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革命: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观照

张武军

非常感谢贺老师、何浩兄的邀请。我其实是这次与会者中最紧张的一个，当初看到这次会议议题，我就有些忐忑和犹豫。会议主题是回顾和整理20世纪中国革命中的文学经验，但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尤其是1950—1970年代的革命文艺所涉不够广，这是我当初忐忑、此刻仍然紧张的缘由。和何浩兄交流后，他说我可以谈谈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经验，以及与之相关的革命文学问题，这是我这几年特别留意和用心的地方。

我先从姜涛兄昨天发言的一个假设说起，他说路翎如果没有像胡风那样的包袱，有可能他会是从国统区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典范的革命作家，也就是说，路翎原本会带来和延安不同的革命文学传统。但事实上，路翎不仅仅因为胡风问题的影响，其实，他和诸多所谓“国统区”的作家一样，只能汇入到作为主流的延安文艺，或者被主流所遮蔽，或在主流的检视下，他的“革命性”终归是要受质疑的。这就得从我们现代文学学科的创设和文学史的建构说起，从文学史背后的革命史观说起。

自胡适叙述新文学发生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算起，以“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为名的著述，为数并不少。但正如李怡老师所说“严格的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是在1949年以前的民国时期建立的，尽管那时已经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学教育，也诞生了为数可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但是主要还是讲授者（如朱自清）、著作者的个人选择，体系化的完整的知识格局和教育格局尚不完整”。①顺便补充一句，民国时期的“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著述，主要关注的焦点是“新文学”如何发生，即传统中国文学的现代转换如何完成。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新的学科、新的教程、新的文学史编纂也水到渠成，且迫在眉睫。1951年7月，由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署名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正式公布，《大纲》《绪论》部分，明确规定了“新文学”发展阶段的划分：“一、五四前后——新文学的倡导时期（一九一七—一九二一），二、新文学的扩展时期（一九二一—一九二七），三、‘左联’成立前后十年（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四、由‘七七’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一九三七—一九四二），五、由‘座谈会讲话’到‘全国文代大会’（一九四二—一九四九）。”②毫无疑问，这样的章节目录，这样的分期和体例编排，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有关“新文化”的论述基本吻合，也凸显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的重要性。

《大纲》对195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书写，产生了深远影響，《大纲》所遵循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成为诸多文学史教程和现代文学研究的指导方针。就在教育部组织制定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同时，《大纲》编写者之一的王瑶，完成了上下两册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第一部贯穿新文学30余年的文学史著作，也是一部对后来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新文学史著作，和《大纲》基本一致。王瑶同样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为指导，不过，王瑶的文学史很快就因“不够革命”而受到诸多批判，此后的文学史“急遽政治化”，像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第一次鲜明地以中国革命史为纲，把新文学史作为革命史的一个部分来写”①。毫无疑问，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开始，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再到高度政治化的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包括其后的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以及始于1960年代由唐弢领衔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等，这些文学史都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为理论指导，建构了五四文学革命—“左联”十年的革命文学—延安文艺的主流叙事。

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史开启新一轮的编史热，并最终形成了颇为壮观的“重写文学史”浪潮，直至今日，“重写文学史”的构想（反思）和实践仍在继续。从新时期初就开始酝酿的“重写文学史”，其最早的系统性成果当属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积极倡导的“20世纪中国文学”，而钱理群等人写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则是“重写文学史”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就像洪子诚老师所指出的：“把《三十年》和王瑶、唐弢先生的现代文学史放在一起，可以看到‘现代文学’这一概念的含义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具有编写者个人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现代文学史理念的时期变迁。”②的确，不论是“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的提出，还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编撰，都体现了文学评判从政治标准向文学标准的转变、文学史书写从革命史观到“现代性”史观的转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③钱理群也承认说：“《三十年》一书就因为我的关系，而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有了某种联系。”④作为深受“20世纪中国文学”观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其编排体系和分期也用时间概念来区隔，如第一编为“第一个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七）”，第二编为“第二个十年（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年六月）”，第三编为“第三个十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⑤这三个十年的划分，相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史书写，淡化了有关革命意义的标示，和“20世纪中国文学”对整体时间意义的强调一样，“时间”概念背后都被赋予了一系列的“现代性”指向，有关这一点，学界已有不少论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之后的现代文学研究，在“文学性”和“现代性”言说方面走得更远，诸多没有“明确”政治姿态的作家，成为新的学术焦点。大家对文学的“内外”之别也越来越自觉，政治性等因素作为文学之外的内容越来越被排斥。过去那些被称为“主流”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学等，因为曾经和政治的密切关系逐渐被冷落。

