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的农业科学观及其实践*

颜笑涵 吕凌峰

一、引言

竺可桢（1890—1974）于1910年远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农业，20世纪30年代致力于推进气象、水利等农业科技，1950年以后主导全国地学、物候等服务农业生产。尽管竺可桢的一生社会角色几经变换，但“中国以农立国，万事农为本” 的理念始终贯穿于他的终生科研事业中。无论是身为科研工作者，还是作为大学校长， 抑或肩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职责，竺可桢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致力于推动农业科技发展，推广农业实地调研，参与农业科技政策制定， 可以说他的科研人生隐藏着一条以农业为主线的核心轨迹。

关于竺可桢的现有学术研究，大多集中于科技史、近代史、教育学等领域，稍有涉及竺可桢农业贡献的硕博论文、学术文章的研究虽非以农业为谈论主线或重点，但在着眼于物候学、气象学、地理学等学科角度时已论及其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1984年，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地理学家黄秉维回忆竺可桢的农业地理工作， 并指出：“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如我国气候与粮食生产问题，物候、气候变迁等也全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2010年，农业气象学家高亮之借纪念竺可桢120周年诞辰之际， 从农业气象学的角度提出竺可桢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对气象学的重视则源于中国以农立国：“他深知中国以农立国，于是从爱国出发而重视农业，又从重视农业出发而重视气象科学。”

尽管这些学者仅以周年纪念形式对竺可桢的农业相关工作加以描述，实际上已亮明观点，揭示了竺可桢对农业的重视。不过，由于学界当时尚未完整分析竺可桢的农业实践活动轨迹，导致在厘清竺可桢的科学观时曾产生极大的误解。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农业实践角度对竺可桢的科学观加以探讨， 并对竺可桢长期坚持的农业实践进行梳理， 或许可为竺可桢的真正科学立场分辩一二。实际上，无论是竺可桢选择学习农业，还是推动气象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基础研究，其初衷根本在于救国，这一观点在前人研究中也有所探讨。竺可桢自幼受到传统私塾教育，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他赴美求学时已20岁，以“科学救国”为基本立场的科学观已完整建立，这在他的专业选择、博士论题中均有体现。毕竟农业是一种实用科学，竺可桢对农业的重视源于他对实用科学的肯定，这种肯定在竺可桢的青年时期开始就有所显露，至晚年则放大到计划科学及政策制定当中。

笔者在仔细研读文献后认为，促使竺可桢深入科学研究、广泛参与实地调研、积极参与科研管理的动因在于利用厚生，即尽物之用、使民富裕，而利用厚生之本在于兴农。竺可桢力图通过发展农业科技来改变中国农业生产的落后，从而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 为进一步佐证该观点，本文选取竺可桢青年、中年、晚年三个时期的代表性关节点， 整理探析其农业科技方面的贡献，也为探究竺可桢的科学观提供新的视角。

二、20世纪20年代竺可桢对农业气象学的贡献

1910年，竺可桢在晚清重农政策的影响下赴美学农。彼时美国已是工业大国，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主要实施以大型机械化生产的“大农业制”。 竺可桢在学习过程中意识到美国农科对中国农业的作用有限，不适合引入精耕细作小农经济的中国，遂于1913年夏季毕业后，转到哈佛大学地学系学习与农业相关的气象学，以中国的雨量为主要研究方向。气象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一环，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参考，也是世界各国施以岁费巨万之金所研究的重要学科。但竺可桢在进行古代气象研究后发现，雨量的重要性在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中被严重忽略。

1916年，竺可桢根据上海徐家汇气象社及其分社报告的降水统计，以英文发表《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Rainfall in China）， 他考虑到中国境内的现实情况和实用因素，提出设立气象台站和雨量观测的意义：“国内洪水泛滥， 饥馑岁必数告，淮河工程为水防萌芽，然不知各地雨量之多寡，入手甚难。由以知气象台之不能不设立，而观测雨量之不容缓也。”竺可桢提倡设立气象台和观测雨量的目的在于预防水患、解决农业民生问题，可见他并不反对科学的实用主义。

