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伊犁蝗灾与政府应对*

衡宗亮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多发期。清代新疆在大规模进行农业开发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遭遇各类自然灾害，给广大民众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也给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带来严重危害， 历来备受关注。 伊犁为 “天山南北总汇之区”，是清代前期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新疆重要的粮食产区。乾隆年间是伊犁自然灾害相对集中时期，旱、鼠、雪、蝗、疫以及地震等自然灾害多有发生，其中尤以蝗灾为甚。

一、天有凶年：乾隆年间伊犁的蝗灾

蝗虫俗称“蚂蚱”，幼虫一般称之为“蝻子”“蝗蝻”，不能飞。成年蝗虫具有较强的飞行能力，且食性杂，能够啃食各种农作物，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危害，如若不及时干预容易发展成蝗灾。

乾隆年间伊犁发生多起蝗灾，学术界多以乾隆三十一年为统计初始， 笔者根据乾隆三十年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奏报本年四月二十六日“（伊犁）河南海努克西边噶克察木托出现蝻子”，以及五月初四日绿营 “九屯地亩地头出现蚂蚱”来判断，乾隆年间伊犁第一次有记录的蝗虫事件应为乾隆三十年。只不过此次事件由于规模不大以及及时发现，官兵奋勉扑打，未造成重大损失，尚不能称之为“灾”，因而史书当中鲜有记载。

乾隆三十一年，伊犁地区发生兴垦以来最大的一次蝗灾，“伊犁境内所有地方出现蝗虫。”另根据伊犁参赞乌勒登勘验，“（蝗虫）实在甚多，田间直至周围几里皆是”。其中，伊犁河南锡伯营四牛录、奎屯河西索伦营二牛录所种地亩受灾。受此影响，回屯等所种作物中大麦空谷严重，小麦仅收万石，难以交纳额定粮赋。绿营、察哈尔、厄鲁特营所种地亩也有一定程度的受灾。乾隆三十一年伊犁蝗灾导致当年粮食严重减产，给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乾隆三十二年，伊犁多地出现蝗蝻。“乌哈里克山谷、塔勒奇、哈喇乌苏、阿里玛图、察罕乌苏以及锡伯、回屯所种地亩均生蝗蝻”，阿桂同领队大臣伊勒图、副将马虎率官兵民众奋力扑灭。根据管理回屯事务侍卫七十等奏报：“巴彦岱、辟里沁、济尔噶郎、博罗布尔噶苏等处所生蝻子扑灭将尽。必勒珠克依山谷以及（伊犁）河南绰霍罗、海努克、噶克察木多地方又出现蝗蝻，伯克等正带领回民等加紧扑灭。”除此之外，察哈尔营所居博罗塔拉地方也出现蝗蝻。伊犁将军阿桂饬令“所有滋生蝻子之地，务必除净”，同时令领队大臣伊勒图急赴锡伯营、勒克赴博罗塔拉，率领官兵速速扑灭。伊犁此次蝗蝻事件虽多地爆发，伊犁将军阿桂先后派出满洲、绿营官兵，商民、遣犯、跟役等两千余人及时扑救，处置得当，秋粮喜获丰收。

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底四月初，锡伯、回屯户所种地亩再次出现蝗蝻，但数量“仅有去年的十分之一二”，并于四月二十五日全部扑灭。

学术界对于乾隆四十年、 乾隆四十九年、乾隆五十六年伊犁发生的蝗蝻并没有提及。根据满文档案记载，乾隆四十年四月伊犁崆郭罗鄂博一带出现蝗蝻，此地因有土尔扈特所种地亩，伊犁将军伊勒图派兵丁迅速扑灭。为防止蝗蝻传播至其他地方，伊勒图令绿营屯兵、回屯屯户，以及诸部落及时查报扑灭。其中，索伦营领队大臣富景奏报左翼所种地亩出现蝗蝻、绿营屯田总兵乔照奏报绿营地亩出现蝗蝻，管理回屯事务领队大臣伊萨克奏报济尔噶郎、 巴尔托海等地出现蝗蝻。另外，惠宁城以及固勒扎一带也发现有蝗蝻。乾隆四十九年，伊犁索伦营遭遇蝗虫。乾隆五十六年，伊犁绿营部分地亩发生蝗蝻事件。这两次蝗虫事件均因得到及时扑灭，对农业生产影响不大。

