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舞台考证*

李聪慧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上海 200040)

笑舞台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一个主要的新剧舞台，其新剧演出时间长达十四年，有至少十二个新剧团体曾在笑舞台上演新剧。自1914年甲寅中兴之后，多数话剧研究者认为新剧在此之后便走上全面衰落之路，文明戏艺人也大多流落于游戏场中而堕落为商业的奴隶。但是笑舞台却是一个独立运营的新剧舞台，在新剧为多数人所鄙视的那个时期，笑舞台曾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吸引了上海广大的市民群众，努力改变新剧在世人眼中的堕落姿态。虽然努力仍不免失败，但是无论是新剧演出的质量还是人才的培养，还是对未来海派话剧的形成，笑舞台都发挥了重要的力量。关于笑舞台，朱双云、欧阳予倩、徐半梅都曾在自己的著作中介绍过，而以朱双云在其著作《初期职业话剧史料》中《笑舞台的前前后后》一文介绍得最为详细。

一、朱双云与笑舞台

朱双云是早期新剧的先驱者之一，他与笑舞台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曾两度组织新剧剧社在笑舞台演出，之后也在笑舞台担任过编剧工作。因此，对于笑舞台，他是很有发言权的。在《笑舞台的前前后后》一文中，他对笑舞台新剧活动有较为详尽和完整的记载。在写作之前，他说“事皆真实，语不夸张，仅于涉笔之初，举此八字为誓！”[1]可见朱双云是抱着极其认真严谨的态度从事写作的。但是当时他“到了古人之所谓‘知非’之岁”[2]，距其逝世仅有3年时间。由于时间久远和记忆的衰退，使其对笑舞台相关记载出现了部分偏差。笔者通过查阅具体的报刊史料，对《笑舞台的前前后后》一文作较为详细的校勘，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笑舞台，使后世能够更好地去了解20世纪20年代的新剧。

二、笑舞台的前前后后

有关笑舞台的历史，徐半梅和欧阳予倩等人记述均不完整，以至后人对于笑舞台历史沿革的认知，亦多有缺憾。笑舞台的历史变迁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其间不仅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剧目，也留下了顾无为、朱双云、郑正秋、张石川、邵醉翁等人的历史足迹。

(一)笑舞台的前身——沐尘舞台和小舞台

1.沐尘舞台

笑舞台地处广西路汕头路口，1915年开始上演新剧，起初称为“沐尘舞台”。

笑舞台在广西路濂溪坊，是富商周渭石的产业。周氏酷爱话剧，有一个专跑小码头的剧人俞问天，就怂恿他将濂溪坊一部分房屋，改造戏园，起初是叫“沐尘舞台”，由俞问天主办，这是一九一五年即民四乙卯正月间的事。因办理不善，不到两个月便失败了。[3]

根据现在可查的演出广告，沐尘舞台的新剧演出是从1915年2月17日到1915年3月11日，总共23天。沐尘舞台在1915年3月18日发表了“盘出声明”，写道“本台自元旦开幕以来，入不敷出，业于正月二十九日闭幕。”按其声明所说，其新剧演出时间也不到一个月。与朱双云所记述之“不到两个月”稍有偏差。

关于沐尘舞台主办人，朱双云记为“俞问天”。但根据当时广告，俞问天只是沐尘舞台的一个演员。在“盘出声明”中，最后落款人显示为“经理余听天、杨唤醒；协理胡退思；代表人余乐天、李天然”。之后，周耕记也发表了“周耕记经租盘进沐尘舞台生财声明”，写道“本经租有广西路房屋一所，自去年由沐尘定造舞台，立有三年合同，系余听天、杨唤醒、李天然君出面”[4]。由此可见，沐尘舞台的经理人应为余听天和杨唤醒，而俞问天应是作为演员而并非主办人。

