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与乔治》中“英国性”的不稳定性书写

郭先进

（凯里学院外国语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 是当代英国声名显赫的小说家。2011 年凭借《终结的意义》（The Sense of Ending） 获得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2005 年创作的《亚瑟与乔治》入选当年的布克奖短名单，虽然最终与布克奖失之交臂，但该小说在中外学界颇受关注。评论者主要从叙事艺术、戏仿、种族歧视和“英国性”的建构等视角对小说进行了解读。其中，“英国性”主题是评论者热衷谈论的话题之一。例如，英国学者艾尔莎·卡瓦丽（Elsa Cavalié） 对小说中主人公乔治和亚瑟“英国性”的认同进行了阐述，并指出小说中主人公亚瑟与乔治的行为各自“挑战了作为文化构建的‘英国性’”[1]88，但对如何挑战并没有展开论述①。另外，布莱恩·芬妮（Brian Finney） 对小说中民族身份认同和“英国性”主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小说《亚瑟与乔治》直面‘英国性’难题。”[2]13但遗憾的是，芬妮没有对此展开详细阐述。确实，小说主要从两位主人公对“英国性”的态度真实地呈现了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和爱德华时代英国社会生活中“英国性”的不稳定的状态：一方面，作为“他者”的乔治·艾达吉对“英国性”的威胁和改变；另一方面，作为英国骑士化身的亚瑟对“英国性”的背离。

一、作为“他者”的乔治对“英国性”的威胁和改变

首先，乔治对英国白人纯正血统的威胁。英国白人纯正的血统是“英国性”的表征之一。安吉利亚·庞（Angelia Poon） 曾指出，“作为英国人身份标准和中心支柱的白种人血统已自然而然地成为思维模式和权力结构的一部分，白种人居于观赏者的位置而非被观看的奇观。”[3]22乔治出生在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从其出生地来看，他是一个英国人；从其血统来看，他的母亲是苏格兰人，他的父亲是印度帕西人，具有混杂的血统。因此，乔治受到其周围白人的歧视，他们视其为“他者”。例如，安森是负责乔治所在地大沃利地区治安的一位带有强烈种族偏见的警察。他认为乔治的“血管里流着一半苏格兰血，另一半是帕西人的血”[4]331，这是非常可怕的。非常自然，当1903 年上半年大沃利地区出现一系列残害马和牛等家畜的恶性事件之后，每次去调查取证，当遇到乔治时，他对乔治总是言语粗暴，视乔治为潜在具有危险性的“他者”。并且安森悄悄地让警察坎贝尔监视乔治的一举一动，以便对其进行随时抓捕。在1903 年8 月18 日乔治所在地残害牛的恶性事件发生后，警察不假思索就将乔治送进监狱，随即周围的村民对其及家人做出一些不友好的行为。从人们的言行中，不难看出当地白人对乔治这样的他者持有偏见，认为其混杂的血统是其怪异行为的根源。正如弗雷德里克·赫尔姆斯（Frederick Holmes） 指出的那样，因为乔治印度血统外在表现非常明显，所以他周围的英国白人很少把他当作完完全全的英国人[5]62。由此可见，当地的白人处于主体地位，乔治是“英国性”对立面的“他者”②。

另外，英国的新闻媒体也公然地将乔治描述为典型的“他者”。爱德华·萨义德对近现代西方文献中西方人对东方和东方人的描写进行考察后发现，这些文献大多有丑化东方和东方人的倾向:“东方被观看，因为其几乎是冒犯性的行为的怪异性具有取之不尽的来源”[6]135，“欧洲人所了解的非欧洲人全都是奥威尔所描写的那种样子。……非洲人、黄种人、棕色人或穆斯林这样没有鲜明个性特征的类型。”[6]322事实上，这种对东方人类型化的刻画已经深入西方人的骨髓。例如，乔治被逮捕后，第二天早上的《伯明翰每日公报》这样描述乔治:“他二十八岁，但看上去更年轻些。他穿着皱巴巴的黑白格上衣，黝黑的脸庞上没有典型的律师特征，全黑的大眼睛，突出的嘴唇、又小又圆的下巴。他有典型的东方人的漠然外貌。”[4]137对此，赫尔姆斯认为，这个报道强烈暗示乔治是一个阴险、奸诈的东方人，他可以通过回忆唤起他对无助的农场的动物进行屠杀而获得冷血的、肆虐成性的乐趣[5]62。换句话说，乔治没有英国白种男人轮廓分明的面孔，迷人的微笑，有的只是刻板的不怀好意的漠然的神情，是被“观看”的客体，一个典型的“英国性”的“他者”。