竺可桢以服务农业为气象学习的主要目的，而在竺可桢1918年回国前，已有部分农科留美学生在农业专科学校任教，如钱崇澍、过探先、邹秉文等。他们与竺可桢同为中国科学社的成员，接受过系统完整的西方科学教育，在任教过程中意识到部分农业专科学校存在盲目引进西方教材和研究方法的弊端，一些不适合于中国农业发展的科研体制严重阻碍了中国农科的进步。曾任金陵大学植物病理学、植物学教授的著名农学家邹秉文曾挥笔痛斥：“全国所有农事机构、农业试验场以及农业学校……形同虚设、毫无作为……对于利用科学改进中国农业的使命及其重要性，一无所知，更不求知。”

因农业涉及多种科学而具有综合性，农业科学的落后实际上是中国科学落后的集中体现，是时中国与农业发展相关的各门学科， 如地理学、生物学、水文学、气象学等发展状况均落后于世界水平。竺可桢长期担任骨干的中国科学社从建立之初一直提倡和实践科学研究，将设立研究机构、开展研究机构作为目标，并在一批生物学家和农学家的努力下于1922年成立南京生物研究所，但这也是中国科学社存在半个多世纪唯一建成的研究所。晚清遗留下的“重工”不良风气及民国盛行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中国科学社也曾试图筹建其他研究所但均未能建成。在科学整体落后的情形下，竺可桢仅能尽绵薄之力， 以个人方式进行开展南京物候记录、研究中国古代气候、考察实地旱涝情形等有助于农业生产的实践活动。

不过，个人研究产生的贡献始终有限，唯有形成推崇科学的社会氛围， 方能打开研究局面。竺可桢主要负责推广气象科学，他在科学宣传中毫不避讳气象学的实用意义，并欲以科学方法实现气象学对农业生产的指导，尤其是雨量对农业生产的指导作用。不过，气象学的发展主要面临两大难题：一方面在于大多数农民不理解气象学对农业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是政府当局未能正视气象学之于国家战略的重要性。

1921年， 竺可桢发表 《论我国应多设气象台》， 对气象台与农业的关系予以分析。 该文章“开创了农业气象研究的先河， 为农业气象预报研究指明了方向”。竺可桢在文中指出，唯有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问题，方能止住饥荒频发的状况：“我国年来饥馑频仍， 当局不能防范于未然，至饿殍载道而后，乃始创为赈饥。然杯水车薪，何济于事？苟不着手于治本之法，则后患正未有艾也。”此“治本之法”便是要多设气象台，以发挥气象预报对农业的指导和防治工作。然而，气象学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形式。一是观测主权基本为西方列强所掌控。二是观象台、雨量站等气象机构数量稀少，且区域分布不均。三是掌权者仍未正视气象台之于国家的意义，中央观象台规模极小。

1922年，竺可桢正式向东南大学评议会建议在东南大学北极阁建立观象台， 以期助益农业、改善民生。在竺可桢看来，设备落后是造成气象主权旁落的重要原因：“此外如时刻之测定，地震之报告，以及各温度之高下，雨量之多寡，我国在皆倚赖外人所设之机关。……我国人对于此种需要之设备，不能看着进行，则无怪乎外人之越俎代谋也。”同年，竺可桢在《科学》上发表《气象于农业之关系》，从气象对于农产的限制、气象于农产量之关系、气象之预知而定农产量之大小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气象对农业生产的意义：“盖农产物之种类及产量，须视气象之变迁而定。”同时，他还强调雨量与农业生产的直接关联：“降雨量之多寡，固于农业极为重要。但其雨期之得时与否，则尤有关系也。盖一地之雨量，全年平均能达20英寸，而降雨适得时者，已足以供给农业上之需要矣，若不得时，则虽多无益也。”他还试图在传统农业知识体系的基础上补充气象和雨量方面的信息，以完善中国农业的生产模式。

但一切气象服务农业的设想前提便是建立完整的气象体系，广设气象台、站成为当务之急。为此，竺可桢奔波于各个部门。遗憾的是，竺可桢虽有一腔热血的报国热情，奔走呼吁发展气象科学,却难以得到北洋政府的有力支持。从竺可桢的文稿中可以看到，在北极阁建气象台之建议在1923年夏天之前已被采纳且选好地址，但在短期内并未施行，拖延至1927年才正式建成。同样命途多舛的还有青岛观象台，接收青岛主权的手续在1922年12月10日完成，但青岛观象台的正式收复却推迟至1924年2月。

