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世”到“避世”的渔父
——个体因素作用下典故的改写、异变与再结合

2022-03-18 01:24周玮璞

宜春学院学报 2022年2期

周玮璞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北碚 400715)

“渔父”这一文学形象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母题，相关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厚，甚至形成了“渔父”形象研究的专题。学者各抒己见，有的分析了从先秦到唐宋以至现代的文学作品中“渔父”这一形象的演变和分类，如张骏翚、孙久荣的《试论中国文学史上“渔父”形象的古今演变》、[1]郑瑞侠的《〈楚辞·渔父〉形象演变与探析》[2]等，但这些论著大都停留在形象演变的整理和分析阶段，没有触及到其演变的原因；也有部分研究从社会和时代背景角度对其形象发展与“渔父词”的兴盛进行了考证，如福建师范大学王岩的学位论文《论文人渔父词(中唐至元)》、[3]杨柏岭《自由的经典象征：唐宋词中渔父系列形象的特点及其意义》[4]，但这些论著对其形象演变的分析基本都处于相同点的比较叙述层面，在演变原因研究中也较缺乏个体性角度的考量。一个文化符号与文学题材的勃兴除了社会环境因素外，也有知名作者的创作引领和艺术题材的自身聚合一类个体因素的影响。并且，现见的研究论著中，学界更多的只注意到“渔父”形象在原始文本和后世文本中的关联性，未曾就具体的艺术结构和思想内容剖析这一形象在不断传习、改写中产生的差异。本文即试从艺术结构和思想特质方面探究“渔父”这一形象从先秦到唐宋、明清文本书写中表现出的改写异变与再结合的具体表现，并由作者名人效应和文本协乐两个导致文本聚合个体性角度入手，分析其产生异变并得以固化、再结合的原因，以与引起其变化的社会性因素研究相呼应，构建出完整的“渔父”形象演变历史及演变因素探析。

要探究“渔父”形象的异变及其个体性因素，首先要对本文中“渔父”的概念进行界定。广义的渔父，可作打渔为生的男性的统称，而当这个概念被置于文学史中时则有了更为准确的含义。“渔父”这一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中有着多种意象性，白居易在《渭上偶钓》中将其具体分为三类，即：“钓人”者、“钓鱼”者以及“人鱼兼忘”而“心在无何乡”者，[1](P136)只有最后一种才是“避世而隐于渔者”的真正隐士。本文关于“渔父”形象的论述，即采取其较为狭义的意义范畴，专论其“避世而隐于渔者”的隐士类“渔父”形象。

一、原始文本中的“渔父”形象

这一类“避世而隐于渔”的渔父作为文学史中具有象征意义的虚构形象，现最早见于《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这两篇同题的先秦文本中。这一现存最早涉及这一题材的文本可称之为“渔父”书写的原初文本，相对而言，就原始文本而言产生时间较后，且对原始文本进行转述、衍生乃至改写者可以后世文本为名。《庄子·渔父》篇虚构了渔父诱导点化孔子的故事，传达了绝圣弃智、各安本位的道家思想。文章首先提供了孔子读书鼓琴的诗礼背景，在“奏曲未半”时“有渔父者，下船而来”，引出渔父这一“客”的形象，并使之在与子贡子路的对话中初步展现了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思想。接着，文本运用更大的篇幅在对话描写中展示了渔父对孔子的训教，进一步围绕主题加以阐述。他首先直接对孔子积极入世而“不安其位”的行为进行批评，又进一步提出了法天绝伪、顺应自然的“真”这一命题，文章最后在渔父逍遥“刺船而去”和孔子的恭送与论述中杳然而止。

《楚辞·渔父》一章在情节构建与思想传达上都与《庄子》的同名篇题有着相似性，只不过被诱导的主人公换成了先秦历史上又一著名人物——屈原。文本中的屈原在遭遇流放后“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以“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开导屈原混尘流俗。同样，渔父在看到屈原固执己见后，便放弃了开导，逍遥的“鼓枻而去”，文本收束在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遥杳歌声中。

