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合作社”、“新式学堂”、“劝业会”
——论李劼人《暴风雨前》的民族国家想象

余梦成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民族国家”一词是源自西方的文化概念，其核心词汇是nation，是“欧洲自17、18世纪以来首先在英国、法国而后向全世界蔓延的一种社会形态”。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汪民安在接受了安德森的这一理论后从现代性发展的角度对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给予了“物质性”的阐释，认为：“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物质化的现代性进程——促成民族主义的形成，同时，观念和政治实践也促成了民族主义的形成，而民族和民族国家就是对于现代性进程中宗教统一性分裂后的认同补偿”。而中国早在20世纪初期，梁启超就曾提出关于民族国家的设想，他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说道：“民族主义者，世界上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而“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而后在《释新民之义》中对“民族主义”之根源进行了解释，发展完善这一概念。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推动了我国民族主义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

晚清以降，由于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入侵，传统的“宗族”“家天下”的“家国”观念逐渐瓦解。而随着新型“民族国家”观念的进一步确立，“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普遍意识到，社会要发展，传统中国的“国家”形态要延续下去，就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建立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由内而外地促进国家机构和意识形态的转型，最大限度地造就民族国家统一发展、交互行动的集体能力，进而将本民族建设成具备现代意识与发展模式的国家形态。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殊性及其所涉及的领域和使用的“工具”，使得这一时期的国家观念建构主要集中表现在思想启蒙和文化领域，而其具体的表现形态就是“新文艺”。李劼人的《暴风雨前》所写的时代正值辛丑条约签订，民智渐开，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在内地蓬勃兴起的时代。小说通过对成都市井部分在战争与维新中成长起来的知识群体的塑造，极广阔地描绘了在特定历史时期觉醒青年对于现实社会的要求以及所付诸的行动。主要描写了一个半官半绅家庭和几个“志士”的形成和变化，极具现代国家的成长因素与文化特质，对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带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1 “文明合作社”：民智启迪的开端

当“旧世界观在人类心灵中丧失了霸权地位，人们才有可能开始想象‘民族’这种‘世俗的、水平的、横向的’共同体。”自甲午后，我国被迫卷入市场政治经济格局体系，传统的中心世界观逐渐瓦解。失去霸权地位的国人开始逐渐意识到，新的世界秩序已经建立起来，我国要融入世界的发展过程，就要摒弃旧有的文化传统，建构新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于是，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开始行动起来，宣扬西方文明，以求通过“维新”的方式改良国家，推翻传统“君主立宪”，建立新的“民主国家”。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启的维新变法运动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尽管最后变法失败，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中，开启了文化上新一轮变革的高潮和热情。而“‘民族’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化的人造物’”，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维新运动在意识形态上，基本上延续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主义者思考的现代国家观念的建构，在长期被瓜分和压迫的政治局势下，主张建立新型民族国家以应对发展中的逆流。但康有为等人建立的民族国家与传统的王朝制国家有所区别。王朝一直将王权作为最高的核心利益，把所有事务、领土、权力集中在至高无上的王权中心，国家属于王族的私有财产，民族范畴的建构在于是否认同王权，国家的发展取决于中心的个人权力，一言以蔽之。维新运动中，康有为等人对民族国家观念进行了新的改造，认为“民族不同于过去各个王朝统治下的臣民，而是有着相同历史经历、认同共同文化背景的人的集合。”进一步发展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对五四以降知识分子的国家体制的建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民族国家”是五四知识分子群体长期思考的中心，当绝大多数人还沉寂在抵御外族入侵的悲惨现实与唤醒民众的思维体制中，书写上层统治者与底层民众的不甘不幸、不醒不争的忧惧心理时，李劼人显然已经进入到更深层次的思索中，即民族国家是如何建构的？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参与其中？方式又是如何？在他的“大河三部曲”中，一直存在这样一个长期思考的主题。《暴风雨前》是这一主题的进一步深化，它所呈现的是知识分子以何种方式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又以何种方式唤醒民众的意识？苏星煌是现代文化的产物，他是“文明合作社”的发起者。在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后，一心想要通过学习日本“维新”的方式去建设新的现代国家，“我们老大帝国，若果要图强称霸，那没有别的方法，只有以维新为目的，只有以力学日本维新为目的！”不可否认，日本的“明治维新”促进日本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极大地改变了日本衰落的面貌。因此，对苏星煌等人而言，从日本的改良途中看见他们所使用的变革方式，并学习接受其文化影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但过分追求日本模式，并不加思索地简单认为“日本与我们同文同种，而在明治维新以前，其腐败也同，其闭关自守也同，其顽固也同，一旦取法泰西，努力维新，而居然达其目的。又是我们的东邻，我们只要学它，将它效法泰西，所以富强的手段，一齐搬过来；它怎样做，我们也怎样做。它维新二十年，就达到目的，我们既有成法可循，当然用不着那么久的时间，多则五年，少则三载，岂不也就富强起来了？”这也是极度不理智与不可取的。事实上，现代国家的建构并非只是对他国模式的照搬沿用，由于国家性质的不同，生活方式、思维习惯、文化基因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各有所不一。因此在对待各种文化形式都应当加以甄别改造，以适应本国国情的需要。而这也是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假思索的完全挪用。《暴风雨前》将这一现象加以描绘，起到了警醒的作用。事实也证明了，国家的转型与发展，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需要综合考虑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知识分子普遍认识到，“医人先医心”，救亡图存的首要任务便是“启迪民智”，“民智不开，腐败依然”。因此，苏星煌等人兴办“文明合作社”，以破除迷信，开启民智，维新图存，为国人民智的启迪提供了一个开端，同时也为现代国家的建立提供了一条思想文化路径。民族意识的兴起，与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资本主义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国家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战斗武器，他们利用各种方式，传播新思想。“合作社”里面的各种报纸，新书，便是苏星煌等人用以启蒙的“工具”，他们利用现代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印刷报纸，出版图书，译介思想，不断地去启迪普通民众的心智，大幅开启了现代知识分子启蒙的道路。郝又三这个宗族的儿子，就是在苏星煌的介绍下加入“文明合作社”，而后逐渐走上现代化思维的进程。在未见苏星煌之前，他所学习的是旧思想、旧文化，尚持小资产阶级的保守主义的立场，不关心家国大事，只在意自身的利益需求。但随着加入“文明合作社”，并接受了现代思想文化的洗礼后，他的思维方式逐渐发生了改变，世界观逐渐开放，他走上了现代知识分子挽救“国家”的道路，带有强烈的民族国家想象。

