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会创造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陈学明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3；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这样说道：“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习近平在这里不但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而且指出中国的“五大文明”的协调发展，正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显然，“五大文明”的建设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缺一不可的。而在“五大文明”建设中，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特殊的地位。我们在这里就简要论述一下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怎么样把我们引向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在深入展开。西方有人曾经把建设生态文明的希望寄予中国，认为在21世纪中国最有可能创建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即生态文明(1)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著《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就这样认为。尽管该书的观点有许多错误之处，且充满着争议，但是该书所作出的中国会率先进入生态文明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是有根据的。其一，中国目前的领导层，即中共高层领导，对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环顾全球，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执政者如中共领导层对生态文明建设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崇高的责任感和高度的自觉性。其二，中国已形成了成熟的、前沿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这就是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就理论而言，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当今世界任何与生态相关的理论、观点都不可比拟的。即使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也已经被习近平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所超越。现在我们可以作出预言，如果中国人民按照目前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前景无限美好。最美好的前景就是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有可能创建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不管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称为“生态文明”还是称为其他什么文明。

一、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对立，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来获取经济的发展。目前工业文明社会的一个瓶颈就是陷入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不能自拔。不解决这一点就不能走出现代工业文明而进入新的文明。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实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高度结合，实现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也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征。判断一个社会有没有走出处于危机之中的现代工业文明而进入一种新的人类文明，首先是看这一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处于对立状态还是和谐相处。

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与目标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这是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因而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习近平在任何场合阐述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时，总是把坚持自然与人和谐共生作为第一要义提出来。

习近平如此强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源自他对自然重新认识的生态价值观。习近平在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涵和目标的同时，深刻地论述了怎样正确地认识自然环境。人生活在自然界之中，究竟如何看待自然界？习近平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为人们正确认识自然界开辟了新的思路。从字面含义来看，“绿水青山”指的是自然环境，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际上强调自然环境本身就是具有价值的，是对自然资本和自然环境财富地位的一种肯定。习近平提出的“两山论”，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第一次创造性地肯定了自然环境的内在价值。所谓内在价值是指不以人为尺度的自然的价值。自然的内在价值不是人类赋予的，也不是人类创造的，是自然本身固有的，它随自然的产生而产生，随自然的存在而存在，随自然的消亡而消亡。习近平肯定自然内在价值的存在，也就是对“生态环境生产力”的肯定。如果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那么习近平提出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习近平认定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习近平关于“生态环境生产力”的论述，一方面改变了过去仅仅从物质财富生产的角度以及从“自然界的力量隶属于社会生产力”的层面看待自然生产力的视角，而将关注的角度扩展至整个自然界、整个生态环境，将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放在更加平等的地位上；另一方面改变了过去仅仅把那些进入社会生产过程且来自自然界的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纳入自然生产力的范围，而是将整个生态环境系统中存在的如水力、风力、太阳能、土壤肥力等自然力以及自然资源生产环境资源产品的能力、生物生产力都纳入自然生产力的范围。

由于习近平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强调是建立在重新认识自然界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因而这一强调特别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并特别富有号召力。目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成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意愿，并已把这种意愿化为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中国人民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征途上迈开了大步。仅就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言，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已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初见端倪。

二、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新建制将走出个人原子主义

现代工业社会是以个人原子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启蒙就是张扬个人本位。资本主义历来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私自利的，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把个人利益视为高于一切是天经地义的。正是这个人至上的原则造成了资本主义的文明，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深重危机。可以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与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道德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文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宗教等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这种道德危机、文明危机，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消解危机。事实无情地告诉人们：如果坚持人生来就是自私的，坚持以个人原子主义为社会的建构基础，那么就不可能消除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亦不可能走向一种新的人类文明。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马克思虽然反对先天的、抽象的人性之存在，但马克思并没有否定后天的、具体的人性之存在。马克思确实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追求自私自利的本性，但马克思没有把人看作是生来就是如此的，而是强调了这种人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这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是在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的：一方面分析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如何形成了人的那种自私自利的本性，另一方面分析这种资产阶级的普遍人性如何既维护着资本主义社会又最终导致这一社会日益走向危机。马克思认为，要使资本主义摆脱危机走向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必须改变这种资产阶级的个人原子主义，即实现利己主义的个人向社会化的、高尚的人的转换。马克思所批评的“市民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而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类新文明是以社会化的人为本位的。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既表征一种合乎人性的，使人的生命特征真正获得意义的存在模式，又是为保证这种存在模式得以实现而设想的一种特定社会制度安排。对这种存在模式和社会制度安排，马克思称之为“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自由人联合体”中，尽管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其宗旨，但个人只有在集体中通过“自由的联合”才能实现这种发展。毫无疑问，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的文明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它已不再以个人原子主义为基础，而是建立在集体主义的根基之上。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正是逐步地走出个人原子主义而走向集体主义的过程。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有着崇高的精神境界，它所追求的是人类的整体和长远的利益，追求的是以天下为怀。习近平多次援引古语“不畏浮云遮望眼”“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充分体现了他高瞻远瞩、胸怀全局。我们学习和实践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的过程，我们按照这一思想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也正是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的过程，不断地变个人至上为集体至上的过程。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在其有限的生命里生态环境的恶化不可能达到危及其个人生命的程度，他对环境的保护一定是超越了他个人的利益。生态文明建设必然是以“类”而不是以“个体”为本位的。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着眼点是“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所谓“代内平等”，就是不仅要考虑我个人以及我周围的人的利益，而且还要考虑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地区、其他国家的人的利益。所谓“代际平等”，就是不仅要考虑我们这一代人的利益，而且还要考虑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代，即子孙后代的利益。无论是从“横向”还是“纵向”，都是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