观象台收复迟缓的原因，一方面是北洋当局积贫积弱、政局复杂，另一方面在于彼时北洋政府对气象学主权的毫不在意，对农业气象预报的利用厚生毫无认识。 如1926年中国旱灾灾情严重，波及山东、河北、辽宁各省，使得生活本就拮据的农民雪上加霜，但各省当局竟不以科学方法救灾， 反而大肆进行祈雨禁屠的封建迷信活动。实际上，中央观象台（即紫金山观象台）早在1922年已将测雨和暴风雨的任务分配给各县，其所费仪器也不过五元，然而各市县视若无睹，本可未雨绸缪的旱灾，最终造成劳民伤财。

所幸在气象学本土化的道路上还有其他的气象学先驱， 如青岛胶澳气象观象台台长蒋丙然、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赵九章等，他们与竺可桢共同为中国气象学付出巨大努力。1924年，在实业家张謇及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的支持下，中国气象学会正式建成，蒋丙然任会长，竺可桢任副会长；1927年秋，“中央研究院” 气象研究所之筹备被提上日程，中国气象事业终于正式走上轨道，这也意味着农业气象研究有了更好的科研环境。

三、“复兴农村”背景下的农业科技实践

20世纪30年代， 历经了多年的社会动荡，国内生产百废待兴。 在社会各界实业救国的呼声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复兴农村”活动如火如荼。学者们围绕此话题踊跃提出各式各样改善农村危机的对策和方针，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主要是“平教派”和“农业派”。“平教派”的代表人物为晏阳初和梁漱溟，主要提倡通过乡村教育进行农村改良。“农业派”则以邹树文、邹秉文、沈宗瀚、钱天鹤、谢家声等留学归来的青年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主要代表， 呼吁通过科学研究实现农村复兴。竺可桢与邹秉文是中国科学社的同事，与钱天鹤在学术上多有交集，教育背景和科学理念有一定程度上的契合16］(P326，P328，P651，P675，P753，P762)。当这场

社会问题大探讨的活动来临之际，基于自身学术造诣和归国十年的观察，竺可桢积极响应了“农业派” 的号召：“倘政府社会能作有统计之计划，择我国或世界市场有需要之植物，选国内土壤气候相宜者作移植试验，则其惠我民生，必更大无疑。”提倡通过科技改良发展农业，进而改善民生。他分别从气象、水利和物候三个学科领域对农业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积极开展实践。

（一）以农业典籍研究成果指导现代农业生产

施雅风院士主要从事冰川学与气候变化研究，他指出，竺可桢对古气候的研究目的明确，即服务于气候预测。根据竺可桢的初步研究，他假设了三种气象预报之法，一是观测海流之情形，二是研究日光发射和太阳黑子，三是依靠长期的气象记录。 第一种方法因设备要求过高而难以到位，只能舍弃。第二种方法因无足量的数据支撑而暂时搁浅，直到1931年因百年一遇的特大水灾才被重新提上日程。相比之下，第三种气象预报研究的方法较为实用。这就需要中国国境内的长期数据记录，推演出相关系数作为气象预告相关系数的蓝本，从而指导农业生产。

为了将典籍中的文字记录转化为现代通用数据，竺可桢以万物生长、四季变换的记录为媒介，将典籍上的文字资料转换为现代数据，作为天气预报的重要参考。从古代气象资料入手的独特方式无论是对竺可桢的个人气象研究，还是对我国的气象学发展， 均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该方法实际应用的集大成者当属于1973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的研究结果与西方依仗新科技所使用的同位素方法得出的结果别无二致。

（二）建言兴修水利

在沉心科学研究的同时，竺可桢也意识到科学研究必须结合实际工作， 才能真正为民谋福祉。他在实地调研1931年的水灾后，发觉这场灾害不只是天灾，更是人祸。倘若能在暴雨之前有所预防和准备，提前示警，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人、财损失。根据实地情况，竺可桢提出了兴修水利， 建设水利基础设施， 从而惠及民生的建议，“深望各省当局经此巨创后， 对于各地雨水之测量及河流之疏浚应各尽责，努力提倡兴办，以减免未来之水灾，多造福于人民，则幸甚矣”。在竺可桢留存下来的信件中，他还多次向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提议增设雨量站，以及时做好旱涝灾害的预防。对于一些水利 专家迷信冬寒导致水灾的谬论，竺可桢在痛心疾首之余也不忘从科学的角度挥笔斥之。他指出，水灾和冬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而唯有兴修水利才是国家应做之利民事：“以中国幅员之广，水利之不修，任何年均可有水灾。”