女性主义的发展是现代国家观念建构中的重要一环，在民族主义者看来，新型国家所要建构的是人人平等，男女平权的思维方式。因此，在“文明合作社”的发展中，还提出并强调要“男女平等”，“主张维新要将男女界限打破，主张男女平权，男子做得的事，女子都可以做。”在他们看来，“现在是维新的时候，一切都应该与以前不同”，而以前的那些陈腐的思想，也应该一一破除干净，新的国家的建立，要建立新的思想与文化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这些都可以看出，“文明合作社”所具备的现代文明方式，他们共同体现的是现代新型民族国家建立的思维观念。当然，正因为首先接受了“文明合作社”的“民智启迪”与“培养”，才有了后来的郝友三等人的“新式学堂”的开办以及周道台（孝怀）的“劝业会”的兴起。因此，“文明合作社”可以说是郝又三走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最重要的阶段，开启了他的民智，同时也打开了他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大门，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和身心改造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石。

2 “新式学堂”：现代教育的兴起

社会的发展进程由众多因素决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教育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教育关乎民族的发展、民族的未来。事实上，现代教育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民族国家建构的需要，会按照民族国家的教育观和要求培育现代国民，以此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国家建设的目的。在时代的大环境背景中，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大力提倡国民教育，而且他们的教育观实际上是与民族观、国家观联结在一起的，他们兴办教育的目的，实质上也是为了建构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进而谋复兴、图富强，在“世界性”的发展环境中，获得独立的生存境地与发展机遇。如启蒙思想大家梁启超的国民教育思想，站在“新民”的立场上，为国民教育的发展指出了方向的同时，也为民族复兴昭示了一条强有力的思想文化路径。

清末民初由于西学东渐以及西方文化的进一步入侵，思想文化领域逐步从封建体制的压迫中挣脱出来，摆脱桎梏的要求越演越烈，晚清政府迫于形势之需要，决定改革旧有教育制度，传统的教育体制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处于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由于接受了现代思想的洗礼，对教育的认知也从过去的科举入仕转为教育兴国。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倡导者，他的教育兴国思想对国民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认为：“教育为立国根本，振兴之道，不可稍缓”而要立国，则应该发奋读书，“从学问入手，拿学问来救中国”，因“世界之进化，随学问转移”，且“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而“学校者，文明进化之源泉也”，这一教育兴国的思想，是站在国家复兴的基石上的，相较于传统的科举入仕，从狭隘的个人主义转变为宏阔的家国立场，带有极强的民族国家想象。