同样作为“渔父”这一形象的原始文本，《楚辞》和《庄子》中关于这一母题的书写在主题情感和艺术手法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但两篇文本创作的时间较为相近，创作地点又在相同的地域文化话语中，①难说在时间上较后一个文本的创作者有没有见过前一个文本，更无从证明其间的借鉴关系。这种创作时间和创作地域都极为接近的作品，与其说是“渔父”形象被作为典故运用，不若称之为同一时代中“文本的回响”。②但这两篇文本在文本结构、人物形象与所传达的思想内容方面上的高度相似让人不得不怀疑二者是否有一个相同的更早的“母本”，或者至少说在当时社会上有一个相似的历史故事作为基础，允许了这两个文本几乎同时构建了“渔父”形象这一“母题”。虽然这两个文本间是借鉴继承还是同源创作的争论因原始资料的缺失已难以得到确证，但从中体现的共同性特征彰显出了这两篇文本结构的相似性和思想的共通性。

首先，在艺术技巧角度，两篇文本的结构完全一致，并都充斥着说理的意味。其文章的结构都是：被说教者先行登场，在展现出其困窘生活状态的基础上，安排渔父这一说教者形象出场并主动接近被说教者施以点化。这一点化过程都是通过对话的形式完成的，而一番点化过后，无论被说教者是否接受，渔父都会逍遥放旷的驾船而去，不再理会说教者的行为也正体现了其弃世绝俗的道家人生态度，最终文本即在这一逍遥淡泊的结尾中留下了持久而又悠长的回声。

其次，在人物形象上，这两篇文本中的渔父都是作为主动说教的点化者形象出现的，甚至可以被认为是道家观念中“得道者”的化身。本文在此借用“点化”这一后世词汇对其进行阐述：在道教和佛教观念中，“点化”作为得道之士启发人顿悟的专用词汇被频繁使用，而这一词汇内蕴与“渔父”的行为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两篇文本中，无论是孔子还是屈原都饱受现实“不遇”的折磨而无法自拔，虽然孔子与弟子在杏坛“弦歌鼓琴”，看似畅怀，但在其与渔父对话中就提到了自己“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的悲苦际遇；《楚辞·渔父》更是在开头即写出了“屈原既放，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行吟泽畔”的故事背景，而他们都遇到了“点化”他们的渔父，不过二人对待这种点化说教的接受度有所不同而已。在这两篇文章中，“渔父”这一形象首先是一个逍遥的“得道”者，更是具有点化说教意义的“圣人”，而他的说教都是建立在他划船而来、主动攀谈的基础上的，也由之构成了文本强烈说教色彩的寓言意味。

再次，与其外在人物形象紧密相关的是其文章相近的思想内容，两篇文本中“渔父”这一形象明显一致的都是道家思想的化身，而无论是孔子还是“忠而被谤”的屈原，都是儒家积极入世、乃至于“知其不可而为之”思想的忠实践行者。文章的主题实质上是两种人物形象背后代表的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论争，并通过书写渔父对两位儒家思想者的说教和批判展现道家思想的优势与其绝对胜利。《楚辞》中的渔父认为“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并以水作比喻“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即言无论是寰宇澄清还是社会污浊，都应该混尘流俗，并在其中自得其乐。《庄子》中的渔父亦言“非其事而事之，谓之摠”，只有“谨修尔身，慎守其真，还以物与人”才能“无所累矣”，其观点中的圣人亦是“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综合两个文本中的渔父形象，可见他们都有着浓厚的道家思想属性，强调混尘流俗、顺世无为的处世态度。正是由此，道家顺世无为的观点构筑了先秦时期原始文本中“渔父”形象的主要思想特征。

二、隐世？避世：“渔父”形象的异变与再结合

对于“渔父”在文学中形象演变的研究不在少数，但学者更多着眼于其形象中所蕴含的思想性格和行为特点在历代文本书写中的延续性和一致性，认为后世以“渔父”书写归隐心态的作品是对原始文本中老庄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却很少从具体文本比较中发掘其文本嬗变中隐含思想的根本异变。实质上，原始文本与后世文本间，看似共通的对“避世归隐”的崇尚，却分别根植于儒道两家不同特质的思想土壤中，这也是其异变的思想基础。

“渔父”这一道家点化者的隐世形象到了李唐时期经历了改写与异变，成为儒家自我修养者所自诩的避世象征。这次异变过后，“渔父”形象的老庄思想蕴味几乎消失殆尽，转而成为儒家文人吟咏自我高洁人格的工具，在文本的反复应用与聚合中完成了形象的固化。而这一形象又在明清时代被赋予了更具象化的色彩，进而与“樵夫”形象再结合成为“渔樵”的母题，固化并加深了其典型意义。

