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岭东时期诗与教的互动关系探究

姚则强

（韩山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 潮州 521041）

前 言

丘逢甲（1864-1912），字仙根，祖籍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广东蕉岭），晚清爱国诗人、教育家、抗日保台志士。作为一介书生，在台湾也好，内渡“归籍海阳”也罢，丘逢甲无不在寻求书生报国的最佳途径。既是诗人，又是新式教育家、爱国将士，多重身份使得丘逢甲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与教育实践互动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我们看到丘逢甲身份多样性背后的高度统一。在新学思想的影响之下，丘逢甲的新学思想与文学艺术创作形式结合在一起，也从侧面体现其对中国近代诗歌不断进步的孜孜努力。

晚清时期，特别是戊戌变法前后，面对中国分崩离析、动荡不安的时局，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影响下，维新派人士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形成新的理解和认识，开始自觉地利用文学来传播新思想，进行社会启蒙，积极推动社会改良，掀起“诗界革命”①据张永芳的研究，“诗界革命”是以梁启超为中心人物的一次文学改革运动，兴起于戊戌前夕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而试作“新学诗”；正式形成是以改良派有自己的创作阵地“诗文辞随录”（后改为“诗界潮音集”），以及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口号为标志；其成熟以“饮冰室诗话”专栏问世，并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创作纲领为标志；“诗界革命”的消歇，以改良派刊物《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停刊为标志。参见张永芳《晚清诗界革命论》，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创作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使命。

寓居岭东时期（1895 年秋内渡至1906 年夏赴广州），丘逢甲对腐败的清廷大失所望，转而重新投身于诗歌创作中以求自我调适，并积极参与维新派倡导的教育改革以求“教育救国”。丘逢甲的诗歌创作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艺术地表达了对开眼看世界的渴望和对新生事物的赞美，饱含炽热的爱国情怀，呈现了豪壮的民族骨气和赤诚的拳拳爱国心，傲骨而多情、雄直而悲壮。同时，丘逢甲还以向《清议报》《新民丛报》《新知报》《新小说报》等新学报刊投寄大量“新派诗”及相关诗文的形式参与“诗界革命”，发表诗作多达上千首，占《岭云海日楼诗钞》的半壁江山。此一时期可谓是丘逢甲诗歌创作的繁荣期，也是其现存诗作最多的时期，并且新学教育也成为其诗歌创作的职业背景和文化底色。可以说，丘逢甲一方面结合其自身的生活经历与思想视野，不断地尝试和探索近代中国教育的新模式；另一方面，在丘逢甲的教育实践过程中，其文化眼界与创作实践，也开拓了中国近代诗歌的新样式与新发展。

20 世纪80 年代后，海峡两岸多次举行丘逢甲学术研讨会①根据笔者统计，大陆与台湾已举行10 次丘逢甲学术研讨会，大陆8 次，台湾2 次，分别在1984 年、1994 年、1996年、1999年、2000年、2004年、2009年、2014年、2015年和2016年举行。，对丘逢甲在政治、文学与教育等方面的研究逐渐深入，成果斐然。特别是1996年成立“广东丘逢甲研究会”时所出版的《丘逢甲集》［1］，其收录诗歌韵文作品达2 559首，文章102 篇，并附相关史料文献及年表考证，是海峡两岸目前最完整的集子。回顾丘逢甲新派诗研究，可以看到，“思台湾、伤港澳、赞英雄、景先贤、仇列强、责清廷、哀民生、求振兴、主统一”［2］组成丘逢甲诗歌的主要内容。而爱国主义精神则贯穿于其诗歌创作中，成为学界研究的导向。学者们多认同丘逢甲诗歌风骨悲壮雄健，沉郁苍凉，多慷慨激越之音。如丘铸昌、吴颖与许崇群、陈新伟、刘学照以及黄志平与徐博东等的研究。②主要成果有：丘铸昌：《丘逢甲诗作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艺术特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 年第1 期；吴颖、许崇群：《爱国主义的强音——读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学术研究》，1984 年第5 期；陈新伟：《廿载风尘两鬓丝、英雄心性由来热——论丘逢甲内渡后的生活、思想和诗作》，《韩山师专学报》，1984年第2 期；刘学照：《丘逢甲诗中的“新中国”思想》，《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2 期；黄志平、徐博东：《试析丘逢甲诗歌的艺术特色及其诗歌理论》，《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第1期。

