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修辞与析字文本建构

吴礼权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433）

政治修辞，是“政治人”在政治交际活动中“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交际目标而应合特定题旨情境，发挥创意造言的智慧，有效调动语言资源，动用一切有效的表达手法，为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而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所作的一切经营努力”[1]。它跟“日常修辞”最明显的区别是修辞主体不同。政治修辞的主体是政治人，而日常修辞的主体是自然人。虽然从本质上说，政治修辞与日常修辞都是“为了提升传情达意的效果而适应特定的题旨情境，在语言文字的经营上有所努力”[2]，但是，二者“在语言文字的经营上有所努力”的目标有着根本的区别。以析字修辞手法的运用来说，政治人与自然人就有不同的目标预期。

一般说来，在日常修辞中，作为修辞主体的自然人，不论是古代的中国人，还是现代的中国人，他们在表情达意时运用析字修辞法，主要是为了炫才示雅，带有鲜明的文字游戏目的。也就是说，其交际目标是游戏娱乐。而在政治修辞中，作为修辞主体的政治人，不论是古代的中国人，还是现代的中国人，他们在达意传情时运用析字修辞法，都不可能是出于游戏娱乐的目的，而是要通过析字修辞法在达意传情上具有婉转含蓄的特点，使自己对现实政治的批评或嘲讽显得隐晦婉曲，一方面可以彰显自己作为政治人温文尔雅的形象，另一方面又可达到规避政治风险的目的。

一、析字的修辞功能

析字，是一种“说写中利用汉字特有的条件，通过离合或增损字形的方法来巧妙地表情达意”[3]301的修辞手法。以“析字”法建构修辞文本，一般说来，“多是基于一种以表达的新异性、含蓄性引发接受者思索、咀嚼兴味的心理预期”[3]301。

由于以“析字”手法建构的修辞文本“多是利用汉字字形结构特有的条件做文章，以离合字形或增损字形的方式来表情达意，与普通的理性表达大异其趣，既有婉约达意的倾向，也有文字游戏的意味，因而在表达上或具含蓄性特点，或显新异性趣味；在接受上，由于修辞文本表达形式上的含蓄性或新异性特点，易于引发接受者的思索探究的兴味，从而获取到一种文本解读接受中的益智解颐的审美情趣”[3]302。例如：

（1）我妈妈生在1909年，今已“米寿”之年，眼看九十了。（李敖《李敖回忆录》）

例（1）“今已‘米寿’之年”，就是一个以“析字”法建构的修辞文本。其中的“米寿”，即八十八岁。因为汉字“米”可以离析为一正一倒两个“八”字，中间是一个“十”字，所以可以代称“八十八”。反过来，两个一正一倒“八”字，再加一个“十”字，则就可合成为一个汉字“米”。可见，作家李敖跟中国传统文人一样，是深谙汉语“析字”法之妙蕴的。他所建构的这一“析字”修辞文本，“在表达上显得新颖且含蓄，因为它比‘今已八十八岁了’之平常说法，明显要新颖得多，表意也显得婉转；在接受上，‘米’寿之说由于不易理解，这就自然会引发接受者思索探究的兴味，而当接受者通过一番思考和离析字形的工夫而解读出‘米寿’即‘八十八岁’的意思后，就会油然生发出文本解读接受中的益智解颐的审美情趣和快感”[3]302。

如果我们留心于较有文化涵养者的日常修辞，就会发现类似“米寿”这样的“析字”修辞文本的建构。如称九十九岁为“白寿”，称一百零八岁为“茶寿”，都是典型的“析字”现象。因为汉字“百”少写一笔，便是“白”字，所以可以代指“九十九”，这是对汉字字形进行损减的结果；汉字“茶”，可以离析为“卄”“八”“十”“八”四个部件，也是四个汉字，都代表一个数目字，四个数目字加起来正好是一百零八（卄，读niàn，是“二十”的意思，二十加八十八，正好是一百零八）。所以，就用“茶”代指“一百零八”，“茶寿”就指“一百零八岁”，这是对汉字字形进行离析的结果。日本语中也有“白寿”和“茶寿”的说法，是因为日本语使用汉字的缘故，是汉语“析字”法的运用而已。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古代“析字”的例子：

