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通俗小说的文化逻辑
——评《江南文化视野下的明清通俗小说研究》

赵 敬 鹏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苏区域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江苏南京 211200)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学”理路，在积极拓展研究疆域的同时，也曾引发普遍担忧，因为它隐藏着“内容不够，文化来凑；积累不够，文化来补；功力不够，用文化来抹糊”的空疏之弊[1]。可见，揭示并抽绎文学的“主导性文化逻辑”，或者“支配性价值规范的观念”[2]432，也就成了如何有效开展这一研究范式的关键。就此而言，新著《江南文化视野下的明清通俗小说研究》(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项目成果)非常具有启发性，不仅还原了明清通俗小说的历史现场，还深刻阐释出其中的文化逻辑。关于明清通俗小说文化逻辑的探讨，我们不妨从这部著作开始。

一、明清通俗小说史上的“江南”

《江南文化视野下的明清通俗小说研究》全书40万字，包含四个章节以及绪论、结束语、附录部分。仅从“明清小说江南作家与江南创作简表”“明清小说江南刻印简表”等文献附录，我们便可以体察作者如何发现明清通俗小说史上的“江南”。

据附录的文献调查，209位明清小说作家的籍贯或创作地，属于当今江浙沪一带；明清刊刻小说的书坊，同样聚集于此，例如南京41家、苏州96家、杭州38家、上海185家等；而明清时期的小说评点家，江南竟多达63位。无须过多解释，如此庞大的数据足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明清通俗小说的创作、出版与评点的中心位于“江南”。如是，文化意义上的“江南”，确切地说是明清通俗小说史上的“江南”，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作者的考查范围，由此决定了《江南文化视野下的明清通俗小说研究》超越“地域”的单一视角[3]60。

王国维曾在百年前勾勒中国文学的文体历史演进，“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4]57而能够代表明清时期文学成就的文体，无疑当属小说与戏曲。那么，江南如何逐渐成为明清通俗小说的中心呢？我们知道，由政府、藩府与私人书坊组成的明代刻书版图格外壮观，仅就私人书坊刻书来说，也有南京、杭州与建阳等三个集中地，更何况后者从宋代开始便“一直是全国重要的刻书地之一”，“其刻书数量之多，堪称全国之首”。但是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建阳刻书以坊刻为主，而且刻书种类齐全“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尤以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为最多”[5]8-29。作者进一步聚焦在小说这类通俗读物方面，指出“万历、泰昌年间，以小说刻印地而论，新刊小说约40种，其中建阳刊27种，金陵刊5种，苏州刊4种，其他地区刊4种，称建阳为小说出版之重镇，此无异议”[6]80。然而，这一时段建阳的小说作者有11位，江南的小说作者约有13位。到了天启、崇祯两朝，新刊小说约32种，其中，“杭州刊11种，苏州刊11种，建阳刊5种，南京刊4种”[6]80-81，江浙地区的小说作者多达17位。由是观之，此时的小说创作与刊刻已经在江南形成气候。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明清小说史上诸多小说创作与评点大家及其作品，小说刻印史上诸多精刊名刊本，均出现在江南。”[6]82以金圣叹这一评点巨擘为例，自新时期之后，学界从“形式批评”角度挖掘其文法思想、叙事与性格理论，从“才子”角度讨论其评点的知识谱系等，可以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深入了金圣叹以及小说评点研究。虽然我们不时看到新观点，例如有人认为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很大程度上”是观照容与堂本与袁无涯本插图而成[7]99-101，但颇为遗憾的是，围绕金圣叹评点的相关研究，尚未置于一个宏大、立体的江南文化语境之中。仍以明清时期的《水浒传》这一通俗小说的典范为例，万历年间杭州容与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托名李贽评点)、苏州袁无涯刊《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传》(袁无涯评点)，都是有着深远影响力的《水浒传》版本。而崇祯十四年的贯华堂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更是成为清代最为流行的《水浒传》版本。由此可见，以金圣叹为代表的小说评点，在《水浒传》的“经典化”与小说文体的“合法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推手角色，正如李渔所说，“施耐庵之《水浒》，王实甫之《西厢》，世人尽作戏文小说看，金圣叹特标其名曰‘五才子书’‘六才子书’者，其意何居？盖愤天下之小视其道，不知为古今来绝大文章，故作此等惊人语以标其目。噫，知言哉！”[8]40。

