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谷亭薰习录》集部初探

刘占康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康乾之际，统治者经过几十年的武力征讨，统治基础不断巩固，社会逐渐稳定，文化事业也渐趋繁荣，私家藏书尤为发达，由《四库全书》中的进呈书目亦可见一斑。其中，吴焯之子吴玉墀进呈的书籍有152种1 777卷，存目101种，8种无卷数。《绣谷亭薰习录》便是吴氏父子为家藏书籍所作的提要目录。

一、吴焯父子及其《绣谷亭薰习录》的编撰

私家藏书至明清而大盛，与此相应，目录学著作也呈现繁荣的景象，涌现了毛晋《汲古阁书跋》、钱谦益《绛云楼题跋》、钱曾《读书敏求记》、缪荃孙《艺风藏书记》等一大批优秀的私人藏书目录，为整理我国古代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绣谷亭薰习录》便是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私家藏书书目。

(一)吴氏父子

吴焯，字尺凫，号绣谷，晚号绣谷老人，清代钱塘人，生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卒于雍正十一年(1733)，“喜聚书，凡宋雕元椠与旧家善本，若饥渴之于饮食”[1]467，建构“瓶花斋”“绣谷亭”，专以藏书吟咏为业。绣谷亭藏书多达万余卷。赵昱诗曰：“故人绣谷翁……插架饶万卷。”[1]468吴焯著有《渚陆鸿飞集》《药园诗稿》《南宋杂事诗》等。吴焯与厉鹗、毛奇龄、朱彝尊等当时名士多有来往。张熷有其行状。其长子吴城字敦复，号瓯亭，钱塘监生，雅好聚书，能承父志，凡“插架所未备者，复为搜求，勤加校勘，数十年丹黄不去手。城子为金、中麟均能文”[2]，著有《瓯亭小稿》《配松斋诗集》等。另，吴玉墀，字兰陵，号小谷，吴城之弟，焯之子，乾隆庚寅科举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任太平县教谕，五十四年(1789)任贵州遵义知县[3]10，五十九年(1794)任正安州知州[3]25。四库开馆，玉墀献书数百种。玉墀妻应世婉，聪颖能诗，有遗诗《漱玉亭稿》4卷。

可见吴氏家族为书香门第，喜藏书，尤着力于宋元珍本的收集。而《绣谷亭薰习录》一书便是对瓶花斋所藏书籍的记录，其中不乏秘书宝册。

(二)《绣谷亭薰习录》

《清史稿·艺文志》载：“薰习录二十卷。吴焯撰。”[4]但该书在流传过程中散佚。叶德辉《书林清话》载：“存经部易一卷，集部三卷，近仁和吴昌绶校刻。”[5]现存松邻丛书乙编本，即仁和吴昌绶双照楼刻本，有易类1卷，105种，集部2卷，210种，分作2册。原本具体卷数和分类已不可考。集部2卷依据时代划分，楚辞4种，唐人集23种，宋人集102种，金人集4种，元人集58种，明人集19种，共210种。

该书前有其子吴城、吴玉墀序文，可惜首页阙佚，但依然可以从中大略看出该书的写作原委。其文如下：

(前叶阙)君子①其或取诸。

一作者生平事迹，惟以正史为断，史所不载者，则考之志乘，志所不载者，则参之晁氏《读书志》，马氏《文献通考》……其遗事逸语，见之诸家文集野史说部，中者悉采入焉。如同时远省之人则询之是邦故老，不惮再三，期于核实而后已。

…………

一雍正癸丑，先子见背，讫今三十余年矣！始克收罗散失，重加编校，或前为钞本，今已刊布者；或前为秘籍，今始流传者。不无互异，一遵原稿，以存先志。

男 城、玉墀 恭记[6]5

可见，该书内容搜采广泛，以史书为主，间考各种书目文献，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马端临《文献通考》、钱曾《读书敏求记》、朱彝尊《经义考》等。其他各类书籍，即便是野史小说，如有相关者也悉为采入。倘若条件许可还会实地考察，询问故老，以期核实，其严谨笃信可见一斑。另外，通过该序还能够大致确定该书的编纂时间。序文末言“雍正癸丑，先子见背，迄今三十余年矣”，雍正癸丑为雍正十一年(1733)，所以吴焯应死于1733年，那么该目录编纂成书当在30年之后。