教育体制作为思想层面的意识变革，需要有器物层面的出现承担其物质载体，而这一载体就是“学堂”或者说“学校”。《奏定学堂章程》是中国近代教育制度与学堂的体例的开端，它的颁布促进了现代教育的迅速发展和国民思想的觉醒。章程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片学潮热，各省各类学堂快速成立，为现代国民教育的发展和国民思想的启蒙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郝又三、田伯行等人开办的“新式学堂”就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学堂的设立，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接受现代知识的环境，而且也表现了现代国民知识分子思想开化，为国家的复兴富强在文化思想领域方面所做的努力。

我们涉及的传统文化，包括了诗、词、曲、赋、古文，力图以晨读这种外在形式，来强化影响学生内在的人文素质，通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影响是正确的,且具有积极意义。

郝又三在接受了“文明合作社”的思想洗礼后，思维方式已经逐渐趋向于现代知识体系。和过去那个尚未成长起来的宗族家庭中的儿子相比，他的身上，带有了更多的现代启蒙意识和民族国家想象。对于郝又三来说，田伯行的人生际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无意间相与尤铁民，才由他引进合作社，看了些新书新报，也才恍然悟出科举制度以及八股取士之误尽苍生。”由此转向了现代启蒙的道路，而他现代启蒙的道路也很简单，那就是兴办新式学堂和教育。在田伯行的言语中，郝又三似乎是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于是他进入高等学堂接受现代教育，并与田伯行一起开设“新式学堂”。他们从接受现代新式学堂的教育，再走上兴办学堂的路径，尽管都带有自身利益的因素，但它对于现代教育的发展却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田伯行因“有了合作社的根底，又得力自己平日肯留心，熟悉一些天下国家大事，居然一击而中，还考得高高地跨入了新学之门。三年卒业，便可出而办学堂，育英才，救国家，吃饱饭亦！”对于他来说，是在育英才，救国家的基础上，才思考吃饱饭的问题，于此而言，他的行为中，带有极强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建设观”，他的言谈举止中时刻透露出关心国家发展的思考。尽管他的身上亦是存在着个体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异质性”因素，在面对知识与文化的时候取随意、不严肃的态度，“啥子名言伟论，了不得的大道理，乃至狗屁不通的孩子话，婆娘话，全由你的喜欢，要咋个写，就咋个写，或者一时想不起，就把‘四书’‘五经’的话搬来，改头换面，颠之倒之，似乎有点通，也就行了”。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于现代教育的发展，对于现代学生的培养，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郝又三也可以说是直接受到他的影响才走上现代教育发展的道路的。

“教育”作为现代启蒙的一种方式，虽然是以“维新”为主要的变革方式，但在当时的社会中出现，也带有很强的革命性。在接触了现代民族出版业后，郝又三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一个旧家族的男子走向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思考者，尽管他的方式或者目的带有一定程度的“私人化”因素，但依然不可否定其对于民族国家发展的作用，对现代教育产生的影响。况乎现代报纸对学生影响之大，培养了他们的革命意识，“《民报》的力量，如此其大！它把好些同学都鼓荡起来！有几个人竟不知不觉地加入了同盟会，而‘革命’‘排满’的名词，自然就流传于口齿之间”。而对于“今日之事，救国为尚；救国之道，要不如以激烈手段革命排满为最简捷了！革命排满，重在实行，说得出口，便应做的出手。”

郝又三和田伯行相遇后，就走上了真正接受现代教育制度的道路。他重新考入了高等学堂，所学的知识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外语等多种类型，而这些课程的设置，在开拓了其眼界的同时，也磨砺其心智，为其成长提供了一条现代路径。“郝又三虽没有革命意识，但见解却渐渐宽了，对于不知其所以然的功课，也渐能领会出许多道理”。随着他的成长，其思维方式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当田老兄以谋私的目的兴办学堂时，他的内心萌发的是“办学也是大事，安可作为弋取名利之资”，逐渐从一个个人主义者变为了民族主义者，思维从旧式的封建立场转变为现代国民的家国理想。于是在不好拒绝的时候，便将这一事情引向正在日本学习的苏星煌这个极具现代思考方式的人的身上，苏星煌的意见则更为直接简单，带有更多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想象，那就是同意办小学，而且主张兴办义务小学，自此郝又三走上了与最初谋利相悖的兴办学堂的道路，为民族发展，国家建设贮备知识人才。