相比上述《水浒传》的江南刻本而言，建阳却要逊色很多，因为这一区域的书坊不但一味选择出版“简本”系统的《水浒传》，而且还没有形成小说评点的风尚，大多只有“评释栏”中寥寥几句“好或坏”“是或非”之类的德性评价。实际上，“建阳书坊在刻书内容和版式上力求创新，费尽心思设计，有所谓的纂图互注本、附释音本、附音重言互注本、监本纂图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本、京本点校附重言重意互注本等等诸多名目”[9]13。进而言之，虽然建阳拥有刻书的悠久历史与雄厚基础，亦不乏创新之精神，不过，由于既缺少江南的原创小说，也没有像金圣叹那样吸引读者的评点，因此无法寻求小说出版的重大突破，只能在机械复制、粗制滥造的层面上停滞不前，清代以降走向式微也就成了必然。

可以说，伴随着建阳小说刊刻的衰落，江南小说中心得以逐步确立，这就是《江南文化视野下的明清通俗小说研究》对江南文化现场的还原。在此基础上，作者向我们揭橥娱乐、教育、出版等因素，如何在一个复杂的文化场域内影响着明清通俗小说。

二、娱乐与教育：江南大众文化的一体两面

较之赋、诗、文等文体，明清通俗小说无疑属于大众文化，原因很简单，后者与市场的关系更为密切[10]14。尽管古今中西关于大众文化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娱乐当属小说毫无争议的本质属性；而江南之所以成为明清通俗小说创作、出版与评点的中心，无疑要求作者、书坊主与读者具备一定的教育水平。如是，“娱乐”和“教育”从两个主要面向建构了孕育明清通俗小说的江南文化动力。

《江南文化视野下的明清通俗小说研究》首先梳理明代江南消费风气的嬗变，以及这一地域“消费社会”的形成过程。其次，“物质享乐，仅仅是享乐消费的一个方面；娱乐休闲文化消费，则是享乐消费另一层面的内容，是一个本质的提升和飞越。”[6]36著作进而指出明代娱乐休闲文化发展史的诸多关键节点，例如成化年间，《菽园杂记》记载了戏曲娱乐的兴盛；再如正德、嘉靖以后，搬演戏文等娱乐业“逐渐步入高潮”等。“戏剧、曲艺艺术的繁荣，与大众文化读本的蜂拥而出”，便是在大众享乐消费需求刺激下形成的文化局面。由此反观“雅文学”，我们就会发现，小说关涉“大众娱乐休闲读物”的消费及其市场，所以“兼具有精神文化作品与文化商品的双重品格”[6]54。

恰恰是“文化作品”与“文化商品”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促使《江南文化视野下的明清通俗小说研究》解释了明清通俗小说史上“两百年空白”这一重要问题[11]。承前所述，娱乐是小说作为大众文化作品的本质属性：创作小说“多以供人娱乐休闲”为基本目的，无非是“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12]935；而阅读小说更是一种娱乐消费，因为这种消费首先需要读者受众购买书籍。为了谋取更大的利润，“通俗”的娱乐，也就成了生产小说这一大众文化商品的不二信条，甚至是书坊主与作者的“自觉追求”。然而，“文化作品”与“文化商品”之间并不能简单画等号，虽然它们都强调娱乐，但从前者的“作品自觉”到后者的“商品自觉”必然存在一个发展过程。

作者指出，享乐之风与娱乐休闲在成化年间崛起，标志着“大众消费时代悄然而来”，“商业出版的繁荣”却相对滞后。而旨在出版谋利的江南私人书坊，则是从嘉靖年间才开始繁荣，“这一时期，建阳新开书坊13家，金陵新开书坊10家，苏州新开书坊9家，杭州新开书坊4家”。小说既然已是商品，书坊主就必须考虑如何增加卖点和削减成本。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注释、评点、插图等“副文本”纷纷登场，在小说本身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充当着招徕读者购买“新刊”的广告。鉴于小说的流行与获利，书坊主“捕捉到了巨大的商机，于是加以翻印，并加以模仿”[6]56-63。因此，嘉靖之后，特别是万历二十年之后，近百部小说被创作、出版；而天启、崇祯两朝的新刊小说亦多达三十余部，明清通俗小说迎来了繁荣时期。至于《水浒传》《三国演义》之后为何长时期没有小说新作，《江南文化视野下的明清通俗小说研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两部小说“创作的年代及其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并非大众追求享乐消费、追求娱乐休闲的时代”。易言之，“作为小说商品，根本不曾存在什么‘空白’；而作为小说创作，从创作史的角度而言，在《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之后，的确有着较长时段的断档”[6]67。