（2）旧时镇江焦山有僧人名几谷，或赠联曰：“脱去凡心一点，了却俗身半边。”（刘叶秋《再谈对联》[4]425）

例（2）“脱去凡心一点，了却俗身半边”一联，是赠联人对僧人名号“几谷”二字增益笔画而成的，是一个典型的“析字”修辞文本。因为汉字“凡”去掉里面的一个点画“丶”，便成了“几”字；汉字“俗”去了左边的“亻”旁，便成了“谷”字。赠联人建构的这一“析字”修辞文本，“在表达上显得新颖生动且别具深文隐蔚的效果。因为‘几谷’二字作为僧人名号，本无什么引人兴味的。可是经这副对联一表现，顿然显得新异别致、趣味盎然。在接受上，‘脱去凡心一点，了却俗身半边’的修辞文本，由于表达新异有趣且近乎调侃，易于引发接受者的接受解读兴味和思索探究冲动，深刻体味出表达者文本建构的深意——僧人当去凡心，了俗念，才能得道圆满，从而于文本解读接受中获取到一种寓深意于谐谑的益智解颐的审美情趣”[3]303。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古代官员以“析字”修辞法问案的例子：

（3）有三女而通于一人者，色美而才。事发到官，出一对云：“三女为奸，二女皆从长女起。”一女对云：“五人张伞，四人全仗大人遮。”官薄惩之。（清·褚人获《坚瓠首集》卷二《巧对》条）

这段文字，记载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有三位女子不仅貌美如花，而且都是才女。然而，就是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却同时爱上了同一个男人，大概这男人也是个才貌双全的帅哥，不然不可能有那么大魅力，能让三位貌美才女同时为之倾倒，并且甘愿同侍一个男人。因为女人从来在感情问题上都不是那么大度的，“吃醋”一说主要就是说女人的。应该说，这三位才女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在那样一个封建时代，她们不仅有勇敢追求自己所爱的胆气，而且还有在感情问题上包容他人的阔大胸襟，实在是难能可贵。这样的胸襟，这样开放的爱情观念，恐怕今天受过西化教育的女子都很少有人做得到。然而，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执着追求爱情的行为是不会受人赞赏的，而是为整个社会所不容忍，因为这种行为有违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在中国封建时代，男女婚姻须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绝对不允许男女当事人自作主张，自由婚恋，当然更不允许三个女人同时与一个男人偷情的事发生。正因为如此，这三位貌美才女与同一个男人的风流韵事立即被当作了伤风败俗的行为。既然是伤风败俗的性质，那么按照中国古代的法律，这就是犯法了，而犯法则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于是，东窗事发后，三个女子便被告到了法庭。古代的法庭，就是行政长官的衙署（即今之办公室）。三女子到了衙门，知道事情闹大了，心想这下不仅脸丢大了，而且还会有牢狱之灾，所以吓坏了。可是，坐堂的官老爷却悠闲得很。他优哉游哉地坐到了审案的椅子上，隔着高高的案台朝下看了一眼。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堂下跪着的三个作奸犯科的刁民竟然是三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官老爷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逐级选拔出来，而且经过皇帝的钦点考察，当然是最有学问的人。虽然而今做了官，身为一方百姓的父母，却仍然改不了书生本色。他见了三个貌美的女子，没有像平常那样一拍惊堂木，大喝一声：“刁民，所犯何事？还不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而是雅兴十足地眯眼看了一下三位女子，再听立在一旁的师爷耳语了一番，然后才轻声细语地说道：“三女为奸，二女皆从长女起。”三位女子一听，觉得莫名其妙。立在一旁的师爷，公堂衙役，旁听的民众，大家都一头雾水，不知老爷今天是怎么问案子的。过了一会儿，就在大家都还愣在那里，不知所以时，突然有一个女子明白过来，原来老爷这就已经问案子了，他是用“析字”法问她们：“你们三人作奸犯科，伤风败俗，领头的到底是谁，从实招来。”那女子明白过来后，脸上露出了不为人知的嫣然一笑。她先抬起头来，往堂上的老爷看了一眼，然后柔声细语地回应道：“五人张伞，四人全仗大人遮。”堂上诸人听了都面面相觑，不知所云。但是，那坐在堂上案台后的老爷却拈须一笑。至此，另两位女子以及堂上的师爷等有些文化的旁听者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老爷与嫌犯已经在就案情进行问答了，回话女子也是运用“析字”法，已经在“不著一字”中巧妙地向老爷求饶了。当大家都明白了其中的奥妙之后，更加有兴趣要听那老爷作进一步的审判。然后，出人意料的是，老爷却没再问那三个女子第二句，只是拍了一下惊堂木，大声喝斥了三人几句（所谓“薄惩之”，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批评教育了一下”），然后就挥了挥手，让三个女子走路了（吴礼权译[5]180-181）。

