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地与芬芳
——蒋韵与葛水平小说比较研究

申朝晖，刘小丽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纵观山西文坛，蒋韵与葛水平是两个绕不开的文学秀丽。她们二人共受三晋的地域文化滋养，且同为女性作家，又擅长书写女性命运，小说创作风格上都具有诗化的美学特征。蒋韵比葛水平出道较早，其更早地在文坛崭露头角，但是由于她个人不追随任何文学潮流，所以她常常被遗忘在一隅。但这并不代表她的小说成就不高，相反，她的小说成就远在她的名气之上。葛水平自2004年在《黄河》杂志发表中篇小说《甩鞭》后，迅速走红，之后佳作不断。尽管山西文坛上也不乏一些女性作家的创作，但是她们二人的小说创作成就更高，她们的中篇小说都曾获得鲁迅文学奖，作品更具特色，也拥有更多的读者。蒋韵与葛水平分别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山西文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将两个略具代际差异且较具代表性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挖掘她们作品的价值，从而推动山西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一、 小说创作所受的文化影响

蒋韵与葛水平同为山西作家，均受三晋地域文化影响。俗话说五千年文明看山西。山西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晋北有大同云冈石窟和五台山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晋中有平遥日升昌票号与榆次常家大院等建筑，代表财富和地位的晋商文化；晋南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根祖文化，名扬海外。蒋韵所在的太原，古称晋阳、并州、龙城，地处山西黄土高原中部。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是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同时又是古代北方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场所。“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只要到过太原的人，难免会陶醉在它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之中。太原是蒋韵小说文本里经常提到的内陆城市T城，是山西省会，地处晋中地带，属于内陆地区，汾河穿城而过，经济发达，交通便利。葛水平出生于长治沁水县太行山区一个农村家庭，晋东南地区山岭纵横，沟壑丛生，八百里太行，最美在上党。太行山拔地而起，孤峰窄脊，仪态万千，峡谷幽深而险峻，造就了壮美奇特的“太行画廊”。天然的环境，孕育了她旷达、豪放的文风。总体上，她们二人的创作都汲取了山西的地域文化特色，比如文本中都提到“玉茭”“莜面栲栳栳”“山药蛋”“不烂子”等农产品，方言中的“老汉”“日怪”“香胰子”“圪蹴”“光景”“窑洞”“袭人”等日常生活交际用语，她们都对生活的黄土地与河流具有浓厚的感情，丰富的生活经验促进了作者的文学创作，她们也继承了晋军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但由于两位作家的家庭因素，她们的成长有所差异，除去地域文化滋养外，影响她们文学创作的家庭文化不尽相同。

蒋韵出生于城市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医生，父亲爱好文学，这对她影响很大。虽家境较好，但生不逢时，在初中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初中只读了一年，蒋韵便离开学校，成为了一名砖厂工人。赵园的《地之子》中提到“文革”这一代人：“一代人，将国家特定时期的政治历史独特而较完整地内化为他们这一代人的性格以至于命运。”[1]蒋韵这代人经历了特定历史时代，革命的狂飙与激情岁月，是那一代人的共同履历。虽然因为革命原因蒋韵离开了学校，但是在此期间，蒋韵从与几个要好的朋友之间交换的那些被视为毒草的读物中，汲取了精神养分。如外国文学作品《牛虻》《安娜·卡列尼娜》《傲慢与偏见》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等。特殊时期的隐秘阅读成为了她们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尽管当时的物质生活很匮乏，但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却很富足。蒋韵曾说俄罗斯文学构成了她的小说的精神底色，并且也有她自己的影子[2]。除此之外，蒋韵对《红楼梦》情有独钟，伟大的曹雪芹让她永远魂牵梦绕[3]。大量的阅读丰富了蒋韵的内心世界，打开了她文学世界的大门。因此蒋韵的小说创作很大程度受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以及外国文学尤其是俄苏文学的影响。表现在创作上就是她的小说具有古典气质，蒋韵自己也在文章中说自己是“一个旧的古典感伤主义者，一个抒情表现主义者”[4]。蒋韵用她独特细腻的笔触，塑造了属于她那一代人的文学群像，如《琉璃》中的海棠，《你好，安娜》中的安娜这样的女性形象。所以蒋韵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既古典又现代，既传统又东方[5]。蒋韵很喜欢俄罗斯文学的苦难书写以及对人性的诸多思考，因此她小说的主题也通常具有生命悲情、苦难失去和罪与罚这些特征。

