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的“年”

韩梓莹

我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忽然发现我的家乡“上虞”竟上了热搜！作为一个不那么知名的小城市，这可是我第一次在热搜上见到它。点进去，第一条新闻写着：“上虞发现1例新冠确诊病例！”

这个新闻给了我当头一棒，在机场座椅上昏昏欲睡的我一下子就清醒了。从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的家乡好像从未出现过本地的确诊病例。没想到，就是这么凑巧，在我等待登机的时候，生活跟我开了一个玩笑。

要不要上报？新闻刚发，我的核酸检测最多4小时必然能出结果，政策调整不会那么快，我可以先到北京再隔离14天，恰好还能赶上我的出科考试，这样对我的学业影响是最小的。但是……这样的行为未免不负责任，作为一个医学生，我深刻地意识到，冒着风险上飞机很可能会拖累同行的人。倘若原地返回……这源头未明的疫情不知何时才能结束，北京的政策要求本土无病例14天后才能返京，我必然会错过出科考，那学校会为我单独申请补考机会吗？还是直接让我休学延期？

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可我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医学生，在清晰地明白疫情防控政策、了解流行病传播的基本规律的情况下，就应当承担起应有的责任。犹豫再三，我还是选择向班主任说明了情况，并原地返家，开始居家隔离观察。

我到家的晚上，社区实施隔离医学观察。第二天，街道开始交通管控。第三天，我的家乡封城了。

最开始的一周里，我每日都祈祷第二天起来能够看到清零的好消息，那样我至少能在出科考的那一天到达北京。但是每日通报的疫情数目从3例、5例逐渐增加，而后攀升至50例、70例。

我从一开始的焦虑逐渐转变为易怒，而后又变成无可奈何地认命，苦中作乐地想想如果真的不幸休学了，还能用这一年剩余的时间去把之前没时间做的事情都补上。

雪上加霜的是，居家隔离观察还不到3天，我就突然腮腺炎发作了，一侧的脸肿得像是刚拔了智齿一般，又红又疼。如果要出去就医，必须拨打120转运才行，这未免也太麻烦了，况且我这一点儿小病，似乎也没必要给本就任务繁重的医疗人员再添麻烦。说实话，腮腺炎这个疾病在成人里好像没有那么常见，而且它也不在我们的授课范围内。简单地说，它“超纲了”。当然，现实也告诫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医学生，医学——是没有超纲一说的。靠着翻儿科指南、查文献、回忆自己的流行病学史，并用手机对镜查体后，我判断自己大概是腮腺导管堵住了导致的发炎。于是，我找出了家里珍贵的消炎药，没吃两天就明顯好转了（特殊时期特殊操作，生病还是要及时就医哦）。

为了以防万一，别传染给家里人，我还是自己一个人隔离在自己的房间里，依靠免疫力慢慢康复。那时候的我躺在床上，望着雪白的天花板，感觉所有的哀伤与不幸都积聚在这个12月，汹涌而来。

幸运的是，在返校无望已成定局时，学校允许我在线上完成出科考，落下的课程也有好心的室友帮我录音旁听，错过的临床工作也可以用之后的暑假弥补，之前茫然恐慌的我总算找到了主心骨。虽然居家隔离中，但已不再惶惶无措了。

正好赶上这个难得在家的机会，我也借机演绎了一回我实习大夫的身份，给暂时不方便去医院的妈妈做了口腔拆线。其实口腔科和一般的临床大夫是分开培养的，所以我虽然已经在临床中实践过一段时间，给患者拆线也已是家常便饭，但我还是犯了难：口腔的拆线和胸腹部的拆线能一样吗？幸而当时由于疫情，医院建立了线上咨询的微信群，询问了口腔科大夫一些口腔科消毒的方法以后，我心里大概有了底。但是面前还横着一个大难关：哪里去找拆线的器械？怎么保证无菌条件？最后总算从家中翻出了一套新的修眉的剪子和小镊子，拿高压锅煮、再拿酒精浸泡擦拭，用现有条件尽可能消毒后，我让妹妹在一旁打着手电筒，我左手拿着小镊子，小心翼翼地提起线头，拿小剪子往里一探，将线挑断，再仔仔细细地将线一点点抽了出来，总算是拆完了线（特殊时期特殊操作，请不要随意模仿）。

有趣的是，自诩在拆线上已经得心应手的我，也不可避免地翻了车：妈妈刷完牙拿舌头一舔，咦？怎么还有一个？原来是一个躲在角落里的小线头，正好处于视野盲区：紧挨着前面那颗牙，恰好就被挡住了。没办法，只得第二天再来一次。虽然过程磕磕绊绊，但终于帮上了一点小忙，也算是不负自己6年有余的学医生涯。

事情一件件地慢慢变好，虽然每日通报的数目还未清零，偶尔会出现波动，但是小区严格的管理、政府规律地发放物资都坚定着大家心中共同的信念，“我们一定会战胜这次疫情”。大家安安稳稳，不吵不闹地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终于，在做完了18次核酸、在家住了30天后，我终于踏上了返京的路。

临行前，父母摆了家宴，说是给我送行，也当是和我一起提前庆祝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了。此刻我忽然想起，其实作为一个没有寒暑假的实习大夫，我早已做好了两年不回家过年的准备。这次意外的团圆虽接近尾声，我却倍感温馨。

责任编辑：马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