这个老爷审案的故事，之所以被清代学者褚人获作为一则有趣的野史笔记记载下来，并成为中国历代文人士大夫所津津乐道的佳话，究其原因，大概主要有两点：一是大家赏识那问案老爷的风雅，二是钦佩那回话女子的机智与才学。[5]181其实，这个故事中问案的老爷与答话的女子令人钦佩的地方，都是因为创造性地运用了“析字”修辞法。问案的官老爷本来可以依循古代官场规矩与法律规范，对三个女子伤风败俗的行为予以严惩，核实案情时也完全可以单刀直入，直接喝问三个犯案的女子。但是，这位官老爷可能是因为有怜才惜玉之心，看在三个犯案者并非江洋大盗，而是才貌双全的年轻女子，于是就网开了一面，本着照顾三位女子面子的善良动机，以“析字”修辞法考察其学问才华。他问案的联语：“三女为奸，二女皆从长女起”（繁体字“奸”写作“姦”），意思是说：“你们三个女子作奸犯科，到底是谁领的头？”由于是运用了“析字”修辞法，这层意思的表达显得非常婉转而优雅。果然，三位犯事的女子是有才华的，立即听懂了官老爷的意思，明白了官老爷的善意。于是，其中的一位女子立即投其所好，以官老爷喜爱的“析字”法，巧妙地创造了一个下联：“五人张伞，四人全仗大人遮”（繁体字“伞”写作“傘”），天衣无缝地对上了老爷的上联，而且在不露痕迹中婉转地向官老爷求了饶。[5]181很明显，这位官老爷与女子的一问一答都是极其高明的，是“析字”修辞法创造性的运用，堪称非常高明的言语“合作”。虽然风雅的官老爷执法太过于“人性化”了，竟然将一桩本应严办的风化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一种执法不严的表现，甚至可以认为是对中国封建时代法律制度的亵渎。但是，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人情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的社会氛围下，交际者对受交际者（三个才貌双全的弱女子）网开一面，则反而比严格执法更能赢得人心。正因为如此，交际者（官老爷）不仅让受交际者感恩戴德，也让后世无数人特别是文人钦佩得不得了，觉得这位老爷真乃一个德才兼备的绅士也”[5]181-182。中国古代这个“徇私枉法”的案件判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文坛佳话，除了有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文化背景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交际双方运用“析字”修辞法非常成功。

上面我们所举的三个“析字”修辞之例，无一不说明了一个问题：在日常修辞中，无论是古是今，修辞者都是为了炫才示雅的目的，而且文字游戏的意味很浓厚。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汉语修辞实践史上找到很多实例。如汉末文学家孔融有一首诗，名曰《郡姓名字诗》。

（4）渔父屈节，水潜匿方。

与时进止，出寺弛张。

吕公矶钓，阖口渭旁。

九域有圣，无土不王。

好是正直，女固子臧。

海外有截，隼逝鹰扬。

六翮将奋，羽仪未彰。

龙蛇之蛰，俾它可忘。

无名无誉，放言深藏。

按辔安行，谁谓路长。

（《郡姓名字诗》）

这首长达二十二句的四言诗，“依宋叶梦得的解说，便是‘鲁国孔融文举’这六个字的离合”[6]147，可谓是“析字”修辞中炫才示雅的极端例子。

后世以炫才示雅为目标的“析字”修辞文本，虽然没有这样复杂，但也是需要解读者费一番心力的。如宋人黄庭坚《两同心》词：“你共人，女边着子。争知我，门里挑心”，是写一位女子“因不满男子与别的女人相好而郁闷的心情。但是，词人没有直写，而是运用析字手法来表达，明显有炫才的倾向。所谓‘女边着子’，即合‘女’‘子’为‘好’；所谓‘门里挑心’，就是合‘门’‘心’为‘闷’。两句合起来，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你与别的女人相好，怎让我好不郁闷”[3]303。又如宋人吴文英《唐多令》词：“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是离析“愁”字而为“心”“秋”二字，“明显也是炫才游戏的析字”[3]303-304。类似于此的“析字”，除了古典诗词中常见外，中国古代的小说或笔记中也多有记载。如刘义庆《世说新语·捷悟》有曰：“杨德祖为魏武主簿，时作相国门。始构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杨见，即令坏之。既竟，曰：‘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杨德祖即杨修，是个才智过人的文人。他“为曹操监修相国门，曹操嫌门大招摇，完全可以直说，明言令其重修。但是，曹操没有，而是题‘活’字于门上，让杨修思而得其意。这明显是一种炫才析字的修辞行为”[3]304。