(一)误读与改写下的形象异变及固化

这一形象的“异变”实际上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自先秦“渔父”的原始文本出现后，其后的历史书写中时见渔父形象的记载。但这种记载或是托身于一定的历史故事，且多为简单的事实叙述，并没有明显的思想指向性，如《吴越春秋》中渡伍子胥过江的渔父；[5](P28-29)或是直接继承了先秦中道家思想，如《南史·隐逸列传》中“匪夷匪惠，聊以忘忧”的渔父形象。[6](P1872-1873)而检索汉魏六朝诗文总集《文选》，其中涉及“渔父”这一符号的篇目，也多是对《庄子》和《楚辞》中相关典故的引证和阐释，只有张衡的《归田赋》中有“无明略以佐时，……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句，[7](P223)书写自己因不遇而要学习渔父辞世绝尘，已经初现典故误读的征兆，可谓是其形象异变的先声，但根据《文选注》的释义并结合其总体行文思想，可知其所书写的渔父仍是以道家思想为内核者，张衡只是借此表现弃官习道的思想，并未体现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儒家思想特征。可见，在唐朝以前，渔父的形象或是单纯的记载，或是继承传统的道家渔父形象，总体处于一个书写较少且形象稳定的阶段。王岩认为“唐代以前文学作品中的渔父形象，主要出现在山水诗歌中，但充其量也只是诗人描绘山水时的点缀而已。延至李唐，渔父形象才完全以独立的意象出现，并且还拥有了闲适、放旷、孤傲等较为固定的文化内涵。”[3](P1)虽然说唐前的渔父形象只是“点缀”有些过于片面，但其总体观点还是较为确肯的。

直到进入初盛唐时期，随着“渔父”形象进入诗歌领域，其创作出现了第一次大爆发式的增长，并产生了形象“突变”的萌芽。初盛唐时期描写“渔父”形象的诗歌还处于一种稚嫩且多样化的形态，既有高适《渔父歌》一类对单纯“钓鱼”者的咏叹，也有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和李白《行路难》中对姜太公这一“钓人”者典故的应用，而归结到本文所论的狭义“渔父”中，也不乏继承道家思想内核的渔父形象，如常建的“扣船应渔父，因唱沧浪吟”。而渔父形象的“异变”则肇始于李颀的《渔父歌》，他描绘了一个“避世长不仕”的渔父，可是诗中“渔父”形象的异变尚不明晰，处于儒道思想混杂的局面，他既有儒家的“避世”思想，又强调要“全吾真”，且这种异变的萌芽只是当时众多渔父形象的一个侧面，并未形成气候。直到中唐时期，“渔父”才完成了其形象的全方位异变：随着张志和及其《渔歌子》组诗的出现，其所咏的具有儒家隐士意味的“渔父”形象成为了这一形象的主流表现，被大量唱和，并最终形成了“渔父词”这一中国诗歌史上独特的题材，其形象的固化也由此发端。

这一形象由道家向儒家的异变首先是由两者间的一部分共通性引起的。“渔父”无论是在原始文本中的道家说教者形象还是后世异变为的儒家自我象征符号，都有着一个原始的共通点，即他们都不问世事，不以物滑心，独自在世间过着逍遥快活的生活。这种近似的“隐士”行为正是两种思想的相通之处，也是两家思想能够通过“渔父”这一形象产生联系并形成异变的基础。

但这一相通之处背后的巨大思想差异性也即是这一形象逐渐转移并最终产生异变的根本原因。这首先是“渔父”形象的内核从“道家”向“儒家”思想转变，可以用“隐世”与“避世”这两个有一定内在差异性的词汇对这两类“渔父”形象进行区别。在先秦文本中作为道家思想化身的“渔父”是真正的“隐世”思想。道家的处事态度绝非与世隔绝的避世，其追求的是一种与世推移、混尘流俗的生活，也只有这样的心无挂碍才能达致其追求的逍遥境界。“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道家认为，所谓看破红尘隐居山林只是形式上的“隐”而已，而真正达到物我两忘的心境，反而是能在最世俗的市朝中排除嘈杂的干扰，自得其乐。因此，他们在追求“海鸥不相疑”的融于自然外，更强调“野老争席”这种混同世俗的大隐境界。两篇《渔父》的原始文本中都深刻体现了这种观点：《庄子》中的渔父就告诫孔子要“法天贵真，不拘于俗”，不要试图改变世俗，而要随心所欲的适应于其中；《楚辞》中的渔父更是直言“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既然世事如此，“我”不仅要随波逐流，还要添砖加瓦，游戏人间，何苦要坚守所谓的“理想”而委屈身心。原始文本中渔父这种和光同尘、混尘流俗的思想正是先秦道家所追求的逍遥理想境界。

