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南直疫灾：“大变迁”下的环境脆弱与社会拯救*

姜文浩

疫病，在历史文献中，多以“疫”“瘟”“疠”等形象出现。而以现代医学术语来解释，疫病则是由各种生物性致病原所引起的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统称。由疫病形成的疫灾不仅直接危害人类的生命安全，甚至可能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故而学界十分重视疫灾史的研究，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虽然学界有关明代疫灾的整体性研究较多，但专文考察仍集中于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区，而鲜少从明代的实际“地理”出发，譬如对南直隶的疫灾研究便付之阙如。 有鉴于此，笔者拟从晚明的“大变迁”入手，就环境史的视角对南直隶地区疫灾的时空分布特点、疫灾频发原因及应对举措诸方面做一探讨。

一、时间与空间：晚明南直隶肆虐的疫灾

南直隶简称南直， 一般指明朝处于南方、直隶中央六部的府和直隶州的区域的总称，包括应天府、凤阳府、淮安府、扬州府、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庐州府、安庆府、太平府、池州府、宁国府、徽州府等14个府和徐州、滁州、和州、广德州等4个直隶州。为了方便研究，同时得出可靠结论，笔者广泛征引正史、实录、方志、医书、医案、文集、笔记等疫灾史料，以府和年为单位统计出晚明南直隶各地疫灾发生的年份和次数，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晚明时期，南直隶各府（直隶州）均有疫灾发生，但在时间和空间上却表现出较大的不平衡性。就时间而言，晚明南直隶有疫灾记录的年份共63个， 占总年份的51.2%，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疫灾发生，频率很高，其中尤以明末疫灾发生最为密集，几乎每年都有疫灾发生。就空间而言，苏州府是南直隶疫灾发生最为频繁的地区，多达24次，发生疫灾次数较多的地区还有扬州府、应天府、淮安府和凤阳府，分别为21次、19次、18次和17次， 其他地区则相对较少。总之，晚明时期南直隶疫灾发生频繁，以下从时、空两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表1 晚明时期南直隶各府（直隶州）疫灾发生年份表③

（一）时间分布

本文将晚明分为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和崇祯五个时期， 来分析南直隶疫灾的时间分布状况。这里以表1数据为基础，将晚明各时期南直隶疫灾发生状况统计如下（见表2）。

表2 晚明南直隶疫灾发生年代表④

由表2可知，隆庆、天启年间的疫灾发生几率较低，其隆庆年间的疫灾记录仅有两次，即隆庆五年（1571），霍邱“大疫”和隆庆六年，下邳“疫死者过半”，而天启年间则只有一次疫灾记录可见，即天启元年（1621），武进“大疫”。疫灾发生率最高的是崇祯年间，仅17年就有多达11个年份的疫灾记载，且每个年份都有多条记录，而崇祯九年（1636）以降更是达到了连年疫灾的程度。如崇祯九年，高邮“大旱疫”；崇祯十年，潜山“多疫死”；崇祯十一年，仪真“人染羊毛疹”；崇祯十二年，通州“大饥疫”；崇祯十三年，应天“饥疫”；崇祯十四年，徐州“大疫”；崇祯十五年，“江南大疫”；崇祯十六年，江南“有疙瘩瘟、羊毛瘟等疫”；崇祯十七年，丹徒“有羊毛瘟疾，多死”。这说明南直隶的疫灾发生状况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密切相关。隆庆、天启年间，南直隶政局相对稳定，自然灾害少有发生，故疫灾发生频率较低。而崇祯年间，南直隶社会矛盾尖锐，战争动乱频仍，自然灾害多发，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致使疫灾发生频率达到晚明时期的峰值。

（二）空间分布

由表1的统计可知，晚明时期，南直隶各地疫灾发生的次数差别较大， 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如图1。

图1 晚明时期南直隶各府（直隶州）疫灾发生频次

除了徐州、滁州、和州、广德州4个直隶州外，其他各府的疫灾发生次数由多到少依次为苏州府、扬州府、应天府、淮安府、凤阳府、松江府、常州府、安庆府、镇江府、庐州府、池州府、徽州府、太平府、宁国府。之所以出现这种空间上的不平衡性，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是地理位置影响了疫灾的分布。 晚明南直隶疫灾频发的扬州、淮安等府都是位于水灾频发的江淮流域。它们大多坐落于京杭大运河沿岸，且长江、淮河经此入海，加之黄河夺淮的加重， 水灾泛滥致使疫灾丛生的现象屡见不鲜。如嘉靖二年（1523），“大水冲决泰州、江都、海门等处河堤，漂没田庐，岁大饥，疫作”。崇祯六年，“今苏家觜、新沟口各决数百丈，河水不东归海而从决口南下，灌山、盐、高、宝、兴、泰数州县……怨号之声，上震天地，水热交蒸，结为疠疫，而死亡者又不可以数计”。

