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族徽兴起发展与夏商族群融合认同*

雒有仓

金文族徽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族氏名号，不仅在夏商周时期长期存在，而且使用者既有夏人和商人，也有周人和其他族姓的成员，是研究华夏民族融合发展的重要资料。金文族徽保存至今者数以千计，除见于青铜器外，在夏商周时期的陶器、玉器及甲骨刻辞中也经常出现。但由于材料零散，族氏名号复杂，分期断代困难，在以往的华夏民族史研究中甚少使用。现有成果多侧重于以文献记载探讨夏商周时期的诸族关系①，依据考古资料讨论夏商周文化交流互动②，或从民族迁徙等角度论述华夏族的融合与形成③，少见通过金文族徽的兴起发展探讨夏商时期的族群融合认同。本文不揣谫陋，拟对这一问题作初步讨论。

一、金文族徽兴起与夏代族群融合

族徽作为族氏名号，是族氏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早在史前时期的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阶段，族徽已经见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诸多陶器和玉器上［1］542-564，用以表示“同族所有”观念。进入阶级国家社会以后，由于以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的族氏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夏商周三代大量存在并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当青铜礼器出现后，作为族氏名号的族徽又被铸刻在青铜器上，用以表示铜器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在现实生活层面，金文族徽代表的是族氏组织，率先使用者都是掌握青铜原料、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族氏。因此，金文族徽不同于陶器上刻写的族氏名号，具有表示族群身份地位的涵义。从族群关系角度看，金文族徽常与祖先日名庙号结合出现，具有建构祖先谱系、促进族群成员认同的作用。由于夏商时代“氏族是最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2］95，财产所有制单位是被称为“氏”的族组织而非个体家庭，所以金文族徽往往代表的是家族群体而非个人。

金文族徽的兴起，与夏商铜器铸造工艺发展密切相关。我们知道，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陶器和玉器上的族氏名号，大多都是器物制作或使用时直接刻划而成，制作工艺较简单；而金文族徽制作相对较复杂，首先需要在陶范上刻写族氏名号，然后修整、合范，最后再用铜液浇铸而成。因此，一般认为金文族徽兴起于铜器铸造技术较成熟的商代。事实上，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已经发现有铸刻简单花纹的青铜礼器。从当时陶范制作工艺看，夏代晚期已经具备了铸刻族徽铭文的技术条件。在传世铜器中，也有夏代晚期青铜器铭刻族徽的例证［3］315。这种情况说明，金文族徽很可能早在夏代晚期已经出现。从新石器时代至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陶器上所刻写的族氏名号看，其结构形式分为两类：一类是笔画简单的抽象符号，如仰韶时代半坡遗址出土陶钵铭刻、、等，这些“多种类同的符号，出在同一窖穴或同一地区”，发掘者推测“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4］198，研究者认为“如花押或者族徽之类”［5］；另一类为笔画较复杂的象形符号，如龙山时代朱家村遗址出土陶尊铭刻、、等，“都随葬在大墓中，且放在显著位置”，发掘者认为“是显示墓主身份、地位的象征物”［6］，研究者认为与铜器族徽类似，“是表示器物主人的族氏”④。与此类似，金文族徽在结构上也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刻划系统（六书中的‘指事’），一个是图形系统（六书中的‘象形’）。”［5］。这种前后对应的关系，说明在青铜器上铸刻金文族徽是从陶器刻写族氏名号的传统习惯发展而来。