新学教育方面，丘逢甲严厉批判清政府统治下腐朽的科举制度摧残人性，在内渡后积极创办新式教育，倡导新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兴学堂，办女学，一生为培育有志青年而奔波拼搏。学者们重视研究丘逢甲的教育事迹，把岭东同文学堂作为其创办新式教育的标杆。丘逢甲的《创设岭东同文学堂序》与《岭东同文学堂章程》成为了记载其教育理念的重要史料。叶瑞祥、何国华与汤孟松、夏晓虹、陈荆淮、魏明枢与王晓军等，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丘逢甲的新学教育实践。③主要成果有：叶瑞祥：《爱国教育改革家——丘逢甲》，《韩山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何国华、汤孟松：《关于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缘起》，《学术研究》，1984 年第5 期；夏晓虹：《心关国粹谋兴学——丘逢甲教育理念的展开》，《潮学研究》，第8辑，2000年；陈荆淮：《丘逢甲与岭东同文学堂若干史实考证》，《汕头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魏明枢、王晓军：《略论丘逢甲内渡后的教育实践》，《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4期。丘逢甲“中体西用”的新学教育思想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学者对其新学教育理念给予极大的关注。何国华、李鸿生与朱春燕、聂蒲生等都有深入探讨。④主要成果有：何国华：《丘逢甲的教育思想》，《岭南文史》，2001年第1期；李鸿生、朱春燕：《丘逢甲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学术研究》，1995年第2期；聂蒲生：《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家丘逢甲》，《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然而，通过这种诗歌创作与新学教育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丘逢甲在诗人与教育家两者间的身份契合，更能考察其深刻的国家民族情怀和救亡图存兴办新学教育的内在统一。丘逢甲在“新派诗”中表达新学思想，并以新学思想成就其作为新派诗人“新”与“健”的境界。可以说，新派诗与新学教育实践奠定了丘逢甲诗学与新学思想在文学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一、离散现代性的身份焦虑：在诗歌中安顿自己

丘逢甲才华横溢，文思敏捷，诗文笔力雄健，风骨凛然，常借鉴古人文风，灵活运用新词，满腔家国情怀与爱国主义情思，多慷慨激越之音，是近代“诗界革命”和“新派诗”①“诗界革命”理论创作的诗称为“新派诗”，因为诗界革命的先导黄遵宪自称所作诗为“新派诗”。郭延礼把“新派诗”的理想境界归纳为：“第一、复古人比兴之体；第二、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第三、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第四、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参见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9页。的代表人物。他一生诗作丰硕，惜内渡前作品多已散佚，仅存有《台湾竹枝词》《柏庄诗草》等400多首，多以吟咏台湾的风景民俗为主；内渡后的诗集作品大致有1 800 余首，收于《岭云海日楼诗钞》中。

正如高嘉谦在《时间与诗的流亡：乙未时期汉文学的离散现代性》一文中所描述的，清末民初恰遭逢忧患、人口的大举迁徙与文人的移动，此时文学其实可以看做千年来文学体质与文学版图的重大转变。近代汉语文学的表述随着广泛的境外经验侵入必然遭遇异地、异族、异文化的冲击，文人在由外在因素影响（殖民、流亡、经商、出使，等等）而自主或被迫的迁徙中，体验的已是“现代”的氛围。就其现代性的冲击而言，近代汉文学具备了汉语的文学生产中别具现代意义的存在样态：飘零而自足，保守却求变。既以传统诗词寄寓家国胸怀，表征时事，也以传统文化精神安顿己身，另谋出路。所谓离散，始于行旅却不止于行旅，而是迁徙中游移的主体意识及认同。［3］4-5

在甲午中日战争后，“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加剧。然而，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困境和焦虑，则显得更加具体和沉重。在台举事失败后，丘逢甲内渡来到岭东。一方面壮志未酬，一方面离家背井，丘逢甲有深刻的英雄末路的心绪，在这时期的诗歌创作中俯拾皆是。《东山酒楼放歌》抒发出这种愁叹，“丈夫生当为豫州，渡江誓报祖国仇，中原不使群胡留”，“儒书无能解国忧，仡仡食古心不休”。［1］386诗人的抱负和气概是不容置疑的，只是末路之中一时化为慨然长叹罢了。但丘逢甲在后来的新学教育实践中，却很好地诠释了他教育救国的理想。