此外，由此序文可知，该目录为吴焯所作，后由其子吴城、吴玉墀整理而成。吴焯生前已为其藏书作过诸多题跋识记。如精抄本《元和郡县图志》题识一条：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四十卷，篇首皆有图，凡海宇要隘依约可睹，得王公设险之道焉，其后图既散亡，志亦阙逸，已见程大昌后跋中，则编有阙文在宋时已然矣。余今以《唐书》校之……第不知焦氏何所据而指为五十四卷也……余搜求廿年始获得之。维日冬至从桥西观海棠盛开，归披此卷，良快心志，篝灯泛览，不觉达曙。康熙丁酉十一月二十日绣谷亭主焯。[7]429

《绣谷亭薰习录》史部内容亡佚，无法与此文相对刊，实为遗憾。跋中先列作者、卷数，然后介绍该书的内容和流传情况，考证校勘卷数的分合。这些体例模式基本奠定了该书的写作基础。不仅如此，吴氏作为书香世家，其子吴城、吴玉墀皆能继承父志，喜读书聚书，在此过程中也积累了大量资料。影枕碧楼丛书《南轩易说》跋称：

此东北部末跋语云“静惕堂古林书目有此，此即其藏本也。从湖州书贾得之，识数语以志喜”。当为吴敦复所记。[8]

又《善本书藏书志》中《读书敏求记》条载吴玉墀手记一则：

是钞为知不足斋藏本，癸巳夏鲍兄举以赠予，昔竹垞太史乞钞于也是翁，小胥与以金不应，脱所衣青狐裘益之。先子乞钞咸涪临安志于花山马氏，予钱二万，经半年乃得半部，复予钱二万始允借钞，前辈爱书如此。今藏书家如市儿说合矣。世风不古，即此可证。丙申春，仲小谷跋。[7]552

可见，其子吴城、吴玉墀也对藏书作有题识、附记等内容。只是这些题跋都是随手而记，缺乏统一格式，往往还夹杂着许多私人琐事和个人情感。如《南轩易说》跋称该书“从湖州书贾得之”，《读书敏求记》更是大段叙说书籍的来处。吴焯《元和郡县图志》也有“维日冬至从桥西观海棠盛开”等生活琐碎内容的记叙。还有一些比较感性的记录，如“良快心志”“世风不古”“数语以志喜”等表达情绪的词语。而在《绣谷亭薰习录》中，此类同书籍本身无关的内容多已删去，形成了规范的统一的体裁格式。因此《绣谷亭薰习录》由吴氏父子两代人共同完成。

二、《绣谷亭薰习录》的目录学价值

目录之书起源于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后由《汉书·艺文志》保存下来，对考察书籍源流以及了解亡佚书籍等方面具有很大价值。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中言“则知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9]。吴氏父子文化积淀深厚，《绣谷亭薰习录》一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目录学价值。

(一)版本记录详细

有宋《郡斋读书志》开私家藏书目录之先河，为后世私藏书目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本的体例范式。其体例为介绍每书作者、卷数和主要内容，后世多沿袭。后尤袤《遂初堂书目》开始简单记载各书版本。如《尚书》，《遂初堂书目》：“旧监本《尚书》、高丽本《尚书》。”[10]至明代，许多书目都有意识地记载书籍的不同版本。如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李鹗翀《得月楼书目》等，但大多与《遂初堂书目》类似，只记载版本为宋本或元本之类，不描述具体内容，甚而不载卷数及撰人。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首次将版本纳入提要范畴，而不仅仅是单纯地对版本进行“账簿式”的罗列。如李白诗集，《读书敏求记》：“李翰林全集三十卷，太白集宋刻绝少，此是北宋镂本，阙十六卷之二十二、十六卷之三十，予以善本补录，遂成完书。前二十卷为歌诗，后十卷为杂著，卷下注别集，简端冠以李阳冰序，盖《通考》所载陈氏家藏。不知何处本，或即此耶。”[11]可见，在《读书敏求记》的提要中，第一部分介绍了《李翰林全集》的版本来源为宋刻本，第二部分说明各卷内容划分。在《读书敏求记》中许多提要的条目介绍了书籍的版本内容，这已成为该书的一大特点。《读书敏求记》虽开了于提要中记录版本的先河，但所记比较简略。《绣谷亭薰习录》在此基础上，对版本记载得更为详细，会提及具体的刊刻者或刊刻时间、地点等。如《龙筋凤髓判》条：“沈润卿刻本，丹阳都穆跋其后。”[6]8《重刊校正笠泽丛书》条：“元后至元五年鲁望之十一世孙德原刊于书院。”[6]10有时连版刻数量和字数也会记载在内，如《黄州小畜集》条：“并开载工价，计雕五百三十二版，依旧本凡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四十八字。”[6]12可见其对版本记载得非常详细。有的条目还详细介绍其书刊刻过程，如《台阁集》条：“案克家上蔡人，先为谏议大夫，言蔡京事，后以龙图阁待制知台州。嘉佑于上元中尝刺台后守，表扬前烈，因刻于郡斋。”[6]7该按语结合谢克家生平经历，说明此本《台阁集》的刊刻原委，也能由此间接地了解该书的主旨大意。