从目前材料来看，乾隆年间伊犁先后发生大小蝗灾7次，其中乾隆三十年至三十三年连续4年发生。伊犁蝗灾大多由于及时发现并开展有效措施， 蝗蝻多未进化为飞蝗， 故灾情并不严重。但是，乾隆三十一年伊犁蝗虫成灾，致使粮食减产，给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清王朝对于蝗虫的防治十分重视，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也逐渐积累了一定的救灾经验，并逐渐形成了有效的救灾减灾措施。

二、祈求禳灾：虫王庙的修建与祭祀

清朝统一新疆后在移民开发的过程中，也将以土地为核心的内地中原文化带到了西北边疆，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鲍戈亚夫连斯基曾言：“汉人的秉性，十分难于改变。他们虽迁居异地，与异族相处，但他们仍然丝毫无异于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人。 他们把原有的信仰习俗全部带到异乡，甚至好像把在内地家乡所习以为常的生活摆设也都搬来了。”与土地有关的坛庙在天山南北的建立与祭祀是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上一个显著的特征。灾害面前，人们通过祈求神灵的保佑实现心灵上的慰藉。其实，早在乾隆二十五年伊犁屯垦肇兴之时，参赞大臣阿桂等人就因当地发生旱情举行过祭祀仪式。

本年奴才奉旨率领官兵、 回民前等往伊犁，种地、戍守、居住。六月间稍有旱情，谷物生长缓慢，大量牧群所需粮草恐不充裕。奴才亲自撰写祭文、献上祭品、沐浴斋戒，告祭伊犁所有山河诸神。祭祀之后，形势好转，进而粮食丰收。查伊犁地方名山大河众多，祭祀山水应确定成例，祭文及香火银一并赏给。

乾隆三十一年七月伊犁将军明瑞奏报伊犁田禾被蝗所伤后，乾隆帝谕军机大臣等决定仿照内地之例在伊犁修建庙宇，祈神禳灾。“闻内地农民，皆祀刘蒙将军及八蜡神，伊犁虽系边徼，其耕种亦与内地无异，理宜仿效内地习俗。著传谕明瑞等，令其建祠设位供奉。”

乾隆三十一年，八蜡庙与刘猛将军庙因蝗而建，史载“丙戊（乾隆三十一年，笔者注），蝗起伤禾，崇朝扑灭，将军内大臣阿（桂）以为默赖神佑，爰建二庙”。次年七月，在第二任伊犁将军阿桂的主持下，八蜡庙（ba ya enduri）、刘猛将军庙（lio meng jiyanggiyūn i juktehen） 竣工。“八蜡庙在惠远城步营大厅之侧，东邻学房，南向正殿三间，后为住持房二间，殿中供设先穑神农、司穑后稷、水庸、水房、猫、虎、昆虫、农緩邮表暇神位八，而无塑像。 其西为刘猛将军庙， 规模一如八蜡庙之制。”祭祀当天，各文武官员沐浴斋戒前往刘猛将军庙，献上祭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刘猛将军庙祝文：

曰惟神明昭元史，灵著圣朝。丰功隆意载馨香，祀典锡九重明诏。吞蝗懋绩，为斯民捍患御灾；洗爵明诚，遍率土春祈秋报。凡兹守土，共凛冰渊。望切丰盈，年期大有。爰陈薄奠，敬迓神庥。行看种类不遗，地无虞乎蚕食；声灵丕著，民不欢呼鸿嗷。兹值，用将祀事。伏乞来格，鉴此微忱。尚享。

刘猛将军的蝗神信仰不仅仅是能够驱除蝗灾的神灵，庙宇的修建与祭典也成为稳定社会秩序的教化工程。除却虫王庙，乾隆年间伊犁还建有龙王庙、风神庙、社稷坛、先农坛、城隍庙等坛庙。除上述坛庙外，乾隆年间还将伊犁26处山川纳入官方主祭祀体系当中。致祭之日，在地方官员的带领下，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求得“永护星屯”。 坛庙的修建以及隆重的祭祀仪式，“营造了浓重的将新疆地区强有力地纳入到中原地区数千年来业已建立的政治文化体系中来的‘归属’气氛”。