其次，乔治怪异的习惯与“英国性”具象化的乡村生活格格不入。伊娜·哈伯曼（Ina Habermann）曾指出，“最能表达‘英国性’的是地方。”[7]20乡村英格兰是英国民族具象化的象征。“英国性”的英国民族认同在英国现当代小说中常常以乡村庄园和乡村绿地为载体，乡村生活被诗情画意般地呈现③。小说中乔治的生活习惯与乡村生活不协调。小说这样描写乔治的习惯:“他仍然保持着老习惯，从办公室回家后在小道步行一小时左右，这个习惯现在已经成为必需。……他不看沿途的风景，这些他没有兴趣，包括那些吼叫着的庞大动物……有时候，乔治会敷衍地打个招呼，对每个他遇见的人侧一下脸抬一下头，有时他对谁都不打招呼，甚至包括他想起来前一天打过招呼的人。”[4]80对此，有评论者指出，“‘忽略’和‘不感兴趣’等否定词和短语的使用表明乔治与其他村民之间的疏离，他是一个不遵守乡村规则和不符合期望的‘古怪人’”[8]389，“乔治的这种活动方式是对英国性的威胁”[8]389。

最后，乔治崇尚“英国性”的行为也可能引起“英国性”的改变和对其造成威胁。托拜厄斯·沃辛格（Tobias A.Wachinger） 曾言，“英语曾经是实行殖民统治的核心工具，现在表明它不仅是斗争和抵抗的最基本的场所之一，而且还是一种占有和重新赋予权力的场所。”[9]92作为第二代移民，乔治对英国人念错自己带有印度化色彩名字十分不安。为此，乔治总是极力地纠正他们的错误发音。小说多处呈现乔治纠正别人对其姓名错误发音的情形。例如，下面就是乔治和米克以及维切尔先生讨论其姓名的发音的情形。

乔治看着这两个人。“我觉得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

“乔治，我所说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法庭有权力决定犯人的名字。它不是成文的，但那或多或少就是事实本身，你说的错误发音，我觉得……可以让你更英国化一点。”乔治吸了口气。“更少一点东方化？”“更少一点东方化，是的，乔治。”“那我恭请二位随时念错我的名字，以便我能习惯起来。”[4]145

不难看出，乔治虽背负着“苏格兰+印度帕西”混杂身份，但是他的思想和言语行为等具有典型的英国特色。他想其他英国人念其姓名时更英国化一点，这样能赋予他与英国人平等交流的权力，他就能更好地融入英国社会。但同时这种做法也对“英国性”造成影响。对此，卡瓦丽认为，“乔治名字的发音方式——他的帕西人血统最后的残留——必须被英国化，以抹除他身上的印度人的残留。他在感受到的‘英国性’和已认同的‘英国性’之间徘徊。”[10]360另外，艾德多·德森（Ed Dodson） 认为这场景反映“相互竞争的‘英国性’内涵之间的张力”[11]125。换句话说，乔治寻求其姓名英国化的同时，这也使“英国性”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从以上可以看出，巴恩斯在小说中详细地描述了作为“他者”的乔治的血统、怪异的乡村生活习惯和名字的英国化对“英国性”造成的威胁。

