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味觉”寻找“身份”
——论也斯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

徐则慧

(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食物与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关系密不可分。饮食方式反映了不同国家或民族的生活、文化差异，人们通过食物进行广泛的沟通交流，从而组成丰富的社会结构。在西方，饮食人类学与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知识谱系，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饮食的象征意义研究、饮食的文化经济研究、饮食的文化政治研究、饮食与认同的相关研究[1]。在这里，“饮食与认同”是我们在研究后殖民问题时关注的重点。不少学者将饮食文化作为研究离散族群、国家认同、全球化、本土化等问题的切入点，探讨边缘种族被忽视、被主导的抵抗过程以及女性、移民、边缘者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在日新月异的全球化进程中，如何理解香港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以及由饮食推演出的多元身份该如何在这种文化情境下协调再生，乃至重新阐发出新传统仍是我们亟须思考的问题。

一、 全球化影响下的香港食谱

一个多世纪以前，香港以其濒临内地的天然港口的优越条件，被英国殖民者看中，逐渐发展成为被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规划、以资讯和经济多元化闻名的国际贸易都市。面对殖民者“去中国化”的政策，香港亦在无形之中被剥夺了主体性，渐渐演变成一个西化的身份。20世纪末期，由于商业和帝国主义的需求，外籍劳工与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世界出现了人口大量跨地区流动的全球化现象，这对种族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均有深切的影响。来自不同族群的人士，以不同的历史经验，构建出错综混杂的交流空间。在此，对美食的共同热爱成为了彼此联系和巩固认同的纽带，各种平常菜肴随着社会的变化传入香港，一方面各具特色的食物可以交融互通，另一方面各族群亦在努力维护自己的饮食文化传统，从而形成了“大江南北菜”并存的局面。香港市民原多熟悉广东饮食中的点心、云吞面、车仔面等，殖民时期的背景使他们在菜系中不自觉地加入了西餐元素，但他们并非全盘照搬，而是融入了自己的习惯，如用中国人适应的调味取代了牛油牛奶等。在吸收中国传统菜肴的过程中，“海纳百川”的香港美食也自主地根据地理位置、商业条件进行了客家菜、潮州菜的改造，并开辟出受不同国家文化氛围影响的茶餐厅、酒吧。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文化的席卷之下，香港进入了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据杰姆逊的观点，第三阶段的多国化资本主义以商品的形式渗透进人的无意识领域，“消费”促进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生成，而饮食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消费物。与现代饮食追求日常规范的功能性取向不同，后现代饮食不再满足于食物自身的营养成分，而是追求超越功利的审美体验和游戏般的消费与享受，多元、跨国的随机性与创造性已成为饮食文化的主要特色。

作家也斯自20世纪70年代走上文坛，他的创作始终被视为是体现香港本土意识的突出代表。从1997年《食事地域志》组诗，到2000年出版的诗集《东西》，再到2006年出版的诗集《蔬菜的政治》，“食物”始终是也斯打开香港后现代性与后殖民性面貌的重要窗口。他曾在《守望香港》中明确表明自己书写美食的意义：“我觉得食物是最日常接触到的事物，本身色香味俱全，引人入胜，另一方面，它又往往连起人际关系，是感情的触媒，挑起人的欲望和记忆。从种种平常的食物身上我们看见不同的文化如何流转，历史如何演进。”[2]2009年，也斯出版了《后殖民的食物与爱情》，用12个故事共同架构了香港回归12周年后香港人的生活状态。零散开放的结构对应着开放多元的香港社会，各色人物透过美食这一共同纽带游走在独立跳跃又藕断丝连的故事中，一边追寻着自身的文化身份，一边捡拾着漂泊不定的情感碎片。

在全世界跨界、汇通的混杂状态下，食物穿梭于国界、民族、社群之间，构成了味觉和经验的互动交流。餐厅、酒吧是经济、文化、消费、娱乐和生产的组合，于是在“我”的生日派对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食物：中东蘸酱、西班牙头盘、意大利面条、葡式鸭饭、日本寿司……多元多类的餐食似乎决定于食客的口味选择，实则是在全球化包装下，大众传媒宣传引导的结果。而在选择的过程中，有人推崇殖民风情的西餐，也有人向往日本料理的原汁原味，有人支持大江南北的中华传统佳肴，也有人致力于将香港的街头小吃发扬光大……与不同意见同生的必然是民族间的区隔与赋予意义的阶级划分，食物的不纯粹性及杂汇制造出形形色色的后殖民胃口，从而形成全球化食谱。