三、捍患御灾：清王朝的应对举措

蝗灾发生后， 除组织人员及时进行扑灭外，清王朝还要应对灾害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其中尤以“粮荒”最为突出。学界往往将自然灾害引发的各类问题统称为“荒政”。灾后的各项应对举措不仅是恢复地方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对于边疆治理举措的重要体现。

（一）组织灭蝗

伊犁作为清代新疆前期军政中心和粮食生产区，粮食安全对于维护边疆安全和清王朝的有效统治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清王朝对于蝗灾特别重视， 乾隆十六年清朝规定：“凡有蝗蝻地方，文武员弁合力搜捕，应时扑灭者，应行文该督察明具题，准其记录一次。”乾隆十八年，清廷连颁布上谕：“嗣后州县官员遇有蝗蝻， 不早扑除，以致长翅飞腾，殆害田稼者，均革职拿问。著为令。”“嗣后州县捕蝗不力， 将道府一并题参交部议处。”乾隆三十五年，清廷再次颁布上谕：“嗣后捕蝗不力地方官员，并就现有飞蝗之处，予以处分，毋庸查究来踪，致生推诿。”在清王朝的组织下，地方各级官员采取较为积极的措施对蝗虫进行捕灭，以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

蝗虫在幼虫阶段由于不具飞行能力，只能爬跳，活动范围有限，在这阶段进行扑灭效果最佳。也正是基于此，清王朝要求发现蝗蝻后，及时奏报，迅速扑灭，乾隆年间伊犁发生的蝗灾多是在其幼虫阶段被扑灭。如乾隆三十年四月伊犁河南海努克西边噶克察木托发现蝗蝻后，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迅速前往勘察，并令侍卫、伯克等带领部下奋力扑灭。伊犁九屯发现蝗蝻后，参将马虎令屯所官兵进行扑灭，参赞大臣伍弥泰也派户民以及满洲官兵共计千余人进行灭蝗。灭蝗之法一般是：“幼虫之地可用火烧，不能火烧之地则挖掘掩埋。芦苇等泥烂人不能入之地，则用马踩踏以消灭之。”另外，还对田地中沟渠也进行了清理，以防止滋生蝗蝻。由于扑救及时，处置妥当， 参赞大臣爱隆阿奏请赏给效力人员220只羊以示奖励。可以说，伊犁发生蝗灾后，伊犁地区可谓是全员出动，上至伊犁将军、满洲官兵，下至普通民众乃至遣犯，均参与到灭蝗行动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蝗灾所造成的损失。

（二）赈济减赔

伊犁屯田类型多样，清王朝根据其自身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进行赈济。乾隆三十一年伊犁锡伯营、索伦营所种地亩全遭蝗灾，所剩口粮无多，难以为继。伊犁将军明瑞考虑到两营官兵携眷至此，“其家口多， 增购粮谷以食者，亦难免焦急”，决定一面具奏，一面加紧办理。其奏文称“锡伯四个牛录、索伦三个牛录兵丁自本年十月起， 达斡尔三个牛录兵丁自明年二月起，至收获前所需口粮，按彼等初到得给之例，以大口每日一斤，小口每日半斤计，由官仓存粮内动借接济”。除此之外，清王朝鉴于伊犁绿营屯田兵丁“甫经移驻，尚未服习，生计不无竭蹙”，决定对“已裁口粮，惟支钱粮兵丁等，均著赏给一月钱粮”，以保证其生计。对于屯田回户，则“著照兵丁减半赏给”。时隔不久，清王朝还赏给穷困回户羊1950只进行牧放。

乾隆三十一年， 伊犁回屯5270屯户应交小麦、大麦、谷子、糜子四色粮食各21080石，但由于受到蝗灾影响，除糜谷略有盈余外，其余作物收获“寻常”，一时难以足额交纳。伊犁回屯即便是参照“若有歉收者，即以别项粮石通融抵交”的定例，依然不能足额交纳。除此之外，锡伯、索伦官兵所种地亩受灾严重，亦无法偿还所借籽种以及接济口粮。对此，伊犁将军明瑞奏请来年粮食收获时偿还所欠各项。十月，清廷针对回屯、锡伯以及索伦营所欠各项，颁布上谕：

