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力深耕公共文化服务 全面促进全民阅读推广

徐雁 林英 何雨琪

【摘 要】  2022年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要求十周年。文章针对“十四五”期间，出版社如何抓住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图书馆全民阅读活动深耕、拓展的新机遇，创新“馆社合作”机制，进一步开创“馆配图书”业务合作新局面，提出了若干建设性意见。

【关  键  词】“十四五”规划;公共文化服务;全民阅读推广;“馆配图书”;“馆社合作”

【作者单位】徐雁，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林英，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何雨琪，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9.2;G25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2.03.004

2022年恰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要求十周年。十年前的2012年，在第17个“4·23世界读书日”到来前夕，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中国18—70周岁国民各种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7.6%，比2010年的77.1%增加了0.5个百分点。其中，为众人所关注的图书阅读率为53.9%，比2010年增加1.6个百分点;报纸阅读率为63.1%，比2010年的66.8%下降了3.7个百分点;期刊阅读率为41.3%，比2010年的46.9%下降了5.6个百分点。而从对图书、报纸、期刊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PDA/MP4/MP5阅读等）的接触情况分析来看，当时，中国18—70周岁国民的电子书阅读率为16.8%，电子报和电子期刊的阅读率分别为8.2%和5.9%。其中，令人倍加关注的数据是，2011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35本，报纸的人均阅读量为4.35份，期刊的人均阅读量为100.70份（6.67期），电子书的人均阅读量为1.42本。这对以纸本印刷型书、报、刊为主要出版物的出版社，以纸本印刷型书、报、刊为主要馆藏文献资源服务内容的图书馆，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为了促进全民阅读，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2014年，“倡导全民阅读”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此后，“促进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作为基本文教国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了相关的内涵表述和拓展，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也陆续出台了种种积极举措促进全民阅读，收到良好的社会成效。

2021年3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中，以及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于当年6月发布的《“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及《“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里，全民阅读作为一项基础性的长效社会文化工程，继续受到各级政府及有关行业的重视。

那么，在“十四五”时期，身为市场经营主体的出版社，如何与以公共文化和公益性服务为本质的图书馆进一步“手拉手”，共同深耕、拓展和创新全民阅读推广，无疑成为重点问题。本文将就公共文化服务观照下的全民阅读推广工作，分析如何构建“馆配图书”业务合作新机制，以及“十四五”规划为“馆社合作”提供了怎样的新机遇等问题，并尝试提出可行性建议。

一、公共文化服务及公共图书馆视域里的全民阅读推广

出版社与图书馆的业务合作，自然不自今日始。数十年来，双方曾有在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大厅设置书店门市，以及“馆配图书”及“你点我采”等业务合作，而如今具有新发展前景的，是以全民阅读为桥梁，开展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馆社合作”。这类合作的兴起，源于全民阅读为文化教育企业性质的出版社和公共文化事业单位性质的图书馆，提供了左手搭右手、形成合力的机遇。

如今，既有出版社发行部门提供书目，供各级各类图书馆采购、编目、收藏和借阅的传统业务方式，又有出版社编辑主动从图书馆书林学海的资源中发掘图书选题，并借助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平台进行重点新书发布，举办作者见面会，做专题性的书目推介，以及根据节点组织主题学术沙龙或读书会分享活动。总之，馆社双方是以新书好书为资源，以开卷阅读为目标，让“出版社+图书馆”在组合式的活动中，不断迸发出“1+1>2”的文化能量，从而合力助推“全民阅读”，共同为“书香中国”建设添砖加瓦。据有关报道，“十三五”期间萌生的“社里有馆”（如出版社建立样书图书馆）、“馆里有社”（如图书馆里有挂靠的专题编辑工作室，有集中了某品牌出版社专题书籍的特色文献收藏展示馆）等新样式，有望在“十四五”期间得到进一步融合发展。我们可以预见，“馆社合作”方式，在夯实全民阅读社会基础，推进“亲子阅读”“学习型家长”“学习型家庭”发展，面向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全面建设“书香校园”等方面，富有潜力，大有可为。

整体来看，新书和好书的出品、行销，是出版社的基本职能，缺失了新书、好书的不断生产，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也就没有了源头活水。因此，在继续促进和大力推动“书香中国”建设，向着全方位、高质量、深层次提升的过程中，“馆社合作”的空间将会得到进一步拓展。就公共文化服务层面来说，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是“馆社合作”的主要领域和重点阵地。