郝又三、田伯行、苏星煌等人所走的都是现代“启蒙”的道路，无论是“文明合作社”，还是“新式学堂”，主要是通过隐形的方式内在地影响并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去建设新的“民族国家”。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除了隐性的“明智”以外，还有显性的、更为直接的“革命”道路，而这样的革命道路主要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因此也就出现了与“文”相对的“武学堂”。武学堂就是伍平和吴鸿所参军的军营，在武学堂中接受现代战争的洗礼，修身、健体，以培养、锻炼人的心智、体力与行为。“米切尔·霍瓦德以为，现代民族国家无不诞生于战争之中：‘没有哪个国家不是诞生于战火中的……没有哪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群体能够不经历武装冲突或战争威胁，就能把自己确立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新的和独立的角色’。”就经历了外族侵略的国家而言，一定程度的战争叙事可以唤醒国人的文化记忆，激发他们建设民族的信心，并且能在战争中强化自我的成长经历和生命体验。因此，在《暴风雨前》中，李劼人将学堂分为了文、武两个部分，文以修心，武以健身，唯身心兼具，方可富国图强。

3 “劝业会”：现代经济发展的雏形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建设的根基。近代文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与民族国家意识的勃发并不只限于政治和文化层面，经济领域也出现变化，进一步推动现代国家建设和国民意识的生成。从甲午以后，我国被迫卷入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模式从传统“重农抑商”走向“重商”，逐渐从独立发展的道路变为被动开放，经济的发展受到国外资本主义的限制。但同时，外国经济商的入驻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活力，带动国内经济发展，促使国家经济体制转型。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过去经济主要以农耕和手工业为主，只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而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和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国内市场，虽导致国家经济体制大幅改变，但同时也带来了适合现代国家发展的经济模式，现代经济发展初具雏形。

虽然魏源、林则徐等人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制度以此达到富强国家的目的，但事实上在当时“重农抑商”“民本商末”的环境中，并未获得真正重视，尚未能达到全面开放的层面，也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封建旧思想的藩篱。直到维新派的出现，“以商立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冲击了传统“重农抑商”的封建桎梏，国内经济体制才真正从小农经济的枷锁中冲出，出现了现代经济体制的转型。清末的维新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直接继承了魏源、林则徐等人的经济思想，同时也汲取了西方经济理论的知识，在制度与器物层面进行的全面革新，以此达于复国立国、富国强兵的目的。

甲午海战，国家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战争赔款数额巨大掏空国库的同时还使国家背负巨额债务。西方列强趁此机会向国内进行疯狂资本输入，以此达到侵占中国市场的目的，将他国的经济矛盾和危机直接转移到我国国内市场，国民经济濒临凋敝。这一时期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经济理论，已经从传统的小农经济的发展模式中挣脱出来，转变经济发展理念，进行“实业救国”。康有为在1895年的《公车上书》中就已经提出“富国之法”和“养民之法”的经济发展政策，大力提倡实业，全面进行工农商业的改革和发展。之后，他又进一步提出“定为工国”的主张，上书进言希望国家能“讲万国之大势，审古今之时变，知非将明国是，移易民心，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把工业发展定为国策，以大力发展工商业解决经济衰退之大势，把传统的“农业立国”变为趋向世界发展的“工业立国”，最终达到其“富国”“养民”“强基”之目的。

《暴风雨前》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面貌，并为五四以后知识分子建设国家昭示了一条变革路径。由青羊宫改成的劝业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雏形，也是现代文明国家建设的开端。警察局总办周道台（孝怀），是极具现代文化知识和经济发展思想的领导阶层，他的所作所为，为现代文明城市和国家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将城市的实业全部笼络在一起，修路，搬铺，建设商业街，发展实业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现在已经在修路，在搭棚，城里许多铺子都朝城外在搬，连卖彩票的铺子都搬去了”。这一人口迁移与城市规划的行为，正是现代城市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在时代背景下，当多数人都还沉浸在革命、启蒙、觉醒的文化语境中时，作为政府官员的周道台（孝怀），已经意识到城市建设的重要性，并且在他的规划下，城市建设已经初见规模，蓬勃发展。

在现代文明进程中，城市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城市的建设关乎国家发展，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中，城市是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城市是国家的缩影，城市的样貌反映了国家的文明程度。周道台（孝怀）的贡献不仅在于城市的规划，还包括了城市卫生管理，文化观念转型，破除封建迷信等。他对街道茅房进行大改造，都是由石灰浆刷出来的，整体呈现出统一的样貌。“每间茅房，要多花一套本钱，做门扇，做门帘，早晨要挑粪的打扫得干干净净，掩上石灰，要打整得没一点儿臭气。”相比于过去的旧式茅房，这无疑是一道新的建设，在城市想象和民族国家观念的互相映照中，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城市观与国家观。在文化观念上，周道台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变革和思想改革运动，破除传统的封建迷信观念，限制打保符做法事的行为，禁止端公、道士通宵念经，同时还严格管制传统青楼女子行业的发展，禁止以任何方式出卖自身。这些行为，表现了自身所具备的文化质素和城市想象，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开端，是文明开始的新式表现。