有的条目还会还原其版本流传过程。如《曲江集》条：“明琼山邱濬录自阁本，成化九年序而刻于韶郡；万历十二年，南韶兵备豫章王民顺重翻。”[6]3《李贺歌诗编》条：“京兆杜牧序，元至正丁丑复古堂翻雕，遵宋临安陈氏书坊旧本，明再翻，有刘淮东之跋。”[6]7有的条目全文都是对版本流传的介绍，可见作者对版本的重视。如《道乡集》条：“绍兴五年李纲序，公之二子柄、栩镂板传世。既经散失，明初谢应芳龟巢访其遗文，著为《思贤集》五卷，刻于常州成化中，翰林学士王思轩从内阁录得原本以授公之十四孙量，于是此集复行翻雕，并《思贤集》附，此本无《思贤集》名，当是量未翻雕以前钞本也。”[6]35这对把握该书的流传过程、正确评估其版本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二)考证精审

《绣谷亭薰习录》除了对版本内容作了详细的记录外，还对书籍相关内容作了考释，包括作者的生平爵里、作品的真伪等。作者也自言博览百家诸子之书，虽遗事逸语，悉加采入，乃至实地考验，询问邦国故老，其考证之精审核实可知。

1.考证人物生平爵里

古代通讯不便，加之作品保存困难，许多诗人作家作品散佚严重，作者的生卒年等一些问题难以确定。《绣谷亭薰习录》在参考各种文献的基础上，加以合理推测，对这些问题进行考证释疑。如《姑溪居士集》条：“陈氏称之仪为尚书之纯之兄，考本集，之仪乃从弟也。之纯字端伯，之仪字端叔，可证。”[6]27又如《李太白集》条花费了近1 000字的笔墨对李白生卒年、出生地等进行考证，驳斥《新唐书》《旧唐书》等说法的讹误，并一一追溯其致误之原，甚为详审。对于像李白系狱年份这种复杂的问题，作者也并未下断言，只是认为《南丰序》所言更为“精当”而已，并感叹“信乎考订之难！”。可见作者于考订下了很大功夫，对其中的酸甜苦辣深有体会。

2.考辨作品真伪

对于混入文集中的伪作，作者会在《绣谷亭薰习录》中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考察和推断。如《浮溪集》条：“末附罗愿所撰显谟阁学士程迈司业胡伸二传，因高宗尝书御屏‘文章汪藻，政事程迈’，而时人语有‘江南二宝，胡伸汪藻’，故编集者取二人以附之，往见录本，失去标注并原名，误认为藻作矣。”[6]28作者根据文本中的错误，推测《浮溪集》中程迈、胡伸二传撰者致误的原因：整理者将当时的时人谚语与高宗御屏语相混淆，由此导致署名的误会。又《韦苏州集》条：“又今本末卷有《鼋头山神女歌》《寇季膺古刀歌》二篇，古本所无。观其笔势繁缛，不似韦作。”[6]7从韦应物诗歌的版本和风格判定该书为伪作。现存韦集基本上是以王钦臣重编10卷本为底本，而在此本中并无《鼋头山神女歌》《寇季膺古刀歌》，吴氏言“古本所无”当指此。宋代在王钦臣重编本基础上凡有三刻，补入8首诗，后《全唐诗》又增补5首，其中就包含此2首诗。“必须注意的是，无论宋代三刻所补入的八首诗，还是《全唐诗》所补入的五首诗，都有很不可靠之处。”[12]因此，《绣谷亭薰习录》将其定为伪作，虽稍嫌于武断，却也为考察其作品真伪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参考性。