葛水平出生于长治沁水县一个山神凹的小山村，父母都是农民，她从小与羊群毛驴为伴，没有进行过专业科班的文学学习，她的文学创作来源于她对民间戏曲文化的汲取以及对民间民俗文化的吸纳。葛水平与赵树理是同乡，一定程度上受赵树理文学观的影响，继承了赵树理小说的人民性、通俗性与戏剧性，她的小说素材来自农村，来自周围的人民，是她熟知的一切。与赵树理不同的是，她对笔下的人物不是俯视的、改造的目光，而是更多地注入同情，在书写粗粝现实的同时，给予人物善良的理解和同情，因此她的小说也更具温情，正如葛水平自己所讲的那样，“我一直想让我小说中的人物有一个温暖的气场”[6]。这也是她对赵树理文学观的接受与创化。她对她的故乡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她也从不回避自己是农村的孩子，正是农村广茂的民间文化促进了葛水平文学的生长。同时葛水平本身是一名戏曲编剧，在进行戏曲创作后驾驭小说可谓驾轻就熟，这也是她的特长之一。葛水平善于借鉴上党梆子的戏曲表现方式，塑造人物形象，书写人物的苦难命运。因此她的小说多对话，情节冲突强烈，人物特征也比较鲜活。例如《天殇》《甩鞭》等情节完整，传奇意味浓厚，具有传统话本戏剧的韵味。葛水平小说有着多样的晋地风俗描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对晋东南民俗文化的依恋，因此她的小说具有一定的民俗学价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她们共同受三晋大地地域文化的影响，都有丰富的黄土地上的生活经验，作品都呈现了晋地的风采。在创作上，她们都继承了传统晋军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关注现实生活。同时，时代的差异，不同的家庭背景，个人成长环境的不同，接受教育方式的不同，使她们所受的文化影响一个来自学院，一个来自民间，具有别样的文学瑰丽与艺术色彩。文化对人有塑型的作用，地域文化塑造了她们坚实的现实主义品格，也成为她们共性的品格，作家自身的成长因素又使她们形成了个体的差异。

二、女性命运的书写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女性拥有的是依附于男性的“他者”身份，是次于男性的“第二性”，话语权是掌握在男性手中的，女性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7]。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不乏一些男性作家为女性发声，鸣不平，如鲁迅、巴金、茅盾等，但他们毕竟是站在男性的立场上去审视女性的生存困境，无法从性别上感同身受。而蒋韵与葛水平两位作家都是女性，都不可避免地书写女性，她们对女性具有性别的感知与包容。两位作家笔下的女性都历经人生的凌虐与苦难，且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她们一定程度上是山西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蒋韵曾说她不是一个标签化了的女性主义作家，但是她与生俱来就是一个女人，尊重并爱她的性别。蒋韵善于从家族历史方面塑造女性，这也与她个人的家族经验有关，她的小说有她母系家族的影子。葛水平善于从个体角度出发，关注女性的生存境遇，她对女性的同情流露在文本中，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她们都自觉远离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影响的身体写作，不把女性的情欲表现成一种非理性的狂热的状态。她们更多的是关注女性在逆境中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并以此建构女性意识，表现她们高贵的精神品格，同时将女性的悲情命运的书写提升到人类的共同层面上，思考人类生存的共同困境。

蒋韵与葛水平同为女性作家的身份，但仍坚持她们的性别立场，在书写女性命运的同时，并不过分关心女性自身，走向两性的性别对立面，而是显示出一种超越的姿态。蒋韵与葛水平关注的是人性不是性别，在书写女性命运的同时，叩问人类生存的共同困境。她们的女性书写关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关注现实人生，书写人的苦难，流露出母性的悲悯情怀，在各自人生体验的基础上，写出人生与人性的多样与复杂，是她们共同的追求目标。然而，由于各自关注的视角不同，她们书写的女性群体也不尽相同。