二、作为骑士化身的亚瑟对“英国性”背离

小说中亚瑟背离“英国性”的行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亚瑟有些行为违背了骑士精神。亚瑟从小接受正规的教育，还喜欢聆听母亲讲述骑士传奇的故事。自然而然，在亚瑟眼里，14 世纪在英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毕竟“那些早已发生、长久被记住且早就被创造出来的骑士世界是英国民族性的根源”[4]25。众所周知，骑士精神是“英国性”核心的表征。14 世纪是英国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形成的起始阶段。英国文学之父乔叟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乔叟作品中许多人物是绅士，这些人物是骑士精神的表征。正如菲利普·沃梅森（Philip Mason） 所言，“乔叟笔下最完美的绅士当然是骑士，他从出道之日起就热爱骑士精神、真理与荣誉、自由与忠诚。”[12]37体现英国民族特性的14 世纪骑士故事，为亚瑟之后侠义之举提供精神动力。亚瑟为了保护英国在非洲殖民地的利益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布尔战争，还因此获得了骑士荣誉称号。另外，从医期间收留病人约翰·霍金斯以及为乔治的不公正裁决进行抗议并不遗余力推动上诉法院重新审理该案的行为都是他践行骑士精神的具体表现。

除了对亚瑟践行骑士精神、坚守民族性根源进行描写之外，小说还对亚瑟违背骑士精神的行为进行了描述。例如，在他的好朋友约翰去世后，亚瑟认为自己有责任照顾约翰妹妹杜奕。尽管后来亚瑟与杜奕结婚生子，但是亚瑟却与另外一个女子琼私下保持了十年的不正当关系。为了和琼私会，他精心地谋划怎样和琼乘坐不同的火车到达目的地，怎样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悄悄离开。这种双重身份使他面临道德和情感的困扰。有时候他不由自主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他重重地坐在床上，心里想着那些去约克郡的非正当旅行……他可是在教堂里举行过婚礼的，但如今在高地上高视阔步的时候，陪伴他的却是另一个女人。”[4]298显然，这是巴恩斯借叙述者的口吻对亚瑟所谓正直、热情、忠贞的绅士代表的“英国性”委婉的批判，揭示亚瑟虚伪的面纱。这种所谓的“英国性”的骑士精神就在亚瑟忐忑不安中部分地背离了。

其次，亚瑟对“英国性”的背离体现在对英国人所尊崇的实证性的传统的摒弃。安东尼·伊斯特霍普（Antony Easthope） 在其专著《英国性与民族文化》中强调这样一种观念：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每个民族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有助于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正是秉承这一理念，伊斯特霍普对英国哲学家的洛克、培根和霍布斯的实证主义精髓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详实地阐述[13]62-300。另外，保罗·兰福德（Paul Langford） 在其专著《识别英国性：举止和性格1650-1850》 中对英国人奉行实证的传统大为赞赏，坚信“英国人无法放弃他们引以为傲的实证主义”[14]76。在小说中，巴恩斯通过描述亚瑟从接受英国文化中实证主义传统到摒弃的过程来揭示“英国性”是如何被背离的。起初，亚瑟非常重视用实证的方法来破案，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后来亚瑟却开始信奉灵媒。也就是说，亚瑟慢慢地认可了灵媒的力量并坚信，“科学不是灵魂的敌人”[4]280，在他看来，由于“知识在不断地变化着，知识分子对于自然界的观察必须从不间断”，而传统宗教却“陷入了仪式和专制的泥淖”[4]280。亚瑟加入了“灵魂研究会”。但是，科学唯灵论使亚瑟又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虽然唯灵论使他部分地从宗教信仰中解脱出来，但是宗教和科学的矛盾依旧无法解决。于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与灵媒相关的活动中去。对此，“许多思想正统的人对爵士的公开声明感到极为震惊”[4]401，连好朋友乔治也感到不可思议，“他遗憾地认为亚瑟爵士过于轻信”[4]415。小说的结尾一段乔治告别招魂会的一幕耐人寻味。招魂会结束的时候，等前排的人都快走完的时候，乔治迅速地拿出望远镜对准舞台，“也就是亚瑟爵士可能待过的那个地方。他反复地、一次次地切换镜头，对准空中，对准虚无[4]427。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巴恩斯凸显了亚瑟信仰灵媒的结果的虚无性。正如凯瑟琳·韦斯（Katherine Weese） 所言，“巴恩斯强调亚瑟转向唯灵论，以此作为其探索的开始，探索真理和经验主义的内涵的一种方式，从而挑战‘英国性’和认识论确定性的观念。唯灵论与‘英国性’一道成为有争议性的领域。”[15]315