锡伯、索伦等所借籽粮，本当即行归款，但伊等俱系新往兵丁，在彼未能服习，且今年复被蝗灾，生计未免拮据。著加恩将应还籽种及接济粮石，俱著宽免。至回民等田地，小米、黍子虽属丰收，而大小麦歉薄，若以小米、黍子抵纳大小麦，不敷之数，来年即令交纳，尚恐力有不支。著交明瑞等，将回民等今年应抵粮石酌减，展限令其补还。此系朕念伊等生计，格外施恩，不可援以为例。明瑞等将此通谕知之。

上述可以看出，乾隆帝对锡伯、索伦两营所欠各项“俱著宽免”；对回屯当年应抵粮食采取了削减以及展限交还的措施。这些应对举措有助于减轻灾民的负担， 推动经济社会的恢复与发展。然而，伊犁回屯接年遭受灾害，所欠各项累加起来数目惊人。乾隆三十二年二月，署理伊犁将军阿桂对回屯所欠各项进行清点，具体如下：

欠三十一年借给籽种小麦本利一千一百石、谷子本利一千一百石。 以上两项共二千二百石，今岁秋收后即令照数交还。

欠三十一年末未完粮内，小麦一万二千五百五十石、大麦二万一千零八十石、糜谷三万二千六百八十三石。

欠应赔三十年末未入仓雪凝霉变糜谷一万二千四百七十一石。

伊犁回屯所欠各项去除三十一年所借籽种本利合计2200石于秋收后照数交还外，仍欠官粮共计78784石。对于伊犁回屯屯户如何偿还欠项，阿桂奏请从乾隆三十二年秋收起分作四年偿还，每年偿还欠项19696石，其中小麦3137.5石、大麦5270石、糜谷11288.5石。三月，军机处寄信前来：

伊犁屯田回人等，接年拖欠应交麦谷，共七万八千七百余石，已著展限，分为四年带征。但念去岁伊犁歉收，若于今岁收成后，即将带征之项与本年正项粮石并征，究恐生计拮据。著加恩将本年应行带征麦谷一万九千六百余石， 全行豁免，以纾回力。

乾隆三十二年秋粮收获后，伊犁回屯除交纳当年粮赋共计87152石外， 仍有早先欠粮59088石。乾隆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伊犁将军阿桂奏请将早先欠交粮食共计分作三年偿还，每年交小麦3137.5石、大麦5270石、糜谷11288.5石。二月，清廷降旨免交所欠之粮：

伊犁屯田回人，应还三十年未及入仓被雪潮湿霉变粮，并三十一年被灾未能交纳粮，共七万余石，曾经展限四年带还，其去年应带交粮一万九千余石，已蒙恩宽免外，尚有三年应行带交粮五万九千余石。回人所欠粮石，前经朕加恩，展四年完交，且将上年应带交粮一万余石，又经朕加恩宽免，其余未完粮石，自应令其照数带交，但回人俱系甫经移驻伊犁，生业尚未充裕，若每年交纳正粮外，又令带还粮石，于伊等生计未免拮据。所有回人等应分限三年带交粮五万余石，俱著加恩免其交纳。

（三）打猎济食

伊犁地区水草丰美，野兽成群，是清朝八旗官兵重要的行围演练场所。 伊犁地区有十大围场， 均集中于哈什河北岸一带。《新疆识略》 载：“哈什山，在惠远城东北三百余里，由山迤东为官兵演围之所，哈什河从此流出。”为了减少蝗灾造成的影响， 伊犁将军明瑞还奏派锡伯、索伦兵丁中捕猎能手进行围猎，以作口粮接济之用。

本年锡伯、 索伦兵所耕之田受蝗灾较重，若趁秋季兽肥，多派能手行猎，则于接济口粮稍有裨益。惟伊犁地方野兽之性，凡山兽多在大山深处险峻之地，戈壁之兽行于旷野。除撒大围捕杀外，少数人难以用弓箭捕杀，务由鸟枪手搜捕袭杀，方可有所收获。

伊犁将军明瑞认为，伊犁地方野兽或藏于深山险峻之地，或出没于旷野之地，此次狩猎取食应以鸟枪为宜。当时两营官兵鸟枪情况是锡伯营虽未配备官枪，但其所带私枪尚足以应付。索伦营既无官枪，私枪亦是寥寥无几。除此之外，两营官兵缺少火药，伊犁地方仓储火药亦不充裕。

