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商鞅变法问“使民之道”

李琪

商鞅变法是一场应时而生的变革。当时秦国内部“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韩非子·奸劫弑臣》），外部又有邻国威胁。秦孝公广求贤者，而商鞅以霸道之术说之，为秦国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商君书·更法》开篇便明确变法是为“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即在考虑到战国时期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的风气下，整顿秦国法度，寻求统治民众的方法，以达到强秦之用，为征战做好准备。

在商鞅看来，统治民众的最高境界是“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商君书·农战》）。要达到使民如臂使指，商鞅提出应当抓住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由君主借助名利与刑罚来引导民众，使政胜于民。人们长久生活在明文法令下，将之内化为行为准则，自觉遵守维护法令，国家才能富足强大。为此，商鞅在变法时着重从人口、行业、社会风气等方面采取措施，以加强秦国对民众的统治。

战国时期，拥有更多人口就等于有更多战士、劳力、税收来源。人是国家存在的前提，是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资源，农战强国框架也需要充足的人口填充。

商鞅对人口的管控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通过户籍掌握人口增减、流动情况，“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在户籍管理基础之上，又设立什伍连坐制，令民互为监督；二是致力于增加人员数量，包括对内实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史记·商君列传》）政策，对外招揽三晋民众等。

从秦国统治层面而言，户籍制度自秦献公时期推行，后又经商鞅完善，已经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国内人口变动情况，为拟定相关政治、经济政策做好准备。同时，配合“废逆旅”“声服无通于百县”（《商君书·垦令》）等规定，将民众基本束缚在固定范围，避免了人口大幅流失、土地面积与人口数量不匹配、偷税漏税等问题，集中人力发展农战。什伍连坐制的实行又加强了民众基层自治，加上商鞅推广普法教育，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国家机关的治理压力。此外，分户政策以增税为手段，半强制性将家族分裂为若干小家庭，促使个体小农经济发展，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

从秦国民众层面而言，户籍制度使得移民、经商活动受限。什伍连坐制使社会转向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局面，互相检举揭发表面上看起来如商鞅所言“任奸则罪诛”（《商君书·说民》），内里却由于破损伦常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导致生活暗流涌动，并不稳定。此类法令只适合短期見效使用，不适于作为长期国策。不过，如果只有负面作用，那么民众的不满情绪溢出并不利于统治，因此兼顾利好才能令其产生与秦国间的黏性。在人口流动频繁的战国时期，秦人能获得的好处包括但不限于耕种的土地、晋爵机会、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等。

孟子曾论述过“恒产”与“恒心”之间的关系，有恒产方有恒心，只有满足基本生存条件，民众才有余力参与国家建设，因而农业正是战国时期各国都视为本业的重中之重。但仅国家重视是不够的，还需要百姓自发投身农耕而非其他行业。《商君书·算地》中谈到民众天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又说“国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针对尚未自觉形成农本意识的民众，商鞅通过赋税、赏罚、打压其他行业等方面进行引导，令其只能从农耕谋求生计，逐渐安于农而喜于农。

商鞅变法中有若干土地政策，如“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战国策·秦策三》），“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史记·商君列传》），“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汉书·食货志》）等。政策总体上围绕土地占有制度展开，允许民众买卖土地、开荒耕作，所得除上缴赋税外均可自留，极大调动了民众积极性。赋税方面，商鞅采取双线并行的方法，普通百姓訾粟而税，缴纳数额与当年国家标准亩产，以及该户拥有的土地数量、亩产挂钩；贵族以“食口之数”缴税，以此迫使他们遣散门客从属，从而解放更多人力资源到农耕事业上，正能补足秦国地广人稀、荒地开垦不佳的状况。

鼓励、优待务农的同时，商鞅对其他行业极为抵斥，认为不愿吃苦、投机取巧的人太多会使国家亏空。《商君书·垦令》中有“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的提案，从商的经济压力远大于务农；有“壹山泽”之法，统一管理山林、湖泊，禁止随意狩猎捕鱼；“重关市之赋”，打压工商业。又如“废逆旅”、不得随意迁徙等法令，对行商者多有限制。另外《史记·商君列传》中有“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的记述，经商致贫有全家变成奴隶的风险。商鞅从民众温饱需求出发，将变法重心定于农耕，又封堵其他谋生方式，民众在综合考量各行业利弊后很容易产生农耕是最好选择的想法。同时，打压商人、游士不仅能解放更多人力到农业中去，还会减少不必要信息交流与传播，让已经务农的人不再生出其他念想。

秦国由改革农业措施而提高了生产水平，改变了原本多畜牧而不重农业的风气，为此后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民众在秦国得到了安稳的环境，在乱世中也的确是值得欢慰的事。不过，这一过程的实质是从精神上对民众灌输国家意识，降低或消解个人意识，再在实际生活中切实给予惠利。民众普遍缺乏教育，信息闭塞，而安于农耕，自然质朴顺从，也就成了商鞅理想的、便于引领的样子。