2.小舞台

在沐尘舞台结束后，继续在此上接演新剧的是“小舞台”。

顾无为就在那年三月间，把它承租下来，更名“小舞台”，上演女子戏，由林如心、萧天竞、李痴佛等主演。嗣以天气渐热、营业渐落，支持到五月底，终于停演了。[5]

小舞台1915年4月9日开幕，开演女子新剧，“由顾无记、查天记、应时记、熊松记四股合资而成”，此处的“顾无记”便是朱双云所记述的“顾无为”。“第一悲旦林如心、第一小生萧天竞、第一花旦李痴佛、第一名生朱天红、第一老生黄惠芬、第一名丑周桢增、第一名旦薛珍珠”，这是小舞台用以号召观众的重要演员，而朱双云所记述之“林如心、萧天竞、李痴佛”均在此中。但林如心和李痴佛并非小舞台正式所聘之演员。在1915年6月13日，小舞台发布“林如心李痴佛已出小舞台启事”，写道“如心、痴佛从事新剧以来，辱承各界人士赞许，不胜感愧之至，前因小舞台开幕乏人，蒙顾君无为商请演剧，如心、痴佛情不可却，勉允帮忙一月。一月期满，本拟他去，顾君又来情商，只得又允帮忙一月。现已届期，断不能再登台矣。”由此可知，林如心和李痴佛乃是顾无为请来帮忙的临时演员。小舞台在1915年7月17日即阴历六月初六结束演出，与朱双云所记载之“五月底”稍有偏差。

(二)中华笑舞台

在小舞台结束后，新的新剧团体继续在此开演新剧。

周渭石不欲戏园之长此空闭，就托俞问天召集了一般剧人，又更名为“笑舞台”，于是年八月间演出。好在周氏只想有戏可看，并不以此为利，故营业纵然不济，但仍支撑至半年之久。[6]

1915年9月23日，民乐公司发布广告：“民乐公司笑舞台杜逸庵、范炳镕告白：启者，兹由鄙人向周耕记租定广西路七十一号半上海小舞台原址，扩充房屋，组织民乐公司与进兴公司，分为前台后台，开设中华笑舞台，专演女子新剧，与前时进化公司上海小舞台毫无关系。倘前上海小舞台有未清手续及账目等情，概向前进兴公司上海小舞台理楚，俾免交涉。至于民乐公司接洽各事，仅归前台，由鄙人主任；而后台一应事宜，均归进兴公司俞君问天等主任，而前台、后台各分界限，无论何事，各归自理。恐未周知，为特登报声明。此启。”[7]

这是“笑舞台”的名称第一次出现在上海新剧界中，之后长达十四年的笑舞台新剧演出也由此开始。由此“告白”可知，笑舞台前台负责人为民乐公司杜逸庵、范炳镕，后台主任为进兴公司俞问天。

中华笑舞台正式开幕在1915年10月16日即阴历九月初八，而非朱双云所记载之“八月间”，结束演出是在1916年3月12日，即阴历二月初九，总共演出了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并未达到半年时间。

(三)朱双云与笑舞台

朱双云曾二度组织新剧社在笑舞台演出新剧。虽均告失败，但之后仍旧以编剧身份参加过新中华剧社时期的笑舞台。

1.朱双云与大成社

到了一九一六年即民五丙辰三月，汪优游、邹剑魂等，因民鸣停顿，约我合组大成社，并公推我主持一切，我因与周渭石分工合作，由周氏担任前台，我们担任后台。[8]

关于此次演出，欧阳予倩说“他们的做法是‘兄弟班’性质的。剧团没有名称，就叫笑舞台。”[9]徐半梅说“我们这团体没有名称，对外，就称笑舞台。”[10]但是，朱双云在此却提出了“大成社”之名称，这从当时的广告中可知端倪。

