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命题的形成历程考察

周强 靳书君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的形成发轫于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插队时期，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实践，命题内涵和外延在新时代得到丰富深化，最终成熟定型。

关键词：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命题;形成历程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2）02-0007-05

习近平总书记曾回顾说：“多年来，我一直在跟扶贫打交道，其实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1] 2015年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主旨演讲时他又说：“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2]从在梁家河村切身识贫到在正定县通过产业振兴“高产穷县”、在闽东多措并举助力连片特困地区“摆脱贫困”，再到主政浙江省“帮扶致富”、到十八大以后正式提出“精准扶贫”的科学命题，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心系贫困群众和扶贫开发，是贯穿习近平从西部山村到沿海城市、从地方到中央从政实践的一条红线。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本文力求从近半个世纪的扶贫实践历程中考察精准扶贫命题的形成脉络。

一、梁家河：切身识贫，积累一线脱贫经验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贫困是全国农村的普遍性问题，国家只能 “点对点”式地进行“救济式”、“输血式”扶贫，救济对象限于“五保户”以及特殊困难群体。在此背景下，习近平率领梁家河全体村民改善贫困面貌，无疑是一个创举。习近平总书记回忆说：“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还不到16岁，就从北京来到了陕北一个小村庄当农民，一干就是7年。那时，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2]7年知青岁月，梁家河的经历是“精准扶贫”命题在实践层面和情感层面的双重起点。

（一）切身识贫

梁家河的贫穷是整个延安地区的写照，透过梁家河村甚至也可以看到当时全国农村普遍贫困的面貌。习近平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前一年，“延安地区当时辖14个县，有130万人，人均粮食不足250公斤，人均收入不足50元。锅里没粮，口袋没钱，是大多数农民贫苦生活的真实境况。”[3]习近平初到梁家河，就听到村里 “富正月，穷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的说法。每到年后青黄不接，家家户户就把粮食留给种地的壮劳力，妇女带孩子外出要饭。习近平设身处地认识到真贫穷，口粮经常是玉米高粱团子和酸菜，几个月吃不到肉，见到肉甚至直接生吃还觉得香，平时住窑洞、睡土炕，靠煤油灯照亮。

（二）积累一线脱贫经验

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参访延安时，面对缺粮缺钱饿肚子的贫困状况，向延安地委、行署提出“延安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要求。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习近平带领村民寻找脱贫门路，亲身积累了脱贫经验。他带领村民打淤地坝、挖大口井、修梯田，把旱田变水浇地，改变靠天吃饭的情况，稳定了粮食生产这个基本面。同时，帮助村民创办铁业社、裁缝铺、代销店，解决全村生产生活基本物资供给，还根据当地耕地气候条件引进新的蔬菜品种，率先在陕北地区建成沼气池，改善了村里的农产品结构和生活能源结构。担任支部书记前，习近平作为壮劳力，出工一天拿10个工分，只值八九分钱。到1974年，梁家河一个工日分红七毛二，人均粮食生产达到689斤，提前实现了“粮食翻一番”的目标。在习近平留下的艰苦奋斗精神鼓舞下，梁家河在2010年底成为延川县首批脱贫村。

（三）埋下了带领群众摆脱贫困的情感铺垫

七年寒暑，习近平与农民群众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在一起，不仅让他了解了农民的贫困、期盼、梦想，更让他感受到他们的淳朴、务实、勤劳，从小山村看到了大学问。当年和习近平住一孔窑洞的知青雷平生说道：“近几年，他一再强调扶贫要攻坚，扶贫要精准，就是因为他曾经就是一名农民，他很理解、很懂农民。”[4]越是知之深，越是爱之切。农村的经历激发了习近平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志向，树立起扶贫攻坚的信念，而且一直是带着感情做这项工作。

二、正定县：因地制宜，产业振兴“高产穷县”