除了炫才示雅之外，也间或有为了表意婉转的目的。但是，其中仍然有炫才示雅的意味。如刘义庆《世说新语·简傲》记曰：

（5）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字，凡鸟也。

洪泽湖设计最低通航水位为11.50 m，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为：洪山头至老子山段为15.50 m，老子山至高良涧段为15.0m。当湖水位低于设计最低通航水位时，需要采取小船队或减载等措施。

这段文字，记录的是这样一个文人轶事：吕安，字仲悌，小字阿都，是三国魏大臣，也是当时的名士，与同为当时名士的嵇康为至交好友。因为二人感情深厚，以致每当吕安思念嵇康时，就会千里命驾，造访嵇康。但是，有一次，事出不巧。吕安千里来访，嵇康却出门了。嵇康之弟嵇喜出门相迎，吕安得知嵇康不在，不愿进门，临行前在嵇府门上题了一个“凤”字而去。嵇喜见“凤”字而心喜，不知吕安是在骂他是“凡鸟”，比不了他的兄长嵇康。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利用“析字”婉转骂人的。因为“凤”字繁体是“鳳”，是个形声字，合“凡”“鳥”二字而成。利用“析字”骂人，因为“表意婉转，常让人难以察觉”[3]304。又如“纪昀于权臣新屋题匾曰：‘竹苞堂’，字面取义于清芬，而含意谓‘个个草包’”[7]132，也是以“析字”骂人。骂人虽然不好，不值得提倡，但是在中国古代，运用“析字”法骂人，由于表意婉转，创意造言巧妙，事实上是受人追捧的，且被视为文人佳话。

二、政治修辞与析字文本的建构

政治修辞，特别是中国古代政治修辞中，以“析字”修辞手法建构文本的，跟日常修辞一样普通寻常，甚至民谣中就有利用“析字”手法建构的政治修辞文本。如：

（6）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五行志（一）》）

这是东汉末年的一首民谣，“范晔按语：‘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6]147，是诅咒乱国奸臣董卓活不了十天。这是通过离析董卓姓名（“董”字可以离析为“艹”“千”“里”，“卓”字可以离析为“卜”“日”“十”），来表达对董卓倒行逆施行为不满的愤怒之情，是一种政治修辞行为。这一以“析字”手法建构的政治修辞文本，表意非常婉转含蓄，文本建构的目的明显不是为了炫才示雅，而是要通过隐晦含蓄的表达，既可表现东汉末年广大人民对祸国殃民的逆贼董卓的愤怒之情，又可规避被董卓追究责任的政治风险。这首政治民谣虽然没有明确的创作者，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是有深厚学养的政治人所为。创作出来后，假托为民谣，使其广泛流传于社会，以此号召广大人民起而反抗董卓，推翻其残暴统治。

与此政治民谣相类似，在图谶风气盛行的中国封建时代，也有一些野心家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运用“析字”修辞手法，以图谶的形式为自己的政治图谋造势。如：