蒋韵书写的女性多为“文革”背景下经受苦难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女性，或也有她母系家族影响下的家族女性。这些女性多生活在内陆城市，有着小资的情怀和格调。蒋韵自身是经历了“文革”的一代，他们这一代人用蒋韵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仿佛是夹缝中的一茬人。历史的聚焦点从来没有在过我们身上。它甚至从没有为我们命名，在历史的皇皇巨著中，我们是无字的一页。”[8]蒋韵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在她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原本的人生轨迹被革命的意识所改变，生命增添了许多身不由己。在这样的情况下，蒋韵的小说不仅是书写情爱记忆，也是对历史的回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的时代充满了鲜血和斗争，蒋韵的许多小说都将背景置于革命这一时代背景下，如《我的内陆》《栎树的囚徒》《琉璃》《红殇》《你好，安娜》等。她凭借女性纤细敏锐的视角，书写女性在“文革”中经受的苦难。《我的内陆》中冀晓兰为了留在城市，多方奔走，最终不得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回到农村，最终在疾病中惨然离世。知青老蒙娜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老蒙娜为了爱情远走他乡去插队，结果不幸染上麻风病，爱人也与他人双宿双飞，而她生活得穷困潦倒。《栎树的囚徒》中的家族女性几乎都有不幸的命运：苏柳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经常遭受批斗，在经受牢狱之灾后变得精神失常；贺莲东面对前来抄家的范耕香勇敢地砍下自己的无名指，取下了红宝戒。《红殇》中的岑雪屏原来是国民党军官太太，在“文革”时受尽凌辱，女儿也与之决裂。这些女性身上体现了女性所承受的深重苦难，她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相结合，表现了女性在逆境中的抗争精神，具有浓厚的女性主体意识。此外，蒋韵还钟情于书写女性的独特精神气质，蒋韵笔下的女性仁义、善良、忠贞不二。《隐秘盛开》(潘红霞)、《琉璃》(海棠)、《朗霞的西街》(朗霞)、《心爱的树》(梅巧)中的女性经历坎坷，为爱无悔。蒋韵注重的是人物的思想层面，而不是女性的身体和欲望。她们追求爱情，不是为了获得依附，而是因为她内心感受到爱的觉醒。同时蒋韵塑造的女性知识分子，难免留有小资的感伤，她们充满理想的生活方式往往与现实碰撞得头破血流，因此人物往往不是妥协就是死亡。

葛水平的作品主要关注乡土劳动妇女的命运，她笔下的女性，具有顽强的生命意识，尽管被命运无情蹂躏，但始终坚守善的底线，百折不挠，显示了沁河一带儿女燃烧的生命意识与人性美，作品洋溢着崇高的美学气息，具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乡土中国的女性，多为“沉默的大多数”，她们的命运常常不能自主，在父权家庭中成长，再进入夫权家庭生存，男权文化令她们失去了自我，在习惯中被规训成为理想型妇女的形象。她们被伦理束缚，承担了家族生儿育女的使命，妻性、母性的责任感围绕着她们，为了在社会和家庭中得到身份的认同，她们只能服从命运的安排，顺从是女性生存的法门。葛水平塑造的女性形象在男权社会的制约下，生命状态是依附的，非独立的。在男权的规制下，她们的生命染上了悲剧的底色。同时，她笔下的女性，都保留着善的底线，即便是后来走向了恶，也是情有可原的。葛水平曾经说过，“善是这个社会的终极目标”[9]。《甩鞭》中的王引兰出身卑微，却心地善良，同情与自己一样出身卑微的铁孩，《天殇》中的上官芳与仇人争斗，被逼无奈做了刀客，却仍然以善为底线，饶恕了王书农的罪行。《凉月》《纸鸽子》《连翘》等作品中的母亲都很平凡，洋溢着善良的人性。《喊山》中哑巴红霞被腊宏拐卖后受到残忍的蹂躏，以至于处于失语的境地，在韩冲的救赎下，红霞有了对人生美好的追求，她的善良使她重获新生。《地气》中的十里岭仿佛一片远离世俗的世外桃源，这里的人天真淳朴，不被现代文明所侵蚀，生活在这里的翠花和李苗，因为一个小学教师的到来，心里产生了涟漪，后来在王福顺的帮助下，各自追寻美好生活。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乡土中国的儿女，始终保留着善的信念。王引兰、上官芳、红霞、翠花、李苗等在命运的桎梏下，未曾抛弃对善的追求，在乡土的天地间诠释了女性的美好品质。葛水平的写作总是将目光注视在那些微不足道的乡土女性身上，以现实主义的责任感，去书写男权社会的不公，去挖掘包蕴在女性身上的人性美，书写她们女性意识觉醒后奋起反抗的无望和孤独，探究生命的虚妄和无常，于苍茫的天地之间诘问人性。