“兹由咸安公司租定广西路七十一号半笑舞台房屋，与大成公司订立合同，组织男子新剧社开演优美新剧。所有前台一切交接各事由咸安公司完全担任，后台一切交接各事由大成公司完全担任。旧时女子新剧如有一切轇轕，均归民乐、进兴两公司理楚，与咸安、大成不涉。特此声明。”此处的大成公司即朱双云所称之“大成社”，但其对外所称仍为笑舞台。此时期笑舞台房屋为咸安公司租定，其前台也由咸安公司负责，而周渭石只为笑舞台房主，并非前台负责人。

笑舞台正式开幕在1916年3月17日即阴历二月十四，而非朱双云所记载之“丙辰三月”。

此时恰值袁世凯撤销帝制，大成社特编《退位》《窃国贼》等剧，以顺应潮流，故营业特盛。[11]

欧阳予倩在其著作《自我演戏以来》一书中写道“窃国贼——根据莎士比亚的《汉姆莱特》改编，讽刺袁世凯称帝。”[12]“为人臣而窃君窃国，私通君后，为人弟而盗嫂盗政权，强人子认贼作父，此其人为何如人，此其事为何如事，此其时为何如时，此其势为何如势。认贼作父，戴贼作君，此其耻为何如耻。父仇不共戴天，而母且夫事乎。杀父之仇，不得已装疯做戏，以动娘心，到头来大家难逃一死，此其惨为何如惨！”由此情节可知，《窃国贼》确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所改编之新剧，郑正秋以《哈姆雷特》中弑兄窃国的克劳狄斯来讽刺当时称帝的袁世凯。

关于《退位》一剧，1916年5月19日《民国日报》有一篇名为《十一晚笑舞台观剧记》的小文，便是对《退位》一剧的演出评论。由此文可知，《退位》一剧中的人物有安其鲁，马利亚那，维也纳公爵，克劳丢，尤里雅得等，均为莎士比亚戏剧《一报还一报》中之人物。结合当时广告，《退位》即为莎剧《一报还一报》所改编。之前，莎剧《威尼斯商人》已被改编为新剧《女律师》，这次大成社顺应社会政治趋势，再将莎剧《哈姆雷特》和《一报还一报》搬上上海新剧舞台，促进了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民众对莎剧的理解和接受。

等到一九一七年即民六丁巳二月底，即因周转不灵，而宣告结束。[13]

通过当时笑舞台演出广告，大成社从1916年3月17日正式开幕，演出一直持续到了1918年4月13日即阴历三月初三，与朱双云所说并不相符。

在朱双云著作《初期职业话剧史料》中，第十一章题为《大声公司和药风社》。内中提到了大成社的相关资料。

一九一六年即民五丙辰之冬，经营三久蛰思动，集资五千元，组织大声公司。它的组织，是要将全国著名剧人，完全加入为大声公司的股东，其股本是在剧人应得包银上，分期扣交的。据徐半梅说，这办法是仿照日本松竹会社的。但大声公司的本身，根本没有独立的剧院，故它的营业，只限于四个地方的后台部分，而这四个后台，又不是它本身，开创出来的，一是汉口楚舞台的后台，本顾无为所有。一是无锡景新戏园的后台，本郑正秋所有。还有两个，是上海笑舞台和宁波美华戏园的后台，都大成社所有。[14]

由此可知，大成社在一九一六年底加入了“大声公司”，即被徐半梅称为“资本家”和“银团”的“托辣斯”。“台上的戏要真是跟着他们的路线走，只要能够卖满堂，其他什么都不管，由此变成前台发财而后台自杀了。”[15]可见，加入大声公司后的笑舞台，由于资本的逐利性，演剧质量趋于低下，后台演员对此很不满意，因此在演戏上也并不像往常那般卖力。

不料一九一七年即民六丁巳正月，除了汉口楚舞台和宁波美华戏园，稍有盈余外，其余两家，都是失败，又因顾无为首树独立之帜，脱离公司关系，于是大声公司，遂于同年三月间，无形解散。[16]