儒家虽然也有“隐”的概念，伯夷叔齐“死不食周粟”的隐于首阳是被儒家大力推崇的君子行为，是儒家遗世独立的避世思想先声。孔子也说过“(天下)无道则隐”，其所谓的“隐”也是“乘桴浮于海”，远离世间，与其说是“隐世”，不如以“避世”称之更为恰当。因此，当中唐时期这种“异变”展开后，“渔父”形象的内核即从道家的“隐世”变为儒家的“避世”思想。面对同样的浑浊世间，与道家混尘流俗不同，儒家更强调“穷则独善其身”，保持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自我高洁。这种“出淤泥”与“不染”的处事态度也被移植到传统的“渔父”形象上，将其变为儒家“避世”思想的代名词。唐以后的“渔父”形象，成了被朝堂摒弃、社会排斥的失意文人的自我象征，他们无法实现抱负又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所以隐居在“江湖之远”，独自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借“渔父”这一典故形象寄托自己高洁避世、不屑流俗的态度，却并不会有道家混尘流俗的逍遥况味。甚至可以说，这种传承了儒家思想的“渔父”，完全背离了原始文本中倡导与世推移、混尘同俗的道家心态，这种遗世独立的高洁实质上反而正是先秦文本中渔父所批评的“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的儒家“深思高举”思想传承。殷光熹认为“此后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渔父，多是一些普通文人学士，由于政治上的失意或时代生存环境的恶劣等原因，因而接受了先前《渔父》作品中道家的出世思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宣泄之、寄托之，以求精神的慰藉与解脱。他们不像庄、屈时代的渔父形象那样，是一些带有老庄思想品格的代言人，而是受老庄思想影响的普通士人而已，只不过其中有人自称是‘渔人’、‘渔翁’罢了。”[8](P2)受到一定老庄出世哲学的影响，但思想的本质还是儒学影响下的士人阶级，可谓对异变后“渔父”形象思想内核的确论。

这一思想内核的异变直接导致了“渔父”外在形象的转化。“渔父”的行止被划定在了远离社会的江河湖海间。观察《渔父》的先秦原始文本，其中皆未明确提及渔父所居处的环境，甚至可以根据其与被说教者相遇的地方在孔子日常讲学之处而推知其不会是避世于偏僻的江湖，而更有可能是“结庐在人境”的大隐，这也符合老庄“不系于物”的思想。中唐异变后的“渔父”新形象则完全不同，更刻意的强调渔父的生活环境，并努力展现出渔父在这种江湖避世的幽居环境中的闲适与快活。事实上，这种刻意书写的闲适反而常常暗蕴着一种壮志难酬的幽微怨愤。例如陆游的名篇《鹊桥仙》(华灯纵博)中便说“酒徒一半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苹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对渔父的生活做了精炼描写后借用“镜湖”这一有典故的隐居地点，以“闲人”自况的议论，充满了不遇的愤懑。这正是唐宋时期以“渔父”形象为主题的诗词的普遍特征。

