过程中，个别保存状况欠佳及疑难植物遗存的鉴定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赵志军研究员的帮助和杨金刚工程师的指导。植物遗存鉴定完成后，植物遗存照片由“山东大学唐仲英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实验室” 提供的视频显微镜拍摄，其间山东大学博物馆的史本恒老师提供了诸多方便。对相关学者的热忱帮助，我们致以诚挚谢忱。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基于环境与农业的鲁北地区龙山文化人地关系研究”（41771230）、郑州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启动专项经费项目 “河洛地区二里头时代生业复杂化的考古学研究”（501034）的共同资助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