二是经济发展水平与疫灾发生频率呈正向关系。晚明时期，南直隶的苏州府经济最为发达，如嘉靖时人郑若曾所云：“人文财赋甲于天下。”然而，在经济发达、都市繁华的景象下，苏州聚集了大量外地人口， 并形成了庞大的流民阶层，这为疫情的发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如万历十六年（1588），“寺观中饥民聚集，染疫死者凡万人”。而扬州作为南畿地区仅次于苏州的经济重镇，自古便有“扬一益二”之誉，同样经济繁荣，人口稠密，十分有利于疫病流行，如崇祯十年，“扬州大疫，民多死”。

三是行政、军事机构的设置影响了疫灾暴发次数。如应天府作为明朝留都，大量的行政机构和驻军设置于此，不仅易发疫灾，而且往往受灾最重。嘉靖二年，“七月，南京大疫，军民死者甚众”。中都之地，皇室故里的凤阳府亦是如此，早在洪武五年（1372）便发生了因驻军而引发的疫灾，即“近营中都，闻军士多以疫死”，晚明以降，诸如“大疫，人民死亡过半”的情况更是数不胜数。另外，明代的漕运总督设驻于淮安府，总揽漕运事务，常常大规模地征发徭役，而这直接导致了当地疫灾的频发。如隆庆六年，“下邳治河，皋人往役者疫死过半”。而且，“河漕总督提督南北直隶、山东、河南之兵，浙江、江西、湖广之食，既有治民之权，又有领军之权”，因此淮安一带驻军云集，成了疫灾的高发地区。

二、环境脆弱：疫灾频发的原生动力

有学者认为，瘟疫的传播与扩散有许多的作用机制，但其最终在哪些地区驻足成害则与当地环境的脆弱性直接相关。而晚明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被时人称作“天崩地坼”的巨大变化，出现了诸如经济、政治、气候、环境等一系列“大变迁”，其中尤以南直隶最为典型。这些变化使当地的社会、自然环境日趋脆弱，为疫灾的频繁暴发提供了原生动力，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口聚集与流动

晚明时期，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城市化的快速进行，长江下游与江北运河沿岸的城镇快速崛起，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集聚，故有“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的记载。然而，城镇人口的过于集聚却为疫病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便利，诚如邓海伦所言：“瘟疫造成了明末大量人口死亡，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尤其如此。”以常熟为例，万历十七年，城中居民聚居，染疫死者万人。不仅如此，城镇人口稠密，街巷相连，更加剧了瘟疫的传播。如万历十一年，仪真“岁大疫，闾巷传染，至阖门不火”。崇祯十七年，吴江“疫疠大作，有无病而口中喷血即死者，或全家，或一巷，民枕藉死”。同时，为了适应晚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南直隶的交通航运日益发达，史载“苏州以北，有日船而夜不行；苏州以南，昼夜船行不息，至湖州日、夜船；苏州灭渡桥、平望并有”。交通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频繁流动，而这又为瘟疫的传入及扩散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万历朝的全国性大瘟疫（1582—1590）便是起自山西，经河南传入南直隶，进而通过水路蔓延大江南北。又如崇祯十六年，“河北传一小儿见，人白而毛。逐之，入废棺中，发则白毛飞空几满，俄而疫大作，名曰‘羊毛瘟’，江南渐传染”。此外，交通的改善也方便了灾民的流动。但大规模的灾民迁徙，往往伴随着恶劣的卫生条件，加之营养不良导致的免疫力低下， 百姓极易感染瘟疫，从而形成疫灾。如嘉靖三年，长江南北大旱，数百万灾民赴南京就食，“至春蒸为疾疫， 比屋死亡，百无一存”。崇祯十三年，南畿荒旱，“邳（州）、徐（州）老弱逃至清江一带，就食者动以万计……疫疠盛行，饥馑死于道路者，城外白骨如山”。