此外，“渔父”的外在形象还有另一方面的转变，即从外界的主动说教者变为了内在的自我体悟者。在先秦原始文本中，“渔父”这一形象有着明显的说教性和寓言意义。从说教者到无关他者再到自我，这一变化具有缓慢的渐进性，这也是渔父形象最后完成的一方面异变。在李颀的《渔父歌》中，其描写的渔父还是一个不知名的他者，既丢失了先秦文本中的说教意义，也尚未作为作者自身咏怀的写照。而在中唐前后“渔父”形象彻底异变后，这一外在说教者的形象完全被自我感悟者取代。到了中唐以后的渔父词及其他出现“渔父”形象的作品中，“渔父”往往正是作者对现实或期望中自我的形象的塑造，实际上笔下的“渔父”就是作者自身。也由此，虽然都是抒发归隐思想，后世的“渔父”类作品更多展现的是作者对自身这种“渔父”式逍遥隐居生活的享受与感悟，而非如原始文本中通过说教者点化性的话语进行展现。如张志和的《渔父词》五首、苏轼的《渔父》等，都是以自我作为渔父形象，书写自身的逍遥隐居生活。为了刻意突出创作的自我性，中唐以后的“渔父”题材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进行叙述。从这些俯拾皆是的篇章中清晰可见，“渔父”形象以及其所代表的逍遥隐居的思想，从寓言式的外界说教者异变为了作者抒怀式的自我体悟者。

(二)“渔”与“樵”形象的再结合

自从中唐时期“渔父”形象异变后，文人围绕这一题材进行了大量创作，导致原先作为道家化身的“渔父”的异变被不断固化，最终彻底成为了儒家不合流俗、遗世独立文人自我抒怀的象征。而这一形象又在发展中逐渐与传统的“樵夫”形象进行了重新结合，共同展现相似的思想情感。“樵”被赋予文学意蕴较“渔父”形象则晚的多，一般认为其最早作为文学象征的应用应是敷演西汉朱买臣隐居山林，打柴度日的典故。产生象征意义较晚反而导致了“樵”这一形象作为儒家避世“隐士”代表的文学意蕴是较为单纯且稳定的，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在“渔父”形象经历了异变后，两者由于内核意蕴的共通性，很快就完成了结合，共同作为儒士高洁的象征。

最早将“渔樵”并称的文学文本应是王维《桃源行》中的“薄暮渔樵乘水入”，作为《桃花源记》的文本回响，已较为明显的体现出其“隐居”的象征性。苏轼也在《赤壁赋》中表达了相似的象征意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即是对自己湖山逍遥的一个写照。可见“渔樵”这一形象，作为象征符号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隐居的意味。这一形象的象征意义到了元明时代更是获得了进一步的结合，“隐居”的意味也更为明显直露。如熟知的“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又如白朴《双调·庆东原》中的“千古是非心，一夕渔樵话”等，都传达了渔樵隐逸的思想。但其中较有代表性并形成了系列聚合的当属一种特殊协乐文学形式——琴歌。

琴歌是与某些古琴曲相配合而演唱的一种音乐形式，其本身作为音乐文学文本也为题材的聚合写作提供了可能。与前代琴歌制乐以配辞不同，元明时期的琴曲更多的是为一首流传下来的曲调配词，因此，一首旋律基本固定的琴曲就有了无数种“倚声填词”产生曲词文本的可能。此外，也经常出现围绕一个题目创作不同曲谱的同题乐曲模式，在这一创作方式下，《渔樵问答》的琴曲便为“渔樵”这一题材的又一次广泛书写奠定了体式的基础。

琴曲《渔樵问答》历代传谱有三十余种，现存谱最早见于明代萧鸾的《杏庄太音续谱》(1560年)，都是对渔樵在青山绿水间的隐居雅趣的叙写和对功名利禄的摒弃。现见系于《渔樵问答》下的琴歌共有五种不同版本，分别见于《杨伦太古遗音》，《重修真传琴谱》，《太古正音琴谱》，《理性元雅》和《兰田馆琴谱》中。其主要情感都不出《杨抡太古遗音》中所说的：“按斯曲，想亦隐君子所作也。因见青山绿水，万古常新，其间识山水之趣者，惟渔与樵。泥途轩冕，敞屣功名，划迹于深山巨谷，埋声于巨浪洪涛……鼓是操者，尚思所以洁其身乎？”[9](P92)由此可见，通过文本的进一步积累创作尤其是在琴曲聚合下同主题琴歌的创作，“渔樵”逐渐固化为一个被共同书写的题材，传统的“渔父”形象在异变固化后，完成了一次再结合，与传统“樵”形象组合而共同展现儒家士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而独善其身的思想特质。