居潮初期，丘逢甲并没有很快地融入当地的生活，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及与地方名流的唱和，逐渐融入进而“重操旧业”回到讲席。待到后来为金山书院撰写对联，这种英雄末路的感觉仍然浓厚：“凭栏望，韩夫子祠，如此江山，争让昔贤留姓氏；把酒吊，马将军墓，奈何天地，竟将残局付英雄。”［1］689诗人的审美焦虑，与当时中国的时局密切相关，也不自觉中透露着自身客居异乡的愁闷。《潮州舟次》：“九秋急警传风鹤，万里愁痕过雪鸿。独倚柁楼无限恨，故山回首乱云中。”［1］47在这个客居他乡的末路英雄看来，那些个前仇旧恨并没有烟消云散，倒是由于时空的错位，遗世独立的诗人反而能看清自己在芜杂现实中的位置。陈平原认为，“居潮期间，丘逢甲在诗文中一再吟颂的，一是韩愈，一是文天祥。不只因为历代来潮人中，这二位的声名最为显赫。丘氏的选择，其实隐含着一种自我人格塑造”。［4］24所以，居潮时期的丘逢甲事实上也是在休整自己、韬光养晦。从他积极参与“诗界革命”和新学运动不难看出，他事实上也从来没有放弃为家国救亡图存的念想。

作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也作为新派诗人的代表，丘逢甲的诗中多引新名词，科学理念，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诸如叙写“月轮”“地球”“地球绕日”“西半球”等科学知识，并非新名词与新知识的简单堆砌，而是诗人对宇宙空间的新探索，旨在传播新颖观点，力图改变陈腐观念。另外，“兴学校，废科举”的教育制度改革观念也在丘逢甲的诗歌中有所体现，如：要维新，批判科举，设立经济特科等。为了普及教育，丘逢甲在诗歌艺术风格形式上也加以创新：呼应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以文为诗”，用民歌等通俗的语言，客观上使得新学思想得到更好的普及和宣传。

二、救亡图存的士人情怀：在新学教育中唤起民智

几乎所有的改革和革命的前奏，都是要做好舆论导向和宣传。到晚清以降，这种前奏便深刻地体现为媒体报刊与文学作品的“共谋”，其中不乏改革家思虑精微的策略和谋划，如其时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掀起了一场新的政治制度的改革，也发起了冲击旧教育制度的改革——新学教育，鼓吹教育革新思想和培养维新人才。为配合政治运动所酝酿的文学革新——“诗界革命”也应运而生。康、梁作为维新派的领军人物，作为倡导维新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也是不遗余力地推进“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因为“诗界革命”本身就是维新派在诗歌领域革新的尝试。

相对历代移民形态，值此世纪与新旧交替的晚清遗民，虽然重走了传统的结社唱和之路，却展开了焦虑的救国抱负。特殊的“现代”处境（新兴异国势力、文明与技术）有效地将乡愁及流离失所之悲转化为介入时代的契机，流亡可以另辟事业战场。无论是政治意义的保皇，还是文教理想的保教保种，都体现出一种理想。此时文学的实践，是着眼文化想象与政治现实的舞台。［3］8丘逢甲早年就具有“维新之志”，对新式教育高度关注，认同康有为的教育救国理念“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并与维新志士多有交往，政治倾向一致，重视教育改革的政治效用与社会功能。丘逢甲明白新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开民智”——支持维新，批判清政府的腐朽。其诗作如《感事》《哭李芷汀》《海中观日出歌》，“完全主权不曾失，诗世界里先维新”［1］387，认为只有维新，重视教育，才能达到培育新民、改造社会的作用。

1901年，丘逢甲于汕头创办了“岭东同文学堂”，推行新学的传播。1902 年在《寄怀瑞凤纶分转诰》中以“新辟王通讲学庐”［1］504提起开创同文学堂，感叹“百年休悔树人疏”。［1］504另有《为潮人士衍说孔教于浦，伯瑶见访有诗，次韵答之》《纪兴宁妇女改妆事与刘生松龄》《题陈撷芬女士女学报》等诗，记录新学教育点滴，吹响改革号角。1903-1904 年，作《赠谢生逸桥》《题刘铭伯制科策后》《送温君靖侯、梁君少慎、谢君良牧、饶君一梅游学日本》等诗，为学生有独到见解和远大志向鸣掌喝彩。1905年作《送长乐学生入陆军学校》《去岁往长乐劝学，今闻学堂已开，喜而有作》，为岭东学子劝学取得成果的欣喜跃于纸上。