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2章第14条指出，公共文化设施是指用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建筑物、场地和设备，“主要包括圖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体育场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农家（职工）书屋、公共阅报栏（屏）、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设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点等”。而关于“支持开展全民阅读”，向公众提供“阅读服务”，第3章第35条又指出，“国家重点增加农村地区图书、报刊、戏曲、电影、广播电视节目、网络信息内容、节庆活动、体育健身活动等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面向农村提供的图书、报刊、电影等公共文化产品应当符合农村特点和需求，提高针对性和时效性” 。

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则对公众的图书资讯服务，提出了更加明确且具体的要求。如第2章第14条指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公共图书馆”，“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综合服务设施设立图书室，服务城乡居民”。第4章第34条要求，“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设置少年儿童阅览区域，根据少年儿童的特点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开展面向少年儿童的阅读指导和社会教育活动，并为学校开展有关课外活动提供支持”。第36条则明确，“公共图书馆应当通过开展阅读指导、读书交流、演讲诵读、图书互换共享等活动，推广全民阅读”。

显然，站在出版社图书选题创意策划、图书市场行销和新书宣传推广等诸多角度，我们不难从上述两部法律法规的有关条款中，找到“十四五”期间出版社与公共图书馆事业系统进一步创新机制和进行深度合作的抓手。

二、创新“馆配图书”业务合作新机制

图书馆与出版社开展业务合作，是整合公共文化资源的需求，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就目前来看，在图书馆与出版社的业务合作中，“馆配图书”业务发展得较为成熟与完善。馆配业务肇始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新华书店，“科技新书目”“社科新书目”“全国地方版科技新书目”曾是图书馆获取图书信息的权威性资料。但早期，新华书店更多扮演的是提供货源的角色。馆社之间“馆配图书”业务的真正勃兴，发生在2000年以后。此时，高校扩招，为了进行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各院校紛纷追加图书采购经费，一时间图书采购量剧增。与此同时，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各级政府对所辖公共图书馆的投入日益增加，以及国家对公共图书馆开展评估工作，使得公共图书馆的图书采购量大量持续增长。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两驾马车”的双重拉动，使得馆配市场一路飙升，并出现专门的馆配商，为图书馆持续提供比较完整、系统的新书，同时提供分类、编目乃至典藏上架的服务。

对图书馆而言，其通过与出版商、书商合作，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图书馆资源建设的成本，馆员亦得以从烦琐的订购与编目事务等重复性、事务性的劳动中解脱，以集中精力提高核心服务能力。对出版社和书商而言，图书馆是重要客户，许多行业大社如机械工业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的专业书有近2/3的首印码洋在馆配系统消化[1]。与此同时，借由“馆配图书”的业务合作，出版社亦可以利用图书馆收集的读者数据，了解读者的阅读习惯与需求，策划出版更适合读者需求的优质图书。整体而言，目前“馆配图书”业务合作模式取得了较好成绩，在此基础上的“馆配图书”业务合作机制宜有所创新，在全民阅读推广事业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构建多元馆配模式，提高新书上架速度与馆藏质量

以馆配商为主体的“馆配图书”模式，存在一定的弊端，图书馆要在海量的信息中采选出需要的书十分不易。我们可以看到，新书到馆速度快、馆藏图书质量高，是提高图书馆读者阅读兴趣和阅读质量的重要保障。为了使读者及时获得优质文献资源，构建多元馆配模式乃大势所趋，具体来看，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以馆配商为主体的合作模式下，图书馆与出版社应加强互动合作，尤其是定位与特色紧密关联的馆社之间，尤当如此。双方或进行直接的业务往来，或建立良好的互动往来关系，在这样的前提下，图书馆对出版社最新的出版发行信息有全面把握和了解，可以有效地减少采访中因某些馆配商屏蔽书目而造成重要图书的失订与漏购问题;出版社通过加强和图书馆的联系，亦能更好地为图书馆服务，了解图书馆的反馈意见和图书需求等。

