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圭吾作品中的生命伦理探究
——以《分身》《变身》为中心

◎王晋茶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河南三门峡472000)

《分身》和《变身》这两部小说，分别以克隆技术和脑器官移植技术为背景，介绍了被运用于众多领域的生命科学对人类自身和生命的探索过程和意义，有趣的生命科学现象被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一、小说中的生命伦理现象

（一）《分身》与克隆技术

东野圭吾的小说《分身》讲述了两个生活在不同城市的克隆人的故事。居住在北海道的氏家鞠子和居住在东京的小林双叶，以各自母亲的离奇死亡为契机，开始找寻自己身世之谜。小说以“鞠子之章”和“双叶之章”这样的双螺旋架构，暗示了其二人是拥有同母体DNA 完全相同的克隆人身份。小说中，借助克隆技术成功降世的两名克隆人分别给各自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悲伤和灾难。鞠子的母亲由于无法忍受自己十月怀胎生下的女儿竟是丈夫所仰慕的旧爱的分身这一残酷现实，生无可恋地选择了自杀；双叶的母亲由于双叶克隆人的身份陷入被人精心设计的阴谋中而惨遭杀害。而她们的出生及这一切阴谋都是出自掌控政界实权的前首相伊原骏策，为了能够永远掌控政权而进行生殖性克隆实验的结果。

克隆是英语“Clone”的音译，通常指生物的无性繁殖，换言之，是由一个母体经过无性生殖而繁育的一群生物体。目前，人们利用克隆技术进行微生物克隆、植物克隆和动物克隆，在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医学领域的应用前景方面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例如，克隆技术为濒临灭绝的物种挽救工作提供了更多可能和美好的发展前景；利用转基因和动物克隆技术生产药物，会极大推动制药业的有效和高速发展等。这些克隆技术的推动作用，就像一座“采掘不尽的金矿”，在人类生产实践方面发挥着巨大、重要的作用。[2]但克隆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扭曲利用会引发诸多伦理冲突甚至灾难。

（二）《变身》与脑移植技术

东野圭吾的小说《变身》讲述了一个大脑移植的故事。天性纯良的青年成濑纯一，在意外遭遇枪击，右脑中弹后被移植了开枪射击他的凶残罪犯京极瞬介的大脑。意外生还之后的纯一心性大变，行为习惯也逐渐被恶徒的不良行为所代替，甚至对挚爱之人，也因为被移植的大脑渐渐失去爱意。纯一对于过去种种美好的记忆依旧存在，但原本的思想感受、好的行为习惯却离他越来越远。[3]无法控制灵魂的凄凉与惶恐，纯一下定决心找回自己。但当他得知自己右脑来源时，绝望的纯一明白了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让他最终选择了自我灭亡。[4]

所谓的器官移植，是指用人或动物的健康的器官、组织以及人造器官来更换功能衰竭、乃至于已经丧失功能的器官组织，以期挽救病患生命的一项高新尖端的医学技术。而脑移植技术属于特殊器官移植的范畴。脑移植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指脑组织移植，例如把健康的脑细胞悬液、脑组织块等移植给适合的病患；第二是指整个脑部的移植。这种情况下的大脑移植，需要医生将健康的大脑的中枢神经、脊髓神经等与病患头颅的其他部分组织严丝合缝、准确无误地连接起来。《变身》中的大脑移植属于前一种情况。

二、作品中所体现的生命伦理困境

随着先进的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凸显出的伦理问题也愈加激烈。东野圭吾的这两部小说把这些伦理困境淋漓尽致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引人深思。

（一）生物医学技术被人利用

生命科学本质上是朝善的方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的生命体验和尊严，但也不可避免地被他人利用，来获取不正当利益。在这两部小说中，体现出了先进的生物医学技术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这一伦理危机。[5]

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到，生物医学技术被别有用心的政治家所利用。科学技术空前发达的今天，尤其是21 世纪可能会成为生物技术时代，科技为人们提供了足以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手段。同时，科技让人们对充分探索未来的可能性抱有坚定的信心，给人们以鼓舞力量。正像J. D. 贝尔纳所言，科技的这种社会功能属性，使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日益广泛、深刻、巨大。但由于科学技术还具有的工具属性，使它的发展应用同人类的自觉意识及自主选择联系在了一起。这其中隐藏的道德风险便不言而喻。由于人类理性能力的局限性，所以科技很大程度上会被不同的社会力量所利用。[6]在《分身》中，掌控政界实权的前首相伊原骏策由于自身精子存在缺陷，不能怀孕生子，为了不让自己的政治权力因为未来某一天自己与世长辞而旁落他人，十分想要一个拥有自己遗传基因的后代来延续自己在政界的势力，便命令医学家暗地里进行被医学界禁止的克隆人实验。[7]威慑于政治淫威之下的医学家们利用克隆技术复制出另外一个“伊原骏策”。但克隆技术所存在的技术缺陷使“翻版”的伊原骏策由于先天性免疫不全而早早夭折。时隔二十年后，得知自己罹患骨髓性白血病后，没有后代的伊原骏策又想操控当时的课题团队利用复制成功的克隆人卵子克隆婴儿进行骨髓移植。虽然治疗性克隆是被允许的，但伊原骏策在没有告知氏家鞠子实情的前提下绑架、软禁、试图强制性地从她身上提取卵子的做法违背了治疗性克隆的“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尊重原则”。因此不管是前期的生殖性克隆还是后来的治疗性克隆，都是伊原骏策试图利用先进的生物医学技术，满足一己私利。由此可以看出，像“克隆”这些先进的医学技术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7]如若被邪恶势力所掌控，对人类而言，那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这其中蕴藏的伦理危机引人深思。

