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牲畜常见疾病与医治方法考论

舒显彩

中国统治者历来将牲畜养殖视为体国经野的重要着力点。《管子》载：“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清人杨屾言牲畜“实王政之大端，生民之要务。养体服劳，咸赖其力；仰事俯畜，均藉厥功。”在帝制之罗网渐次编织、重农之基石初步奠定的秦汉时期，牲畜养殖业直接关乎国家的兴盛繁荣。嬴秦由偏居一隅的西陲小国脱胎为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统一王朝，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君对牲畜养殖业的高度重视。《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始祖大费“佐舜调驯鸟兽，是为伯翳。舜赐姓嬴氏。”其另一位首领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马”。胡阿祥先生指出，“秦”之本意为“禾”，是专门用以饲畜的猫尾谷。国号与牧草间的内在关联，进一步证实了牲畜养殖业在秦国早期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汉王朝的宏阔辉煌， 亦与马匹等牲畜的大规模饲养密不可分。桑弘羊曾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来赞叹西汉中期的养殖盛况。《汉书·匈奴传》载宣帝以来，北方诸郡“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故王夫之言：“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的感慨。牲畜 养殖业 可 视为秦 汉王朝 的发家 之资、立国之本、强国之基。

发展养殖业的前提莫过于保障牲畜的生命健康。《大戴礼记·盛德》言：“圣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 不疫，五 谷不 灾。”为 实 现 六 畜 兴旺、不疫不灾的美好愿景，寄身杏林的秦汉兽医们不拘一格，采取多种方法治疗牲畜所患的各类疾病。此前，虽有部分学者对秦汉时期的兽医技术作了钩玄探赜，然管见所及，截止目前，尚无专文对此进行系统梳理。鉴于此，笔者不避刍荛，谨以传世文献、图像资料和简牍为依托，拟对秦汉时期兽医群体的发展情况、秦汉牲畜常见疾病及疾病的医治方法等问题略做论析。

一、兽医群体的发展情况

清人李南晖《活兽慈舟》云：“天时之顺逆不常，病患每生于仓猝，兽类之安危糜定，调剂必借乎人为。”实则，早在先秦时期便产生了“调剂” 牲畜安危、 诊治牲畜疾病的职业——兽医。《列仙传》 载黄帝之臣子马师皇 “善知马形气生死，诊治之，辄愈”。三皇五帝时期的故事多荒渺难稽，“邃古之事，何可亲见？皆赖记籍传闻于往耳”，马师皇又被刘向列为神仙，其真实性尚待考证。 于船先生结合考古资料，对兽医一职的起源做了更详实的推论，他认为“我国兽医学的起源应追溯到人类开始对野生动物驯化并将其转变为家畜的时期”。 在驯化牲畜、照料其饮食起居的过程中，养殖者开始关注牲畜的健康状况，所以，早期的兽医多由谙熟牲畜习性的养殖能手兼任。 如周穆王的大臣造父，不仅长于驾车驭马， 还善疗马疾，“节其饮食，度量马力，审其足走，故能取远道而马不罢”。

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和医疗条件的改善，西周时期， 王廷开始选用职业兽医。《周礼·夏官司马·巫马》云：“巫马掌养疾马而乘治之，相医而药攻马疾，受财于校人。”贾公彦疏曰：“巫知马祟，医知马病，疾则以药治之，祟则辨而祈之，二者相须，故巫助医也。”“巫”之职，本应与沟通神灵、祈福禳灾有关。然据经文，巫马最核心的工作并非借巫术的力量来辟邪祛灾，而是“相医而药攻马疾”， 即协助医师以药物治疗马匹疾病。这说明，巫马已具备了一定的医学理论知识。除巫马外，周王室还设置了杂诊各类牲畜疾病的兽医。《周礼·天官冢宰·兽医》 言：“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凡兽之有病者，有疡者，使疗之，死则计其数，以进退之。”有学者据此指出：“‘兽医’一词创始于我国的周代，世界各国未有早于我国者。”“死则计其数， 以进退之”表明，周王朝制定了较严格的兽医考核标准，医术的高低优劣直接关乎着兽医的升迁赏罚。