明瑞认为若错过捕猎时节，实属可惜。于是，从官仓内借给索伦营100杆，并从甘肃采买火药，将火药原价与脚价银一并算入，按照“每斤二钱三分价银”，卖给锡伯营50斤、索伦营100斤。乾隆皇帝对此十分满意，同意了明瑞的奏请。

（四）外地调粮

乾隆三十一年伊犁大规模蝗灾的发生，致使当年粮食严重减产。另外，伴随着大量官兵民众的涌入，人们对于口粮的需求不断增高，如同年六月就有哈密500户维吾尔族民众迁居于此，此外还有西安官兵即将前往。对此，清王朝意识到“伊犁屯田， 今年偶被蝗灾， 收成歉薄， 粮价必昂”，从多方面进行调控，以缓解粮食供应紧张问题。

同年十一月，伊犁将军明瑞将官仓内本年春季采买大麦2399石、青稞4738.5石，按照“小麦每石一两二钱、青稞一两三钱”的价格平粜出售，共获银9038.88两。明瑞原计划所获之银相应采买以补官仓之缺，但由于回屯以及商民所种地田均遭蝗灾，难以收购。为此，明瑞奏请将“乌噜木齐、玛纳斯等处存贮谷石，由伊犁、乌噜木齐二处，雇商民牲只，支给脚价，会同运解。”清廷则认为“伊犁、乌噜木齐距内地甚远，商人稀少，觅雇本处牲只载运，恐不能多得”，于是先将哈密、巴里坤处商民牲畜“支给脚价，送至乌噜木齐”，再将粮食陆续转运伊犁。另外，乾隆帝还命辟展办事大臣高廷栋，将辟展八千余石杂粮转运乌鲁木齐，以备伊犁之需。可以说，为解决乾隆三十一年伊犁因灾歉收问题，天山北路所有粮食产区几乎全被调动起来。根据伊犁将军阿桂奏文来看，从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初至三十二年四月十五日止，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精河三屯陆续运到粟米、 白面、 小麦、 青稞折算共计5969.1671石。除外地调粮外，伊犁将军明瑞还奏请西安满洲官兵暂缓一年移驻。

四、结语

明瑞在任伊犁将军期间，发展生产、平定内乱、处理交涉、兴办文教等方面，可谓其功可纪，其事可载，值得肯定。同时也应看到，明瑞在处理一些重大事务如伊犁蝗灾暴露出能力和经验的不足。乾隆三十一年，伊犁地方蝗蝻虽经奋力扑捕，但已长翅飞腾，酿成蝗灾，按例地方官员应革职拿问。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明瑞将伊犁将军印信移交参赞大臣阿桂，由阿桂署理伊犁将军事务。由此看来，传统文献中所记载的伊犁将军明瑞“来京陛见”，更多的应是乾隆帝对于明瑞应对蝗灾不力的权宜处理之策。

美丽的伊犁（转引自https://image.so.com）

①有关清代新疆自然灾害研究代表性成果： 冯玉新：《清代新疆自然灾害初探》（《历史教学》2009年第11期）； 阿利亚·艾尼瓦尔：《乾隆时期新疆自然灾害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殷晴、田卫疆主编：《历史时期新疆的自然灾害与环境演变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 阿利亚·艾尼瓦尔：《清代新疆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6期）；阿利亚·艾尼瓦尔：《清代新疆报灾程序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张付新、张云：《清代光绪、宣统年间新疆荒政述论》（《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阿利亚·艾尼瓦尔、布艾杰尔·库尔班：《清代新疆地震及政府对民间的救济》（《北方民族大学》2015年第4期）； 王鹏辉：《清代新疆的蝗灾与蝗神信仰》（《西域研究》2017年第4期）；阿利亚·艾尼瓦尔：《清末新疆的蝗灾与政府应对》（《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②乾隆三十一年说，其主要研究有：徐伯夫：《清代新疆的自然灾害》（殷晴， 田卫疆主编：《历史时期新疆的自然灾害与环境演变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阿利亚·艾尼瓦尔：《乾隆时期新疆自然灾害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王鹏辉：《清代新疆的蝗灾与蝗神信仰》（《西域研究》2017年第4期）。

③“arsari”翻译为“寻常、一般”，但并非汉语中所指“一般、平常”之意，在满语语境中理解为程度更糟，歉收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