另一方面，生物医学技术成为一些居心叵测的科学家沽名钓誉的工具。在《分身》中，虽然他们都清楚克隆人被医学界完全禁止，而且在伦理道德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虽然有惧怕伊原骏策政治势力的因素在，但联想到一旦成功，就能名利双收。因此医学家们为能加入研发团队而高兴得手舞足蹈，仿佛觉得自己变成了能够随意掌控生命的神仙。果然，翻版“伊原骏策“被复制出来之后，参与人员都得到了非常丰厚的报酬，许多人都飞黄腾达了。还有几个以此为契机跳槽到欧洲的研究机构，负责人久能教授也开始为自己的前程秘密活动，游说美国知名大学邀请自己前去做教授。在《变身》中，为了能够救活脑袋中枪的成濑纯一，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脑移植技术轰动世界，医生堂元博士不惜把人格分裂、凶残至极的死刑犯京极瞬介的大脑移植给纯一。明知道大脑移植会让受者的人格同一性受到影响，但为了这项举世瞩目的技术，医学家还是以违反生命科学的“尊重原则”为代价，[8]冒险将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大脑进行了移植。

（二）自我意识及自我建构的困境

这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在寻找自己究竟是谁。这样的困惑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接受先进生命医学技术再造的主人公们的人格尊严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作为个体的人而言，人所具有的自然、社会和精神属性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不同于他人的存在。克隆技术不但破坏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还让克隆人和他的“原版”之间权利与义务等模糊不清，这样会侵犯人格尊严。在《分身》中，双叶指着自己的“原版”声嘶力竭地质问自己究竟是不是用“原版”的身体生产出来的怪物？当得知自己是克隆人时，鞠子自述悲伤和绝望再次向她袭来。事实的真相犹如无形的力量击垮了她。伊原骏策相中了他们克隆人的身份，想利用她们的卵子克隆婴儿，当出现危险或犯罪等普通人不愿意而为之的事件时，黑心的普通人会不会让克隆人为自己涉险呢？这些情况都会让克隆人的自尊心受到伤害，造成严重的心理缺陷。另一方面是由于新的医学技术导致身份的自我确认缺失，自我意识薄弱。在《分身》中，”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样的疑问始终萦绕心间的两位克隆人从来都没有停止自我追寻的脚步。在《变身》中，慢慢发现自己胆小懦弱的性格在一点点消逝，兴趣爱好也与以前的自己渐行渐远，纯一因按捺不住心中的疑问——“我究竟是谁？”才会踏上追寻自我的不归路。因此，在生物医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未来，人伦关系也会遭到严重破坏。[9]如何确定克隆人和供体的关系，是供者的儿子、女儿、弟弟、妹妹？如何确定供体和受体生命的主体性，受体的男女朋友、夫妻、亲子关系还存在吗？供体和受体性格、兴趣爱好、性别等相去甚远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受体的自我意识、人格的同一性？在这种伦理模糊、自我意识削弱的情况下，会导致涉事者心理和情感的扭曲，埋下家庭悲剧的祸根。在基于自我意识薄弱的基础之上，就涉及如何自我建构，如何重新拥有健康内心，获得重生等问题。

三、作者的伦理价值取向

（一）生命科学发展过程中坚守传统伦理道德

随着生物医学技术高度发展，对人类伦理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传统的伦理道德提出了挑战。人们的价值观可能会同现在的有很大分歧，伦理和道德也会变得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尺和界限。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这一著作中，论证了在道德律的约束和指引下人类通过社会实践和一系列精神活动超越现实世界的必然性。因而，不管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人类都应该摆脱技术实证标准的束缚，坚持在纯粹的伦理道德判据的约束下，遵循道德法则，坚守传统伦理道德。[10]这也正是东野圭吾在这两部小说中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作者提倡无论科技如何发展，都要以传统的社会道德规范作为坚守的底线。作为被角色场景所直接规定的人类，在最初的伦理实体和关系——家庭中，蕴藏着每个人角色规定之下应遵守的伦理道德。即家庭应以爱情为其最直接的内在规定性，爱情需以性爱为首要前提。在这种自然前提之下，滋生出的传统伦理道德就是互爱。子女作为家庭血缘的延伸，也是社会本身的延续。在夫妻关系之上延伸出的亲子关系，以慈孝作为人们需遵守的另一个家庭传统伦理道德。在东野圭吾的作品中，正是以这种传统的道德伦理判断作为基石，做出作者自己相应的伦理判断的。