再次，亚瑟公开宣称自己不是正统的“英国人”，这也是背离“英国性”④的行为。坚持英国人的民族身份是维护“英国性”的基本准则。亚瑟在逐渐失去宗教信仰和热衷于灵媒之后，他慢慢开始怀疑他的英国人身份。尽管他的公众形象是一位正派、诚实的维多利亚时代绅士。然而，有一次亚瑟和乔治谈话时，亚瑟告诉乔治他们属于一种令人费解的类型，即非正统的英国人，乔治感到十分的震惊。“你和我，乔治，你和我，我们是……非正统的英国人。”[4]256因为在乔治看来，亚瑟爵士是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他的名字非常英国化（亚瑟王曾经是英国历史上的显赫人物，是英国杰出人物的代表），他有骑士的荣誉称号、优秀小说家和能干律师的声望，尤其是在公众场合表现出良好的教养和风度，总之，全身散发着英国味。如果不是他的做事的方式、名望和风度，乔治是不会求助于他的。亚瑟告知他是非正统的英国人，乔治感到非常吃惊。对此，卡瓦丽认为，这里“巴恩斯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非正统的英国人’这个词汇属于语义学领域（‘方式’、‘名望’、‘风度’），同时也涵盖了鲍德里亚所定义的‘拟像’概念的内涵。”[1]92-93换句话说，卡瓦丽认为亚瑟的一些行为看似符合“英国性”的内涵，实则不然。

从上可以看出，巴恩斯从两个方面描述了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和爱德华时期“英国性”不稳定的特点。正如克里斯汀·布伯瑞奇所言“特别地，巴恩斯对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性’的不稳定性状态进行了描述。”[16]123这样的叙述显示出作者的良苦用心。也就是说，巴恩斯暗指当代英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英国性”不稳定的现状。

三、新世纪多元文化背景下“英国性”的不稳定

2007 年，巴恩斯接受克利苏斯·弗拉加采访时强调，“小说《亚瑟与乔治》不仅仅是描述过去的历史，小说中的原初故事的强大之处在于，使人们意识到故事是与今天的情形相关的，也是对于一百多年前英国社会现状的反映。所以，有一次我想，‘这故事属于它自己’。如果人们没有注意到小说中的故事与当代有相似之处，那么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是很好的读者。”[17]135