在以解构、平面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背景下，人们愈发追求感官上的享受与充满不确定性的虚浮感，由此，爱情成为与美食共生共存的寄托：“透过色香味、触觉、跨身体的接触、地方色彩以及跨国食品的互相交融状态，后现代餐饮更具色彩、更加多元，并且往往与情欲、书写有关。”[3]与美食相关的12个故事穿插着错综复杂的爱情：有“我”和玛利安因共同爱好的饮食而结缘的美食恋；有美国人罗杰与先后邂逅的香港女子阿素、爱美丽、韩国“公主”的跨国恋；有杀手与黑帮老大的女人的多角恋等等。人与人之间的纠缠与黏合看似错综复杂、你追我赶，实则这些爱情大多没头没脑、虚无缥缈，如同后现代拼贴、杂糅的特征，男男女女追求的不再是以生育后代为基础的交往目标，他们“成为感觉的追求者和搜集者”，“不断接受新的感觉，贪婪无度地追求总是比以前更加强烈和深刻的崭新体验”[4]。在后现代五彩斑斓的景观之下，人们很少有稳定的核心价值依托，而是追求感官欲望的满足。爱情是刺激与新鲜的产物，中越混血女学生阮把越南传统戏、香港粤剧等文化融合在一起的习作不被赏识，充满殖民与被殖民意象的香港女生与英国男子一夜情的爱情小说(《西厢魅影》)却被外国教授所推崇；转瞬即逝的爱情大都如杀手与中葡混血女子短暂的花火一般，相拥时爱得难舍难分，分开了又患得患失，似乎一切美好的记忆都能将他们出卖。没有归属的身份虽使他们由留恋肉体之亲转变为憧憬柴米油盐，无奈新世界宛如一个布满哈哈镜的迷宫，将人映照得面目全非，人与人之间飘忽不定、千变万化的关系使一对平凡男女互不欺瞒地诚实度过一生都成了奢望，最终“曾有的欢愉也可变成虚空，再美好的爱情也不过沦为庸俗的偷情骗局”[5]88-89(《濠江的水流》)。消费和闲暇意味着种种新奇陌生的体验，当罗杰和阿素被融剧场、酒店、商场于一体的火车站震慑住时，所感受到的是当代城市文化失序与风格杂烩的空间特征。琳琅满目的日本火车站里，罗杰和阿素走失了，正如走失在现代化的混杂与危险中，仿佛“一个一不小心就会失掉自己所爱”[5]38。在陈列着消费记号的商品、剪贴拼接的建筑与色彩缤纷的各式人等面前，人只能被定格在行色匆匆的芸芸众生之后，观望这高速发展的现代文明，努力不被时代抛弃(《寻路在京都》)。虽然摆脱了殖民统治，但长期复杂的历史环境使香港在“九七”回归以后一时无法适应自身的文化身份，不得不被动地走进一个新时代——这既是香港迎来殖民结束后的新时期，也是摆脱殖民束缚的香港人尝试以对抗、破解的意识反思文化身份的“后”时代。张京媛在《后殖民理论与文化认同》中指出：“后殖民批评与我们惯常熟悉的文学研究十分不同。它的视野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学文本中的‘文学性’，而是将目光扩展到国际政治和金融、跨国公司、超级大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研究这些现象是如何经过文化和文学的转换而再现出来的。”[6]也斯正是这样一个在实践中反思、创新的作家，他将游走在不同文化空间中的经历贯穿融入这部小说集中，通过光怪陆离的传奇故事引发香港本土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反思。