第二，针对在海量的新书中精准全面采选所需图书不易的情况，读者决策采购（Patron-driven acquisition，PDA）模式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改良模式，有助于拉近图书采购与读者需求之间的距离。PDA模式起源于美国图书馆，是读者按照自己的需求，由图书馆按一定标准或参数确定采购文献资源的新模式[2]。在PDA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图书馆与出版商或书商合作设定图书标准、读者访问次数、读者购买及租借规则等，根据读者访问情况触发永久许可购买或租借该书。美国多家大学图书馆采用该模式，一些图书发行商Ebrary、Mylibrary，出版商如Springer、Elsevier等都在推行读者需求驱动的采购模式[3]。国外许多大学图书馆采购电子书主要采用PDA模式。在纸本图书领域，亦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PDA模式。如出版社把最新出版发行的图书送到图书馆现场展示，读者可自由选择图书，简化中间程序，签字后即可拿走图书，后续工作由图书馆负责。此外，图书馆还要合理优化程序，开发出一套PDA纸质选书系统，以更好、及时地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这同时也提高了图书馆的资金利用率和图书利用率等。

2.搭建统一的馆配信息服务平台

馆配仍然是馆配书商服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方式，其对馆社之间信息沟通以及完善馆藏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馆配会发展日渐成熟，除了线下馆配会，云馆配也逐渐得到了发展，并成为未来发展的新方向。然而，云馆配亦存在平台众多、不同平台之间不交互等问题，因而，搭建图书馆、出版社、馆配商三方共享的出版信息发布平台势在必行。

平台搭建需要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制度。笔者认为，可以充分发挥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出版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等相关协会组织的协调功能，在其指导下积极搭建统一的长期的采访平台，供馆、社、店三方使用，并且馆、社、店三方拥有不同的入口与权限：出版社在平台上及时更新书目，图书馆在平台上采选书目并生成订单，馆配商在平台上接受订单。对出版社而言，这一平台可通过相关技术手段，让本社的书目系统与平台对接，实现实时更新。出版社可以展示已出版的全部书目以及预出版信息，这不仅有益于出版社的销售业绩，还能帮助解决前面所提到的图书馆采购中的失订与漏购问题。对图书馆而言，理想化的采访平台能自动对接图书馆管理系统，让采选的书目数据直接导入图书馆的采访系统查重，方便馆员高效处理数据并生成合适的订单。

理想化的采访平台还可以实现书目呈现与推送的进一步优化，具体来看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在现有的以出版社、中图法、教育部学科等为主要模块的选书方式上，增加图书分类及相应模块，如增加以专区的形式推荐重点图书、主题图书、获奖图书等，以分众营销引导精准订购。其次，要进一步丰富书目信息。现有的馆配平台书目一般都包含了图书的封面书影、内容提要和目录等内容，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增加书评、读者对象、同类馆订购的情况等，以帮助采访馆员更好更迅速地了解图书的内容质量和价值。最后，对各高校图书馆馆藏借阅情况进行大数据分析，抓取大数据中的有效信息进行分类、分析和回馈处理，筛选出核心出版社和核心作者，进行针对性的智能推送等。构建平台的呼声一直很高，想要落地并实现长期运营，除得到技术的支撑外，关键还在于建立有效的管理与合作[4]。

3.“馆配图书”实现纸电同步，馆社共创数字文献资源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电子科技产品的普及，用户的阅读方式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纸质阅读不再是唯一的选择。2016年教育部正式发文把电子图书作为馆藏资源纳入大学办学评估指标体系。不过目前“馆配图书”中纸电同步率还不是太高，主要原因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出版社的理念问题。出版界很多人认为一旦实现图书纸电同步发行，会对纸质图书的销售造成很大冲击，从而影响到出版社的整体经济效益。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学习和借鉴一些先进经验，国外一些图书馆与出版社就数字内容达成协议，可促进合作发展。比如2012年9月，牛津大学出版社与曼哈顿图书馆、三角研究图书馆达成协议，通过牛津大学出版社学术在线平台的电子书工程，提供学术图书的内容[5]。还有2013年7月举行东京国际书展期间，日本角川集团、讲谈社和纪伊国屋书店三方负责人商定于秋季开始向国内的3000家公共图书馆提供电子书籍出借业务[6]。

馆社还可共创数字文献资源。图书馆拥有大量的纸本馆藏和丰富的数字化经验，而出版社擅长处理版权问题。“馆社合作”有助于实现出版社的图书数字化回溯，包括出版社图书回溯、绝版图书数字化和著名作家作品回溯等，以满足不同读者对数字阅读的不同需求。总之，图书馆与出版社可以在这一领域深度合作，加强支撑阅读需求与科研需要的数字出版。