时至今日，“重写文学史”已开展了近40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几经修订再版。回过头来，我们再重新审视这一系列的文学史著述，它们力图摆脱革命史观的叙述范式，强化“现代性”史观的表述，重视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经验，成为大家的主要诉求。但必须承认，尽管《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及其之后的诸多文学史写作，和此前相比已有很大突破，然而，从整体的阐述框架上，从分期的时间点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的痕迹仍然很明显。这也说明，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始终与中国革命紧紧嵌在一起。其实，就连“告别革命”论者也不得不承认：“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⑥

因此，重新回到中国革命的历史语境，正视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学发展的曲折与艰难，打开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的细微褶皱，探寻和总结属于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学自身的历史经验，体现了“革命”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螺旋式”的回归，也昭示着新一輪“重写”文学史的可能与可行。正如程凯所提出的那样：“无论对革命性进程，还是对文学实践，以及它们的‘结合’与相关性，都需要经历一个破除、深入、再结合的往返过程。”①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提法，以及我们这次会议“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召开，都会在学术史上留下重要的位置。

我们这次会议和圆桌讨论的议题是“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但就我这两天听到的和看到的，各位师友所说的“20世纪中国革命”，基本上是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以此来回看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历史过程，或者是对这个历史道路上的困境和挫折的一些讨论。我其实想由此继续展开，即思考如何更加历史化地去处理20世纪中国革命，以及它与文学的关系。贺照田老师在《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的开头就有一段论述，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历史地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从新文化运动这一历史母体中脱胎出的，是新文化运动中众多思想光谱中的一支。”②他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看作是新文化运动母体孕育而来的。我这几年也常在思考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关系，在此简单汇报一些我粗浅的看法。

长期以来，新旧文化之别主导着我们有关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认为提出新文化、新文学的老师影响了学生，从而有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然而我通过考察发现，真正领导和发动“五四”的却是坚持使用“文言”拒斥“文学革命”的《国民》杂志社同人，这在我的论文《五四新文化的“运动”逻辑》中有详细论述。由《国民》杂志来切入，我们看到了一幅不一样的新的“运动”图景。“五四”是个“意外”的日期，“新文化”也并非当时的焦点语词，“国民运动”才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的关键所在和共同之处。从“运动”的逻辑来看，五四运动是由学生主导的走出校园的“国民运动”，目的是为了唤醒和再造国民。新文化运动则是在“国民运动”基础上，继续社会和国家改造运动的方向而非回到学术和思想文化层面的“真正的革命”。“改造”和“革命”，都意味着重新再造一个国家的指向，正是在“国民运动”的基础上，经由作为革命方法和革命内容的新文化运动，这一伟大的国民革命才得以展开。正如毛泽东所评价：“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③台湾学者吕芳上也用“革命之再起”④来概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一时段。因此，历史地看，我们更应该在社会革命的脉络中而非简单的思想层面来观照新文化运动。贺老师关注的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众多思潮中的独异性，而我更想探究新文化运动之前和之后的众“革”喧哗，中国现代文学是怎样被这种众“革”喧哗所激发、所激荡出来的。当然，我并非只是要强调和复原20世纪中国革命的多维性、复杂性，这只是讨论20世纪中国革命与文学最基本的一个层面。正如我前面讲到的作为“国民运动”的五四运动和导向国民革命的新文化运动，即展现出五四前后众“革”喧哗的情形，但其背后的革命观和革命逻辑，并非新民主主义所能完全涵括，而是以建造、再造新的国家所导引。也就是说，国家与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最无法绕开的两个重要关键词，在此基础上，我想打通思考创造民国的辛亥革命、再造民国的国民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延长线上来探讨作家们的言行与创作。