在初办学堂时，丘逢甲感慨“呼应不灵，阻抑百出”［1］792，道出在潮汕办学之初遭遇到的种种旧势力的阻碍与压制而举步维艰情形。据史料记载，在岭东同文学堂刚成立时，守旧势力就收买流氓地痞，在学堂破坏捣鬼，惠潮嘉巡道丁宝铨感叹：“凡欲去一弊，必有无数为弊之人抵死相抗，一人之耳目精神有限，苟无坚忍不拔之力，已断断不能有成！”［5］可想而知，风气未开，办学阻力颇大，若无破竹之势，势必无法推行新学。由于战乱、鼠疫等天灾人祸，岭东同文学堂有些年份经费入不敷出。报刊史料记载，1902年岭东同文学堂六月的经费不敷银为900 余两。［6］另外，当时具有新思想与新教学理念的先生不多，丘逢甲除了聘请日本学者为教习，还聘用大量的客家籍学者为教习，这也难免导致潮客间矛盾的升级。最后，便是潮客之间的利益争夺所导致的冲突不断，并导致了1903 年的“土客之争”①“土客之争”风潮，《岭东日报》、新加坡《天南新报》均有持续多种函件和言论刊载。现代学者也较多关注，如钟佳华：《党怵众咋的日子——“同文学堂风潮”与丘逢甲的前途》，客家研究辑刊，2002年第1期。大风波，而丘逢甲也因此于1904 年3 月8日含恨辞职。［7］

以上的重重困难，并没有打消丘逢甲创办新学的斗志，在诗作《次韵再答宾南，兼寄陈伯严（其三）》中，诗人表明了不畏艰苦阻挠，势必“兴学”的意念：

遥怜驻马望千门，人在江南黄叶村。鼠璞殊方名未定，蚊雷竟夕语何喧！

心关国粹谋兴学，目笑时流说重魂。庚子陈经拜宣圣，尊王遗义故应存。［1］518

“鼠璞”与“蚊雷”的“语何喧”暗喻现实守旧派的流言讥讽，丘逢甲不为之所迫，而是“心关国粹谋兴学”，认为“孔子之教则政与教合一，凡今日西人新政，四书六经皆已言之”［1］824，孔教与西学得以融通，进而把“新学”与“孔教”相结合，即吸取儒学“经世致用”，又引入西学开阔视野。

新式教育的学堂摒弃了“试帖等无用之学”，以科学新知教授学生。丘逢甲的很多诗歌中，都可以看到新观念与现代文明的影子，他将诗作的创作变为求知的途径。在《星洲赠姜君西行》《题骆宾王集》《和独立山人论诗韵》《题无惧居士独立图》都有体现。例如，在《题无惧居士独立图》中：“黄人尚未合群里，诗界差存自主权”［1］387，他认为，亚洲人在团结性上，是着实比不上西方人的，与世界潮流相脱节，正因为中国一直都是如此，才落得这样的下场。在政治上，我国一直固守传统，不仅丧失了国格，还失去了尊严，让大家无能为力，丘逢甲也正是借此来宣传“诗界革命”的意义。

纵观“诗界革命”与“新学教育”的渊源，“诗界革命”的兴起是康、梁等人“颇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新学之诗”的尝试与推进，“新学诗”传播了新学，而新学思想也促进了诗歌的改革。“丘逢甲流亡期间交游的粤东诗人群，兴学办校其实展开了其自身更大的活动能量。”［3］11丘逢甲的“新派诗”则达到了“诗界革命”的发展与高潮期的创作顶点，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多有刊登，广为流传。阅读新诗成为吸收新学知识的重要途径，新学教育也因新诗的发展影响力不断扩大。没有新学思想，丘逢甲不可能成为诗界革命的风云人物；没有新派诗，丘逢甲的新学教育思想也不可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从而成为广东特别是岭东地区新学教育的风云人物。