迨至战国，随着王权式微和诸侯争霸，以马医为代表的兽医们除了为周天子效命外，也常供职于公卿大夫的厩苑中。《墨子·尚贤》 载：“王公大人有一罢马不能治，必索良医；有一危弓不能张，必索良工。”《列子》云：“齐有贫者，常乞于城市。城市患其亟也，众莫之与。遂适田氏之厩， 从马医作役而假食。 郭中人戏之曰：‘从马医而食，不以辱乎？’”田氏马厩中不仅配备有专门的马医，还招纳了随之作役的仆从，足见权贵阶层对牲畜健康的重视程度。

如果说先秦时期为牲畜疗疾是乞食之贫者寄人篱下的无奈之举，那么，秦汉时期的兽医则可凭其精湛的技艺扬名杏林、 富拟封君。《史记·货殖列传》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张衡《西京赋》对兽医张里的富贵显达有更详细的刻绘：“若夫翁伯浊质， 张里之家，击钟鼎食，连骑相过。”秦汉时期兽医学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兽医们可藉一技之长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还表现为兽医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对于后者，悬泉汉简多有记载：

（1）□乃九月甲寅送大行使者还。病中，涕出，饮食不尽度。马医奴偃□（Ⅰ0111①：3）

（2）出绿纬书一封，西域都护上，诣行在所公车司马以闻，绿纬孤与缊检皆完，纬长丈一尺。元始五年三月丁卯日入时，遮要马医王竟、奴铁柱付县（悬）泉佐马赏。（ⅡT0114②:206）

（3）□病中，蹇后左足，瘦。马医充国诊治，不偷（愈），日益剧。（ⅠT0110②：30）

（4）甘露二年正月辛卯朔。辛巳，县泉厩佐光敢言之，爰书：厩御宋终古告曰，所葆养传马一匹，骓，牡，左剽，齿十五岁，高五尺八寸，名曰千岁。病中，饮食不尽度。即与啬夫弘、佐开、御宋终古等五人杂诊，马病，丞□□□前。病中，马医充国诊治。病审，治之。它如爰书。敢言之。（ⅤT1310③:215）

（5）五凤元年二月丁酉朔。己未，县泉厨（厩）佐富昌敢言之，爰书：使者段君所将（疏）勒王子橐驼三匹，其一匹黄，牝；二匹黄，乘。皆不能行，罢亟死。即与假佐开、御田遂……复作李则、耿癸等六人杂诊橐驼，丞可置前。橐驼罢亟死，审。它如爰书。敢言之。（ⅡT0216③:137）

第ⅡT0216③:137号简是悬泉置官员向上级呈报骆驼病死情况的文书，它从侧面反映了内地与西域间的物质文化交流，较为特殊，兹就其中两点予以说明。首先，据汉代历法，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二月的朔日为庚寅，而非丁酉，且该月的30天中并无己未日。因而，“二月丁酉。朔己未”的记载失实。其次，爰书言疏勒王子的骆驼“其一匹黄，牝；二匹黄，乘”，由“牝”推知，“乘”亦当与骆驼的性别有关。 日本学者森鹿三曾指出，西北汉简中的“乘马”指被阉割的马。这是因为《说文解字》云：“騬，犗马也。”故而，该简中的“乘”通“騬”，意即去势后的雄性骆驼。

上引五简表明， 官府厩苑中的牲畜染病后，会交付兽医诊治。供职于悬泉置各厩中的，不仅有王竟和充国两位马医，还有奴偃和铁柱等马医奴，后者的身份较为低贱，可能与齐国田氏之厩中“从马医作役而假食”的贫者类似。此外，悬泉厩中的佐、御、啬夫及复作等人除照料牲畜的日常饮食外，也经常“杂诊”马匹和橐驼的疾病，这说明，官府厩苑中的管理者和仆从也具备了一定的兽医学知识。由悬泉置的情况可推知，汉王朝可能在其所辖的多所厩苑中设置了专门诊治牲畜疾病的职业兽医。该措施不仅保障了牲畜的生命健康，促进了养殖业的繁荣，还推动了秦汉兽医技术的发展。

二、秦汉时期牲畜常见疾病

现代医学多以内外科来划分牲畜疾病。内科疾病以传染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排泄器病、神经系病和运动系病为主。外科疾病分为两类，一类是动物体表所患的溃疡、皮肤病及眼疾，另一类则包括伤科中的筋骨拉伤、脏腑疼痛和气血亏损。笔者在借鉴该分类法的基础上，拟对秦汉时期牲畜常见疾病做一谫探。