习近平在提出生态文明思想的过程中，曾经先后提出过三个共同体，即自然界各种生命的共同体、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同体、人类命运的共同体。所谓“共同”就是整体。显然，贯穿于三个共同体的就是“整体主义”。中国人民正是在这种“整体主义”的支配下，推进着生态文明建设。随着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展开，必然会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建制，这种社会建制不可能是以“原子个人”为基本前提的，而是诉诸“整体的力量”，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也由此而产生。

三、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同时也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资本主义社会在制造人与自然冲突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现代工业文明的危机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加剧，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也日趋严重。现代工业文明社会是人与人之间对立的社会，是个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的丛林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深刻地揭露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不合理”。哈贝马斯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功利为驱动力的薄情寡义的交往方式，正把人的生活世界引向“殖民化”。交往行为的不合理意味着行为主体之间的“不理解”“不信任”，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的产生。交往主体之间进行的对话变成了争辩，交往双方各自为自己的主张或行为进行辩解。哈贝马斯构建了交往行为理论，力图改变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对立的关系，实现人的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他强调，交往行为“合理化”的社会就是人类理想社会，亦即走出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社会。

马克思在论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时，就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作为一项基本准则。马克思在论述什么是共产主义时有一段著名的话：“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解答。”[2](p73)我们在阅读马克思的这段话时，往往只是把注意力集中于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实际上，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人和自然界之间，而且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特别是马克思提到了“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要使人与人之间做到和谐相处，关键要做到正确处理好“利己主义”与“自我牺牲”之间的关系，而对“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做出过非常精辟的论述。针对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施蒂纳从作为“自我”“唯一者”的个人出发，宣扬绝对自由的极端利己主义和唯我主义，并用虚构和夸张的宣传把“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对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主义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3](p275)。在他们看来，当正确处理好了“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之间的关系时，一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也就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简单的竞争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把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的形成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的创造联系在一起。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环境公正理论，而环境公正理论可以在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的同时，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引导创建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新型的人际关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环境公正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公正思想，充分吸收和借鉴当代公正理论研究成果，以及不断推进社会变革和环境公正发展的实践基础上与时俱进产生的。习近平既把环境公正作为公正的核心内容，认为要实现社会的公正当务之急是要实现环境的公正，没有环境的公正，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公正，又进一步提出环境公正的核心是提供最普惠的良好生态环境。环境公正不仅仅是体现在作为主体的人对环境要讲公正，要公平地对待自然环境，更体现在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公平地享受自然环境。习近平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们要特别注意习近平在论述生态文明建设时经常使用的“共享”与“普惠”这两个概念。“共享”就是要让所有的人共同享受自然环境给予我们的美感，“普惠”就是要使自然环境作为一个“公共产品”惠及所有的人。不可否认，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越来越围绕着享受环境的冲突而展开。当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公正、公平地享受自然环境，人与人之间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也就消除了，人们就会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生态问题往往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可实际上是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在融合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同时，必然也融合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预料，随着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实现，人们所企盼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也将实现，一个人与人之间真正和谐相处的社会也将在中国大地上形成，到那时，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也就出现了。

四、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会逐步地走向为了人类的真实的需要而进行生产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主要还在于它的生产方式的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利润。如果说价值可以区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显然只是与交换价值联系在一起的。贯穿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是资本原则，而资本的天然属性就是利润。资本把世界上的一切都与钱联系在一起，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变成能赚钱的机器。这种围绕着资本、利润而展开的生产方式，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实际上，现代工业文明的危机也主要源于此。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就是对资本主义围绕着资本、利润而展开的生产方式的批判。马克思不仅揭露了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揭露了正是这种生产方式造成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而且深刻地分析了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走向死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资本追逐利润的属性，导致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方式最终难以为继。马克思曾经这样说道：“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4](p395)摆脱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改变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