三、“十四五”规划为“馆社合作”提供新机遇

图书馆和出版社承担着传承文明和传播知识的使命任务，肩负着公共文化服务的共同职责和推动全民阅读的共同目标[7]。二者早已在选题策划、古籍出版、阅读推广等多个领域开展过合作，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合作范例[8]。“十四五”时期，图书馆界和出版界应与时俱进，进一步解放习惯性思维，创新双方合作机制，找准深度合作目标，积极创造“馆社合作”的新机遇，以各自优势互补，实现合作双方互利共赢，为活跃文化产业、繁荣文化事业做出贡献。

1.合作策划图书出版选题，加强优质文化出品供给

出版社重点负责出版物的生产和发行，图书馆则主要负责出版物的收藏和推广。图书馆是出版社图书的重要销售渠道，具有与各类读者群体直接接触的优势，也有建设馆藏文献资源的任务，可以参与出版社的图书出版选题策划。一方面，图书馆可以利用自身积累的读者阅读行为信息，帮助出版社开展符合读者需求的选题策划，并优先采购这些图书，再向读者推介，这样既能丰富和完善图书馆馆藏，又能为出版社带来效益;另一方面，出版社可以对图书馆馆藏特色资源进行整理挖掘并编辑出版，提高馆藏资源的利用率。例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与多家著名图书馆合作出版“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系列丛书，实现了馆藏资源的开发、整理、传播。

“十四五”规划要求“加强优秀文化作品创作生产传播”。各类型图书馆与出版社可以尝试在红色主题出版、国学经典出版、古籍出版、地方文化出版、学术出版、科普出版、少儿出版等领域合作策划选題，通过优秀作品弘扬红色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图书馆读者的个性化阅读需求。针对休闲娱乐化的出版和阅读倾向，曾任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的贺圣遂先生提出了“深度出版”的理念：他认为浅阅读归根结底是“浅出版”造成的，而倡导深阅读追根溯源要从“深出版”做起[9]。推进深度阅读也是图书馆的现实难点，馆社双方可以在“深度出版”方面深入合作，策划出版具有高度精神内涵和文化意蕴的精品图书，满足读者深层次的精神需求。这种由深度出版支撑的深度阅读对于提升公民文化素养、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具有重大意义。

2.携手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合力推进全民阅读事业

“十四五”规划要求“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指出，图书馆应“加强与出版社、品牌书店、上网服务场所和互联网平台等合作，联合开展阅读推广活动”。这说明图书馆与出版社合作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是国家倡导的合作模式，是推进全民阅读的时代要求。

推广阅读是图书馆的天职和使命，提高国民阅读率，也是出版业的发展动力和神圣使命[10]。合作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是双方互惠互利的事情。图书馆能借助出版社的作家、出版人、新品图书等资源开展阅读活动，带动读者的阅读热情，吸引读者到馆借阅;出版社则能借助阅读推广活动向成千上万的图书馆读者推介新书，以增加图书销量、节省发行成本、提升自身知名度[7]。例如，中信出版集团与浙江省嘉兴市图书馆合作，以中信的优质资源为内容，以图书馆的开放空间为平台，共同建设中信图书版本馆和作家签名本书籍库，这样的合作是在打造嘉兴市图书馆新的吸引点和中信出版的宣传阵地;中信出版还将推荐优秀的作者和出版人参与嘉兴市图书馆的讲座、沙龙[11]。未来，图书馆与出版社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专长，共享图书资源、场地资源、专家资源和读者资源，交流读者服务经验和市场运营经验，开展更具创意性和吸引力的阅读推广活动。

3.提升数字文化服务能力，共同推进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图书馆和出版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十四五”规划明确要求推进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发展，并“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为应对大众阅读方式的转变，出版业开始探索纸电声（即纸质书、电子书和有声书）一体化出版模式，推进传统出版业向数字出版转型[12];图书馆也紧跟数字阅读趋势，推进馆藏资源数字化，以满足读者的多元需求。