例如，长期以来我们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框架中阐释鲁迅的，自1980年代以来，大家开始反思此前过多介入的政治因素，因此，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获得重视，作为学者的鲁迅也备受关注，与此同时，伴随着“去政治化”和“告别革命”论的兴起，作为“革命家”的鲁迅则被日趋冷落。可是，离开了鲁迅生前积极介入的一系列政治革命活动，如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其实很难对鲁迅有深入而系统的把握。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鲁迅思想及创作的关系，近几年大家又开始重新关注，但仍有很多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议题：辛亥革命、民国之于鲁迅的原点意义，鲁迅南下广州与“新旧”民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这些都不能简单放在左翼革命或者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逻辑链中来理解。鲁迅1927年到广州，然后又离开广州，我们过去都会在左翼革命的脉络里，认为反革命政变和“清党”促使鲁迅离开，促使鲁迅“左转”，转向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那为何“四一五”广州“清党”之后鲁迅还滞留在广州，长达五六个月的时间里他都做了什么？他的活动究竟意味着什么？他那些对于革命的表态，有哪些值得我们重新去清理和挖掘的东西？根据我的考察，鲁迅从中山大学辞职以及待在广东，主要是因为顾颉刚而非“清党”，“清党”对于鲁迅而言，是因为有人借“清党”来说事，所以，鲁迅自己一再否定“涉共”的传言。鲁迅痛恨的恰恰是顾颉刚和“现代评论派”的南下，在他看来，这意味着国民革命的变质。我在我的文章《1927：鲁迅的演讲、风度与革命及国家之关系》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我这里简单说一下要点。1927年鲁迅在广东，积极介入“再造民国”的国民革命，仿佛又回到了辛亥之际的绍兴，他的兴奋与热烈，他的“野心”与干劲，他的失望与愤懑，广州的“咸与革命”与绍兴的“咸与维新”，鲁迅把这一切都融进了有关魏晋文人的演讲。魏晋孔融、嵇康、阮籍，辛亥时期的范爱农，1927年的鲁迅，他们之间完全可以互换串演，他们都处在“行将易代”的时刻。鲁迅的“落伍”和“激进”，都可由“新旧”民国易代这一视角来烛照，这是鲁迅自己对革命的“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是属于鲁迅自己的“宝贵的革命传统”。这就是我这几年特别强调国民革命对鲁迅和现代文学的意义的原因。当然，我并不是要单独拎出这一段历史，以此来割裂鲁迅和之前之后的革命的关系，恰恰相反，我正是从国家和革命两个维度，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再到左翼革命的革命延长线上来探讨鲁迅。所以，我也有多篇细致考察鲁迅晚年和“民族话语”的关系，以及鲁迅逝世和“民族国家”的关系，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在此展开了。总之，“国家与革命，才是理解鲁迅的支点所在”，①由此才能有力把握住鲁迅和政治革命的关系。

最后我抓紧时间补充几点我有关革命和文学之间关系的思考：

第一，辛亥革命之后其實在文坛上最具力量的是南社，那革命的南社为什么会被在革命政治立场上相对并没有南社那么激进的《新青年》社团所取代，并形成了“文学革命”？《新青年》同仁的“文学革命”和南社的革命文学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我考察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文学关系的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很关键的点。

第二，后“五四”时代革命的分化和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文学的关系。比如“少年中国学会”“中国青年党”，以他们的视角切入，思考中国革命文学的源流，重绘革命文学的历史谱系。

第三，左翼和中共内部相对处于边缘的革命资源和革命文学传统。比方说我们谈到“革命文学”论争的时候都会谈到上海左翼的中心性，我最近这两年在思考上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是1930年代中共北方局和北方左翼文化的历史经验，考察对后来影响很大但却被忽略的北方左翼群体。比如，1930年代北方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左翼作家澎岛，胡风敏锐察觉到他创作的价值，撰写《“京派”看不到的世界》，向文坛推介澎岛，挖掘和阐述被遮蔽的北方文学图景和北方世界。然而，在后来的文学史和文学研究中，澎岛却完全消失了，成为“京派”研究和上海左翼研究视域下看不到的人。消失的澎岛只是北方革命文学历史被遮蔽的一个缩影，打捞被人遗忘的澎岛，是希望由此来探寻和重构那被遗忘的北方左翼群体。我们需要在京派“看不到的世界”里去挖寻，还需要在上海左翼的视野之外，讲述那不能被替代的北方革命文学的独特历史。还有像中共南方局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左翼之间的关系等等。就像昨天姜涛老师说的，这里面是否意味着在走向革命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其他的声音、其他的实践就没有了？这里面的有些内容和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都需要一个历史化、在地化的重新发掘的过程。我就简单说这些。

我能理解贺老师、何浩兄让我来的原因，我这些年其实没有沿着“正统”的革命主线走，但我并不只是为了呈现革命和革命文学的含混与复杂，的确最初我写过不少类似倾向的文章，但后来我自然不满足于此，总想着从中总结出一些更具有内在规定性、建构性意义的内容。我目前仍然在探索，仍然在思考从国家与革命看似两分实则合一的角度来观照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作家，我特别重视“国民革命”的原因正基于此：它上联辛亥，下接中国共产党人建造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汇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