在正定县工作期间，习近平抓住农村改革的机遇，调整和改变正定纯农业的单一经济结构，走出了一条产业振兴“高产穷县”的脱贫路，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得到快速缓解的一个缩影。

（一）着力解决农民由于粮食不够吃而造成的贫困问题

初到正定县，习近平同志通过调研很快发现，正定县实际上就是一个由于“粮食高征购”而造成的“高产穷县”。只有53万亩耕地的正定县每年却要交7 600万斤粮食，导致出现了本地农民粮食不够吃只能到临县去换山药干、红薯干用来填饱肚子的窘况。1982年夏，在习近平等人的努力争取下，正定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少2 800万斤，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温饱问题。紧接着，在减少粮食征购任务后，习近平主张既要种植粮食作物，还要发展经济作物。1983年，通过对种植结构的调整，农民收入水平改善效果非常明显，“一年农业产值就翻了一番，农民人均收入从148元涨到了400多元，翻了一番半，一年就彻底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5]

（二）抢抓农村改革机遇，推动正定农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紧紧抓住农村改革机遇，推动包干到户责任制。1982年，在中央澄清了部分人对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责任制的误解后，习近平率先解放思想，倡导在里双店公社搞“大包干”試点，推行包干到户责任制，促进农民增产增收。1983年7月，担任正定县委书记之后的习近平立足正定人多地少且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实际情况，主张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发展多种经营，走“半城郊型”经济的发展路子。

（三）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习近平聘请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教育家潘承孝等一大批高级专家学者为正定的发展出谋划策，还亲自制定“人才九条”，面向全国大胆启用各类技术人才、引进项目，推进技术革新。此外，习近平还主张依托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全县层面普遍推动平蘑、奶牛等重点项目发展，走“靠城市吃城市”的发展道路并推动正定14万亩河滩地开发利用，种植果树发展林果业。不仅如此，习近平还在挖掘正定历史文化，修缮正定古建筑群、提高旅游资源质量，创新脱贫路径上下足工夫。1983年，在习近平等人的努力下“荣国府”建设成为永久性建筑，开创了旅游业的“正定模式”，不仅极大地带动了正定旅游业和当地的经济发展，还为后来正定走上“生态立村，旅游富村”的摆脱贫困的小康之路打下了基础。正是在习近平等人的努力推动下，正定走出了一条产业振兴“高产穷县”的脱贫路。

三、闽东：多措并举，帮助连片特困地区“摆脱贫困”

自1986年开始，国家采取以县为重点的开发式扶贫策略，取代了以往大水漫灌模式的救济式扶贫，政府开始实施有组织的扶贫开发活动。全国设定贫困县的数量从1986年的273个增加到1994年的592个。国家在扶贫开发工作的力度和扶贫对象的精准度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在致力于帮助贫困地区摆脱贫困方面实施了多项着眼长远的挖“穷根”举措。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脱贫攻坚的论述，几十年前他在宁德的实践就已经堪称‘精准扶贫’了。”[6]

（一）进村入户访贫问苦，通过调查研究找“穷根”

无论是在厦门、宁德、福州还是在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进村入户体察民情都是习近平工作中的一部分。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就曾心怀群众“三进下党乡”，倡导“四下基层”的工作制度。他本人甚至走遍了宁德地区124个乡镇中的123个。在福州期间，习近平更是倡导“四个万家”，即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的工作制度，全力助推困难群众摆脱贫困。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习近平能够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特别是在1988年9月，习近平通过对闽东九县深入调查研究后创造性地提出了扶贫先扶志的要求。他认为，闽东从整体定位上讲还属于是一只“弱鸟”，要想摆脱贫困，就要先淡化思想上的“贫困意识”，转变以往等、靠、要的思维习惯，树立求人不如求己的意识。同时也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抱着一夜致富、一口气就想抱个“金娃娃”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应当发挥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精神，从精神上首先摆脱贫困，实现“弱鸟”先飞、快飞。