首先，图书馆和出版社可以在数字内容资源建设方面展开合作。图书馆拥有强大的信息化平台、丰富的数字化经验和文献资源管理经验，出版社在版权处理和编辑发行方面积累了成熟的经验，双方可以合作开展纸质图书数字化出版、数字文化资源库构建、在线数字出版平台建设、数字出版选题策划、图书馆自助出版等业务，为读者提供丰富的数字阅读资源[13]。其次，图书馆和出版社要加强数据和技术合作。在数据合作方面，双方应积极促成数据资源的相互流通和利用，包括图书馆拥有的馆藏资源数据、图书借阅数据、数字资源使用数据、读者咨询数据，以及出版社拥有的图书出版数据和销售数据等。通过对读者购、借、阅行为数据的研究，双方可以进一步总结图书市场的热门主题和核心作者，确定特定主题图书的目标读者，分析各类读者的阅读偏好，为选题策划和图书采购提供数据支撑[14]。在技术合作方面，图书馆的数字资源获取、标引、著录、典藏技术，与出版机构的数字资源挖掘、压缩、存储、传播技术等，可以实现技术层面的优势互补[15]。例如，国家图书馆与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将在5G新阅读、知识服务、中国学研究、数字资源战略保存、按需印刷等方面开展合作，利用资源、业务和技术优势，致力于为读者提供基于5G技术的全新阅读体验[16]。

4.拓展文旅融合业务，合作开发文创产品

“十四五”规划要求“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打造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旅游体验”。图书馆与出版社都担负着传承历史和传播文化的使命，二者依托文献资源优势和文化开发经验，将在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文旅融合已成为图书馆创新发展的新亮点。许多图书馆积极参与文旅融合实践，通过馆体设计、文创开发、文化走读活动等展示当地的人文历史和旅游资源[17]。同时，创新开发文旅、文创市场是新时代出版业拓展业务、增效增收的重要途径[13]。二者可以将各自拥有的文化资源与当地的旅游资源相结合，立足自身特色和用户需求，合作策划创新性文旅融合服务、创建文旅特色资源库、研制特色化文创产品等，进而探索塑造共同的文旅融合品牌，为当地的旅游产业注入文化内涵，让游客留下难忘的文化体验。如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出版集团成功合作开发了《食物本草图谱》文创产品，以创意使中华古籍重焕生机，并在资源共建共享、经典文化典籍创新性出版、文创IP产品联合开发、研学课程开发、空间打造及运营、融媒体拓展合作这六个领域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18]。

|参考文献|

[1]史建农. 图书馆配市场的演变、特点及出版社的对策[J]. 编辑之友，2010（8）：52-54.

[2]刘华. 馆藏建设的风向标：读者决策采购[J]. 图书馆杂志，2012（1）：38-41.

[3]肖希明、完颜邓邓. 国外图书馆与出版商、书商的多元化合作[J]. 图书馆，2016（4）：6-12.

[4]黄晓明. 云馆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发展思考[J]. 出版发行研究，2021（2）：37-41.

[5]OUP， Library Groups Strike Innovative Print/Digital Deal[EB/OL]. （2012-09-25）[2022-01-29]. https：//www.publishersweekly.com/pw/by-topic/digital/content-and-e-books/article/54096-oup-library-groups-strike-innovative-print-digital-deal.html.

[6]日本出版社向3000家公共图书馆出借电子书[EB/OL]. （2013-07-16）[2022-01-29]. 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3/0716/c172318-22208368.html.

[7]劉灿姣，叶翠. 出版界与图书馆界阅读推广合作方略研究初探[J]. 中国出版，2014（23）：40-44.

[8]钟源. 读者决策采购馆社合作模式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2015（24）：27-31.

[9]贺圣遂. 文化目的与深度出版[J]. 中国编辑，2004（1）：25-26.

[10]冯永财. 基于合作营销的图书馆与出版社联合开展阅读推广研究[J]. 出版发行研究，2016（8）：81-85.

[11]中信出版牵手嘉兴市图书馆，搭建阅读新桥梁[EB/OL]. （2021-11-01）[2022-01-29].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5208238736141487&wfr=spider&for=pc.

[12]欧大伟. 破围发展和转型升级：新时代我国出版业的发展观察[J]. 出版广角，2021（14）：31-33.

[13]蒋洁. 馆社携手，助力品牌提升[J]. 出版发行研究，2016（12）：91-94.

[14]夏丹. 学术图书出版推广馆社合作模式探析[J]. 图书情报工作，2016（22）：41-47.

[15]何晓刚. 数字图书馆与数字出版机构的合作机制研究[J]. 出版广角，2016（8）：36-37.

[16]中图公司与国家图书馆签约 共推5G时代新阅读[EB/OL]. （2020-08-07）[2022-01-29]. http：//www.cnpubg.com/news/2020/0807/52365.shtml.

[17]储节旺，夏莉. 图书馆文旅融合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20（5）：40-50.

[18]双方携手！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出版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EB/OL]. （2021-04-30）[2022-01-

29].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8445263039212

379&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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