的确，小说是对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英国社会历史高度的还原，也折射出当代英国社会的现状。其中，大规模的移民、英国民众对民族身份的漠然和对“英国性”背离现象在当代英国社会极为突出。二战后的向英国大规模移民促成了“英国性”的不稳定。英国社会学家杰里米·帕克斯曼（Jeremy.Paxman） 曾经就当代英国大规模的移民对英国人口的变化做过描述:“大量移民引起英国人口比例变化：向英国大规模的移民主要集中在英格兰和其他地区的大城市。在那些地区白人成了少数族裔，将移民称为少数族裔是不恰当的。截至1998 年，白人孩子在伦敦市中心的当地中学成为少数群体，即使在郊区，他们只占中学学生数的60%。在伦敦市中心，超过三分之一的孩子甚至不是以英语为母语。”[18]8另外，约翰·索尔特（John Salt） 在其撰写的《移民的迁入和迁出》一文中对当代英国从1975 到2008年移民的状况进行了仔细地统计和分析。他发现，在此期间“320 万移民进入英国”[19]16，其中亚裔、非裔和加勒比海裔占了将近一半，在1971 到2001 年期间，来自南亚移民的出生率占整个移民的出生率的比例从16%上升到21%，来自非洲的移民的出生率的占比从7%上升到17%，来自加勒比海移民的出生率占比基本持平[19]36。不难看出，当代英国的多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如前所述，亚瑟曾自豪地宣称自己是“非正统的英国人”。这种对自己英国民族身份不以为然的态度在当代英国的年轻人中比较常见。当代英国社会学研究者史蒂夫·芬顿（Steve Fenton） 在2007 年对1100 名成年人（20-34 岁年龄阶段） 就民族身份等相关话题进行访谈。他指出，“在分析了所有采访之后，我们无法摆脱这样一种印象，即相当多的年轻人要么对有关民族身份的问题不感兴趣，要么对民族身份标签显示出某种敌意，要么拒绝民族身份而接受更宽泛的身份，例如‘世界公民’。”[20]328无独有偶，对于这种现象，迈克尔·肯尼（Michael Kenny）也认为，在当代日趋多元化的英国社会，“英国性与另一股力量相竞争——这力量有助于形成一个现代的自由的多元化的英国。这引起了年轻人、专业人士和少数族裔公民的共鸣。”[21]157不难看出，小说《亚瑟与乔治》并不是单一和纯粹地展示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和爱德华时代种族歧视的现象（国内外评论者对此做过详细论述），也不是一味地美化亚瑟为乔治翻案的正义之举。而是构建了那个多元化时代英国民众对民族身份和“英国性”的认同和反思，将一百多年前的种族矛盾、民族身份认同的困惑和“英国性”的反思与全球化时代的英国社会的同类困境相连接。正如多米尼克·赫德所言，小说描写了距今有100 年历史的社会现状，今天我们仍面临类似的民族身份的认同[22]26。

对于当今英国社会日益多元化的趋势和民众（尤其是年轻人） 对民族身份的漠然的现状，巴恩斯表示出极大的担忧。他在接受弗拉加的采访时，从《亚瑟与乔治》谈到了全球化环境下对“英国性”丧失的担忧:“在《亚瑟与乔治》时代，英国性好像是有包容性的。然而现在的英国性，尤其是不列颠性，有许多种形式，很多人并不在乎它。每一代的年轻人更加国际化。我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忧心。……当他们说‘我不是英国人’或‘我不是不列颠人’‘没关系，让我们忘了国别’时，对此，我感到很遗憾。语言在消亡、文化也在消亡。”[17]142从巴恩斯向记者吐露心声的话语来看，不难理解，作家在《亚瑟与乔治》中生动地描写作为他者的乔治的行为对“英国性”的威胁和作为骑士的亚瑟对“英国性”的背离，从而折射出那个多元化背景的时代英国人对民族身份和“英国性”诉求和反思，其目的是向读者提供一个当代“英国性”的版本，引发读者对“英国性”的反思。这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包括巴恩斯在内的部分英国白人在英国社会多元化趋势日渐明显和民族性弱化时表现出的担心。

注释：

①其实，这是巴恩斯创作一个重要的真实意图。具体阐述见本文的第三部分。

②例如，2008 年李颖发表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上《论〈亚瑟与乔治〉中的东方主义》一文指出，东方主义是乔治·艾达吉历史冤案的推手，并对乔治的“他者”形象进行了全面分析。

③国外的研究专著（Baucom，Ian.Out of place：Englishness，empire，and the locations of identity，1999；Burden，Robert & Stephan Kohl.Landscape and Englishness，2006 等）都强调英国的乡村庄园和乡村生活最能体现“英国性”。

④由于英格兰在英国历史上一贯的强势地位以及历史文化的约定俗成等原因，20 世纪中期以前的各阶层、各民族的英国人大都习惯用England 指代“英国”，用Englishness 指代“英国性”。王一平认为，巴恩斯在小说中默认“England”和“Englishness”为“英国”和“英国性”，但将英国与法国相比较时用“British”。在《亚瑟与乔治》中，巴恩斯一直都使用“England”和“English”。见王一平论文《朱利安·巴恩斯小说的当代“英国性”建构与书写模式》第79 页。“英国性”和“大不列颠性”（Britishness）的主要区别是:“英国性”注重种族、文化内在的一致性，“大不列颠性”则偏重政权与政治的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