二、 文化身份的追寻

对于处于中西夹缝中的香港人来说，如何认同自己的地域、身份以及如何被他人认同始终是一个迷茫的问题。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原因，港英政府在实施“去英国化”的殖民统治的同时，也实施了“去中国化”策略，尽量淡化“国家身份认同”的意义，对香港人进行“有公民而无国民”的教育。“九七”的顺利过渡结束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但长期被主导的政治、经济、文化使人们不可避免地被席卷进新的“后殖民时代”里，“人们企图在对香港历史的追溯与寻根中，从集体无意识的沉淀中，寻求对自我文化身份的界定”[7]。关于“文化身份”的定义，著名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指出：“‘文化身份’是恒常地处于变化和重构之中，而在流徙的过程上，这种变动尤其显得激烈——从个人到群体，从历史的线性到空间的横移，流徙、移民、旅游和放逐所带来的 ‘文化移位’(cultural displacement)，都不能避免牵动许多对自我被确认的质疑，说到底，当人处身于一个陌生的空间时，总不免想到自己的从属关系与个人方位，而且越是流动的旅程，文化身份的撕裂越大，因为越多的空间转移带来越大的文化冲击，而 ‘文化身份’也必然会在这些冲击力下不断地变换、扭曲、再生或重组，并与环境产生各样的争持、角力、抗衡、融合或妥协。”[8]可见，文化身份不仅是民族历史存在中固有的自我意识，也是随着时代环境不断流动发展建构的产物。后现代饮食透过食物来捕捉不再复得的过去，香港本地人依靠食物的味觉、嗅觉、触觉等将过去融入体内，实践着社会意义上的文化认同。

也斯说：“殖民时期过去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也不一定就自动自觉反省在殖民时期形成留下的种种态度。”[9]食物常被作为识别一个国家、民族、族群的因素，是“地方身份(place identity)”的表征。餐桌上，一道“姜汁与芒果配合的亚洲味道”，本应该体现出独立的泰国辛辣味道，却被法国餐厅归类于同质化的亚洲菜系，泰国的独特风情被一扫而空。与此类似，香港作为亚洲的一员，“这几十年发展出来的饮食界，强调的往往是法国菜”[5]9。年轻一代的玛利安仍深受追求高档贵族菜式的父亲影响，怀念巴黎的酒和奶酪、西班牙的火腿和香肠，沉湎在殖民时期餐厅的风光中；老薛交往的玫瑰虽在香港长大,“却像外国女子一样，老觉得香港没有这样，没有那样”[5]136，“总觉得外国什么都好，回到香港见到我们则尽是野蛮人”[5]137，以远离香港的庸俗和落后来追求自身的身份认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食物传统的、独特的味道被视作保持民族忠诚的标志，但在西方各色文化的冲击下，回归盛宴上“那些民族色彩又充满吉祥好意头的菜名令我们捧腹”，“本来是我们自己熟悉的，传统家常菜，却因善颂的修辞和相对而来的喝倒彩，而令我们与之疏离了”[5]12。身份意识的淡漠使也斯不由自主地感叹：“为什么香港人许多对香港的文化也不认识呢？这可能是几种不同的殖民主义重叠的结果，令香港人也内化了这种作为‘他者’的意识，对自己的文化鄙视、看不起、说不出口，甚至疏离而漠视其存在。在这种态度之下，是对自己的社会、文化、历史没有认识，压抑了种种记忆与感情，而渴望认同其他的模式、其他的文化。”[10]文化身份含混的香港如同“荷兰豆跟龙眼杂交以后的私生子”一般叫不出自己的名字，即使是香港本土人，若站在风光一时的殖民遗址旁，亦无法通过地方去了解自己没参与过又隐约和自己有关的历史，只能在后现代的框架中寻找所谓的全球认同。

国际化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冲淡了民族、国家传统上的地理局限，对国与国之间流通的公民身份产生了广泛影响。后殖民背景下的香港其实是一片杂交多元的沃土，复杂的文化身份不仅使香港人很难产生“民族主义的排他肠胃”，包容万象的特性甚至还能内化从西方而来的“他者”形象。相比于世界上其他泾渭分明的地区，混杂的香港空间给予了“外来”身份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比如自信满满的美国人罗杰踏入日本这块东方文化氛围更为浓厚的土地时却变得手足无措，在东京街头总觉得每样东西都有叫不出的名字，繁缛的细节总暗藏着不懂的规矩。因此，像他这样的外来者更愿意融入香港这片既亲切又充满隔阂的土地，至少“他在这儿可以与菲律宾女佣，或任何其他人：印度尼西亚杂货店老板、绿色运动的田园工作者……和平共处，至少同样受着地产商的剥削也同样骂着政府”[5]108。另一方面，与横行霸道的英国殖民统治者和戴着“东方主义”有色眼镜的西方游客不同，以罗杰为代表的外来知识分子本拥有足够的资本去适应不同环境，却依旧被全球化语境下一视同仁的后现代碎片现实碾压得粉碎。罗杰虽来自占据文化霸权的美国，却热爱吟诗、弹吉他，倾向于思考惠特曼和爱默森，有着自己坚守的、未被后现代主义解构的文化传统，不曾想来香港求职后反倒被严格高压的教育体制折磨成犬儒，奔波在大大小小的评核会，淹没于三番四次的评核制度与永远写不完的年终报告之中。当文化本身的内在意义逐渐被抛弃，罗杰不得不在“包容”的香港逐渐学会适应“刘德华”类型的流行音乐，抑或尝试港式茶餐厅的奶茶和蛋挞。在追求浅层的符号标志、身份标识的过程中，罗杰渐渐也成为一个被物化的消费对象。然而，不管他怎样努力，在这个岛上“他做了百分之八十，但，就是差了那百分之二十”[5]106，剩下的这百分之二十便是超越了殖民关系的公民身份认同问题。身份认同是公民文化身份的核心，它既包括用某种文化特性进行自我形塑的内在确证过程，又包括公民身份主体与其他主体相互了解、互动的社会实践中逐渐达到认可、融合程度的社会归属过程。由于不被社会主流认可，“老实人”罗杰在努力形塑、融入的过程里依旧遭到香港女友家人的排斥，一举一动宛若格格不入的幽灵。相对于身份模糊不定的香港人，那些怀着美好的“东方想象”，本该具有明确文化身份和自我定位的“异乡客”却依旧难以成为香港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原住民，只能属于居于香港主流社会之外的“平行社会”的一员。