（三）建立物候学“新月令”

物候学以自然界动植物的活动作为天然指示，对指导农业生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也是中国数千年传承的经验科学。1931年， 竺可桢与农学家钱天鹤和各气象站点协作，分发相关表格，延请各地气象工作人员记录常见的动植物生长状态，从此开始了他对地方物候观测的领导。与此同时，竺可桢的个人物候记录也未曾落下，他对一些特殊节气、常见物种的记录在日记中随处可见。

竺可桢在科普中将物候学与月令进行类比，以宣传物候学的实际意义：“……《礼》有《月令》，所记农事之宜，定耕获之常轨，得有条而不紊，善辨物性，顺利天时，可以不失操作。”但古代月令的地理适用范围集中于传统农耕地区，并不适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因此建立新月令即物候学，指导农事的任务迫在眉睫：“物候一学……而于农业上，应用尤广。”竺可桢所提倡建立的物候学是在传统月令基础上的科学传承与创新，对现代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四、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的农业科学实践

1950年， 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任计划局局长，负责农业工作。历经半生，竺可桢的工作重心重新回归农业，他直接领导筹建了生物地学部、地理研究所等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科研机构。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竺可桢所领导开展的科学工作几乎全部围绕着工、农生产展开，实际应用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

刘国华在研究竺可桢的科学观时，总结其存在实用主义的部分， 即科学应当为群众服务。这种观点在竺可桢主持农业工作时尤为体现：“殊不知科学研究的经费来源， 是取自农工阶级劳力所获得的生产，本诸取之于人民用之于人民的原则，科学研究自不能不与农业、工业与保健发生联系。”“我们必得使理论与实际配合，使科学真能为农工大众服务。”同样，竺可桢也并未因铺天盖地的计划科学呼声而忘记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若是计划科学的人们要每个物理学家、化学家到工厂去服务……而把基本理论科学抛在一边，则不但科学将永无进步，即为生产着想，把眼光放远一点，亦得不偿失。”“从科学和建设事业这样错杂纷纭的关系来看，基本科学的研究仍是不可忽视的。”竺可桢追求的是科学研究与科学应用两者之间的平衡，这恰好契合道家哲学的理念，也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他对“平衡”的追求同样体现在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和农业的态度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基础十分薄弱。相较于美国大规模机械化下农业产量的丰足，中国仍处于缺衣少食的危机之中。1950年，竺可桢在日记中写下：“1949年估计全国产粮2100亿斤，不足130亿斤，1950年要增产100亿斤。1949年产棉860万担，缺400-500万担，单工厂需要1000万担，农民要400-500万担。”

农产品供远远小于求， 则民生问题难以平息。可即便如此，农业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地位远远不能和工业相抗衡。竺可桢认为这种产业分布有失平衡，且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的发展模式将无法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因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我国的工业发展无法实现自给自足，一些工业原料只能进口，而进口需要的资金又依赖于农业出口：“只有农业生产大大发展，新中国的工业化才能够实现。”为了避免农业和工业发展的长期不平衡，竺可桢撰文寻求第一、二产业的平衡：“农业虽非经济建设的重点，但许多工业原料要靠农业生产来支持，人生衣食住三方面的原料都要靠农林畜牧的生产……无论是增加农业生产或是精简节约，都是间接或直接地帮助了国防和重工业的建设。”历史证明竺可桢的见解具有前瞻性， 在竺可桢提出该观点四年后，国家将 “必须贯彻执行农业同工业发展并举的方针”提上日程，意味着农业科技发展迎来了更好的科研环境。