（一）内科疾病

据传世文献和简牍医书，秦汉时期，牲畜所患的内科疾病主要包括以瘟疫为代表的传染病和以“病中”为代表的呼吸器、消化器病。

1.传染病

作为杀伤力最强、 蔓延速度最快的疾病，传染病在古代多被称为“疫”。秦汉正史中共有10次牲畜患传染病的记载，兹胪列如表1（见次页）：

如表1所示，建武二十二年（46年）和二十七年（51年）的牲畜疾疫发生于匈奴境内。究其原因，当由气候异常、生态恶化所致，这两次疫情所危及的畜产大致包括匈奴人赖以生存的牛、 羊、马等。 其余8次传染病皆属牛疫， 且都发生在东汉。据《后汉书·朱晖传》，建武十六年（40年）“四方牛大疫，临淮独不疫”，所殃及的范围大致包括临淮郡周边的东海、 九江、会稽及沛郡等地区，这是史乘所载秦汉时期第一次大规模的牲畜疾疫。此后的情形每况愈下，自永平十一年（68年）至章和二年（88年）的21年间，共发生了7次大规模的牛疫，平均3年一次。因牛疫病毒较顽固、易反复，很难在短期内根除，故该时期的“疫病基本具有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断续发生的特征”，这是和帝、章帝在位期间牛疫频发的原因所在。

表1 秦汉牲畜所患传染病概况表

相较于秦和西汉，东汉时期，耕牛的健康状况更能牵动统治者的神经。迄于西汉末年，牛耕技术虽在战国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推广，但仍集中于北方；直至东汉，该技术才普及至汉王朝辖区内的大部分地区。因东汉时期的耕牛已成为南北各地百姓所仰的 “耕农之本”，牛的健康状况直接关乎着粮食之丰歉、 国家之强弱， 故该时期内有关牛疫的记载比前代更为详尽。

那么，汉代牲畜所患之“疫”，究竟缘何而生，又是哪种疾病呢？对于前一问题，两汉士人们持两种意见。多数人断言“疫者鬼神所作”， 乃上天降下的灾异。《汉书·五行志》释《春秋》经云：“暑岁羊多疫死，及为怪，亦是也。”班固认为夏天患疫而亡的羊会变成鬼怪害人，招致“羊祸”。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将永平十八年（75）和建初四年（79）的两起牛疫归因于外戚擅权，上天借此惩戒窦氏。另一派则以曹植为代表，他在批驳两汉灾异论的基础上指出：“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据陈高傭先生《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东汉王朝在永平十一年、永平十八年、建初元年、建初四年、元和元年、元和二年和章和二年惨遭旱魃肆虐，而这 七年又 恰为牛 疫四起之时。该巧合印证了曹植的论断，即牲畜疾疫的罪魁祸首并非鬼神，而是旱灾和高温。干燥少雨的气候不仅是病毒繁殖的温床，还改变了动物的生存环境和食物链，受此影响，牲畜的抵抗力急剧下降，牛疫病毒由此乘虚而入。

至于牛疫所指为何，学界聚讼纷纭。袁祖亮先生主编的《中国灾害通史》言：“‘疫’是中国古代多种流行病的总称。”韩毅《汉唐时期牛疫的流行与防治》进一步补充道：“汉唐时期的牛疫主要包括急性牛疫、牛疥癣病、牛黄热病和牛漏蹄病等四类疾病。”谢成侠先生在勾稽史料的基础上指出：“牛疫最有可能是瘟疫，东汉永平十八年和建初四年的牛疫都是极严重的牛瘟，瘟疫在当时常被视为不祥之兆，故被归入《五行志》中。”相较而言，谢氏之论断最合两汉实情。《华佗神方》云：“牛疫感传极烈，一牛染病，则附近之牛，必相继倒毙。其候如牛低头垂耳，食量减少，气喘发惊，涕泗交流，粪便初则燥结，继则泄泻，口内有腐烂斑痕，即为有疫之证。”现代医学表明，沾染牛瘟病毒的牛会流涎和鼻涕，并伴随有体温增高，消化道黏膜逐步发炎、出血、糜烂和坏死。这类症状既与华佗所言十分相似，那么，汉代牲畜所患之“疫”当为瘟疫。