在马克思看来，进入了新的人类文明的生产必然不再是围绕着利润而展开，它将必然是为了人类的真实的需要而进行生产，也就是说，不是什么东西能够赚钱就生产什么，而是人们需要什么东西就生产什么，当然这里的“需要”是人们的“真实的需要”，而不是现在经常看到的那种通过广告之类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虚假的需要”。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为了“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交换价值”而生产。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生产主要依据的是“物”的尺度，那么新的文明社会的生产不仅依据“物”的尺度，而且也将依据“人”的尺度，实现“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图遵循的是“经济”规律，那么新的文明社会将不仅遵循“经济”规律，而且也将遵循“人”的规律，实现“经济”规律与“人”的规律的统一。这里关键的是生产的目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把“物”本身作为生产的目的，也就是说，为了生产而生产，而新的文明社会不会把生产的目的停留于“物”本身，而是仅仅把“物”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让这些手段和工具服务于人这一目的。马克思曾经提出过“全面生产”的概念，按照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的理论，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完全不一样，这一区别就在于人的生产的全面性，也就是说，人的生产不能像动物那样，只是按照自身肉体的需要来进行生产，即“只是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子所直接需要的东西”[5](p96)，而是根据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组织生产。新的文明社会里的人的生产就将是一种“全面的生产”。

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引导中国人民将传统的现代化变为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为特征的现代化，相应地，在生产方式的组织等方面必然发生相应的改变。中国正在改变那种“为生产而生产”“为发展而发展”的生产方式。中国正在一方面使生产不断地扩大和发展，另一方面又不使生产变为“过度生产”，而是致力于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努力使生产服务于满足人们的真实的需求，服务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传统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生产就如一辆只有油门而没有刹车的汽车，这种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汽车无异于直奔死亡。当今中国实施“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实际上给生产过程中的汽车既装上油门又装上刹车，也就是说给原先的生产模式加以生态的限制，加以服务于人的真实需要的限制，从而使其既快速又安全地行驶。习近平一再提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变目前的生产方式，创建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绿色发展”方式。习近平把美丽中国、美好生活与绿色发展方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从他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中把握他所说的新的生产方式、绿色发展方式的具体内涵，我们更可以从他提出的坚持节约优先、保持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中直接了解他所说的新的生产方式、绿色发展方式的具体要求。随着“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的形成，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绿色发展方式正在中国诞生。这种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看到过。它的形成是一种人类新的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

五、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必会滋生一种人的新的存在方式

一种新的人类文明是否形成，最终是看有没有形成了一种人的新的存在方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存在方式就是“to have”，即“占有”，亦即以最大限度地进行消费作为生活宗旨。正是这种人的存在方式导致了现代工业文明陷于深重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缘于两个方面：一是人在这种生活方式下满足的是虚假的需求，从根本上颠倒了人与商品的关系，不是商品为了供人消费而生产，而是人为了消费商品而存在，人过的是“痛苦中的安乐生活”，人成了“单向度的人”；其二，这种人的存在方式是建立在大量消耗地球的资源和能源的基础之上的，而地球根本不可能永久提供日益消耗的资源和能源。基于这两点，这种人的存在方式是不可能持续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尖锐地揭露了这种人的存在方式与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危机的内在联系，强烈呼吁改变“to have”的人的存在方式，而通过创建一种“to be”，即真正体现人的存在的生活方式，走向一种新的人类文明。

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者，那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究竟批判了什么？我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是如何批判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的，也就是说，集中在马克思是如何批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另一个维度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如何造成人的生活方式的畸形发展，如何摧残人性。这两种批判有着内在联系，但侧重面不一样。我们以前较多地关注前一种批判，而忽视后一种批判。其实，后一种批判在马克思那里占有很大的分量，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一种批判的现实意义更加鲜明地呈现出来。马克思深刻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人民群众实际上处于被物所支配，从属于商品的存在状态下。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处于贫乏状态，不能理解为仅仅是为了让工人改变贫乏状态，拥有资本家同样的财富，根本目的还在于使工人摆脱物的束缚，创建一种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的存在方式。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内涵就在“全面”两字上。不管从什么样的角度去规定人的本质，所看到的人都是具有无限丰富性的总体的人。从而不管从什么样的角度去探讨人的存在状态，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人的存在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它的全面性，即使人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兼容并包地、铢两悉称地、相互协调地得以发展。按照马克思对创建人的新的存在方式的描述，一种人的新的存在方式，一种新的人类文明的形成，关键在于：其一，人们不是致力于从消费领域，而是从生产领域寻求满足，即人们都是通过创造性的劳动来实现自身；其二，即使在消费领域，也是注重消费的质而不是量，注重消费的全面性，即满足自己的真实的全面的需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主要取决于它是否为人类文明应对所面临的人的存在方式的矛盾与危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能否成为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它能否为人类探索出一种新的存在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内涵和意义正在于创建新的人的存在方式。而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是如此。习近平在论述如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时，除了强调要改变生产方式之外，还强调要改变生活方式。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十分明确，除了形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之外，就是要形成一种人的新的生活方式。而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都是以满足人的真实的需求，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宗旨。习近平所提出的“绿色生活方式”就是要创建人的新的存在方式。对于“绿色生活方式”的具体内涵，习近平也有一系列的阐述。他曾特别提到，“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可见，习近平从改变人的消费模式入手来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消费模式的改变，不仅改变了那种与生态文明不相容的消费模式，保护了生态环境，而且更可以通过这一改变促使人们从消费主义中解放出来，改变人的需求结构，帮助人们形成健康的、真正“属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民消费模式的改变中孕育着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伴随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定将是人的新的存在方式、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