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社交媒体使用对大学生科学信任影响的实证研究

王新雨 梅欣雨 蒲信竹

摘 要：信任是社会秩序形成的基本条件，以往研究证实了媒介对信任的各种形态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研究以247名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探究社交媒体使用对科学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正向预测科学信任;第二，媒介素养在社交媒体中与科学信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研究对基于社交媒体的科学传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社交媒体 科学信任 实证研究

1 引言

在当代社会，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信息交流逐渐形成社会参与广泛性、信息传递及时性、话题内容开放性等特点[1]，公众意见在公共场域中的讨论与传播使原有的文化形态得以传承。社交媒体逐渐展现出从“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的趋势，促进了网络民众建构话语权力的释放，更多非权威科普工作者加入科学传播过程中，同时在自反性的作用之下，重构秩序。但网络资源繁杂，真假信息交错，受到不同地区、社群内的公众个体信息认知能力参差不齐、科学知识水平极不平衡的制约，科学传播活动受到极大的阻力，新媒体使社会信任问题的复杂程度加大[1]。公众对科学研究及应用的信任问题逐渐在科学向后学院科学的转变中凸显，对科学的质疑和不信任衍生出对各界的不良影响，重建公众科学信任迫在眉睫。

基于此，本文深入社交媒体使用与大学生科学信任的关系问题，通过问卷调查，试图探究社交媒介使用对科学信任中的科学专家信任、科学知识与技术、科学制度三方面影响，深入阐述各项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社交媒体的科学传播提供借鉴。

2 文献回顾

2.1 信任

随着信任在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作用逐渐显现，学者们对于信任的探究更加深入，但对信任的界说和内涵存在分歧，一种观点是把信任作为“个体行为”，依托某个特定的情境设置，根据双方是否进行合作等行为研究发生互动行为的双方关系，如梅西克和克雷默认为信任是个体对他人是否遵从或违反道德标准所作的反馈行为[1]。另一种观点，将信任作为积极性“预期”。区别于“基于信任采取的行为”，预期是个体事先持有和形成的，不必然发生信任性行动，强调信任是个体对他者先行的判断而非行动[1]。学者邹宇春等对中国城市居民信任格局中发现，个体对家人、邻居、同事等自然人的信任存在强弱差别，总体呈现家人>次属信任/制度代表（警察、医生等）的态势，但其中对于科学家群体的信任成为仅次于家人、朋友且高于邻居、同事的唯一例外，显示出其在社会中广泛的高信任度。基于此，本研究将科学信任细分为科学家信任、科学知识与技术信任以及科学制度信任三个维度，以便全面探究二者相关性。

2.2 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

国内现有关于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主要集中涉及使用行为与使用动机两方面内容。大学生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研究主要以采用问卷调查法为主，从社交媒体类型、使用频率、使用时间、参与度、内容偏好等维度探究社交媒体使用对大学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1-2]、社交媒体使用对大学生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的影响[1]、以及社交媒体使用与地方认同的关系[1]等。

对于使用动机的研究，主要通过实证的方法进行分析，如学者王重重等研究发现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动机排序分别为获取信息的需求、娱乐消遣的需求、人际关系维护和扩展的需求、自我表达与社会认同的需求、情绪释放的需求[1]，学者丁晓洋关于社交媒体的文化差异研究同样发现，中国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动机权重最高的是获取实用信息[1]。张咏华等有关大学生专业对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与动机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包括认知需求、情感需求、个人综合需求、社会联系综合需求、逃避释放压力需求在内的动机中，认知需求和情感需求是最主要动机[1]。

2.3 媒介使用与信任

现有的对媒介使用与信任的研究多集中于媒介使用与政治信任、社会信任等关系的分析。媒体抑郁论，最早由Robinson提出，探討了电视新闻中反体制的消极内容会强化政治犬儒主义，造成公众对政治的负面认知和评价增加，削弱政治信任。Putnam认为美国的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下降主要归因于电视观看的增加，即电视新闻内容对政治信任有负面影响[1]。学者胡百精认为，互联网视域下，被放大的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危机来自于“不交往”、“浅交往”和“脱域交往”，同时互联网也隐藏着建立民主对话、重构信任的可能性[2]。媒介对信任影响的动员论认为，媒体使用塑造知情的公众，有助于增强公众的公共事务参与度，促进加强政治和社会信任，学者卢春天、权小娟从信息传播的视角出发，研究发现传统媒介的使用对政治信任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另外，还有学者秉持媒体无关论观点，认为媒体使用对信任没有显著影响。

媒介使用具有高度个性化，公众在选择媒介时由于受到个人爱好、区域以及技术水平等方面的限制，在媒介的使用程度、类别上大有不同，获取信息的深度和广度也大有不同，因此产生了一定的知识沟鸿沟。不同的知识获取量可能会影响人们对科学专家信任、科学知识与技术、科学制度三方面，本研究旨在探究受众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或所接触到的媒介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对科学信任产生影响，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H：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强度与科学信任有正相关关系。