（二）战争动乱增多

晚明以降，明朝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政治腐败，军事衰弱的背景下，东南海防日益废弛，以致嘉靖后期倭患大起。 为了防备倭寇入侵，政府在南直隶派驻了大量军队。但随着大军的长期驻扎，各部队的频繁换防，瘟疫也借机滋生传播，诸如“驻兵御倭，军中大疫”的记载俯拾皆是。此外，明军在与倭寇交战的过程中，多采取“围困”战术，双方的长期对峙，为疫病的滋生提供了有利条件。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倭寇自太仓、南沙溃围出海，转掠苏、松各州县，时贼据南沙五月余，官军列舰于海口围之数重，不能破，军中多疾疫，乃佯弃敝舟以遗之，开壁西南陬， 贼遂得出”。 又如嘉靖三十四年，倭寇侵扰江南，七月被困于柘林，史载“时拓林贼病疫死伤过半”。 在明军的长期围困下，倭寇弹尽粮绝，兵困马乏，加之尸体无法及时处理，瘟疫便随之而来。至明末，国家的政治生态更加恶化，地方盗寇四起，南直隶亦是贼寇肆虐，杀伤无度， 罹难百姓的遗骸得不到及时掩埋，便会引发瘟疫。如崇祯十三年，宿州“流贼迭至，大疫，枕莩载道，人丁几百不存一”。崇祯十四年，桐城“疫，是冬，贼遍四野，城中死者尸积如山， 井水皆污”。总之，晚明时期由战争与疫灾叠加形成的兵疫灾害，给南畿地区带来了沉重灾难。以砀山为例，据统计，全县23930人，死于灾、死于疫、死于战事者达17603人，仅存6327人。

（三）气候环境恶化

有学者指出，明代后期疫灾的集中爆发与这一时期的气候异常密切相关。事实上，晚明时期，受“小冰期”及太阳黑子活动的影响，南直隶的气候环境急速恶化， 呈现出冷热异常，寒暖突变的特点，极易滋生疫病。嘉靖三十一年，六合“至秋，民感暑湿，蒸为疫疠”。秋后气候过于湿热，致使人体津枯液涸，坎竭离升，好发湿热疫。而且，湿热天气下蚊蝇的快速繁殖，也为疫病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如崇祯十四年，颍州“疫，秋末方止，青蝇大如枣，丁尽户绝者无数”。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盛夏严寒的现象亦是屡见不鲜，万历二十九年，“夏六月大寒，人尽衣棉，深山积雪不消，至七月始热，八月大热，时吴越及大江南北无不病者”。过于寒冷的气候，可使人体呼吸道黏膜血管收缩，减少免疫物质分泌，防御疾疫能力降低，为病菌侵入提供了条件。除此之外，气候的异常还可能引发大规模的人畜疫情。 如万历十年，宿迁“秋，风雨异常，人牛大疫”，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

（四）自然灾害频发

南直隶所处的长江下游，作为中国历史上经济开发最早的区域之一，其环境破坏、水土流失也相应突出， 且随经济重心的南移日趋严重。加之晚明正处于全球气候的“小冰河世纪”，北方的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 南畿地区水灾频繁，故而瘟疫丛生。 万历十六年五月，“大雨经旬，昼夜不绝，高下尽成巨浸，禾苗腐烂，庐舍漂没，复大疫，米价涌贵，每石一两八钱，麦减半，饿殍填塞街衢，濠堑浮尸，舟行为碍，城内外积骸如山”。洪水不仅破坏庄稼引发饥荒，致使民众身体素质下降，而且淹死人畜无数，导致尸骸横流，病菌滋生，进而形成疫灾。此外，江淮一带地理环境独特，一旦持续暴雨，上游便会江河下泄，加之下游海潮顶托，极易形成洪涝灾害，引发重大疫灾。如嘉靖元年，“七月，江、淮、海暴溢，淮安、宿迁一带大水，波及沭阳，溺死诸多人畜，冬，大饥荒、疫病”。除此之外，晚明时期全国性的干旱时常暴发，正如卜正民指出，受厄尔尼诺及拉尼娜的影响，明朝最严重的干旱几乎都发生于明代后期。具体到南直隶，嘉靖二十三年，吴县“四月至八月大旱，日色如火，沟洫扬尘，禾苗槁尽，米价腾贵，每石一两八钱，复大疫”。旱灾的暴发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导致粮价大涨， 百姓因缺乏口粮而免疫力低下，一旦感染疾疫，便会形成疫灾。又如嘉靖二十四年，三吴“旱，斗米千钱，人食草根木皮，大疫，路殍相枕”。旱灾过后，饥荒肆虐，饿殍遍地，亡者遗骸得不到及时处理，便会滋生病菌，引发瘟疫。不仅如此，旱灾往往与其他生物灾害相伴而生，共同诱发疫灾。以盐城为例，“（崇祯）十三年、十四年大旱，蝗蔽天，疫疠大行”。又如崇祯十四年，桐城“大旱，虫，疫，北方流民觅食者计数万，未几俱毙，尸填道路”。 这些虫灾多是由持续的干旱所引发，并通过破坏农作物的方式，形成饥荒，诱发疫灾。另外，长期的干旱环境，还会导致鼠类的大规模迁徙，如崇祯十七年，丹徒“北来鼠数万，衔尾渡江”。四处迁徙的鼠群，往往携带大量病菌，一旦为人畜所染，疫灾便随之暴发，高淳“（万历）四十二年甲寅，有鼠数万入于湖，四十三年乙卯，疫”。