（7）辛亥，太史丞许芝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曰：“《易传》曰：‘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七月四日戊寅，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阴始凝也。’又有积虫大穴天子之宫，厥咎然，今蝗虫见，应之也。又曰：‘圣人以德亲比天下，仁恩洽普，厥应麒麟以戊己日至，厥应圣人受命。’又曰：‘圣人清净行中正，贤人福至民从命，厥应麒麟来。’《春秋汉含孳》曰：‘汉以魏，魏以征。’《春秋玉版谶》曰：‘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昌失天下。’故白马令李云上事曰：“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今魏基昌于许，汉征绝于许，乃今效见，如李云之言，许昌相应也。《佐助期》又曰：‘汉以蒙孙亡。’说者以蒙孙汉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亡。或以杂文为蒙其孙当失天下，以为汉帝非正嗣，少时为董侯，名不正，蒙乱之荒惑，其子孙以弱亡。《孝经中黄谶》曰：‘日载东，绝火光。不横一，圣聪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归功，致太平，居八甲。共礼乐，正万民，嘉乐家和杂。’此魏王之姓讳，著见图谶。《易运期谶》曰：‘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言午，许字。两日，昌字。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今际会之期在许，是其大效也。《易运期》又曰：‘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臣闻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兴之会，以七百二十年为一轨。有德者过之，至于八百，无德者不及，至四百载。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数十年，汉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岁。又高祖受命，数虽起乙未，然其兆征始于获麟。获麟以来七百余年，天之历数将以尽终。帝王之兴，不常一姓。太微中，黄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见，以为黄家兴而赤家衰，凶亡之渐。自是以来四十余年，又荧惑失色不明十有余年。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复扫太微。新天子气见东南以来，二十三年，白虹贯日，月蚀荧惑，比年己亥、壬子、丙午日蚀，皆水灭火之象也。殿下即位，初践阼，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泽盈溢，广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以黄龙数见，凤皇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后献见于郊甸，甘露醴泉，奇兽神物，众瑞并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黄帝受命，风后受《河图》；舜、禹有天下，凤皇翔，洛出《书》；汤之王，白鸟为符；文王为西伯，赤鸟衔丹书；武王伐殷，白鱼升舟；高祖始起，白蛇为征。巨迹瑞应，皆为圣人兴。观汉前后之大灾，今兹之符瑞，察图谶之期运，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岁星者，道始兴。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东井，有汉之分野也。今兹岁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应，并集来臻，四方归附，襁负而至，兆民欣戴，咸乐嘉庆。《春秋大传》曰：‘周公何以不之鲁？盖以为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为孔子非之，以为周公不圣，不为兆民也。京房作《易传》曰：‘凡为王者，恶者去之，弱者夺之。易姓改代，天命应常，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伏惟殿下体尧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禅代，当汤武之期运，值天命之移授，河、洛所表，图谶所载，昭然明白，天下学士所共见也。臣职在史官，考符察征，图谶效见，际会之期，谨以上闻。”（晋·陈寿《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例（7）是陈寿《三国志》所记魏太史丞许芝以谶纬之说劝进魏王曹丕取汉献帝而代之的一段史实。曹丕意欲以魏代汉，是当时朝中之臣人所尽知的，只是大家都苦于找不到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太史丞许芝头脑灵活，替曹丕找到了一个办法，为曹丕以魏代汉提供了一个言之凿凿的理论依据，这就是纬书《易运期谶》的预言。在这个预言中，有两个以“析字”法建构的修辞文本。一是：“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是以“析字”的方法合“言”“午”为“许”，合两“日”为“昌”，含蓄地道出以许昌为政治中心（也就是以曹氏为中心）的天意。二是：“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也是“析字”取义，合“鬼”“禾”“女”而成“魏”，直言不讳地宣扬“魏王当坐天下”的意旨。[3]305这是典型的利用“析字”修辞法而进行的政治图谋，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图谶政治修辞学。

相似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首诗：

（8）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曲律。（唐·皮日休《打油诗》）

这首诗名为《打油诗》，实际上并不是文人的游戏之作，而是唐末大诗人皮日休为黄巢农民起义造势而创作的一首政治宣传诗。跟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宣传诗（主要是政治民谣）不同的是，这首诗采用了中国古代文人都非常喜欢的修辞手法“析字”。所谓“田八二十一”，是离析黄巢之姓“黄”字而成句，呼应诗歌首句的提问：“欲知圣人姓”；所谓“果头三曲律”，是离析黄巢之名“巢”字而成句，跟诗的第三句“欲知圣人名”呼应。因此，整首诗的意思就是一句话：“黄巢是圣人”。言外之意就是：“既然黄巢是圣人出世，那我们大家就拥戴他，跟他一起造反吧”。很明显，这是一首赤裸裸地宣扬造反的诗，但因运用了“析字”手法，表意含蓄，且耐人寻味，[3]305所以不仅可以为诗人鼓动造反规避政治风险，还非常易于传播，因为表意越是留有悬念，越是有让人猜测的地方，就越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读书人出身的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起势之快，声势之大，席卷范围之广，跟唐朝进士出身的大诗人皮日休的这首《打油诗》关系非常密切。事实上，这首“析字”诗，成了为黄巢造反造势的最佳广告文宣。