假设H1：大学生对社交媒体使用越多，就越可能对科学专家信任有显著的积极效应。

假设H2：大学生对社交媒体使用越多，就越可能对科学知识与技术信任有显著的积极效应。

假设H3：大学生对社交媒体使用越多，就越可能对科学制度信任有显著的积极效应。

3 数据与变量测试

3.1 样本采集

由于大学生群体具有较高的同质性，本研究主要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综合考虑中国各高校及学生的地理位置、办学性质等因素，选取来自全国各地的部分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星在线生成问卷并逐一定向发放，依靠研究员人际传播，通过但不限于朋友圈、微博社区、豆瓣小组、微信群等将问卷扩散全国范围内高校大学生群体。在正式投放前，进行了30份样本的预调查，并根据被试反馈修改了问卷语义语境问题，最终回收样本249份，剔除作答时间过短、答案高度相似等无效问卷，共收问卷247份。05F505C4-02C1-482E-BD65-0D4DB5B4B97E

3.2 问卷设计和变量描述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分为社交媒体使用程度、科学信任和人口统计学相关三部分内容，除关涉人口统计学的问题外，均采用Likert五级量表进行测量，赋值1-5分，分别代表“非常不符”、“不太符合”、“一般”、“比较符合”和“非常符合”，所有题目均为必答题，填写无遗漏后方能提交。

自变量：社交媒体使用。测试参照并改编Ellison关于Facebook使用强度量表[2]，修订后量表内共包含7个问题，包括“使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我每天的日常习惯”、“间隔一段时间不浏览朋友圈或微博，我会感觉与外界失去联系”等测试被试者对社交媒体使用态度的问题，以及“我关注微博大V、微信公众号等互联网上的科学资讯”、“我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等表明被试社交媒体使用中对科学信息的关注情况。此外，还加入“我会通过信息发布机构的权威性判断信息的可信度”和“我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当代技术”两个媒介素养相关问题。此节所有问题均采用Likert五级量表进行测量，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者的社交媒体使用强度越高。

因变量：科学信任。参考刘翠霞编制的科学公信力量表[3]，将科学信任划分为科学专家信任、科学知识与技术和科学制度三个维度，共计14个问题。其中包含11个正向计分的题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进行测评（1=非常不符，5=非常符合），和3个反向计分的题目，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进行测评（5=非常不符，1=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越倾向于信任科学。

控制变量：人口统计学变量。本研究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男性;女性）、生源地（城市;乡镇）、受教育程度（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长期居住地（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专业学科（艺术类;理工类;经管类;医学类;文史类;其他）。

信度检验显示，所有变量的Cronbach α系数均在0.8以上，各变量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达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信度检验水平。采用Harman单因素分析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共有4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故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4 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如表3-4所示，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与科学信任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且社交媒体使用对科学信任中体制＼制度、科学专家、知识和技术各维度均有积极影响，假设H及下含假设H1、H2、H3均得到验证。

4.2 中介效应检验

此外，为探究媒介素养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笔者通过Process插件中的Model4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媒介素养正向预测大学生科学信任的总效应值为0.683（p<0.001），其中直接效应值为0.413（p<0.001），占总效应的60.5%;检验结果表明，科学自我效能在社交媒体使用和大学生科学信任之间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且媒介素养中介的间接效应值为0.269，占总效应的39.4%。

4.3 研究结论

（1）直接影响路径：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正向预测科学信任。即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对科学信任有较强的预测力，具体表现为：社交媒体使用强度越大、依赖性越强，其科学信任程度越高。这一结果印证了媒介使用对信任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相呼应。

（2）间接影响路径：媒介素养在社交媒体使用与科学信任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即社交媒体使用显著正向影响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显著正向影响科学信任。具体表现为大学生群体媒介素养越高，科学信任程度则越高。

5 结语

从研究结果来看，第一，大学生群体社交媒体使用程度整体上较高，在专业、受教育程度方面差异较为显著，在性别、居住地、生源地等方面差异不显著。在社交媒體使用的过程中，该群体由“信息搜寻”和“信息共享”的动机需求驱使，参与到理解和传播科学知识信息的行列中，并由此带来使用满足。此外，社交媒体使用可通过影响媒介素养进而影响科学信任。

第二，大学生群体科学信任呈现内部分化，具体而言，一旦接触“科学学术不端”、“科学伦理失衡”等相关问题或报道后陷于塔西佗效应，造成科学公信力流失和公众的“偏见性信任赤字”，难以迅速重构。警惕科学工作者完善科学共同体考评机制，严格遵循科学研究过程，减少科学家越轨失范案例。同时各媒介在议程设置中应减少信息偏差，兼顾正反两面性，改变以往过于突出负面的科学报道框架，用客观、建设性的报道助力公众全面、深入了解科学发展，重建科学信任。

本研究深入探究了社交媒体使用与科学信任及不同维度内部的相关关系，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为科学传播中科学信任研究提供了实证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素制约，后续研究可以纳入更多被试样本，或考虑关注用户使用动机、社交媒体特定功能等影响因素加以改进。

基金项目：本文受2021年北京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系北方工业大学青年毓优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社交媒体在公共事件中的情感动员”（项目编号107051360019XN36/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Putnam R D.Tuning in，Tuningout：the Strange Disapper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J].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1995，28（28）：664-683.

[2] Ellison，N.B.，Heino，R.，&Lanipe，C.（2007）.The benefits of Facebook“friends”：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2（4），1143-1168.05F505C4-02C1-482E-BD65-0D4DB5B4B97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