2.呼吸器和消化器病

囿于客观条件，秦汉时期的兽医们对牲畜疾病的认识还较粗疏，其中一大表现就是将多种疾病混为一谈。悬泉汉简云：

（1）齿七岁，高五尺八寸，乃九月丙子送都护长吏还。病中，涕出，饮食不尽度，医诊治不（ⅡT0215②:45）

（2）建昭元年八月丙寅朔。戊辰，县（悬）泉厩佐欣敢言之：爰书：传马一匹驷赌駮（驳），牡，左剽，齿九岁，高五尺九寸，名曰驷赌鸿。病中肺，咳涕出睾，饮食不尽度。即与啬夫遂成、建杂诊：马病中肺，咳涕出睾，审证之。它如爰书，敢言之。（Ⅱ0314②：301）

（3）永光二年正月癸亥朔。甲戌，县（悬）泉厩佐贺敢言之：爰书：司御肥常告曰，所葆养传马一匹，梓，乘，左剽，齿十一岁，高六尺，名曰赤兔。乃十二月戊申病中，咳涕出，饮食不尽度，马医万年诊治不能偷（愈），日益笃，今死。即与司御房益寿等杂诊，马死，身完，毋兵刃木索迹，病死审，皆证之。它如爰书。敢言之。（ⅡT0215③：332）

（4）还。病中，涕出，饮食不尽度。马医同诊治，久射豉药，不能偷（愈），日益（ⅠT01①：2）

上述四简中的传马均患上了 “涕出”“咳涕出”或“咳涕出睾”所导致的“饮食不尽度”，这在当时被称为“病中”。居延汉简有“治马咳涕出方取戎盐三指撮三□”的残文，与悬泉置中马匹的病症相似。传马“咳涕”或“病中”，可能是在无节制饮用冷水或大雨冲淋后感染风寒、食欲不振，敦煌马圈湾177号简所言“马病伤水不饮食”可佐证笔者的推论。“病中”的表现形式是马匹咳嗽流涕、肺部有恙，严重时还可能导致消化不良，这属于呼吸器和消化器类疾病。

传马染病后，有专门的马医负责诊治，必要时还配以药物。由悬泉汉简可知，“病中”颇难治愈，不少传马因此毙命。依汉律，厩佐、啬夫和司御等吏员要共同对马匹的死因进行核验，确认无误后方可上报。这也从侧面说明，悬泉汉简有关传马疾病的记载较为真实可靠。

（二）外科疾病

秦汉时期，牲畜常见的外科疾病主要包括创伤、皮肤病和眼疾。

牛在负重耕作的过程中极易沾染疾病，其中以牛的脖子，即“牛领”首当其冲。敦煌汉简医书“治牛领方”曰：“冶药，和以膏，炊令沸，涂牛领，良。”此外，华佗研制的“虎骨膏”亦可治疗牛领病。除牛在驮人运货的过程中伤及皮肉外，马也可能因驰骋颠簸而病魔缠身。悬泉汉简ⅠT0110②：30云：“□病中，蹇后左足，瘦。马医充国诊治，不偷（愈），日益剧。”“蹇后左足”可能是马匹在随军作战或长途跋涉的过程中伤及左脚。又里耶秦简9-249+9-455云：“逐病股痈。”整理者谓：“逐，疑是马名。痈，肿疡。”若此，则这匹名为“逐”的马的大腿部位出现了肿烂溃疡。

据《华佗神方》，牲畜常见的皮肤病有马脊疮、马疥、马癞病、羊疥癣和犬癞病。《神农本草经》中也有“牛扁治身皮疮热气”、“柳叶主马疥痂疮”、“梓叶傅猪疮”等记载。现代医学表明，牲畜常见的疮、疥、癞等皮肤病皆是“由于疥螨寄生于哺乳动物的皮肤表层而引起的一种有剧烈瘙痒的顽固性皮肤病，病情严重时，牲畜的皮肤上会出现大面积的结痂，甚至死亡”。

秦汉时期，牲畜所患眼疾以“目絷驾”和“目晕”为主。老官山汉简《医马书》言：“马目絷驾者，且驾矣，入盐两目中而驾之行。”华佗曾研制“治马目晕方”：“霜后干楮叶，细研为末，日两度，管吹眼中，差。”可见，马匹的眼疾颇受秦汉医学家的关注。