由此可知，大声公司在1917年三月解散，此前加入大声公司的大成社，也可能因此而受到影响。

关于大成社加入大声公司的前因后果，从《笑舞台》报上可知些许。《笑舞台》报是朱双云二度返回笑舞台，重新经营新剧时所创办的一份报纸，由朱双云和郑正秋担任报纸编辑。因此关于此报所刊登的“大声公司”的相关事宜是具有较高可信度的。

“前年之冬，民鸣苏而复死。适汉口有人来沪，与优游接洽新戏。时适双云在甬，优游乃谋诸无为。无为正以民鸣闭幕，失去地盘，方谋活动。一方面佯与优游周旋，一方面遣传秋生星夜入汉冀，攫汉口为无为独有。汪则睡在鼓中，莫明其妙。秋生一去旬日，汉信杳然。时已近腊，顾乃另出奇兵，商诸正秋，牵经营三入局，合大成、共和二公司为大声公司。赚大包银者悉为股东，兼由经营三垫款三千元，作为开办费。”[17]可见大声公司是在顾无为的推动和组织下成立的，而并非是经营三发起的，经营三只是大声公司成立时的垫款人。“营业地点凡四：(一)汉口(无为经理之)；(二)上海(优游经理之)；(三)宁波(双云经理之)；(四)无锡(正秋经理之)。爆竹声中，四经理各率所部，分道而往矣。汉口开幕未半月，顾无为突宣告独立，并驰书各埠，数经营三罪。四埠营业，以汉为最，三千垫款取偿之的，本在汉皋。今既独立，经望失矣。无何，锡又以亏负而停办，沪又以不振而让归前台。大声所有，仅存甬江，仅足挹注，欲偿垫款，力殊不胜。三月甬约满矣，大声至此，遂为无形之消灭。”[18]由此可知，大成社加入大声公司后，上海笑舞台是由汪优游负责。后营业不振，后台权利便让归于前台。1917年3月19日咸安公司发布启事，“汪优游君鉴：前由阁下出名与本公司订立正式合同，订明于二月十五日照约履行起，至戊午二月十四为合同满期。讵料由应履行合同之时，阁下竟违背合同，迳自他去，且将原合同中各员带去，致本公司名誉、经济损失。按照阁下亲订合同内规定，此次本公司所受一切损失，应由阁下完全担负责任。今见阁下登报启事，本公司不能承认，特此登报通告，弗谓言之不预也。”可知，汪优游在1917年3月19日之前离开了笑舞台，并带走一批演员。因此，大成社在笑舞台应在1917年3月19日，即阴历二月廿六之前便已经结束。

关于大声公司，欧阳予倩和徐半梅都持批判态度，但是“大声公司”的出现却标志着职业化话剧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职业话剧在初期发展阶段均为分散的剧团演戏，待其演剧趋于稳定，有了稳定的受众后，资本之间的竞争性便会促使垄断性的商业机构出现，“大声公司”便是这样一个机构。这样一个机构能够使得演职人员的工作更具有稳定性，然而，大声公司却没有平衡好资本和新剧演出质量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失败。

大成社结束之后，周渭石又前后台独干起来，但营业终于不振。[19]

由前醉云生之《剧海珍闻》可知，大成社结束之后，后台权利让归于前台咸安公司，而非房主周渭石。

至其不振之原因，且看下面抄的一节文章：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以其习也；非所习，则必倴！年来新剧之所以销沉者：由于治非所习而欺之，饰角则避重就轻，登场潦草塞责，敷衍因循，绝非生气，由是大好新剧，遂至一生九死！这是宋忏红在当时《笑舞台报》上发表的一篇《吾之笑舞台观》的一节，阅之可知周渭石独办笑舞台失败的原因。[20]