三、“器”“道”互动之间：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

中国传统士人大都有经世致用的入世观念，“器”“道”之间，“器”即为“用”，“道”则类“体”，体用之间，“道”则更趋向为“无用之用”。从晚清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便流传开来，或说是“西器中道”也逻辑相当。然而，传统士人的入世观念是“学而优则仕”，只是晚清出现的知识分子才有更多的经世致用意识，在一个具体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乃至报效家国，这大概是现代意识的产物。

1897年初，丘逢甲担任韩山书院的山长，有诗句“振华楼头看今月，今月冰人销侠骨”，［1］232“振华楼头梦公召”［1］325等，都是丘逢甲夜以继日，常宿于书院中一心一意投入于教学的记录。传统的科举教育使得学子们埋头八股，追随功名，不顾民族危亡，丘逢甲无比痛心，意欲在韩山书院大兴新式教育，打破传统旧学格局，为书院罗列一系列改革促新的新学教育主张，向青年学生灌输新学思想及时政要闻，要求学生要密切关心关注国事天下事，把自己的仕途荣辱与民族兴亡相结合，为国为民竭忠尽智。此时的丘逢甲对传播新式教育的理念满怀信心，对能够为国家培养新时期的栋梁之材倍感骄傲，于是便有了那满怀激情的四首诗作《韩山书院新栽小松》：

郁郁贞蕤夜拂霜，十年预计比人长。要从韩木凋零后，留取清阴覆讲堂。

不惜阶前尺地宽，孤根未穏护持难。何须定作三公梦，且养贞心共岁寒。

森森高节自分明，莫学胥涛作愤声。大厦将倾支不易，栋梁材好惜迟生。

出林鳞鬣尚参差，已觉干宵势崛奇。只恐庭阶留不得，万山风雨化龙时。［1］227

这组诗体现了诗人立志献身于祖国教育事业的衷怀与热忱之心，力求通过对新学教育思想的传授与普及，来为祖国培育可用之材。诗人以树木来比喻树人，彰显其无心仕途而决意为新学教育事业奉献终生的信念，也显现出作者的教育道德规范即“贞心共岁寒”，“要从韩木凋零后，留取清阴覆讲堂”更是直抒胸怀，表达他思韩崇文的思想背后巨大的教育抱负，要打破旧式教育，发扬新式教育，进而达成“教育救国”的时代宏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这组诗作中，我们能体会出诗人对新时期新型人才培养的殷切之情与“万山风雨化龙时”的为国育才之心。而“孤根未稳护持难”“只恐庭阶留不得”两句中更是流露出诗人对旧式教育改革会受阻的担忧。“大厦将倾支不易，栋梁材好惜迟生”等句子，正是表现出丘逢甲对旧式教育思想已不适应国之发展、人才极需培养的准确判断，以及其要在潮汕地区大力推行新学教育的决心与锐气。

正当丘逢甲欲放手大干时，当地的旧贵族势力以及乡绅富豪阶层，集体讨伐丘逢甲，污蔑其讲学是“离经叛道”，宣传“异端邪说”，向知府李士彬加压，企图强迫丘逢甲放弃自己的主张与讲学方式，依照书院旧制去教化学生。［8］究其原因，一方面维新之风尚未吹及南荒之地，一般民众还无法接纳新政新学；另一方面，韩山书院是岭东（即当时潮、惠、嘉地区）最高学府，生源大都为权贵豪绅的子弟，而科举是世代能光宗耀祖的渠道，丘逢甲大谈维新与民主，自然引起恐慌与顾忌了。［9］

丘逢甲毅然于年终辞别了韩山书院，本怀有远大抱负，试图在潮州一展宏图，却遭遇到了一次重大的挫败，丘逢甲愤恨不平，借诗歌以言志，作诗《家芝田市菊数盆见赠，时已冬十月矣，感其晚芳擒我郁抱，聊赋拙什以质芝田》直抒胸怀：

寒雨潇潇下凤城，秋光残后见金英。失时未贬文章价，入市难逃隐逸名。

香国久推黄种贵，蛮花休慕黑洋生。吟芳冷抱无穷感，过酒墙头且共倾。［1］234

秋日残阳斜照，寒雨凄清，萧瑟的意境让人读到诗人对时代与现实的失望，“失时未贬文章价，入市难逃隐逸名”，甚至都想隐于市井不问世事。但诗人难改初衷，“吟芳冷抱无穷感”体现的正是诗人对旧势力的不畏惧不屈服。全诗托物言志，表达了诗人对动荡时局的深刻认知，对新学教育推行到底的必要性的果断与坚决，同时，还坚定地表明对于封建旧势力的反对与抵制的绝不屈服之心、高风亮节的傲骨雄风。［10］