3.考证卷数

“卷”是书籍的计量单位，每卷文字多少，并无一定的规制，这也造成了同一部书卷数会有出入。尤其是雕版印刷出现后，书籍的传播发行更为便利，不同的版本卷数不同是常见的现象。《绣谷亭薰习录》能在考察版本流传的同时，注意厘清不同版本卷数的分合，这在之前的书目提要中不多见。如《居士集》条：“此欧公存日集已行海内，迄无全本，自周益公集诸本编次且为之年谱曰《居士集》，外集而下至于书简集凡十，名刻于家塾。其子纶又得欧阳氏传家本，乃公之子棐所编，属益公旧客曾三异校正，即《文献通考》所载《六一居士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四卷、年谱一卷是也。明嘉靖中行人陈珊总旧集厘为一百三十五卷，刻于江西藩署，而其先天顺、弘治、正德、吉安皆有刊本，皆祖庆元刻也。此编或疑非祖本。案公志表皆云《居士集》五十卷，即益公十集中之一。而陈氏云：‘《居士集》，欧公手(所)定(也)。’今卷尾有熙宁五年男发等编定。案年谱，公以是年闰七月卒，则此五十卷是当时手定本。至益公庆元刻本始汇其全耳。”[6]15该序说明了欧阳修《居士集》卷数由50卷到153卷，再到135卷的演变历程，清楚地展示了其各个版本的卷数发展情况。

还有一些书籍卷数记载前后矛盾，或不同书目记载各言其是，纷繁复杂，提要会指出疑误所在，并作出推测。如《苕溪集》条：“焦氏题行简《苕溪集》五十五卷即此是已。又载刘一止《类稿》五十卷，一书字一书名，其误特甚。考韩元吉行状只称《类稿》五十卷……考其全编，前五十三卷皆本集，第五十四卷行状，五十五卷告敕，则卷帙又与韩状不侔，岂后人又加编定欤？”[6]31

三、《绣谷亭薰习录》的文学批评价值

《绣谷亭薰习录》所录书籍，以记版本为主，兼有考证，文学评论相对较少，只是偶尔提及，有时还是引述前人评语，草草了事。如《眉山集》：“陈氏称其‘长于议论，着论精确’，刘夷叔称其‘属对工巧，诗自成家’，并属定论，不愧苏氏后尘矣。”[6]27又如《养蒙集》：“阮亭尚书论其诗文皆肤浅不工，信然。”[6]49作者只是引用前人评语加以肯定，并无自己独特意见，然而由“并属定论”“信然”等词亦可想见作者的文学态度。加之集部保存相对完整，后序云：“经史子三部六册不知流落何处，幸此集部一类尚完好足焉。”[6]67即便大多是只言片语，我们也可据此大致窥探吴氏的文学批评思想。

(一)尊儒崇“道”，注重诗法

《绣谷亭薰习录》表现出儒家道统思想，这自然与儒学占据统治地位有关。且清代考据学盛行，知识分子大多沉溺于考经订史，对辞赋文章不甚在意，戏曲小说更是等而下之。《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言：“今扫除畛域，一准至公，明以来诸派之中，各取其所长，而不回护其所短，盖有世道之防焉，不仅为文体计也。”[13]吴氏在《梧溪集》中亦言：“彼于宋末前闻犹为传述，况乎闻见所至，一一可惊可谔之事，发乎放言高论之间。盖欲以草野之诗，备一代之史，所谓不以风云月露浪染笔尖者也。”[6]54所不同者，《四库全书总目》虽不提倡“风云月露”的纯文学性写作，但还是肯定了它们的存在，而《绣谷亭薰习录》则明确认为“风月之形”的描写是“浪费笔墨”的无用之作，甚至对《网山集》中《浮屠氏论》一文提出强烈批评，这可看作吴氏的政治及文学宣言。其文如下：