蒋韵与葛水平，两位悲悯的女性作家，自觉远离文学潮流，以各自母性的包容与人性的关怀，展现了不同女性的悲剧命运。不过，与蒋韵执着于书写女性在“文革”时代背景、家族命运中的生存状态不同，葛水平更善于从个人的微观视角出发，关注乡村劳动妇女的个人沉浮，从而折射出历史的巨大变迁。她们对女性的观照是不自觉的，眼光更多放在人类生存的广阔社会历史中，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人类文明进程中存在问题的反思，她们的女性命运书写是客观且超脱的，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

三、艺术风格的呈现

如前所说，这两位作家受相同地域文化的滋养，且作为女性作家，主要书写的是女性命运，她们的作品表现得比“晋军”男性作家更有灵气与艺术情韵，具有女性细腻的视角，我们可以在女作家这里发现更多的“水性”波纹与艺术灵气[10]。因此相同的地域文化与性别特征使她们在艺术风格的呈现方面都体现出了诗意的语言风格与浪漫主义的格调，在美学上具有极高的审美效果，颇具文学性。库柏将“风格”定义为：“是我们从作家身上剥去那些不属于他本人的东西, 所有那些为他和别人所共有的东西之后所获得的剩余或内核。”[11]蒋韵与葛水平的文本，不仅仅是对山西“山药蛋派”文学的接受与创化，更具诗意浪漫的风格，这是前人所不具备的，具有独特的意义。这也一定程度代表了山西女性文学的崛起，自20世纪80年代晋军突起后，山西女性文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王德威先生曾这样评价蒋韵的创作：“蒋韵关心的是诗，写的却是小说。”[12]蒋韵的小说有中国古典小说的“生命悲情”，经历过特定历史年代的人，文字带着伤痕的印记，王安忆是，张洁是，蒋韵亦如此。她诗意灵动的笔尖，书写独特的历史使命和记忆，流露着生命的悲情与吊诡无常，也蕴含着对时代和人性的反思。《你好，安娜》是蒋韵2019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力作，与以往一脉相承的是她一贯的诗化叙事风格，蒋韵在以往的访谈中谈到自己创作的关键词除了“生命悲情”之外，还有“诗性”，她自身具有浪漫主义倾向，属于悲观的浪漫主义者，赋予小说诗的灵魂，是她创作的独特之处。《你好，安娜》从叙述语言与视角，不难辨出蒋韵的气质。蒋韵用诗化的遣词造句，在文本中书写了几段凄美的爱情故事，风格基调与叙述者的情绪，无不流露出她独特的诗情气质，这是蒋韵始终无法放弃的艺术个性。《你好，安娜》的主人公之一安娜，拥有着一个如同天使般的名字 ，这个名字缘于她的父亲酷爱俄罗斯文学，她们姐妹的名字都是俄罗斯文化的宁馨儿。她的生活是充满诗意的，安娜的家用旧布料装扮得很有情调，在安娜的拼接下旧布料化腐朽为神奇，流露出异域的风情，桌子上的花布椅套，无论颜色质地，都更趋于华美古典。安娜的生命是与众不同的，她在支援边疆时，为了保护公共财产，勇救一只落水的小猪，不幸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可是她连病都要有美的姿态，她发奋要有鲁迅讽刺中国文人那样的病态美：在春日的午后，吐半口血，由侍儿扶着，看庭院盛开的海棠。在她看来，这并不是讽刺，而是古典美。在这点描写上，蒋韵有一种像《红楼梦》书写女性的娇弱姿态，安娜连病都要成为一幅画，这成了她不幸人生的卑微理想。王安忆曾说小说是世俗的，而蒋韵关心的是诗，这是她创作的独特之处，也是她无法摆脱的宿命。