劝业会虽然是青羊宫的后身，但相比于传统的青羊宫，劝业会有了更多的现代因素。“第一点是各县互通贸易，全省一百四十多州县，竟有八十几州县的劝工局将货品运来赛会。各个小陈列店许多可以观赏的东西，吸引游人的眼睛。第二点，是容许女的前来了。若干多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在前绝对不许抛头露面的，而在劝业会上，竟可以得到警察和巡兵的弹压保护，而大胆地游玩观赏，并且只在进会场处分了一下男女，一到会场中，便不分了。”而这样的改变，是现代思维方式的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交易方式，劝业会一改传统，采用现代的买卖模式，从制度层面推动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进而推动经济模式的转型和现代国家的发展。而相较于传统的道德观，女性可以自由出入“劝业会”并能得到警察的保护，带有极强的现代女性发展与争取自由平等的特质，其中也不难看出，在李劼人身上所包含的“女性主义”的因素。而这样的“女性主义”，正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由此也可以见出《暴风雨前》所蕴含的“民族国家想象”是极其开阔而幽深的。

劝业场的结构设置和场上的各种交易制度与发展模式，同样极具现代经济发展的雏形。同时他们还引进西方先进的器物，在劝业场内装上电灯，为城市建设增加奇异色彩，满足现代人的生活要求。由此可以见出，周道台（孝怀）并非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警察局长，相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努力去践行着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基础，为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前所述，现代知识分子的城市想象和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是互相联结在一起的，城市建设是其国家想象的现实烛照，城市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国家观念，在城市与国家的双向互动中，实践其民族国家想象。在清末民初文人的创作中，城市叙事是极其重要的部分，他们一面描写城市所遭遇的现代性的侵蚀以及他者的入侵，叙说城市人所遭遇的文化观念的变迁与思想压迫，而另一方面又不断塑造现代人在城市中的思维方式的改变，从现代的发展中看到民族国家建设的路径，进一步将现代人的国家观和城市建设结合起来，在城市叙事中突出构建现代人的民族国家想象。《暴风雨前》将叙事的背景搭建在城乡环境中，通过知识分子现代性的思维改造和文化观念的变革，映照了清末民初城乡的发展全貌和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的互相构建。

就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言，部分已经觉醒的现代知识分子与掌权者，已经意识到经济发展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大兴“实业救国”的道路，学习并引进西方先进的器物制度，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局限，国家还控制在苟延残喘的晚清政府手中，北洋政府内战不断，加之部分知识分子还尚未意识到，西方的制度与中国社会实际的差距，原搬照抄其发展模式，因此，真正的现代化建设很难获得真正成功。当然，可以确定的是，正是因为他们不断地实践，不断地进行经济、文化、制度、思想方面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条通向社会变革的路径，才有了“五四”以后现代化进程的飞跃发展。

4 结语

“民族国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思考的中心，反复在各种文学作品中出现。《暴风雨前》在塑造了一群逐渐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知识群体，不断学习、改造自身的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实践，反映了当时新型国家建设的艰难，也昭示了一条条变革、改造社会的路径，为民族国家的建设提供了一些新的方向与思路。同时表现晚清以降的知识分子群体探索民族国家发展的途径，主要是围绕着“启蒙”、“教育”、“经济”等几个层面展开，很大程度上已经具备现代国家发展的雏形与模式，但由于当时的知识群体还处于清政府与北洋军阀的囚笼束缚中，因此，他们还尚未充分地意识到，要拯救国家，改变当下的社会现实仅靠个人努力是无法实现的，因此，这也揭示了他们一定意义上的思想局限性。但需要肯定的是，李劼人作为从晚清时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已经深刻意识到现代国家建立，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进行的各方发展，因此，在他的“大河三部曲”中，一直都包含有他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想象与路径。尽管，从“五四”中成长起来的作家，都带有很强的“民族国家想象”，但他们大多只是提出问题，并未给出解决的路径。或者他们大多是在进行思想层面的“启蒙”改革，而未关注到器物层面的发展，而李劼人的《暴风雨前》就从“思想”、“文化”、“经济”等层面提出了现代化建设的路径。因此，或许从“民族国家想象”的路径出发，重新探讨李劼人的文艺创作，或许能够获得一些新的见解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