陈平原认为，丘逢甲本质上是个“书生”，“书生报国，并非特有政治抱负及军事谋略，只是不忍见山河破碎，方才挺身而出”［4］26。从一介书生的角度看，丘逢甲也许真的就抱定“教育救国”的理想在努力，这当中也包括其诗歌创作。所以他才能真正“绝意仕进”，正如丘琮在《岵怀录》中说丘逢甲：“曾叠受保举及招聘，多不就。以清末朝廷昏聩，仕途污浊，政不易为，不若居乡奉亲，专意养士讲学，或为民间仗义兴革，反有意义也。”［11］

事实上，新学教育的职业活动对丘逢甲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丘逢甲并不像其他新学倡导者多有海外旅居背景，所以他要通过多种途径学习这些新学思想。这在不自觉间影响并带进了其诗歌创作。另一方面，丘逢甲为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抱负和价值，在新学报刊上发表大量诗作，而这些诗作要发表出来，很大程度上要符合新学报刊的要求才能发表。可见，丘逢甲的诗歌改革以及新学教育思想的转变与发展几乎贯穿他的一生，而在其内渡居潮之后的一段时期内集中凝聚体现出来。丘逢甲居潮期间先后任韩山书院、东山书院以及景韩书院的主讲，在其日常教学过程中，丘逢甲将一腔爱国的激情与热情倾洒于对新式教育的探索与研究之中。同时，也在探索与尝试新式教育、新式学堂的教学模式实践中，不断丰富着自身对诗歌艺术的创新创作与发展开拓。

1900年，丘逢甲被当地政府派任“为粤政府派往南洋调查侨民兼事联络”，远渡南洋的丘逢甲感受到了海外华人的支持与更为开放包容的思想，这些都使得丘逢甲更加坚定自身的教育理念与新学思想。此时的中外思想交流与碰撞也为丘逢甲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思索感悟的众多素材，如他的诗作《诗钞·选外集》：“乘风径欲跨南溟，游客征轮此暂停。浦潮来天漠漠，鸥汀帆去雨冥冥。万方待见黄人日，五纬交连赤道星。莫笑临岐歌慷慨，沧州目极海云青。”［1］8诗中字句可见丘逢甲的情真意切、感慨之深。在进一步开阔视野，且得到了海外华人的支持下，丘逢甲归国后更坚定了大力推行新式教育的思想，积极创建新式学堂，培育适应时代潮流发展的新型人才。从很大的程度上而言，丘逢甲的诗人身份与教育家的身份正是在这样的不断实践与探索的过程中实现着彼此互动的印迹。

四、诗与教融合：开拓“新”与“健”的新境界

丘逢甲新派诗所呈现的新思想，付诸于其岭东时期丰富的诗歌创作和新学教育实践。“新境界”是诗界革命的关键词之一，也是丘逢甲对诗界革命的突出贡献。这里主要探讨丘逢甲如何以“新派诗”的形式和方法，以“新思想”的内容和气韵达成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所谓的“新境界”。正如丘逢甲的君子自道“直开前古不到境，笔力纵横东西球”。［1］300

柳亚子曾称赞：“时流竞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战血台澎心未死，寒笳残角海东云。”［12］梁启超曾评价“若以诗人之诗论，则丘仓海亦天下之健者矣”。［13］30从丘逢甲新派诗可以看出“世界大同”“觉民启智”“科学尚新”“自由民权”“妇女解放”等方面较为突出的新思想。在这些新思想中主要成就了丘逢甲“新”和“健”的两种境界。“新”更多的基于其突破传统旧思想的藩篱，学习和引进西学、科学的观念和思想，这些几乎都是区别于旧思想的“新知”，而导向的正是丘逢甲在诗歌中多用新词汇、新语句、俗语化、口语化等的新派诗倾向，导向其新学教育实践中提倡废除科举，新设化学、生理卫生、算学以及体美劳等新课程。而“健”方面，更多体现在其新思想中突破破落旧统治的反抗精神，特别具有政治的雄伟韬略，此在其新派诗中多呈现为沉郁雄健、真挚豪迈的风格和境界，体现在其新学教育实践中不畏旧势力，努力探索发展符合社会要求的健康的新学教育，更体现其笃信执着的担当意识和忧国忧民的时代使命感。