其实，在中国古代，通过“析字”手法建构修辞文本，“不仅可以图谋他人的江山社稷，有时还可以对政敌进行政治打击”[3]305。如：

（9）宝历二年，度请入朝，逢吉党大惧，权舆作伪谣云：“非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以度平元济也。都城东西冈六，民间以为乾数，而度第平乐里，直第五冈。权舆乃言：“度名应图谶，第据冈原，不召而来，其意可见。”欲以倾度。天子独能明其诬，诏复使辅政。（《新唐书·裴度传》）

例（9）记唐敬宗时，逢吉与权舆结党营私，排斥有功之臣裴度，作伪谣而欲左右唐敬宗的决策。其所作伪谣：“非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是利用“析字”修辞法，离析裴度之姓为“非”“衣”，离析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之姓为“天”“口”，意在提醒唐敬宗，裴度虽然平定割据藩镇的乱臣吴元济有功，但并非出于国家利益，而是出于私人恩怨。这是典型的利用“析字”进行政治斗争的例证，[3]306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修辞学”。

从汉语修辞实践史来看，以“析字”手法建构修辞文本实现政治目标预期，在古代司空见惯，在现代就比较少了。但是，作为一种有效的修辞手法，尽管因为时代不同了，政治人对“析字”修辞手法的兴趣或曰技巧不及古人，但还是时有一些政治修辞文本中会用到“析字”法。如：

（10）胜利的浪头把一些人推上了领导者位置，挂了“帅”，如果能诚恳虚心地珍惜这种机缘，向可以学习的人学习，也许早就出“师”了。可惜有些人花了过多的精力去教训人、排斥人，而不肯自认“略输文采”，因此寒来暑往，还是两袖清风，一无所获，仍然是“只识弯弓射大雕”。正如象棋盘上的“帅”一样，在小小的“田”字小天地里，趑趄不前，起一点象征性的“领导”作用，还提心吊胆防别人的“将军”。

“师”和“帅”，仅一笔之差，但要使自己从空头的“帅”变为充实的“师”，就得下一注决心和费一番手脚了。（泽群《“帅”和“师”》）

例（10）所引文字，是原载于1957年6月6日的北京《大公报》[4]508上的一篇政治评论的两段。“旨在批评当时某些领导干部当上领导后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加强学习”[3]362。为了表达这一主旨，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析字”修辞法，“别出心裁地选取‘帅’‘师’两个形体近似的汉字，并借机生发开来，不仅有力地阐明了领导干部应该加强学习，做充实的‘师’而不要做无益于党和人民事业的空头之‘帅’的深刻道理，而且由于形式巧妙，特别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给接受者以深刻的印象，文章的震撼力也就特别的强，所以将近30年后的1985年4月23日的《杂文报》还特别地转载了此文”[3]362。可见，利用“析字”修辞法，在现代政治修辞中仍有用武之地。

结语

“析字”作为汉语表达中独特的一种修辞手法，除了在日常修辞中被自然人用来炫才示雅，在政治修辞中被政治人用来婉转达意、规避政治风险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利用“析字”修辞手法来阐发表达者的学术思想或政治理念。如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天道无二》第五十一：“是故古之人，物而书文，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人庸无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庸无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诗云 ：‘上帝临汝，无二尔心。’知天道者之言也”。董仲舒对“忠”“患”二字的离析，既非炫才示雅，亦非婉转达意、规避政治风险，而是意在阐发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与此相类的，还有《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记“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的史实。楚子（指楚庄王）对“武”字含义的解释，也是离析字形，属于“析字”，阐发的是他的政治与军事观点。虽然从纯文字学的观点来说，“止戈为武”式的解释也许不足为凭，但从修辞的角度看，以“析字”的方法推阐自己的观点，也不失为一种很有创意的表达方式。[3]306

“析字”修辞手法，在中国古代是非常受人欢迎的，特别是深受文人的青睐，包括政治人。到了近现代，由于社会风气的变化，特别是政治环境的深刻变化，思想与言论表达的自由度大为提升，无论是政治人的政治修辞，还是自然人的日常修辞，都无需再为了达意传情的隐晦曲折而运用离文析字的“析字”修辞法了。自然人如果是出于游戏娱乐的目的，大可不必再以“析字”修辞法，而可以代之以其他文字游戏；政治人如果是为了达意传情婉转含蓄、规避政治风险，也大可不必再以“析字”修辞法，可以寻求其他更为大众熟悉与易于接受的修辞法。毕竟现代人对于“析字”的修辞技巧熟悉的不多，“析字”格的运用在现代有点曲高和寡的味道。这一点，恐怕也是“析字”修辞法在现代政治修辞中渐呈衰落之势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