在《变身》中，纯一在大脑移植手术之前，有一个深爱的女朋友，她脸上的雀斑被纯一看作是象征着她魅力的存在。而换脑之后，纯一开始渐渐讨厌起阿惠脸上的雀斑，有意无意地想疏远阿惠，并莫名其妙地有了移情别恋的念头，甚至感觉自己爱上了术后一直照顾自己的护士直子。这一系列的变化让纯一感到崩溃，他分明那么爱阿惠，而京极的大脑意识越来越占上风的情形下，他忍受不了那种对阿惠的抱歉之情却又无法勉强、控制自己大脑的无力感，怀着对两性关系中互爱传统伦理道德的坚守，他选择了用死的方式来告慰他和阿惠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这是东野圭吾对传统两性关系所坚守的底线——不管时代如何发展，不管人类是运用什么高级的生物科技手段再造的存在，互爱永远是异性结合终该坚守的底线。

在《分身》中，克隆人氏家鞠子的母亲静惠，无意中发现了丈夫仰慕女人的照片，那一刹那，事实的真相犹如晴天霹雳一般粉碎了她现实拥有的一切：深爱的丈夫欺骗了她的感情，并利用她的身体克隆了一个和他初恋一模一样的女儿；日夜疼爱的女儿竟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痛苦挣扎之后的静惠悲伤绝望地选择和全家人同归于尽。当她看到鞠子喝下安眠药后恬静的睡颜时，天生的母性击败了所有的仇恨和痛苦，最终毫不犹豫地选择把生还的希望留给自己深爱的女儿，哪怕她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这样深沉的母爱是东野圭吾对传统母性的肯定和赞扬。而小说中的另一个克隆人小林双叶的母亲小林志保为了不让女性沦为生育工具，为了女性的解放事业，她决定以自己的未婚之身作为研究对象，但怀孕激发出的母性本能在不知不觉中碾压了作为研究人员的理性，为了保护腹中的双叶她不惜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研发组织。自然传统的母性滋养着她的灵魂，深沉而伟大的母爱赋予了她神圣的责任感。“若无母性，女人既无法生存下去，也无法战斗。母性囊括了宇宙”。东野圭吾用这样的设定，坚定地传达出传统的母性道德规范不应该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而改变。

（二）生命伦理维度对生命返魅的认识：实现生命价值、生命尊严最大化

生命科学致力于提高人的自然生命价值，而生命伦理致力于提高人的伦理生命价值。东野圭吾的这两部小说，作品都以“死亡”的方式来收尾，纯一通过换脑技术得以生存，但自己的心性习惯却在穷凶极恶的凶杀犯右脑控制下慢慢沉沦在恶的沼泽中难以控制。当他意识到单纯的寿命延长并不能让自己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时，他毅然决然选择了用死亡的方式结束了生命科学毫无意义的“馈赠”；氏家亲眼看见在同生命科学博弈的过程中，医学人员为了名利置人的生命尊严于不顾，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能延长自己的自然寿命蓄谋组织生殖性克隆，实施过程中杀害成为阻碍的研究人员，绑架强迫克隆人，道德沦丧到令人咋舌，他看到了生命科学的推动是以人被作为工具和手段实现的，同时也参透了人类生命的永恒意义而最终选择炸毁克隆技术研发团队大楼，让身为研发团队成员的自己和所有相关人员、研究数据和研发成果同归于尽。他觉得对于带有功利性的生命科学研究，和带有不纯目的的利用生命科学技术都是对生命价值的亵渎，也是对克隆人生命尊严的损害。

在笔者看来，这正是东野圭吾对生命科学和生命伦理学关系的一种鉴定——技术可行是生命科学能否实现的判断依据，而生命伦理学则是生命科学是否应该执行的判断标准。从人类生命的价值维度和道德维度以及伦理维度进行深度剖析是生命伦理学的目标，这便是对于生命的一种返魅。[2]简言之，生命科学赋予了濒临困境的人崭新的生命，这种生命只是自然意义的生命，没有探讨精神层面，即具有文化意义的生命。人类的本质既包括自然意义的生命，还包括文化意义的生命，实现生命的最大价值和生命的最高尊严这才是生命伦理学视角下对于生命返魅的认识。无论生命科学如何发展，人永远都只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康德对于人类本质的这种分析可以被视为实践生命科学的道德准则。以人为本，实现人生命价值和尊严的最大化，提高文化意义上的生命内涵，不拘泥于单纯的自然生命延长，这便是东野圭吾对生命伦理的认知。

四、结语

当今，生命科学迅猛发展，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东野圭吾以生命科学为题材探讨生命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生命科学可以对人类的生命介入和干预，生命去魅过程加速。可以说东野圭吾已经前瞻性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才体现出生命伦理危机，并蕴含了他自己的伦理主张——在生命科学发展过程中，必须有我们所坚守的生命伦理价值底线，才能约束生命科学的发展风向，最大限度地保护人类的生命权益不受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