蒋韵的青春年代，是一个特别的年代，那是一段属于文学的黄金岁月，诗是那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灵魂寄托。文艺青年向往的生活是诗意的，表现在创作中，如《琉璃》中的海棠执着地说着京腔，与她的表姐一样，喜欢老莫西餐，向往优雅的生活，喜欢遥远的文明，总觉得生活在别处。文艺青年的爱情也是诗意的，《你好，安娜》中少年彭与安娜在绿皮火车上相遇，从此一见钟情，少年彭向安娜坦露自己的过往，并将自己视为珍宝的笔记本交给她，此举是二人在精神世界的交流，体现了那个年代情欲表达的委婉含蓄，也是诗意生活的象征。诗是人类生活的理想，是人类的乌托邦，代表了美好的希冀。蒋韵以诗性的态度，在作品中建构了城市的诗化与温暖，流露出一种古典而又隽永的城市诗意，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里编织着诗意的梦。

葛水平的小说同样具有诗性的风格特征，“诗意”支撑起了葛水平小说创作的风格基调。葛水平在进行小说创作前，有写诗的经历，这为她小说文本的诗性特色奠定了基础。诗性的光辉体现在她书写的人物身上，还有自然景物描写，浪漫主义也贯穿其中，有沈从文的乡土小说的浪漫之感。葛水平虽然身在农村，但是她对农村既不厌弃她的落后与荒蛮，也不矫饰她的美好与原始，她只是怀着对传统乡土文化的依恋，关注底层人物，书写一个真实客观的乡土世界。葛水平写人性，例如《地气》，玄学所说的地中之气，是土地山川所赋予的灵气。《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现代文明的冲击使得农村凋敝，原本充满地气的十里岭只剩下两户人家，小学教师王福顺的到来，给这里带来了人气和浪漫主义的气息，这里的地气又活跃了，这是人性的光辉。葛水平笔下的自然景观，如：“林中有鸟飞起来，干褐色黄土在阳光下泛着马粪一样的光泽，窑洞两边的树绿得像蚂蚱的血。”“太行大峡谷走到这里就瘦了，瘦得只剩下一道细细的梁。从远处望去赤条条的青石头儿悬崖上下，绕着几丝儿云，像一头抽干了力气的骡子，瘦得肋骨一条条挂出来，挂了几户人家。”这样的语言流淌着诗意的气息，使得她文本中的人物和自然融为一体，具有诗意的品格。葛水平书写着农业文明的粗粝美，文笔隽永深刻，构建了农村的生活诗情。

马尔克斯曾说，“优秀的小说是现实的诗意再现”[13]。她们的小说同样具有诗意的浪漫品格，诗化风格特征呈现出两种风貌，一种是城市的现代诗意，一种是田园的乡村诗意。诗意的风格特征使得她们的浪漫主义氛围一种是悲情的感伤，一种是现实的自然流露。黄土地上不仅有粗粝，也有温柔与芬芳，诗意的书写方式使文本更具审美效果，增强了文本的呈现效果。

四、结语

蒋韵与葛水平，是山西女性文学的两面旗帜。蒋韵率先出道，为山西女性文学取得了良好的开端，在她的带领下，一批新的女性作家悄然升起。葛水平是后辈中的典范，她与蒋韵两个人现实生活中也有交往，葛水平曾给蒋韵的小说集《水岸云庐》作插画，可见二人情谊深厚。蒋韵与葛水平并不热衷于宏大的历史叙事，在写作中自觉抵制政治意识和官方影响，笔触直达人性，昭示了女性在寻求自我解放、自我发展中的困境与出路。女性身份成为作家切入的叙述视点，这种独特的性别立场既是对个人化写作立场的坚持，同时又消解了权威话语和主流的宏大历史叙事模式，在文学史上具有深刻的意义，为山西女性文学得以延续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三晋大地是一片文学的沃土，孕育了山西优秀的女性作家，山西女性的文学创作，定能开出潋滟之花，晋军女性文学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