三、“第三空间”的建立

从中英谈判开始，香港人就陷入一种“身份追寻”的焦虑之中。英国长久以来的殖民文化宣传与中国内地将香港视为灯红酒绿之地的偏见，使香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不可避免地生存于中英两大权力之间。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中，女性常常被置于对立于男性的“他者”身份上，《西厢魅影》和《续西厢》里的高校女学生被国外男教授性侵的传闻既隐秘不齿又被看作习以为常，仿佛隐喻受殖民统治主导的暴力依旧没有得到根除。作者别出心裁地邀请“福轲”担任何方就职高校的外聘教授，而其如雷贯耳的“知识与权力”话题亦成为浮现全篇的线索。福轲认为，话语是权力的产物，亦在运作过程中实施着新的权力。对应在文本中，知识亦成为学院内部明争暗斗的权力工具：白种欧洲教授以其西方的优势地位占据着学生选课的话语权，课程文本、研究计划均以英国理论为背景；何方预备开后殖民主义的课程，却因为“刚从英国人的管治下脱离出来，他还是没有什么信心的，好像很需要别人的认同，也特别感谢别人的支持”[5]70。文化身份的缺失并非由于国际性的同一，而是由于缺乏对自身的认识。同学们写流行文化和电影的论文，说是多元文化却往往遗漏了本地文化：“这里那里引用很多西方理论，对本地历史和文化却不熟悉，也不引用中文已有材料，却能拿到优异成绩。”[5]166对西方话语巨型想象、疯狂挪用的背后是一个民族缺失自我、无力自省的体现，要想建构自己的身份首先要挖掘本土的优秀传统，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争取到知识的话语权。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萨义德后殖民理论中将西方视为“主体”，将东方视为“他者”这一单一的话语方式来观照香港中西杂糅的文化身份，受殖民统治的香港的文化属性与其他英属殖民地并不相同，英国对香港的主要殖民目的是从中榨取经济利益，并没有过于强硬的文化控制。因此，这种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但仍保留中原文化传统的中西杂糅身份正是香港原有的“自我”文化身份。从而，以何方为代表的香港知识分子更应该站在强调民族现状的立场上重审西方霸权，确立自身位置，以中国文化言说中国形象，从而推动多元多样文化格局的形成。

针对上述情况，也斯认为倡导本土主义的“东方中心”思想和取媚西方的“全盘西化”策略都是不可取的，在各式人等中，食评家老薛的态度值得我们借鉴。面对“他者”文化的入侵，老薛始终以包容的心态周旋于被各色文化浸染的女友中，既懂得欣赏她们各自的好处，亦懂得灌输与传统文化休戚相关的专业知识：蓝玫瑰是学设计的，他便苦口婆心地讲解花布街的历史、《诗经》里丝与麻的渊源；百合对中菜有些生疏，他便不辞辛苦地找名馆特别介绍围村菜的历史，将中国传统的性理与规矩娓娓道来。在老薛心里，食物不分高低贵贱，他虽爱西餐，却不神化，而是从父母那个时代考据殖民食物的历史。他致力于挖掘香港的街坊小吃，香港老冰室、老字号的腐竹和虾膏、五花八门的凉茶铺子……每一样传统小食都是香港珍贵的文化遗产，每一道被主流遮蔽的地方风味都能在混杂的空间中拥有自己的一方立足之地。老薛希望的是带动人们独立思考、抛弃偏见，叫人尊重不同的饮食传统、不同的食物。毕竟对于香港这样一个多族群社会来说，文化并不能由某一单一文化主导，多元文化特质相互影响、融合方可形成一种独具香港特色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