由于农业科学的地域性质较强，全盘接受舶来科学的举措不但不能彻底改变农业落后的现状，反而不利于中国农业的长期发展。1956年，竺可桢在 《中国生物学地学的发展状况与前途》中对农业存在的问题一针见血：“过去基本上受到美国和日本的农学的影响较大， 严重脱离实际，理论水平低。”在竺可桢看来，振兴农业必须通过科技：“在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必须来一个农业生产技术上的革命，才能使今后的农业生产改变落后状态。”

从科学观的角度来看，竺可桢提倡科学应用和科学研究的并重，他自己也带头示范，推进物候学、气象学、地理学等学科与农业生产的相互促进，成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

（一）建立全国物候测候网

竺可桢从1949年开始领导建立物候网，逐渐将规模扩大至全国， 以便收集第一手自然资料。同时，竺可桢率领物候研究团队与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合作，开展冬小麦生长发育农业气象条件的试验工作。1959年，《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 出版， 竺可桢作为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主任， 在序中写道：“此次自然区划经过几度讨论，一致认为根据目前我们所具有的资料并照顾到国家的需要，应决定以服务于农业生产建设为主要目的。因此在综合自然区划中，第一、二两级均以热量和湿润程度为主要依据，即在地貌区划中亦顾到造林、灌溉等与农业有关的因素。”

1961年，竺可桢派遣学生宛敏渭筹建北京物候观测点，亲自指导拟定了《中国物候观测方法（草案）》，并选定了全国动植物物候观测种类。1962年1月，他在《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一文中再次提出建设物候学的理念：“物候这门学问，在我国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它自从生产实践中发展起来，它是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一种现象……我国的农业站如能带做物候的工作，则是轻而易举可收事半功倍之效。”1962年7月，竺可桢正式提出将物候学放入全国农业气象研究规划。同月，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与北京植物研究园联合各省、区的植物园、大学生物系和农、林学院组成全国物候观测网，自1963年1月起按照统一的物候观测方法，进行常年的物候观测和记录。

1963年，竺可桢与宛敏渭合著的《物候学》由科学普及出版社首次出版，经过修订后于科学出版社1973年再版，为我国物候学研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在书中，竺可桢强调：“物候这门知识，是为农业生产服务而产生的，在今天对于农业生产还有很大作用。”根据竺可桢的论述，物候学对农业的意义主要有三：一是植物的精密度远高于实验仪器，能够更直观的表现季节的迟早； 二是物候数据本就来源于生物本身，通过农民农事活动得来，用来指导农业生产更易于被农民接受；三是中国地域辽阔，南北、东西气候差异大， 利用物候指示可将差异简化。如今，物候学对农业生产仍然有着现实意义，尤其在农产品因地制宜、农业发展布局等方面。

（二）气候区划研究

竺可桢对气候区划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29年发表的《中国气候区域论》，这是中国人自己进行本国区域规划的首次研究。在此之前，一些西方科学家在不了解中国地理特点的情况下对中国地理区域进行了划分。但竺可桢认为，西方气候区划方法若不予以变通而全盘引进，会弱化中国气候特征，尤其是局部气候特征，从而严重削弱其对农业生产中的指导作用。

对小范围内的局部气候特征的气候研究，被竺可桢命名为“小气候学”。“小气候学”以人类活动范围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应用于农事生产生活。在“小气候学”理论提出之前，竺可桢已领导了多年的农业气象学研究。1957年10月， 中国正式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发展气象学尤其是农业气象学成为了规划中的重要一环。此后，竺可桢在1958年中国气象学会第二、三届理事会扩大会议开幕词中正式提出研究小气候学， 突出其对局部地形条件下因地制宜的作用：“农作物的下种收获的最合宜时期， 外来品种的适应问题，霜冻如何避免问题，小地形小气候如何利用问题等，统可以影响农作物的丰产。农业增产的高潮已经到来……改造小气候使霜冻不致危害农作物。小气候不单因地区而不同，而且同一地区可因地形而不同，所以农业气象富于地方性……”1963年，竺可桢在讨论小气候学时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增加了因时制宜的观点：“我国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虽不明白显示气候因素，但气候却贯穿着所有八个因素。 因为农业生产不但要因地制宜，还要因时制宜。”在积累大量实践经验后，竺可桢愈发加深了农业生产应当尊重自然规律、尊重天时的观点。