如果说娱乐属于作者、读者与书商的共同追求，因而“集体铸造了一个小说商品消费的时代环境”[6]74，那么教育则是保证小说消费之所以可能的知识基础。所以，《江南文化视野下的明清通俗小说研究》第二章集中探讨“明清江南教育大众化与通俗小说读者及创作”。作者首先关注明清江南教育大众化与通俗小说读者市场的关系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直接材料较少，但是，作者通过丰富的边缘材料做出了可靠的论证。一方面，江南社会普遍重视教育，因为识文断字的能力与水平，属于生存、生活和生产的必需，足以现出教育的普及程度；明清时期的蒙学读物，也能够确保受教育者掌握两三千个文字，而这一数量亦足以保证他们阅读通俗小说。另一方面，作者从小说禁毁和序跋史料中发掘出明清通俗小说的读者市场信息，可谓独辟蹊径。因为小说的读者对象，涵盖了士、农、工、商等多个阶层，所以才能解释明清时期四次大规模的通俗小说禁毁运动，全部发生在江南这一流行小说的“重灾区”。总之，“因为其教育普及的相对发达繁荣，普通民众识字率与识字人口的绝对数字均在全国遥遥领先，作为文化商品的通俗小说，有了更广阔的潜在与实际市场，江南因此成为明清通俗小说出版与消费的中心”[6]113。

其次，《江南文化视野下的明清通俗小说研究》还重点研讨“明清江南科举壅滞与小说作者及创作”，揭示了教育与江南通俗小说的深层次关系。仅就整个明代的两万余名进士而言，苏州府有872名，常州府有591名，杭州府有461名，嘉兴府427名，松江府402名[13]52-54，江南的教育质量之高，远远超过全国其他地区。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数量众多的进士必然建基于更为庞大的生员群体。然而，科举却并不因江南地区的人口稠密而增加录取比例，例如苏州每1500名生员，中举者只有寥寥50人，可以说“江南科举道途上的壅滞堵塞，严重到了何等程度”[6]122。除了处馆、游幕这两种常见职业之外，明清基层或者底层士人实际上多属于没有稳定职业者。如是，“在明清江南商业化出版相当繁荣的背景下，刻印或编辑创作畅销的通俗小说或其他大众读物，借以获取润笔”，成了这些士人的不错选择，冯梦龙、凌濛初、陆云龙、李渔等多有此类经历，“或成为书商，或为书坊邀请充当写手”[6]136。因科举壅滞而深感怀才不遇，以至于穷愁潦倒的文人们，以其独特的人生遭际进行小说创作，这可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孤愤型，例如凌濛初、吴敬梓等，后者科举不顺、客寓南京，却“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创作《儒林外史》[14]237-274。二是意淫型，例如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借书中叙写，尽逞其才学；借主人公功业荣显，尽展其臆想”。三是媚俗型，例如艳情小说的作者们，“放弃了传统文人铁肩担道义的使命与责任感，一味迎合市场，低级媚俗，以色情肉欲的文字，射利谋财”[6]140。

要之，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经济与教育相对繁荣，但“辉煌的科举成就背后，却掩盖着因为高密度人口、发达的科举教育和录取名额限制所造成的大量读书人沉沦社会底层的事实”。面临治生的压力，底层文人转向小说这一大众文化商品的生产，成了江南成为明清通俗小说的重要因素。

三、出版：明清通俗小说研究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任何学术问题，绝不可能脱离文献空想而出；任何学理阐释，也绝不可能脱离历史臆断而成。《江南文化视野下的明清通俗小说研究》之所以发现诸多明清通俗小说史上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对文献的把握与熟稔。然而，这部著作观照明清通俗小说，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而是紧扣出版这一关键线索，因此，作者在抽绎江南文化逻辑的同时，还呈现出极具个人特色的学术风格。

著作第三章“江南书业文化与明清通俗小说的盛衰演进”从宏观层面研究江南出版史，主要有地位突出、质量极高、追求创新等特点。而“清代全国刻书格局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福建建阳刻书业从刻书中心淡出”，江南顺势成为清代图书出版的“龙头老大”[15]。

