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区域史研究中认识国家历史

刘志伟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中国历史的传统范式，毫无疑问是王朝的历史。朝代更替是历史演变的主旋律，王朝的周期控制着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变化的节奏。我们最习以为常的历史叙述方式，是用王朝来标识社会生活的时间分段，例如唐代社会生活、宋代社会生活、元代社会生活等等。甚至物质形态也可以很清楚区分出不同朝代的风格变化，例如瓷器、建筑、家具的变化，都会跟着统治者的改变而有截然不同的形式风格。这种历史叙述套路已经成为学界和大众固有的不可动摇的认知方式。于是，我们看到的中国历史，无论是政治史，还是社会生活史、物质文明史、精神史，都一定是随着王朝更替的节奏，呈现断裂的状态。人们习惯从王朝国家政权的更迭，去认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演变。因此，社会生活的历史进程，常常呈现出与国家历史一致的阶梯式的变化。

然而，我们在区域史研究中获得的历史认识，却随着王朝更迭呈现出来历史的断裂性，就不如以王朝国家主导的历史认识那样明显。这是因为区域史研究更多是从当地民众的生活去看历史，由此获得的历史认识自然与从国家着眼去看历史有不同的观感。区域史研究与国家历史研究呈现出不同历史节奏。如果说以国家为历史主体的研究，不可能不以国家政权变动为主导，那么区域史研究则可以让我们的目光从国家政权的更迭，聚焦民众生活去观察历史。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区域史研究是否会将国家虚无化，只是关心局部地区，从而妨碍了我们去认识国家的历史进程。其实，区域史研究不仅不会妨碍我们认识国家历史，反而是我们从民众的生活去认识全社会和国家演变历史的重要途径。大家知道，施坚雅很多年前已经提出从由人们的交往形构的区域历史周期去解释中国历史结构的理论解释。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我们可以从对细碎的社会生活的微观分析获得整体的历史解释。事实上，我们多年从事区域研究的经验，也清楚表明，区域性的研究对于认识国家历史相当的重要。前几天，我一直被媒体追问，我们出版的50册《东莞明伦堂档案》(东莞市档案馆编、刘志伟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究竟有什么价值？我当时一直在想面对大众媒体要怎么讲它的价值，要大家都可以听得懂。最后我想到了一个主题，就是这些档案不但可以让我们研究明伦堂(一个在县级政权很普遍的讲学论道机构，亦为凝聚地方士人参与地方事务的场所)，还可以让我们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新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对明伦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窥见在一个现代国家体制中，特别是在县级层面上，如何实现地方特色与现代化转变的结合。当然，对着媒体的解说不可能深入展开。进一步来看，明伦堂最初是一个官方设立的、各地都有的机构，大家都很熟悉的组织。到了晚清，它成了士绅聚集的一个组织，演变成地方士绅主导的大规模土地控产的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一种半官方、半民间的地方性政治组织。这种组织到了清末民初，很多时候是地方自治的一个基础。

那么，这种地方自治的基础，其实是有历史传统的，是在明清以来，特别是18、19世纪以来，各个地方发展出来的地方自治的机制上形成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本来是在传统王朝国家体制中带有典型的儒家价值体系和组织形式的一种地方士绅的政治组织，到了19世纪后期，特别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实形成了一种新型国家组织的萌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在追寻区域史研究时，可以进一步去思考的问题(可参考《东莞明伦堂及其档案小议》，收入刘志伟：《溪畔灯微——社会经济史研究杂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同时，我也很认同冯筱才教授刚才的讲话，这个工作坊没有时间的界定，我们应该把目光向下移。刚才科大卫老师说到研究的上移，我这里说应该下移，其实并不矛盾，科老师自己研究的时段就上移到宋代，下移至民国。如果我们站在向下移的角度，再来看明清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关注的地方社会的“自治化”，抑或是自治机制的发展问题，就不会仅仅局限在一个王朝秩序里，而是可以更进一步，让我们在民国时期继续关注它在各个地方的延续，以及它所展现出来的一些机制如何在新阶段进行发展。这可能是开启我们进一步去深究的新方向。

在这一点上，让我联想到萍乡学院的凌焰老师锲而不舍地找到一批赣西北的图甲文书。最近我和郑振满老师，还有一起参会的赵思渊等就去了他那里。这些资料看上去只是涉及我们很熟悉的明清时期几种主要的制度，但事实上图甲文书的背后是图甲会。图甲会跟当地宗族族谱的编撰和宗族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而族谱编纂和宗族发展的基础，又和寺庙或者庙作为一个社区的中心或是社区仪式的一个场所有关，以上这些因素都是相互联系起来的。在凌焰找到的这些赣西北的图甲文书中，我们是可以只停留在很多我们已经关心过的话题上。但是如果把这些文书，包括文书里面保存的很多的会簿、契约、土地登记表、族谱等不同的文类勾连起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以后尤其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萍乡的那些被认为是传统社会中王朝国家秩序下的很多东西，其实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既有的制度设计里面，它们之间互动整合，甚至互相引发出其他制度的使用，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起了一套新的社会秩序。从这方面来说，我想这批文书资料对于我们了解清末以后发生的国家转型是有着非凡的价值和意义。

刚才科大卫教授讲到各个地方都在编族谱，你到了哪里看了其他文献才知道编族谱的那些人实际上到底在做什么，只有身处田野，跟其他文献对照，才能看懂这些民间文献。我觉得凌焰找到的这些图甲文书，确确实实是比较精彩的。你可以看到它们较为完整地包含了图甲会簿、族谱等，能让我们整体了解到他们在“搞什么”，当地社会不是血缘组织，而是会社组织。我们最近几个人过去看完后有一个共识、之所以在18世纪有了这些发展，其实跟当时地方政府推行保甲制有很大关系。但是地方社会应对的办法，不是建立一个王朝设计的保甲制，而是把保甲系统在原来寺庙祭祀仪式的基础上，通过会社的方式进行了组建。保甲的这套制度看上去是在当地落实了，但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又是一个很广泛的结盟，所以每一个参加会社的人的资格，是跟图甲里面的户籍身份联系起来的。这种户籍制度，原本是王朝社会管治基层的最基本机制，是编户齐民的办法。但是明代以后，随着图甲本身发生了异变，这种户籍可以不精确到管理具体的个人。这样的话用会社的办法，来跟图甲所给予的这种户籍身份联系起来的机制是什么？机制就是编修族谱，进入了族谱的人自然就有了编户的身份，同时也在会社里面获得了成员的资格。

在这样的一个机制发展出来的“社会”，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凌焰在萍乡的研究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虽然这些社会现象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不同地方的表现或者说实践的方式、发生的机制、演变的过程是很不一样的。具体来说，例如我们这个工作坊讨论的闽浙赣区域，在民国时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各种政治派别、政治势力、政治人物走马灯式地管治国家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其实跟他们背后的地域背景，其所经历、所身处的那个地方发展出来的一种，姑且叫作比较近代的一种国家形态是有关系的。所以闽浙赣这个区域，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构成了比较早期的关于国家建构的一些经验。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的研究就不能仅仅是基于这个地区了，我们可能要扩展到别的地区，去了解不同的政治势力背后对国家建构的不同看法。这对于加深清末民国时期地方社会组织、基层社会转型的了解，也是有很独特的意义。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走出只是在王朝历史的框架里面去讲社会，即基层社会和王朝国家的关系思路，反而更重视大家头脑里面形成的不同的国家想象，或对国家建构的一种结构性的观念，从而把我们的思路、关怀更多地引向近代国家实现的路径或者相应的机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