为加深小气候服务农业的作用，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竺可桢于1954年和1956年分别领导团队开展了两次气候区划工作。1956年， 在国家制定十二年远景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过程中，苏联专家和中国科学家在气候区划的亚热带区域划分的问题上分歧严重。这场争论被竺可桢记录在1958年发表的《中国的亚热带》一文中，在竺可桢看来，区域划分不仅要考虑到温度标准，还要考虑到农作物生长的实际应用问题，他从物候学的角度专门制定了亚热带的植物名单，从而为中国亚热带的区域划分方式做出了抉择39］(P464-471)。

以服务农业为主的理念也被竺可桢写入了1959年自然区划的序言当中：“此次自然区划经过极度讨论，一致认为根据目前我们所具有的资料并照顾到国家需要，应决定以服务于农业生产建设为主要目的。”同样，在区域划分的具体实践过程中，竺可桢所领导的团队也以服务农业为最主要的工作目标。

（三）农业地理实地考察

中国科学院创立伊始，竺可桢筹建了两大研究所，其中之一的地理研究所主要任务便在于服务农业。竺可桢早年就曾提议调查蒙藏地理，但短期内未能实现，而且地理综合调查并非单一学科或部门难以完成的。从1951年开始，竺可桢借助中国科学院，依托地理研究所，筹划组建起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以便充分掌握各地区的自然规律、 资源分布及历史变革等资料，从而实现对农业的长期规划。农业的发展依赖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 而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自然风貌南北、东西差异巨大。鉴于此情形，广泛、全面的调研对统筹全国的农业生产必不可少。截至1959年，竺可桢已直接组织了十个考察队，在全国范围内对自然区划和自然资源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在土壤学、植物学、地质学、地貌学、气象学等方面均获得了新的探索线索和途径，为我国农业作物种植和农业工程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综合考察队的实地考察任务主要为国内生产服务，尤其在农业生产方面。竺可桢全权负责综合考察活动，并多次对农业地理阶段考察进展进行汇报：

表1 竺可桢领导综合考察队农业地理考察工作一览③

在当时设备落后、物资匮乏的情形下，综合考察工作能够顺利展开，竺可桢功不可没。他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分管生物学、 地学工作的副院长，曾多次向国家建言献策，对综合考察的开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综合考察队所开展的有针对性的多项考察，尤其是在能动地改造自然、优化人地关系、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其前期铺垫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五、结语

纵观竺可桢的学术生涯，青年时期立志学农报国，中年时期致力复兴农村，晚年时期践行科技兴农，以农报国的情怀始终贯穿于他的整个科研人生。他一生都在探索通过科学技术改变中国农村落后的状况， 进而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他从留学开始，便意识到中国不能照搬美国的农业模式，回国之后更是在实践中加深了必须立足国情发展气象、地学等科学技术为农服务。他孜孜不倦地学习、推广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也从中国传统典籍中发掘深蕴于其中的科学规律，探寻中国传统农业哲学思想的价值所在。他尊重自然规律，自觉运用“天时、地利、人和” 等农耕哲学思想指导农业科研与生产实践，总结农业实践经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科研路径。精深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科研、行政经历，拓展了竺可桢对农业的全方位认知，也推动了他对农业科技领域交叉学科的重视。

①据竺可桢表述，日中两国在商讨观象台主权问题时关键症结在于经济：“盖非人才问题，是为经济问题耳。盖测候所纯为支出机关，办理此台，每岁需费自三万元至五万元。我国接受青岛无分文之预备，且当局极不愿增此负担。然我国不愿耗此款项，而且人愿代我办理，且岁费此款者，岂无故哉。”详见参考文献［42］(P420-P423)

②在这次水灾的调研过程中， 竺可桢与气象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 中国发生特大水灾的周期与太阳黑子的运行周期相吻合，均间隔十一年。然而实际上雨量周期和温度周期的变化规律极为复杂， 全然不似太阳黑子的周期那么简洁稳定，其实用性亟待证明。

③报告内容被收录在《竺可桢全集》第三卷中。笔者以《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工作的发展》和《十年来的中国科学——综合考察（1949-1959）》为主要依据，同时结合研究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研究所的相关内容 （详见参考文献［41］），统计出1951-1959年竺可桢领导十大综合考察队发起的各项综合考察工作，并据此绘制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