《吾之笑舞台观》是刊登在1918年4月19日《笑舞台报》的一篇文章，但其作者却并非宋忏红，而显示为“双云”。此处为朱双云记忆失误。

2.朱双云二度重返笑舞台

自从大成社失败后，笑舞台新剧演出一直持续到了1918年4月13日，之后便是朱双云二度经营笑舞台。

一九一八年即民七戊午的二月，我在无锡，周渭石特派代表来约我回去，与他再度合作，我以一人能力有限，商请汪优游加入，经优游的同意，我就和周渭石成立了合作契约，不料优游临时变卦，突然加入新舞台，我没有办法，临时去请郑正秋参加，但周渭石向不满意正秋的演戏，因此前后台间，发生小小裂痕，兼之营业清淡，所以合作了三个月，又告分手，自我分手之后，话剧之在笑舞台，停顿了半年。[21]

朱双云二度重返笑舞台正式开幕是在1918年4月17日即阴历三月初七，而笑舞台在十几年的新剧演出中所拥有的唯一一份以笑舞台命名的《笑舞台报》也从此一天开始出版，虽然只出版了短短33天时间，但却给这一时期的笑舞台新剧演出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此次由郑正秋出任后台编辑总主任。但一个月之后，郑正秋却离开了笑舞台，重新组织药风新剧场进行新剧演出，成为笑舞台的一大劲敌。“正秋于十一日起，已与笑舞台脱离关系，凡我同志及药风社学生联带辞去而出门他就者，当知宁使不合时宜，万勿教营业性质战胜教育主义也，编剧如果一味媚俗，演剧如果一味取悦妇人女子，是已先失去人格矣。不是从事移风易俗，实是提倡伤风败俗矣。看戏人受害必多。如遇此种团体，还须照例辞回。假使牺牲药风宗旨，以相迁就是非，吾徒也今而后无入吾门。”[22]可知，郑正秋应是在演戏宗旨上与笑舞台不合而脱离。朱双云在这里所说“周渭石向不满意郑正秋的戏”应为误，应是前台咸安公司与郑正秋演戏宗旨发生冲突。

郑正秋离开笑舞台后不到一个月，朱双云也被笑舞台辞退。“双云承笑舞台复兴公司诸同志不弃，委为经理。自顾菲才，本不敢承，只以蒿目剧艰，不忍坐视，乃复勉为其难，强起视事。组织方始，突以前宁波美华戏园大声公司公债关系，涉讼半月。复兴事务，无暇亲躬，营业遂至日落，公司遂至不振，乃于本月十日召集全体，决议解散。自十三起双云与笑舞台脱离关系，所有双云代表复兴公司所结契约等等，概作无效。特此白闻，惟希公□。”[23]由此可知，朱双云此时仍旧陷于之前与大声公司之间的纠纷之中，而无力经营笑舞台。在朱双云退出之后，笑舞台演出七天之后也归于停止。

(四)前期和平社

在朱双云二度经营笑舞台失败后，笑舞台新剧停演了一年多的时间。

一九一九年即民八己末元旦，张石川、张巨川昆仲又以民鸣社名义，在笑舞台演出，起初上演《新青年》《群鬼》《曙光》等，较有意义之剧，营业并不发达，直到秋季，上海连续发生了几件惊人的故事，民鸣社利用机会，先后编演《蒋老五殉情记》《凌连生杀娘》《阎瑞生》等，既是本地风光，又属惊人案件，营业因此大盛，获利因此甚厚，时人有称之为“三生有幸笑舞台者”。三生：是凌连生、阎瑞生及蒋老五的情人罗炳生。[24]

关于此次新剧社的名称和开演时间，朱双云在此记述有误。“和平社新剧部准于十七夜开幕，剧务主任郑正秋”。此处朱双云所记述之民鸣社应为“和平社新剧部”，时间应为1919年9月10日而非“民八己末元旦”。“笑舞台本为张石川兄弟于南洋烟草之简氏，可称二难。后因交易所关系，张等挈郑正秋同上脱离新剧界。”[25]“广西路笑舞台和平社新剧部慨念西北八省灾情重大，故由前后台经理张巨川郑正秋二君发起，与商界协赈会商妥，于十一夜(星期五)演剧助赈。”[26]由此可见知，和平社前台经理为朱双云所提及之“张石川昆仲”，而后台经理则为郑正秋。