三、秦汉时期牲畜疾病的医治方法

我国先民很早便意识到， 牲畜疾病复杂多样， 故治疗时需对症下药。《周礼·天官冢宰·兽医》曰：“凡疗兽病，灌而行之，以节之，以动其气，观其所发而养之。凡疗兽疡，灌而劀之，以发其恶，然后药之，养之，食之。”“灌”即给牲畜服药，“药”指在受伤部位涂抹药物，“劀”是以手术的方式挖去动物身上的坏死组织。 概言之，前两种属于药物疗法，后者为手术法。秦汉兽医们在继承前代医学成果的同时，还采用熏烤法和巫术法治疗牲畜疾病。

（一）药物法

根据病因和病情的不同， 秦汉兽医在使用药物治疗牲畜疾病时，常采取外敷和内服两种方法。

1.外敷法

先秦民众概已知晓，将自然界中的某些物质涂抹在动物皮肤上可治疗疾病。《山海经·西山经》云石脆山“其阳多琈雩琈之玉，其阴多铜。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禺水。其中有流赭，以涂牛马，无病。” 郭璞注曰：“今人亦以朱涂牛角， 云以辟恶。”这是目前所见较早的以外敷法治疗牲畜疾病的记载。

秦汉时期的兽医在治疗牲畜的外伤时，多采取外敷法。据《神农本草经》，以梓花和梓叶“捣敷猪疮，饲猪肥大易养三倍”。《华佗神方》云，将黑豆汁和荞麦汁涂抹在牛的结痂部位可加速患处的愈合：“黑豆去煮，去滓取汁，洗五、六次即愈。或以荞麦烧灰淋汁，入明矾一合，涂之亦效。”又马王堆帛书《养生方》载牛角折断后，可“燔螑，裹其灰以□牛，可以翕□折角。益力。”意即将“螑”烧成灰后裹在受伤的牛角上，牛角便可再度生长。整理者认为，“螑”疑为虫类药物，或指臭虫之类。

除治疗牲畜常见的皮肤病外，外敷法在“马肾安”病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流沙坠简》云：

治马安月 方 石方

治马安月 方石南草五分

2.内服法

与外敷法相比，内服法在治疗牲畜内外科疾病时的适用范围更为广泛。

秦汉医书对兽类药的服用时间、配方和剂量皆有较详细的规定。目前所见第一部、也可能是唯一一部医马专书——老官山《医马书》（成书于战国后期的秦国）的全貌尚未揭晓，但从考古工作者披露的简文“夕勿饮，旦灌，灌欲复之”来看，该书主张早晨给马匹服药。而后，汉代兽医方多载有内服药物的配方和剂量。敦煌汉简言马匹若感染风寒，可服用姜、桂、细辛、皂荚、付（附）子各三分，远志五分，桔梗五分，鸡子十五枚。以姜、桂为药引治疗马疾，又见于肩水金关汉简：“鼻寒跕（踮）足，数卧起，据犀之，炊（吹）鼻……自□抻陛犀之，灌淳（醇）酒二参，姜、桂、鸟□半升，乌喙、□毒各一刀刲（圭），并和，以灌之。”意为将三分之二升醇酒和半升姜、桂、鸟□连同一刀圭的乌喙、□毒搅匀后灌入马嘴。此外，《华佗神方》谓选取五钱的大黄、黄连研为粉末，再掺入鸡蛋和酒，将此四味药调匀后给牛服下，可治疗狂疾。值得注意的是，牛、马等牲畜所服用的姜、桂、黄连和酒乃中医界的习见药物， 它们皆具有祛寒保暖、除湿止痛的功效。《神农本草经》 云：“黄连： 味苦，寒。主治热气，目痛，眦伤，泣出，肠澼，腹痛，下痢。”《金匮要略》谓麻黄、桂枝、生姜等草药熬成的“大青龙汤方”可治“病溢饮者。”此类人畜通用的药物表明“中医和中兽医都源于一个体系， 其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理论基础、 诊断手段和使用药物乃至处方都多有类同”， 这也是秦汉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兽医学发展的一大特色。

秦汉医书中的不少兽用药方为后世所传承。如《华佗神方》谓治牛疫神方：“急取獭屎三升，以沸汤淋，取汁二升灌之，即愈。”《齐民要术》所载“治牛马病疫气方”与之雷同：“取獭屎，煮以灌之。獭肉及干弥良；不能得肉、干，乃用屎耳。”此后，以獭屎治疗牲畜疫病的方法被沿用上千年，《本草纲目》引唐代医学家陈藏器言：“［水獭屎］亦主驴马虫颡，及牛疫疾，研水灌之。”由此窥知，秦汉时期乃中国传统兽医学的奠基阶段。