呜呼！佛入中国以来，其教既行，举中国而西方之矣。所谓裂其衣冠，去其须发，逃父割妻，毁灭形骸，此蠢夫愚妇之所为。而学士大夫往往指空说性，凝思于虚，观心于寂。即贤如苏子瞻、张无垢辈犹蹈入禅学焉。孟氏诛其心，韩子罪其迹。时各不同，后先一律，岂得以西土之俗，置之不论不议之列乎？[6]37

由此可见吴氏笃信儒家之诚，对儒以外的其他思想采取排斥的态度，大加挞伐，认为是“蠢夫愚妇之所为”，可以说“尊儒崇‘道’”这一思想基本上贯穿了他文学评价的始终，把符合儒家之旨作为最高的评价。如《龙川集》言：“今观适序……发其秘藏，见圣贤之精微以不失儒者之旨。其推崇亦至矣。”[6]38但在强调诗文思想正统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形式的美，肯定诗法。在《广陵集》中列举《春雪》《京口》《润州》《春城》诸诗，认为“皆可为诗法”[6]23。又如《鹿皮子集》：“期以孔子为师而折衷群言之是非，可为特立独行而无畏慑者矣……诗七言绝佳，第多出韵不可为法。”[6]51对陈樵诗文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给予肯定，同时对其诗歌不合韵律要求感到遗憾，认为“不可为法”。可见《绣谷亭薰习录》所提倡的文学之美应符合思想与形式并胜的要求。

(二)以人论诗，讲求气骨简重之美

《绣谷亭薰习录》评价作品时往往会联系创作者的品格和生平，如《鲁公文集》：“公一代伟人，与日星河岳长留天地，其词章翰墨散落人间，当亦有鬼神为之呵护者矣。”[6]3并未直接评价颜真卿的文学成就，而是赞扬了其伟岸品格，间接对其作品表达了肯定态度。由此可见《绣谷亭薰习录》评价文学作品往往从其人品格出发，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与其“尊儒崇‘道’”的思想是一致的。由此而来，《绣谷亭薰习录》对诗文的审美评价更着重于文章气骨以及简练厚重的美学风味。吴氏在《湛然居士集》条中言：“余尝论《中州集》与元诗绝不相类，读《湛然集》犹存余响，在元人中别是一种气骨也。”[6]46赞扬之情油然而生。又如《杜清献集》条：“读诸条奏，剀陈时事得失，犹觉生气凛然。”[6]39对于简练厚重美学风格的追求，在《绣谷亭薰习录》中更有多处论述。如评王禹偁诗文，认为其“能去五代繁缛之习，一出于典雅简重，是所谓能开风气之先者”[6]12。《北山小集》条“古诗坚洁犹有宋初风味，然颇负著述，当时人亦尊之”[6]31，简练并不是淡而寡味，相反意味着厚而有味，因此作者吴氏也特别强调诗歌所蕴含的醇厚之美，如《澹居稿》条：“其诗不失温厚和平之旨，力矫江西派艰涩一路，学者当知之。”[6]60《虞文靖集》条：“其文醇正雄简，宗门之子长也。”而对于不符合这一标准的诗文，哪怕其外在形式多么完美，在吴氏看来都是有弊病的。如《不系舟渔集》条：“永嘉自四灵宗尚唐法，沿及子上，犹有余风，然失之薄矣。”[6]53

四、结语

古今书籍散落多矣，赖目录之书可保存一二，以供后人了解当时所存图书及文化发展情况。《绣谷亭薰习录》是吴氏家族两代人相续努力的结果，虽然散佚严重，所存不多，但依然可以从保存相对完整的集部目录中略窥其内容特点。它上承钱曾《读书敏求记》，对书籍版本及流传有详细记载和考辨，对后世研究某一书籍的版本有重要借鉴意义。该书虽涉及文学思想和艺术的内容不多，但依然可以看出当时普通知识分子对文学的评价标准和审美追求。总之，《绣谷亭薰习录》一书是清前期具有代表性的目录著作，虽历经风雨，但依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注释：

①由下文推断，此处所缺之处当为“先君子”，即其父吴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