三、社会拯救：官方与民间的合力防治

相较于前代官府，明王朝在疫灾防治方面时常缺位。虽仿宋、元旧制，在全国设立了医学和惠民药局， 但这两个机构的实际运行效果却较宋、元时期大打折扣，尤其是嘉靖以降，政治衰败，国家医疗建设趋于停滞，全国的惠民药局大多已经废止，只有当疫灾发生时，地方官府才会在其遗址上发放药物。不过，随着晚明的经济变迁，南直隶经济繁荣，人文郁盛，当地的民间力量日益活跃，士绅、宗族、医家成为了应对疫情的主要力量，他们相互配合，互相协作，弥补了官方治疫的不足，形成了社会性的防疫救灾网络。

（一）官方的防治举措

瘟疫的长期肆虐严重破坏了政治稳定，加之南直隶独特的政治地位，为此，官方也做出了一定的积极回应。

第一，朝廷的应对。如疫灾暴发后，朝廷会直接任命大臣前往疫区赈济、抚恤。嘉靖三年七月，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言：“臣奉命赈恤凤阳诸郡县，夙夜奔劳，出入于瘟疫之境，所全活百万余人。”而且，为了防范疫情，朝廷对主张恢复惠民药局的奏请也多予以批准。如万历十五年七月，“南京礼科给事中朱维藩奏复药局以救荒疫，报可”。

第二，地方的作为。相对于朝廷的宏观防治，地方的疫灾治理则表现的更为具体，其防治举措也更加多元化。其中，比较直接的有赈济和施药。如嘉靖三年，宝应“春大疫，知县刘恩请赈，民赖以全活”；应天“瘟疫大作，（寇天叙）给药以救，亲行巡视，夜以继日”。有的地方官甚至还会自费购买药品救济灾民。嘉靖三年，六安州“民疫，（知州欧阳德）为购善药济之”。此外，也有官员通过设立机构来进行医疗救助。 如万历四十一年，霍邱大疫，“知县全廷训设医药疗之”。崇祯十四年，吴县“自四月至冬，比户疫痢，知县牛若麟市药设局，延医诊视”。值得注意的是，疫灾期间，人口大量死亡，尸骸长期曝露得不到处理，便会成为滋生病菌的传染源，为此，许多官员都会前往疫区施棺殓尸，如嘉靖三十八年，盐城“大疫，鸿胪寺序班夏诰具棺收瘗暴尸甚众”。

（二）民间的应对措施

晚明以降， 南直隶的民间力量日益活跃，在地方社会和基层组织的运行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疫灾对地方社会破坏巨大，因而民间力量的应对举措往往较官方更为全面、 更为精准，影响亦更为深远。