朱双云所记载之《新青年》一剧为郑正秋所编，是和平社开幕之作，《曙光》为徐半梅所译，两剧都为前期和平社时期演出。而《群鬼》则是在后期和平社演出，演出时改名为《亲阿哥》。

前期和平社的招牌戏为实事戏，最受观众欢迎的为三出大悲剧——《凌连生杀娘》《蒋老五殉情记》和《莲英被难记》，即朱双云所说的“三生有幸笑舞台者”。《凌连生杀娘》根据上海城内实事孔家弄血案所编，虽未曾连演，但是其演出频率非常高，日戏和夜戏共演出超过40次。《蒋老五殉情记》根据上海久安里实事改编，被笑舞台称为“百观不厌的大悲剧”，分两本演出，演出超过100次。朱双云所提《阎瑞生》一剧，笑舞台开演时称为《莲英被难记》，也是本地实事警世新剧，根据花总理谋杀案所编，起初分三本演出，后改为两本，演出超过90次，在“三生”中连演天数最高。这三出戏不仅帮助笑舞台一次次度过危险难关，使其得以大获利润，还引起了上海新剧舞台编演实事剧的潮流。实事剧迎合了观众关心社会重大事件的心理，之后越来越多的新闻实事被新剧家改编为新剧进行演出。

前期和平社一直演出到1922年6月11日停止，共演出了两年九个月的时间。

(五)新中华剧社

在前期和平社结束三个月后，新中华剧社在笑舞台开演新剧。

上海闻人张啸林、浦金荣、陈鋆宝等，歆于末期民鸣社之坐获巨利，遂于一九二二年即民十一壬戌的八月，接办了笑舞台。[27]

新中华剧社1922年9月21日即阴历八月初一日开幕。由于之前和平社的实事戏演出大受观众欢迎，新中华剧社也很注重编演实事新剧。《骚翁贤媳》和《张欣生杀爷》就是当时新中华剧社的两出大受欢迎的实事新剧。

开幕不久，张欣生案，三番判决，笑舞台喜出望外，以为可获巨利，岂知仅演三次，已乏号召之力，幸在此时，天津发生了一件咬舌奇案，笑舞台即取其事，编成一剧，名曰《骚翁贤媳》，上演的结果，是连演廿八场，场场满座，因他很顺利的过了一冬。[28]

《骚翁贤媳》一剧首演于1922年11月17日，《张欣生杀爷》一剧首演于1923年1月6日，因此《骚翁贤媳》一剧上演在前，《张欣生杀爷》一剧上演于后。《骚翁贤媳》是朱双云根据天津的咬舌实事所改编之新剧，在当时共演出19场而非朱双云先生所记载之“廿八场”。《张欣生杀爷》是根据上海三林塘的实事改编的新剧，当时上海各剧社都争相上演，而笑舞台的《张欣生杀爷》则将布景和服饰的“真”发挥到了极致。“笑舞台的《张欣生》，情节完全写实，布景中之‘三林塘村景’‘张万兴米店’‘龙泉园茶馆’‘张驾云坟墓’都和真的差不多。他们的化妆也十分讲究，虽一冠一履之微都照乡人本式，至于谈吐表情尤臻神化。”[29]

新中华剧社一直演出至1923年4月4日，共演出不到七个月的时间。

(六)后期和平社及笑舞台之结束

新中华剧社结束后，和平社新剧部于1923年9月17日重新在笑舞台开幕，此次和平社开幕，除张氏兄弟和郑正秋外，还加入了邵醉翁。“笑舞台之资本，为五千元。邵醉翁居其半，张石川张巨川郑正秋，合居其半。”[30]这一时期的和平社可称之为“后期和平社”。