（二）手术法

手术法，即借助一定的医疗器械对患处进行切割与缝合。1963年， 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多伦县头道洼新石器遗址中发掘出一枚长4.5厘米的四角锥形砭石，其一端有锋，另一端扁平有弧刃。经鉴定， 它具有切割动物肠疡和针刺两种性能。这表明，早期先民在治疗牲畜疾病时，已尝试使用手术法。 秦汉兽医继承并发扬了该技术，如华佗言，若“牛牴触肠出”后肠干不入，可用刀割去干处。

图1 河南南阳方城汉墓画像石拒龙阉牛图

至东汉末期，华佗对牲畜去势术做了两大改进。 其一， 将手术时间大大提前。《周礼·夏官司马·校人》曰：“夏祭先牧，颁马，攻特。”郑玄注曰：“夏通淫之后，攻其特……攻特谓騬之。”待动物发育完全后为之去势，除施行不易外，还增加了手术的风险。因而，华佗主张在动物幼小时即进行手术，“大抵马生后一年至半年，牛生后六月至九月，羊生后一月，过迟恐有妨生命”。其二，注重伤口的护理。《华佗神方》 载牡豕阉割术：“凡牡豕未愈四十二日者，即可自其肾囊底部割之。摘取其肾子，并将其筋割断。”其操作流程为：“先以一、二人将豕压在左边，使不得动，阉者乃于豕腰间，用刀割之，轻出其右侧之肠，将线扎完，即用钝刀割之。或以手撕去其肠即将与生肠相连之物，内入肠内原处，线缝创口。”又有阉鸡秘方，是将空腹的公鸡置于阉割台上后，“乃于其末一肋骨之前， 去毛纵剖之，约寸许，取出其肾子，缝其伤口”。可见，华佗强调在手术后对牲畜的伤口进行包扎缝合。如此，既可防止感染，又能促进伤口愈合。

（三）熏烤法

西周时期，人们概已意识到，熏烤法是防止寄生虫传染的有效手段。《周礼·秋官司寇·翦氏》曰：“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而后，秦国以法律的形式推广此制，要求以高温熏烤的方式为入境的马车杀菌消毒。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云：“者（诸）侯客来者，以火炎其衡厄（轭）。炎之可（何）？当者（诸）侯不治骚马，骚马虫皆丽衡厄（轭）鞅靶湿辕靶伸，是以炎之。”整理者谓：“‘骚马’即骚马虫，是寄生马体的害虫。”裘锡圭认为“骚马”当为“搔马”，“不治搔马”指的是因不好好搔马或搔马不得法而导致马身上的虫跑到衡轭等物上去了。结合二说可知，秦律规定以高温熏烤马车衡轭，旨在防止境外马匹身上所携带的寄生虫入境危及本国牲畜。

（四）巫术法

远古先民们对自然科学的认知有限，罹难时多希冀神灵的庇佑和帮助，故“原始社会乃巫术最为盛行的历史阶段”。 秦汉时期的医学虽已开始摆脱巫术的纠葛而欲通往独立之路，却未完全挣脱迷信的缰绳。 故在治疗牲畜疾病时，巫术仍占有一隅之地。周家台秦简云：“马心：禹步三，乡（向）马祝曰：‘高山高郭，某马心天，某为我已之，并□侍之。’即午画地，而最（撮）其土，以靡（摩）其鼻中。”“马心”可能是马行为失常、疯狂不听控制等病态心理。简文中的“禹步”， 乃先秦两汉时期治疗各疑难杂症的惯用巫术， 该动作常伴随有祈祷性或恐吓性的祝词。如悬泉汉简《日书》云：“入厕，禹步三。祝曰：‘入厕谓厕哉，阳谓天大哉，辰，病与疾入，疾去毋顾。’”在治疗被水蛭或石蛭咬伤的“蛭蚀”之症时，也可“湮汲一咅（杯）入奚蠡中，左承之，右乡（向），乡（向）人禹步三，问其名，即曰：‘某某年□今□。’饮半咅（杯），曰：‘病□□已，徐去徐已。’即复（覆）奚蠡，去之”。王晖先生指出：“禹步实际上是禹因治水而留下跛足残疾的步伐， 后被巫祝人员用来作用一种特殊的步伐，魑魅魍魉害怕禹，这些走‘禹步三’的巫祝扮成了禹的化身，也就具有了镇妖驱邪的特殊功能。”是故，秦汉巫医们以禹步治“马心”之疾，并向高山高郭祝祷，其出发点是借大禹的威信震慑鬼神、降服病魔。