第一，士绅的救助。医药是控制疫灾的有效手段，而当瘟疫暴发时，地方官府囿于报荒制度的僵化，往往赈济失时，药物无法及时施送，致使大量百姓死亡。这时，地方士绅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如万历十六年，橙阳“时疫大作，（江若清）捐施医药，全活甚众”。而且，士绅们还会主动为罹难者施棺殓葬，客观上遏制了瘟疫的传播。如万历七年，庐州“疫甚，死者载道，（康德威）置槥葬埋，不可数计”。另据《江南通志》载：“崇祯十三四年间，（应天）岁荐饥疫，（胡阳生）倡捐赈，施医药，收弃婴，给棺轊，所费不赀”。面对疫灾，这些开明士绅不仅斥巨资施药给棺，还主动提倡捐赈，收治弃婴，既防止了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又充分彰显了人道主义精神，起到了稳定地方的作用。此外，一些士绅还在宗族内部设置了族医应对疾疫。如嘉万年间名医孙一奎便是休宁孙氏的族医， 他不仅救治地方百姓，如“仆妇已患瘟疫月余，且因劳、食等复发，孙氏前后三次为其开方，最终痊愈”，而且节录诸家痘疹方书编著《痘疹心印》，为当地的天花防治做出重大贡献。

第二，医家的救治。医生是对抗疫灾的主力军，这在瘟疫肆虐、救济不力的晚明尤为明显，每逢疫灾，都会有众多医家奔走于抗疫一线，救死扶伤。如医家张荣，嘉靖三十八年，如皋“军中大疫，荣起者千余人”。医家王元标，崇祯十二年应天“大疫，标携药囊过贫乏家，诊视周给，全活多人”。 这些医家都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在救治病患，如武进“庚申辛酉（1620、1621）两年大疫，（曹）秉铉不避危险治之，不取其值，所到处赖全活”。此外，一些医家还会在医疗救助的基础上，自费赈济灾民。崇祯六年，旌德“疫甚，（刘贵柄）施药疗病，施粥赈饥，活人无数”。一些无私的医家甚至把自己的家传秘方公布出来，惠之于民。如医家余淳，万历十六年，休宁“岁大疫，出秘方，全活不可胜计”。更为可贵的是，许多医家结合地方抗疫经验，积极开展疫病研究，实现了传统医学理论与技术的突破。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名医吴有性，他于崇祯十五年撰成《温疫论》，创立了“戾气”病因说，并据此认为“温疫与伤寒， 感受有霄壤之隔”，将二者明确区分开来，实现了中国瘟疫理论的突破。再有就是著名的新安医家，如汪机融丹溪、东垣学说于一体，提出“新感温病说”，撰写了《痘证理辨》《伤寒选录》等大量治疫著作；江瓘广泛收集古今医案，编著了我国第一部医案研究专著——《名医类案》，详细记载了众多疫病的诊治疗法，这些都为当地的疫病防治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至于技术突破，便是种痘术的发明，据载：“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种痘术由南直隶逐渐推广开来，传至大江南北，有效预防了天花的流行，这亦是中国免疫学之滥觞。另外，随着商业的繁荣，民间药铺日益兴盛，这些药店多是由当地医家经营， 如徐春甫家族的 “徐保员堂”、洪基的“胞与堂”，它们弥补了惠民药局的不足，为疫灾防治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三，民众的自救。揆诸地方文献可知，每逢瘟疫，作为被动受害者的普通民众都会出于自保而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如崇祯十六年，江南流行羊毛瘟，“民晓起，或以黑圈记其门，或釜底画一梅，一夜殆遍”，而且民相戒曰：“无食茄，食者必病，既而验之，以手折茄中分之，辄有一羊毛，断之以刀则无有，此白眚也。”这些依靠经验积累的自发举措大多能在疫情暴发时取得一定的防治效果。然而，面对晚明汹涌的疫灾，大多数民众囿于文化低下、物力匮乏，只得听天由命，诉诸鬼神。事实上，“鬼神司疫”是当时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认知，晚明诗作《已午叹》有载：“哀哉壬午春， 疫厉又大作……黄昏日落时，鬼与人相搏。”因此，疫灾面前，普通民众能采取的措施主要体现在祈禳方面。如万历四十年，池州“夏寒，民有疾，六邑几遍，民间接观音会甚盛”。崇祯十七年，吴江大疫，民众“相率祈哀鬼神，设香案，燃天灯，演剧赛会，穷极瑰奇，举国若狂，费以万计，庙宇中吏卒皆以生人充之，时闻神语呵喝，空中有枷锁捶挞之声，如是者几一月”。这些祈禳活动虽然具有迷信色彩，但却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成为了一种心灵慰藉，增强了民众的信心和求生欲望，有利于他们调整心态抵抗疫情。诚如池田大作所云：“宗教能够使群体中潜在的恐怖和苦恼得到缓解，并提供驾驭激情和紧张的高明手段。”况且，在“设坛祈禳”过程中所进行的药物消杀，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预防病菌的效果，这在医疗资源匮乏的晚明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需要提及的是，囿于当时的生产力和医疗水平，我们对晚明南直隶“社会拯救”的效果不宜评价过高。当时的应对举措之所以收效不彰，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有的是因为瘟疫传染性强，百姓来不及防范，如嘉靖三十八年，“五、六、七月间，江南、淮北在处患时行瘟热病，沿门阖境，传染相似”。有些是受医疗水平的限制，如崇祯十一年，太平“大疫，又患羊毛疹，其病先类伤寒，身热，三日出瘤疹，胀甚，投以药皆死”。也有一些是由于医疗资源的匮乏，如崇祯二年，定远“疫疠盛行，敦请如流，（冯瓒圣）不避风雨，反以劳苦染疫而卒”。此外，每逢疫年，借疫生财、囤积居奇的丑恶现象亦不在少数。这些不利因素大大降低了当地民众的疫灾救治能力，致使疫情加重，给南直隶的疫灾治理带来了严重挑战。