（二）调整产业结构、正确选择产业发展道路推动脱贫致富

首先，习近平考虑到农业是闽东地区发展的基础，提出闽东应当走立体式和开放式的大农业发展道路，围绕农业发展工业，再以发展工业来支援农业。为此，他不仅倡导各县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自身特色发展多种经济，推广种植特色水果蜜桔、柑橘、巨峰葡萄，引进茉莉花茶制作工艺，还帮助闽东人民推进茶叶种植的规模化，打造闽东白茶和福鼎白茶、宁德茉莉花茶的品牌，仅种植茶叶这一项就使得宁德霍童、虎贝、洋中、石后等许多乡镇摆脱贫困[6]。

实际上，“在带领宁德人民摆脱贫困的过程中，习书记不仅对植树造林、种植经济作物这些农业方面的内容非常关注，他也很注意因地制宜发展工业，提升人口素质。”[6]在工业发展方面，习近平主张闽东各县应当在本地的资源和生产力状况的基础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根据本地资源状况制定相应的主导产业以及产业群体，既要因地制宜立足本地实际进行工业开发，还要寻求规模经济效益。在习近平的肯定和指导下，石后乡引进香港的针织厂，飞鸾镇利用地理优势和华侨优势推进“三来一补”创办玩具加工厂，解决了农民的就业和收入问题。不仅如此，习近平还推动闽东林业体制改革，健全林业责任制，把林业看做是闽东脱贫致富的关键，在九都乡畲族村、虎贝乡等地把发展经济与造林造竹相结合，在洪口乡建水库修水电站等等，开辟闽东脱贫致富新途径。

（三）倡导发展科技教育，增强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1989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科学技术是脱贫致富的关键。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在推进科学技术进步的进程中，不断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7]并表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科技的发展需要人才，人才的培养要靠教育，要抓好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三位一体”教育体系。在提高科学技术的过程中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同时还提出在经济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将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既要把科技教育作为闽东的首要大事来抓，还要讲求“实效”，要采取“普及教育”与“成人教育”并举的方针。不仅重视职业教育和农村的扫盲工作，将扫盲教育和学习技术与农民脱贫致富结合起来，还鼓励社会力量多渠道、多形式办学。抓紧发展各类职业培训，比如农村实用技术类培训、干部职工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等类型的培训，通过发展教育培养更多能脱贫致富的知识型劳动者。

（四）巩固民族团结的基础，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闽东要实现脱贫，必须要考虑畲族问题，因为畲族在闽东人口多且分布广，必须立足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制定脱贫致富的方针。为此，习近平提出畲族地区在接受外来“输血”的同时也要加强自身的“造血功能”。不仅要扶持畲族地区兴办乡、村两级实体，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和脱贫后劲，还要提倡有关单位与畲族贫困地区重点挂钩进行扶贫，提倡科技扶贫，为畲族群众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增强内生动力，通过外力帮扶和增强内在活力的办法共同驱动，帮助畲族群众脱贫致富，保证脱贫致富路上不落下少数民族地区。

（五）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助力贫困地区脱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关联，相互协调，相互促进。”[7]习近平提出，要立足闽东实际，把思想道德建设与文化建设贯穿于整个脱贫致富全过程，要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看作是摆脱贫困的必要条件，不仅要开展扫黄打非活动，打击聚众赌博、封建迷信等行为，倡导移风易俗，树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以及共产主义道德和革命老区精神，还要主动挖掘和保護畲族文化，建立或完善民族文化站、文化活动室等，丰富畲族人民文化生活，引导其开展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习近平还提出，只有在“破”和“立”的过程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才是真正的脱贫致富。