丘逢甲的时代是“睁眼看世界”的时代，其新派诗的创作开拓诗歌创作新境界。他在勇于开拓新题材、新境界的同时，并不滥用新词。丘逢甲岭东时期的新派诗作吸取了反映新思想、新知识的新词语和新事物，如民主、民权、地球、火车、电轮等。诗人在《七洲洋看月放歌》中写道，“月轮天有居人在，中间亦有光明海。不知今宵可有南去乘舟人，遥望地球发光彩。地球绕日日一周，日光出地月所收。此时月光照不到，尚有大地西半球。”［1］458作者充满激情幻想，想象月宫“有居人在”，叙写“地球绕日日一周”等科学知识，应当是诗人接受了哥白尼“日心说”等科学理论。

在《论诗次铁卢韵》中，丘逢甲显示了十足的自信：“新筑诗中大舞台，侏儒几辈剧堪哀。即今开幕推神手，要选人天绝代才……四海都知有蛰庵，重开诗史作雄谈。大禽大兽今何世？极目全球战正酣。”［1］520

在《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这样论述当时的“诗界革命”代表人物：“吾尝推公度、穗卿、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闳远也。若以诗人之诗论，则邱仓海其亦天下健者矣。”他说：“尝记其《己亥秋感八首》之一云：‘遗偈争谈黄蘖禅，荒唐说饼更青田。戴鳌岂应迁都兆？逐鹿休讹厄运年。心痛上阳真画地，眼惊太白果经天。只愁谶纬非虚语，落日西风意惘然。’盖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而能雅驯温厚乃尔，得不谓诗界革命一钜子耶？”［13］30正如江山渊所说:“诗本其夙昔所长，数十年来覆颠顿于人事世故家国沧桑之余，皆足以锻炼而淬砺之。其所为诗尽苍凉慷慨，有渔阳三挝之声，如飞兔騕褭绝足奔放，平日执干戈、卫社稷之气概，皆腾跃纸上。”［14］

在新学教育实践上，为了觉民启智，进而树人立国，丘逢甲从台湾时期就决意投入新学教育实践，内渡后更在岭东寻找到新学教育的同路人，不断突破旧传统和旧体制的制约，为岭东新学注入新的思想动力。①详见徐博东、黄志平《丘逢甲传》（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一章第三节“联捷进士，服务桑梓”、第三章“锐意新学，培育英才”相关论述。因为旧势力的干扰，也使得丘逢甲的新学教育实践更多呈现了对旧体制的反抗性。陈平原在《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丘逢甲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中阐释丘逢甲“落籍海阳”体现的认同危机及“辞官办学”隐含的改革思路，兼论其诗歌创作与教育实践，突出其“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陈平原认为，办学与吟诗，本是丘氏两大嗜好，贯穿其一生。但相对而言，潮嘉时期（1895-1906）的诗风慷慨苍凉，无愧梁启超“诗界革命一钜子”的期许；办学则追求独立自主，超越时贤兴起人才的思考。［4］

在其新学教育实践中，丘逢甲正表达了与其“新派诗”创作精神同样的坚毅雄健的精神气质，在几乎万劫不复的现实困境中步履维艰，然而毫无难色，艰苦卓绝。这让人不禁想到屈原在《离骚》中写到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结 语

纵观丘逢甲短暂的一生，其为诗歌创作和教育实践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吟诗”与“办学”是他一生的追求，同时也促使他在“诗界革命”与“新学教育”上成就显著。1895年内渡居潮的丘逢甲，在经历短暂的悲痛与迷茫后，重返杏坛，突破旧式书院教学模式，创办新式学校，大开岭东新学教育风气之先。丘逢甲也用雄健的笔触记录教育实践与艰辛历程，融合岭东古今教育发展的文脉，书写宏伟诗篇。其“新派诗”创作与新学教育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丘逢甲在诗人与教育家两者间的身份契合，这双重身份的思想源头与实践皈依都是“新学”。也就是说，“教育兴国”的新学教育理念使丘逢甲紧跟近代中国的时代潮流，他拥护支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推进教育革新，并用诗歌艺术创作来表达“世界大同”“崇尚科学”“自由民权”等新思想；同时，又用这些新思想辩证地指导其新学教育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