不到两月，张石川、邵醉翁等合组和平社，在笑舞台上演，想尽种种办法，营业总无起色，一年之后，石川就要解散，醉翁不表同意，结果是张氏脱离关系，和平社由邵氏独资经营。[31]

后期和平社与前新中华剧社之间相隔有五个月的时间，而并非“不到两月”。且后期和平社从未由邵醉翁独自经营，相反，邵醉翁在1926年3月10日即正月廿六日，因与张巨川及郑正秋之间产生矛盾而首先脱离了笑舞台。“邵曰，去则去尔，拈□何为，速以二千五百元之资本返我。我去可矣。张郑遂以二千五百元与之，邵醉翁遂于丙寅正月二十六日，脱离笑舞台而一意于天一公司。”[32]

直到一九二五年即民十四的秋间，因他所营电影事业，日益发展无暇兼顾，遂告结束，而笑舞台也就改建为住宅了。[33]

和平社新剧在笑舞台的演出持续到了1926年9月26日，而并非是1925年秋间。且和平社结束之后，笑舞台并未结束新剧演出，至少还应有四个剧社在笑舞台进行演出，有今古大戏院，罗汉剧社，新生命剧社等。新剧演出一直持续到1929年5月14日，此后便再未有笑舞台新剧演出的相关广告。

三、笑舞台与话剧

笑舞台是新剧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状态的见证者。在笑舞台前期的新剧演出中，为了能够吸引观众，常常都是需要每天换戏的，这也导致了幕表制的盛行和演出前不排练的弊病。但是到了后期，从后期和平社开始，笑舞台每出戏上演的时间增长，不必每天都换戏，每出戏有了更多的排练时间和演出时间，一出戏的演出时间甚至可长达一个月。这也意味着新剧在这一时期走向了成熟。

提起20世纪20年代的话剧，爱美剧一直是话剧界人士的关注重心，虽然其坚持剧本制，提高了话剧的严肃性和艺术性，但是爱美剧却是业余性质的，很多爱美团体即演即散，使得爱美剧很少有长期固定演出的剧团，且其提倡者多为外国留学归来的学生，他们并不完全了解上海社会所特有的市民文化，因此其也未曾真正走入上海的市民社会之中。在20年代与民众发生更多联系的还是职业化的新剧。笑舞台便是20世纪10到20年代一直存在的新剧演出的代表性舞台，它不仅延续了甲寅中兴之后新剧的生命，将新剧引向成熟，同时，笑舞台的新剧演出还为后来海派话剧的形成打下了重要基础。[34]笑舞台的新剧演出适合当时上海市民观众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心理，带有海派话剧所独有的上海的市民文化特色。相比更倾向于话剧理论研究，学习西方戏剧创作方法的爱美剧，笑舞台的新剧演出更为当时的上海市民所欢迎。笑舞台与当时众多附属于游乐场的新剧团体不同，它是当时上海新剧界中具有自身独立性的唯一的新剧舞台，因此笑舞台并未完全被商业所左右。而郑正秋及其门人是在笑舞台坚持新剧演出时间最长的主力军，郑正秋对新剧一直坚持着“教育主义”的方针，因此笑舞台的新剧演出也并非完全地庸俗低下，而抱有一些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进步倾向。尽管当时的笑舞台演出还沿用之前文明戏的幕表制，没有固定的剧本，但它却凭借其所具有的符合上海市民心理和文化特色的戏剧演出，吸引着上海广大市民的眼球，艰难而又坚强地走着一条与爱美剧不同的戏剧道路，为之后三四十年代海派话剧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除此之外，笑舞台还将新剧与电影联系起来，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电影人，郑正秋、张石川、邵醉翁都是从新剧开始走向电影的。笑舞台历经14年，是历史上生命最长的新剧舞台，为了使新剧得以继续生存，笑舞台一直在商业化和教育主义之间挣扎着，尽管其最终仍旧不免关闭的命运，但是在上海话剧史上，它仍旧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研究20年代的话剧，笑舞台不应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