三、名人效应、文学协乐下的文本聚合：引起异变的个体性要素探析

在“渔父”形象的演变原因探析中，当代学者大都是从社会性的宏观角度着眼，由“盛炽崇隐的时代风气”分析社会环境影响下“隐逸”风尚的盛行；或是从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以“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的影响”构筑观点。[10](P109)无论是从社会性还是历史性，都是宏观角度下的分析，本文即试从个体性角度探寻其形象的变化的原因，也以之与其社会性角度的研究关联呼应。由于本文主要从异变的角度对“渔父”形象的发展进行探析，因此，在论述其演变的个体原因时也主要从导致异变的原因加以观照。

从道家思想说教者到儒家自我感悟者，“渔父”这一形象的异变是通过文本的聚合与堆叠形成的。在一个文本中的形象特征异变无法轻易颠覆旧有形象的影响，因此，这一形象的转变需要在异变后不断进行反复书写才能完成，最终改变其固有形象，甚至围绕异变后的形象形成一个新的题材，这一过程就需要文本的聚合完成。

“人”是文本的创造者，也是导致文本聚合乃至形象演变的首要因素。“名人效应”是一个屡见不鲜的文学现象，某一名人的倡导和实践会导致其他人的仿效学习，从而形成一种特殊文学现象。“渔父”形象异变也与“名人效应”作用紧密相关，“名人”即是第一个开始着力写作《渔父词》这一题材的张志和。“渔父”形象的异变在李颀的《渔父歌》中就已初现端倪，却并未发展为引起全社会模仿的风气，异变的不成熟性固然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其缺乏足够的知名度以及一个使这首诗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契机。张志和的《渔父词》则同时满足了上述两个要点。《新唐书》记载张志和“十六擢明经，以策干肃宗，特见赏重。”[11](P5608)并一度在朝中任要职，享受正三品待遇。作为一个名满天下的士人，张志和即使归隐也在文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据记载，张志和的《渔父词》是其大历九年拜谒颜真卿时所作，在当时就广受好评与唱和。《云笈七签》记载：“真卿为湖州刺史，与门客会饮，乃唱和，为《渔父词》。其首唱，即志和之词……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递相夸赏。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写景夹词，须臾成五本……而真卿与诸宾客传玩，叹伏不已。”[12](P704)正是因为其足够高的知名度，更加上这一作品刚一创作出就得到文坛主流认可唱和并向社会大力推广，形成了扭转社会相关认知的强力。而这一称赏和唱和续作的风气在其后一直在更广泛的进行着，宋代文豪苏轼就感慨张志和的《渔歌子》“语极丽”，因“恨其曲度不传”而添数语改为当时可以演唱的《浣溪沙》(西塞山前)，徐俯也在《渔父词》自跋里明确记载了时人效张志和写“渔父”形象的事迹，明代陈献章更直接在诗题中明言“效张志和体”。据王岩统计：中唐渔父词共30首，除张志和的5首外，张松龄的1首和无名氏的15首都效仿张志和题名《渔父》，且无论是题材还是格式上都与张氏完全相同；到了五代时期，除了顾况的《渔父词》在体裁和内容上与张志和不同外，其余的8首都与张氏同名同调同体；宋代渔父词共131首，与张氏体式相同的共80首，占“渔父”题材总量的80%，而43首套用其他词调的“渔父”系列作品中“另加词题词序、词跋表明词作内容为歌咏渔父或依据张志和“渔父语”增损翻作、唱和的”又占40首，元明清时代总体情况亦是如此[3](P2)。其“名人效应”的影响甚至远播海外，张志和的《渔父词》创作后不久便传入日本，嵯峨天皇的赞赏并仿作了《和张志和渔歌子五首》，成为日本填词的鼻祖。由此可见，张志和的“名人效应”为其《渔父词》在当时乃至其后的社会流播产生了巨大影响，也由此繁衍了众多围绕这一题材的唱和仿效之作。他的《渔父词》创作不仅催生了持久而广泛的“渔父词”这一文学创作传统，产生文本聚合，更几乎统一了当时乃至后世文学创作中的“渔父”形象，成为他笔下的带有壮志难酬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甘心归隐又隐含愤懑的儒士避世者形象。这一文本题材的聚合，使张志和“原创词调构成了渔父词创作的‘主旋律’”，其他“渔父”形象的书写则成为“‘主旋律’中的‘变调协奏’。”[3](P4)通过“名人效应”影响下的文本聚合，异变后的“渔父”形象在不断地仿写和唱和中得到了固化，并形成一个占据主流的题材，直接导致了“渔父”这一形象在异变后不断单一化和固化，成为了后世文本中儒家自我感悟者的代表。