秦汉时期较流行的治疗牲畜疾病的巫术，不唯念咒语以祛病，还包括置灵物以避殃。《齐民要术》云：“常系猕猴于马坊，令马无畏，辟恶，消百病也。”实则，早在汉代就有系猕猴于马坊以治马病的习俗。四川汉画像石马厩图（图2）中，一匹膘肥体壮的马立于圈内，马枊上方攀附着一只猕猴，它一手抓住栏杆，一手前伸，欲触马嘴。无独有偶，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画像石马厩图（图3）中有数只并排进食的马，其中，正中央的两根拴马柱上立着搔首弄姿的猿猴。类似的猿猴戏马图，还见于陕西、甘肃等地画像石，邢义田先生认为：悬猿猴于马厩的厌胜法最早流行于印度及中亚地区，后传入内地，“产猴的地区如巴蜀或河南固可畜猴于马厩，不产猴的地区如西北边塞或草原，则可利用图画、佩戴垂饰或带钩等等不同的方式，以厌胜和象征的方式达到相同的目的”。可见，无论是两汉还是魏晋，中原还是塞外，猿猴戏马图反映的均是猴子能治马病这一巫术思维。

图2 四川汉代画像石中的猴与马

图3 密县打虎亭汉墓画像石中的猴与马

有学者指出：“战国至秦汉时期，巫术药物在疗疾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少，医学药物的种类逐渐增多，医方配伍方法不断完善，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国医学水平不断进步的趋势。”从牲畜疾病的医治方法来看，虽然巫术法在秦汉时期仍占有一席之地，但其适用范围远不及药物法和手术法，这是科学严密的理性思维在兽医学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的重要体现。

四、结语

综论之， 作为中国传统兽医学的奠基阶段，秦汉时期， 兽医学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首先，在医学理念上，秉持传承与创新并重的原则。秦汉兽医们在继承先秦医学成果的基础上精习医理、钻研医术、推陈出新，他们不仅摒弃了先秦时一度流行的先通淫后去势的陋俗，还掌握了较先进的包扎护理技术以促进牲畜伤口的愈合。更重要的是，已有人在批判天人感应说及灾异论思想的基础上注意到了自然气候与牲畜疾疫间的内在联系，弥补了前人在动物传染病研究方面的不足。

其次，在临床试验中，秉持实践与理论并重的原则。一方面，秦汉兽医多谙熟牲畜的习性和体质，在为牲畜疗疾的过程中，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通过著书立说和传道授业，兽医们对这些经验进行阐发与推广，并将其升华为一门较系统的学科体系。

最后，在医治方法上，秉持多样性与灵活性并重的原则。秦汉兽医们不拘一格，采取多种方法治疗牲畜疾病：在选择药物法时，他们对药物的配方、剂量、研制方式及服药时间都做了较详细的规定；在践行手术法时，他们探索出了为牲畜去势的走骟法。该时期内，科学、理性的疗疾观念与原始、唯心的巫术思维互相纠葛，既催生了符合现代医学原理的熏烤法，也保留了祈求外物庇佑的禹步法和厌胜法。总体而言，尽管秦汉两朝的兽医学依旧充斥着非理性主义思想的孑遗，但兽医们对药物法、手术法和熏烤法的重视程度远胜巫术法。就兽医学的发展情况来看，这是一个科学启迪蒙昧、医术战胜巫术的时代。

汇而观之，无论是从兽医的数量、医术，还是从兽医们对疾病的辨别、认知，抑或从疗疾的手段、方法上看，秦汉时期的兽医学都在先秦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作为矗立于传统中医园林中的巍巍丰碑，秦汉时期的兽医学已逐渐发展为一门较为独立、系统的学科，并奠定了后世兽医学发展的基石。

①有关秦汉兽医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页；谭黎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畜牧兽医技术研究》，载《安徽农业社会科学》2011年第29期。

②《后汉书·刘般传》未载具体时间，王云度先生在编排纪年时，考证此次牛疫发生于永平十一年。参氏著《秦汉史编年》“汉明帝永平十一年”条：“刘般兼屯骑校尉，言禁民二业、通使区种增耕之法。”（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7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