（六）推动开展“造福工程”，实施易地搬迁，创新摆脱贫困模式

习近平在闽东工作时就曾针对生存条件极其恶劣、靠自身条件无法脱贫的地方实行易地搬迁这种扶贫模式探索过。1987年9月，宁德九都乡畲族村九仙村所在地因为连降暴雨等自然灾害导致山体滑坡后，在习近平指示下实施异地搬迁工作，将整个村子搬到平整的、不会出现滑坡的地方，然后大量地造林，彻底解决生存条件问题。不仅如此，习近平还从1997年开始着手推动解决闽东畲乡村民的“茅草屋”搬迁和福建省“造福工程”中的“连家船渔民上岸”工作，到1998年初，涉及2 000多户茅草房户的搬迁任务基本实现。与此同时，到2002年为止，涉及五六千户的“连家船渔民”上岸任务也得以总体完成，习近平还提出既要让“连家船渔民”上岸，还要从生活和就业方面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从1996年11月着手推动的闽宁协作从资金、技术、教育、医疗等多方面入手，在移民搬迁和建设闽宁示范村等方面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的样本。

四、主政浙江省：帮扶致富，补好共同富裕的短板

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胜利结束，标志着中国基本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在沿海与内地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工人与农民之间等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出现的收入差距逐渐代替了以往普遍贫穷的基本面貌。要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推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协调发展迫在眉睫。在浙江省工作期间，习近平坚持以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以推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协调发展为主要抓手开展扶贫开发工作，在帮扶致富和协调发展上下工夫，不仅关注浙江省内沿海与山区之间、欠发达县、乡镇跨越式发展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而且还站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入推动了浙江省与中西部地区的对口支援帮扶致富工作。

（一）推动浙江省沿海地区的帮扶工作

推动浙江省内沿海发达地区与山区欠发达地区实行“结对捆绑”协调发展、省内部分发达县与欠发达县开展结对帮扶工作。面对浙江省总体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但是还存在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问题，习近平表示，“没有欠发达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全面小康;没有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省的现代化。”[8]在他的指挥和推动下，2002年4月，浙江省开展“山海协作工程”，推动沿海发达地区与山区欠发达地区在产业和劳动力方面的“双转移”，进行捆绑发展。“山海协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扶贫，既要求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又强调欠发达地区能够跨越式发展，是对浙江省的生产力和人口在空间上的优化布局。正是基于习近平当初的扶贫策略和基础，浙江省26个县在2015年全部走出“欠发达”队伍，直到2017年这26个县的发展水平已经超越全国平均水平。

（二）补好省内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的“短板”，推动欠发达县、乡镇跨越式发展

这是习近平比较关心的问题。以浙江省唯一的畲族自治县景宁为例，为推动该地区跨越式发展，习近平曾两次深入畲乡景宁访贫、勘察地质灾害问题，习近平表示当地干部要自力更生带领群众尽快实现小康，省委、省政府也会加大帮扶力度。为此浙江省不仅开展“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山海协作工程”、“百亿帮扶致富”等，还通过改善交通条件，将景宁纳入全省四小时交通圈，增强景宁跨越式发展内生动力。与此同时，习近平还主张补好城乡协调发展的“短板”让城乡居民共同富裕。习近平强调，要把帮扶城乡困难群众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并指出，“帮助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解决各类实际问题，除了要不断完善面向社会的各类社会保障制度外，还要建立面对困难群体的长效帮扶机制。”[8]同时，习近平还倡导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立合理的考评机制。

（三）帮扶致富，推动浙江省与中西部民族地區的对口支援和扶贫开发工作，补好共同富裕的“短板”

习近平刚到浙江工作时便安排工作人员给予浙江省有对口支援任务的民族地区西藏那曲、新疆和田、四川广元和南充、重庆涪陵和万州以及贵州等民族地区写信，明确表示浙江省将会坚决贯彻中央精神，做好对口地区的帮扶工作。2005年12月，习近平在全省民族工作会议暨第三次全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前列，不仅有能力，而且也有责任支持省外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积极参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为此，他还提出要积极做好对以上地区的对口支援工作，要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进行拓展并建立长效支援机制，促进对口支援地区加快发展;不仅要本着“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发挥本省优势加大参与西部大开发的力度，还要对少数民族干部和来自民族地区的干部在浙江培训、挂职、考察等方面上给予安排和协助[9]。