战国时期的秦国兵农一体，《商君书·外内》有“民之外事莫难于战”“民之内事莫苦于农”的评说，农与战正是商鞅变法的两大核心要素，也是为民众求生存、求名利而铺设的两条既成途径。《商君书·赏刑》：“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对秦国任何人而言，都唯有上战场、立军功才能获得爵位。同时《兵令》写到，若有敌人来犯，要马上整理簿册发出征兵文告，人人都有出战机会。

《商君书·画策》：“能壹民于战者，民勇。”然而战争随时有丧命危险，如何让人舍弃生死之忧而勇猛杀敌呢？商鞅建立的军功军爵制给出了答案。总体看来，秦人参战机会较多，且奖励丰厚，“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商君书·境内》）。爵位带来尊荣的地位、优渥的物质条件，甚至有专配的仆从，爵位高的人还有审判爵位低的人的资格。再加上参战者都有可能获得爵位，与家境、身份毫无关系，还有可能破除森严等级壁垒，带来社会阶层流动，这对于底层民众来说是极具驱动力的。军功军爵体系又不同于从政为官体系，也不会招致贵族的强烈反对，对新兴地主阶层而言也是提升地位的好方法，几乎称得上是共赢局面了。《荀子·富国》：“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从务农生活到名利双收的爵位，无疑是巨大的诱惑。秦国需要的也正是骁勇善战的民众，国家和百姓的利益由此得以一致。

在用名利鼓动民众积極参战的同时，商鞅也规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史记·商君列传》），对内刑而对外赏，“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商君书·战法》）。由此，秦国在原本就尚武的风气上形成了以战为荣、闻战而喜的价值观念，就连士兵的家人也会劝勉他们英勇杀敌、获取军功。不过爵位也不是容易拿的，违背军令会有严厉的惩罚，且军队中也设有连坐制，“其战也，五人来簿为伍，一人羽而轻其四人”“战及死吏，而轻短兵，能一首则优”（《商君书·境内》），杀敌的功劳不一定抵得过队友死去的罪名。有的爵位层级晋升要斩敌首几千，普通士兵很难达成要求。

《韩非子·定法》中有对商鞅军功军爵制弊端的评价：“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这是中允的，商鞅此法在秦国取得的功绩不可置疑，但仍有缺陷。全民皆兵、人人为爵的趋势使得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占据优势，然而以农战为导向的政令会相应减少其他行业人员，即便是没有受到压制的行业，人们也较少将之作为生计选择。

《商君书·算地》：“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法令得以在全国推广普及的前提是所立之法符合国情，而商鞅变法正是从秦国问题集中的地方着手施行。商鞅所制定的法令与现今社会所说法律是不同的，总体仍旧是以刑为主，普及法治也是有刑罚作为保障。在商鞅看来，“法详则刑繁，刑繁则刑省”（《商君书·说民》），同时要保证“法令明白易知而必行”（《商君书·定分》），如此才能使民畏惧，而不以私利妨害国法，养成令行禁止的习惯。

为使民众自觉遵守法令，让他们知法懂法是必要的。《商君书·定分》对如何普法有清晰的说明，其中与管理民众直接相关的措施为：在各郡县设立法官，标准参照国都，百姓和其他官吏都可向他们咨询法令内容，所咨询问题将被记录下来，如果答错将受到相应惩罚。如此一来，“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商君书·定分》），一套方法同时监管了官吏与民众，双方都难以藏私。民众知晓懂法有益时，也自然会对学法产生兴趣。此外，“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商君书·说民》），国家要提高治理效率，以法为教也无疑是上佳的方法。

在民众社会地位普遍不高的情况下，能让他们凭借法令维护自身权利，甚至于监管、反对官吏的不当行为，算得上是突破性的进步。尽管法的有效对象受时代限制，无法将国君、储君等纳入，商鞅依法治民的目的仍是为了让民众顺从，便于统治。但是，以法为教实质上维护了法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支持了法律权威性，确实为民众提供了权利保障。并且，商鞅在秦国展开的一系列普法行动有较为完整的体系与方法，在从人治转向法治的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正面作用，现在依然值得重视。

《商君书·修权》讲“为天下位天下”“为天下治天下”，国家治理的根本是为了天下黎民。商鞅作为战国乱世诸子之一，又何尝没有救世之思，但在实践过程中，民不是最优先考虑的对象，而是先抟聚民力发展国家。他的使民之道就本质而言，是以统治者意志为主导，变革统治方式，提高效能，让民众自我管理、为国奉献，以此更快达成国家霸业。

商鞅的治民理念在实践中证实了效用，变法使秦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李斯列传》）。民众已然接受变法，甚至于自发拥护支持法令。究其原因，商鞅变法中的土地政策、军功军爵等内容带给民众相对稳定的生活与提升阶层的希望，法令严苛之余也使得社会环境趋于稳定，无怪乎得到支持。

当然，他的使民之道也有许多为人诟病的地方，诸如连坐法、“民愚则易治”（《商君书·定分》）的愚民及弱民等思想，“把所有人的心灵与行动都严格管束起来”（葛兆光《中国思想史》），违背人道精神，缺乏对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尊重，这些都是要批判的，应当辩证地看待问题。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