还有时候文本聚合是通过文学协乐中的文本书写实现的。对于某一艺术作品的欣赏会使人围绕其主题产生相近的情感，而这一情感分别通过文学文本书写出来时便形成了围绕某一主题的文本聚合。最常见的是以绘画形式为联系点实现的“题画诗”的一类文本聚合。“由于绘画为平面艺术，无法做到立体呈现，缺少流动之美，且偏重于视觉，故必须借诸诗词之阐述，以造成声觉之效果，加深创作者及欣赏者之联系，使欣赏者与创作者更容易产生共鸣。”[13](P10)中国画时常在一幅画创作完成后，在画的空白处由作者或其他观者在上面题写一首或数首诗，或抒发作者的感情，或谈论艺术的见地，或咏叹画面的意境。而有时一副名画会被一人或多人反复题咏，形成组诗，形成由画作构成的文本聚合。这一文本聚合对形象异变的影响也见于“渔父”题材中：元代吴镇在他的《临荆浩渔父图》卷的上部空白处就连题了十六首仿张志和调式的渔父诗，抒发渔父归隐生活的安逸，这种文本聚合也为渔父形象的进一步固化提供了基础。

除“题画诗”外，促成“渔父”形象再结合的聚合文本则是通过琴曲歌辞这一协乐形式形成的。与琴曲相配的琴歌在当代研究中还属于一种较少关注的文学边缘角度，但其在“渔樵”形式的结合中发挥的文本聚合作用则不应忽视。上文已简单介绍了《渔樵问答》这一首琴曲的琴歌创作情况，围绕一首同题琴曲进行不同文本的琴歌创作，这些系于《渔樵问答》题下的琴歌文本都服从于琴曲的内容，从不同角度通过渔樵“问答”的书写展现了其传统的“隐士”内蕴。在这一琴曲协乐形成的文本聚合下，通过围绕同一主题的反复书写，经过异变的“渔父”形象又与代表相似意蕴的“樵夫”形象进行了再结合，形成新的文学题材。

针对“渔父”这一传统文学中常见的题材，本文在前人对其演变中形象相似性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文本分析，探究其形象相似性表象下的根本差异性。这一差异性也经过了历史的长期发展，通过对原始文本的误读、改写，“渔父”形象在中唐发生了一次大的异变，从道家的说教点化者变成了儒家的自我体悟者。这一异变在经过时代和文人的选择后被不断仿写唱和，不断固化，最终取代了其形象的原始含义，成为儒家士人书写自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隐居品质的象征。而与“樵”形象的再结合，更进一步稳定和发展了其异变后的隐居士人形象。而这一异变的过程，更多的是“通过对原始文本意象的有意识‘误读’，在积极接受的过程中，创造出内涵全新的审美意象。”[14]这一经过文人选择性异变的形象，固然与当时社会的总体思想特征相联系，也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个体因素的引导。在前人从社会性和时代性因素进行的转变原因探究外，本文从个体性角度入手，从“名人效应”这一“人”的因素和文学协乐这一“作品”的因素分析了由之形成的文本聚合对“渔父”形象异变、固化和再结合产生的影响。典故原始文本义的有意识误读改写在其他文本中还有许多用例，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隐秘而持久的文化传统，个体性角度下进行的形象演变原因分析也不失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较新思路，其中的诸多问题和应用还值得继续深入探究。

注释：

①关于《楚辞·渔父》的作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将其系于屈原名下，后代朱熹、王夫之等从其说，但近代学者普遍认为其是屈原的学生宋玉或战国时期楚国人所作，但其创作时间可基本确定为是战国末期；而被收录于《庄子·杂篇》中的《渔父》，古今学界一致认为其应是庄子后学所作，庄子卒于公元前290年前后，与屈原卒年(前278年)相差不远，则同为其后学所作的两篇文章创作时间也应相近。屈原为楚国大夫，生平基本活跃在楚地，“楚辞”即是楚地文学样式的汇集；庄子的生平及其门生也基本在楚地活动，《庄子》的文本有明显楚地文学色彩，故认为两者创作于相同的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