五、进入新时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深入贫困地区看真贫。并在实践中深化了“精准扶贫”这一科学命题的内涵。“精准”就是强调扶不能是大水漫灌模式的扶贫，在扶贫策略、措施、对象瞄准等方面都要精准，不能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扶贫”就是要“找真贫、扶真贫”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相对减少“贫困”式的“减贫”有本质的区别。强调在扶贫的各个环节都要做到“精准”，既是我们扶贫脱贫的根本要求，又是我们摆脱贫困的根本之策。

（一）实地考察看真贫，明确“精准”脱贫目标要求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到贫困地区考察看真贫，他在河北阜平考察工作时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0]同时，他不仅首次提出了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分类指导、因势利导……找对路子，坚持苦干实干，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快发展。”[11]的脱贫要求，还提出“两不愁三保障”的总目标并表示，“党中央对2020年脱贫攻坚的目标已有明确规定，即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12]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期间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出发重申了这一目标并指出，“发展才是社会主义，发展必须致力于共同富裕。国家越发展，越要把贫困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好。”[13]

（二）聚焦精准扶贫，实现精准脱贫

十八大以来，如何实现扶贫脱贫精准化成为扶贫工作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从“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怎么退”的逻辑上谋划扶贫开发工作。通过建档立卡实现扶贫对象靶向瞄准的精确性，做到因贫因困因户施政施策，实现帮扶对象范围由大水漫灌向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和个人聚焦，解决了“扶持谁”的问题。在找准扶贫力量上，习近平总书记主张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坚持责任到人，解决了“谁来扶”的问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提出坚持大扶贫格局，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在扶贫对策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找准“药方子”，拔掉“穷根子”，通过“六个精准”具体要求和“五个一批”工程做到对策精准推动扶贫工作出实招、见真效，解决了“怎么扶”的问题。通过设定时间表、留出缓冲期、精准考评考核、逐户销号和对扶贫对象实行有进有退的动态管理等实现脱贫成效精准，解决了“怎么退”的问题。

（三）“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精准扶贫进入“后扶贫时代”，统计学意义上的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的彻底消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就明确表示，“即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目标实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程度上的贫困问题肯定仍然会存在。”[14]要有效巩固现有脱贫成果，破解“后扶贫时代”中“相对贫困”的治理难题更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智慧。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15]。

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精准扶贫被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衔接。摆脱贫困并不是终点，而是我们美好生活的新起点。站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刻不容缓。“精准扶贫”也即将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历史中的一页。这也就意味着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这一命题的内涵和外延在经历了从梁家河到正定、闽东，再到浙江省和进入新时代的扶贫实践中得到丰富深化，最终成熟定型。而“精准扶贫”这个命题本身的生成过程恰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实践的一个缩影。

结语

回顾和考察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命题的形成历程，重温扶贫初心，牢记为广大农民谋幸福的重要使命，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战略成果，预防脱贫人口从新返贫，实现物质精神双小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情结[J].理论与当代，2017，（5）：55-60.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719.

[3]   《梁家河》编写组.梁家河[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91.

[4]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31.

[5]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正定[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7.

[6]   “习书记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宁德人民早日摆脱贫困”——习近平在宁德（四）[N].学习时报，2019-5-29（A3）.

[7]   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149，155.

[8]   习近平.之江新语[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4，92.

[9]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261.

[10]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89.

[11]   习近平.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把党和政府温暖送到千家万户[N].光明日报，2012-12-31（1）.

[12]   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2-13.

[13]   习近平.统一思想一鼓作气顽强作战越战越勇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N].人民日报，2019-4-18（1）.

[1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5.

[15]   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N].人民日报，2020-12-30（1）.

[责任编辑   妤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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