具体而言，作者首先不厌其烦地整理明清江南的小说出版全貌。例如以世情、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与公案为主要题材的通俗小说，南京约有书坊34家、作品91部；苏州出版通俗小说的书坊约有73家、作品226部；杭州约有书坊33家、作品72部。在回溯明清江南小说出版史的过程中，《江南文化视野下的明清通俗小说研究》发现了被学界忽视的问题：“明清江南的出版商人们，不仅发起或者是参与了话本小说的编创；他们的文艺思想观念，甚至直接左右影响了话本小说的兴衰。”[6]206-207较之建阳书坊的冷淡态度，江南书坊在话本小说的出版方面格外热情，取得了其他任何一个地区所难以达到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江南出版的话本小说约有65部，其中，仅苏州、杭州、南京三地就出版了60部；而且，冯梦龙、凌濛初和李渔等话本小说大家，均为江南文人。这充分说明话本小说的中心位于江南，尤以明末清初最为繁荣。就话本小说的出版情况而言，出版商高度参与了创作与出版，例如李渔编刊《无声戏》并自行出版，再如冯梦龙因出版商的策划鼓动而编辑“三言”。但由于话本小说与商业关系的密切，导致它急于求成而缺乏艺术积累，看重娱乐效果而疏忽现实关怀，甚至流于说教而背离“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初心本位。总之，话本小说逐渐抛弃了鲜活的“文学创作”，彻底沦为了“文学商品”的机械复制，以至于雍正、乾隆朝之后，“大抵为旧作翻印，新著寥寥，缺乏新创”，最终走向不可避免的衰亡[6]21。

其次，《江南文化视野下的明清通俗小说研究》立足出版立场，探讨明清通俗小说的传播与经典化问题。自新时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似乎是时髦的选题，“经典化”也曾经热议一时，但从未有人从出版视角研究二者的关系。作者先是注意到“小说经典多首刊于江南，其善本精刊集中于江南”的文学现象，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经典，首刊地均在江南。而上述小说广为传播的精刊版本也在江南，例如毛氏父子评点的《三国志演义》、容与堂刻本《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金圣叹评点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世德堂刻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可以说，这些相对定型的精刊之于小说经典化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不仅是其他书坊刊刻同一部小说的模仿对象，而且还成了后世读者的优先之选。

更为关键的是，“四大奇书”这一观点在江南的提出，从文体层面发现了小说经典。虽然王世贞、李贽、冯梦龙等人已约略萌生“四大奇书”的观点，金圣叹的“六才子书”也是非常推崇《水浒传》，但是上述论说所列作品“多寡不一，文体不一”，各自喜好的差异很大。不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或列之于‘五大部文章’‘六才子书’‘四大书’‘三大奇书’，或将其作为评价其他小说作品的参照”，可见这四部小说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6]249。李渔不仅明确提出“四大奇书”，而且还集中出版，从而使这一说法更加深入人心，由此发现小说文体的经典价值。至于小说经典地位的初步确立，则要归功于以金圣叹为代表的评点家，因为他们一方面以选本批评关注小说文体的特性，另一方面还深刻挖掘了文学的审美意义，阐释出作为“小道”的小说何以能够成为“天下妙文”[16]217-224。

以上便是作者围绕出版而展开的专题研究举隅，如果我们放眼整部著作，就会明显感觉到，“出版”堪称研究明清通俗小说研究的阿里阿德涅之线[17]17。这是一种围绕文学生产的研究线索，决定了《江南文化视野下的明清通俗小说研究》无论是问题的发现，还是学理的阐释，都极富有个人学术特色。作者曾任江苏古籍出版社编审，他所编辑的图书多次荣获中国图书奖，当属典型的“学者型编辑”[18]。而将近20年的编辑经历，似乎晕染出作者的小说研究风格，《江南文化视野下的明清通俗小说研究》选择出版这一立场与视角也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纵观全书，《江南文化视野下的明清通俗小说研究》既展现出“文化学”这一研究范式的可操作性，还具有很强的延展性。仅就著作所涉的江南插图而言[6]70-71，无疑是明清通俗小说重要的文化元素，但以往学界往往囿于地域研究，聚焦金陵版画、杭州版画较之建阳版画的技法、风格特色如何等，却并没有注意到插图在小说的经典化进程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杭州容与堂刻本《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当属后人临摹绘制《水浒传》插图所难以绕过的高峰，其中200幅插图不仅使原本局限于说话艺术的《水浒传》摇身变为精美的案头读物，而且还阐释着小说的丰富内涵，甚至决定了容与堂刻本成为众多《水浒传》版本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诸如此类的问题值得我们继续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