后殖民语境下，理论家霍米·巴巴基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渗透状态，提出了居于对立文化之中，混合两种文化特征的“第三空间”的构想，这给予中西混杂的香港文化空间许多启示。周蕾曾提出“香港在夹缝中”的观点，强调回归后的后殖民现实使香港既不可能完全回归本土，也不可能走向彻底的文化内殖民，这种身份的焦虑成了香港20世纪90年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根本性“焦虑”。为了摆脱权力机制的压制，她进而提出建立“第三空间”的文化策略，鼓励港人坚持文化上的协商，建立自主性与独立社会的观念，“而不要沦为英国殖民主义者或中国权威主义的区区玩偶”[11]。或许在多元杂糅的香港，最重要的不是去找寻最深远的文化身份，也不是去弥补曾被根源化剥削的殖民遗憾，而是学会如何在这些混杂性身份中安然处之，并且获得归属感。当反叛了美国菜的罗杰、反叛了日本菜的美子、不太懂浪漫的法国朋友、港澳两边走的澳门朋友经历了各种感情羁绊又团聚在香港时，或许“真有一种可以适合这么多不同的人的食物和食肆”[5]16，固有的阶级、文化秩序终究会被香港多元混杂的局面打破，到头来人们济济一堂，“又还是走在一起，也许到头来也会学习彼此仁慈”[5]19。正如也斯借老薛之口总结的那样，“真正能挑选什么是自己要吃进口的食物，不是被各种力量安排了，你才是真正的独立”[5]162。

具体到文学场域，“西化”与“传统”也总是各执一方，造成香港文学混杂的现象，而也斯亦在尽力寻找一个不被定性化的角度去书写香港，坚持以包容宽厚、关注而不批判的审美立场融汇在香港的社会生活中。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也斯在看待生长环境时比“外来者”更直观包容，而海外的留学、学术交流、行旅等经历又使他在考察东西方文化差异时多了一份独到敏锐的眼光，他始终强调用“越界”观看的方式来体悟香港的“混杂”空间，以一种全球性历史性的眼光看待文化发展的格局。内地学界有时会基于“大中华意识”的文化整体观的立场忽略或贬抑边缘地区的文化，而西方学界又将香港文化等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才兴起的后现代文化，香港作家刘以鬯曾不无焦虑地谈及香港文学的境遇问题，指出长期以来香港文学工作者取得的成绩一直得不到认同与肯定。在此尴尬艰难的文化境遇中，也斯既没有为香港作激进的辩护，也没有自卑于暧昧不清的文化身份，而是采用“冷静的都市观察者”的叙事策略，以文化边缘地带为立足点，一一拼贴起香港文化的各样碎片，将其制成融咖啡与茶叶为一体的“鸳鸯”奶茶，将日常与通达传递到寻常百姓家。同样，文化交流也需要这样一种包容、宽厚的立场。在香港意识的探讨中，学者们可以坚持“文化自主”的观念而各抒己见，却不能在文化争论中不自觉地又使“东风压倒西风”，到头来仍然沿袭着文化上“民族主义”的保守激进的老路子。在世界日益一体化的格局之下，人类文化身份与生存经验更应具备借鉴性与共通性，而作为文学艺术的创造者与传播者，也斯借由食物这一内在向度进行全球性的文化探寻，无疑为港台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

四、结语

华洋混杂的社会背景使香港成为被大多数人想象的都市，后现代之下的繁华与复杂常被外界贴上“堕落”“迷茫”的标签，而历史文化根基的薄弱更使香港文化长久处于被批判、被强调拯救的地位。也斯将食物作为审视香港身份的承载体，在中西交汇的饕餮盛宴中开拓视角，认为香港的混杂多元不能从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视角来概括,与其沉浸在被殖民被剥削的历史遗迹中，不如强调宽厚包容、关注而不批判的审美立场。我们借助也斯的后殖民立场观察香港文化，也是在反思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人类如何跨越国籍、民族、阶级的冲突，寻找融汇发展、和谐共存的交流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