四、余论

在晚明“大变迁”的背景下，南直隶的自然、社会环境日趋脆弱，当地疫灾频繁暴发。而面对汹涌的瘟疫， 官方与民间都做出了一定积极回应，其中作为民间势力的士绅、宗族和医家更是一度成为应对疫情的主力，他们弥补了官方力量的不足，形成了社会性的防疫救灾网络。然而，囿于时代条件，这些举措大多未能达到良好的治疫效果。事实上，晚明时期，南直隶的疫灾肆虐已经达到了无以加复的程度， 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恶果。

首先， 疫灾的频发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如嘉靖三年六月，户部言：“去岁灾伤，惟庐、凤、淮、扬四府，滁、和、徐三州为甚，而应天、太平、镇江次之，其余府州县灾各有查及，席书所报垂死极贫者四十五万，以疫之死者十之二三。”崇祯十六年，江南“有疙瘩瘟、羊毛瘟等疫，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两月，死者数百万”。

其次，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史载“先朝（正德）末年频岁凶歉，嘉靖三年加以时疫流行，人死过半，以致前项屯田无人耕种，如南京、镇南等卫，坐落江浦等屯，行数十里俱是旷地，貥莽极目，不胜凄凉”。又如崇祯十四年，六安“春，饿殍枕藉，民采草树为粮以待麦秋，麦未登而疫作，嚣市昼静，巷无行人，城中出骸如猬，二麦虽稔，收弃相半，民有绝户而不得刈者”，给城乡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最后，加重了明朝的政治危机。正所谓“国家根本，仰给东南”，自成化八年（1472）始，运粮京师定额四百万石，“而南直隶正粮独百八十万”。而且，江南有漕各省缴纳的漕粮和漕折银还是明军粮饷的主要来源， 据统计，仅锦衣等七十八卫所官吏、旗校、军士便消耗漕粮二百零一万八千余石， 漕折银二十万六千余两，遑论三大营将士及官军防秋的开支。事实上，万历以降，因辽东战事，东南灾荒，借漕折混充边饷的情况屡屡发生，以致晚明太仓虚耗，已无漕粮留存，而南畿的长年疫灾更是加重了这一状况。如崇祯十四年,“江南荒疫，人死且半；米价四两有余,转运不至”，为此崇祯帝紧急 “命给事中七人催督漕粮”。综上可知，南直隶的持续荒疫，不仅影响漕粮征集，危害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还会导致粮饷问题，影响北方战事，从而加重明末的政治危机。

①部分成果有林欣华：《明代疫灾研究》等。

②说明：统计时，如某府在某年内有多个县的资料中都有疫灾记录，只记为1次。为了避免行政区划调整给疫灾统计带来影响，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采用动态跟踪的方法，根据区划变动情况随时调整研究范围；资料来源：《明史》《明实录》《万历邸钞》《明史纪事本末》 等史书，《礼部志稿》《行水金鉴》等政书，《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丛书，《江南通志》《扬州府志》 等明清至当代地方志，《痘治理辨》《治疫全书》等医书，《薛氏医案》《名医类案》等医案，《阅世编》《思勉斋集》等文集笔记。

③说明：同一年在不同府（直隶州）发生的疫灾常常是由该年同一次瘟疫所引起， 故统计时把一个年份里的多次疫灾记为1次，所以表中的“疫灾次数”实际上是这一时期疫灾发生的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