从社会组织形式来看，金文族徽兴起与夏商时期族氏兴盛和族氏政治发展关系密切。根据文献记载，夏代族氏众多，《世本·氏姓篇》载“姒姓，夏禹之后，有夏后氏、窦氏、有扈氏、有南氏、斟寻氏、彤氏、褒氏、弗氏、杞氏、鄫氏、莘氏、冥氏、戡灌氏”［7］260-264；《史记·夏本纪》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8］89；《春秋》经传载夏代异姓国族有彭姓豕韦氏、己姓昆吾氏、董姓鬷夷氏、姚姓有虞氏等［9］605-608。这些众多以“氏”为称的族氏名称，应当就是考古发掘所见夏代陶器上出现的族徽。例如，在河南洛阳皂角树遗址发现夏代中期陶器刻有象形“車”［10］；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刻有“矢”“井”“冉”“皿”“木”“箙”以及一些简单的抽象符号、、等［11］304，203，多见于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经碳十四测定年代属于夏代纪年范围（公元前1900至公元前1500年），可知其为夏代晚期形成的族徽。据专家考证，它们实际上是与甲骨金文有密切渊源关系的夏代文字，典型例证如下表所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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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夏代陶文考释或有可商，但多数都能与青铜器族徽文字相对应。如第5 字像盛矢之器，应为青铜器上常见的金文族徽“箙”字；第11字作八字形，不是“行”而是与父癸簋、父丁爵（《殷周金文集成》3219、8443，以下凡引该书只标编号）铭文相同的金文族徽“”字。众所周知，夏代晚期已经出现了青铜容器并在器物表面铸有简单花纹，如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铜爵、铜斝、铜鼎等器上的凸弦纹、联珠纹、网格纹等。从制作工艺观察，当时采用先在陶范上刻划，然后再进行浇铸的工艺。不难看出，这种技术实际上可以看成是由在陶器上直接刻写族氏名号发展而来。因此，从陶范制作技术考察，夏代晚期已经具备铸造金文族徽的技术条件。然而，在科学发掘的夏代铜器上，至今仍未发现与二里头陶器上族氏名号相同的金文族徽。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断言夏代尚未出现金文族徽。因为在传世铜器以及相关的铭文材料中，有夏代晚期金文族徽出现的一些证据：（1）《西清古鉴》著录的铜鬶铭文作大人胯下蛙形［13］216，释“”，时代为夏代［3］315，器型被认为仿自龙山文化陶鬶，具体年代“可能是公元前两千年，最迟不晚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之前”［14］，或说为“夏代晚期或商代早期”［15］27，说明夏代晚期可能已出现金文族徽。（2）《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下文引用该书简称为《铭续》）233 新著录有铭“亞”的铜鬲，器形与汾阳杏花村、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陶鬲相似，应为夏人或夏遗民的遗物［16］；（3）《殷周金文集成》4988 著录的商代晚期铜卣盖铭文，有学者指出其“所摹爵之形状为长流上翘，无柱，束腰，平底。这种形制的爵显然应是二里头文化或至迟是早商文化的爵，在商代晚期已不可见。也就是说，这个‘爵’字很可能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就被创造出来了，一直延续到了商代晚期”⑤。（4）在商周铜器铭文中，有一些族徽为夏人后裔的族氏名称，如姒姓的目、戈、辛、虎、山、等［16］，其中目、山、均见于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陶器［17］，说明夏人有使用族徽的习惯。此外，有些见于商代的金文族徽如木、禾、矢、菔、等，也见于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陶器，说明金文族徽早在夏代晚期可能已经存在。（5）从金文族徽与文献记载的族氏名称相互对照来看，有些见于商周铜器的族徽如杞（5097）、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15872，该书下文简称为《铭图》）、寻（《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544，该书下文简称为《新收》）、弗（2589）、曾（《铭图》7991）、辛（989）、戈（《近出殷周金文集录》710，该书下文简称为《近出》）分别与文献记载的杞氏、有南氏、寻氏、弗氏、缯氏、辛氏、戈氏相互对应，说明这类族徽早在夏代已经出现。综上可知，金文族徽很可能出现于夏代晚期，不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商代早期或中期⑥。退一步来看，即使金文族徽由于受铜器铸造技术条件的限制而出现较晚，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早已有族徽见于夏代晚期陶器应该不容否认。

如果以上看法不误，通过文献对夏代族氏的有关记载，我们进而可以了解夏代族徽所反映的族群融合情况。我们知道，夏代社会的族组织是由父系家庭发展而来的家族，其规模较大者多称为某氏或某族，他们各有族姓，这就是《尚书·禹贡》所谓“中邦锡土姓”。“中邦”指与“夷狄”相对的中原地区各族氏，即为早期华夏族氏；“锡土姓”是指中原各族氏在所居住的地域内按“姓”分“氏”构建基层组织，也就是“赐土为氏，赐姓为族”，与《左传》所说“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18］202相同。前人研究已指出，夏代的社会结构特点是“既保有氏族传统，又出现了国家的雏形，其设官分职与颇富时代特色的‘中邦赐土姓’合为一体”［2］259-260。按《潜夫论·五德志》记载“姒姓分氏，夏后、有扈、有南、斟寻、泊、辛、褒、费、戈、冥、缯，皆禹后也”［19］396，可知夏人的族组织分姓族、氏族（或称族氏）以及基层家族三个层次。姓族如姒姓夏人、子姓商人、姬姓周人、秃姓朡夷、偃姓群舒、彭姓豕韦等［19］401，456，414，他们是“同出于一个男性或女性祖先的若干宗族及其若干家族的外婚单系亲族集团”［20］209。氏族为姓族之下的分支，如姒姓的夏后氏、有扈氏等，常见为父系主体家族与若干分支家族组成并占有一定封地的血缘政治集团。为避免与原始社会的氏族相混淆，学者们多称之为“族氏”。而家族则为族氏的基层单位，“是指依靠婚姻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同居或聚居的、有共同经济生活的亲属组织”［21］16，14，9。从以上三个层次的族组织来看，夏代的族徽使用多见于族氏和家族，而夏代的族群融合则多见于姓族与族氏二个层面。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不同姓族之间联合。传说夏禹治理洪水过程中，命偃姓夷族首领皋陶“作士以理民”，命嬴姓夷族首领伯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姬姓周族首领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同时“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8］77，51，且命子姓商族首领契任司徒“佐禹治水有功”［8］91。这种不同姓族之间的联合行动，实际上是夏朝建立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各族群因平治水土、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种植多种农作物而增强了彼此经济文化联系的反映。在此基础上，史载夏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8］51，“东教乎九夷”［22］266，南征有苗，“合诸侯于涂山”［23］1642，进一步加强了南北地区族群之间的政治融合，从而为夏后氏王权统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此后，以姒姓为中心的族群融合逐渐形成并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史称“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诸侯皆去益而朝启”［8］83。夏王朝建立后，夏人势力向东扩张，与夷族、商族的融合随之不断加深。如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后相“征淮夷、风夷及黄夷”“于夷来宾”，少康时“方夷来宾”“柏杼子征于东海”，夏后芬时“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24］5-9；今本《竹书纪年》也记载帝相时“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少康“使商侯冥治河”，帝杼时“商侯冥死于河”［24］204，206，后世史书分别称为“相土佐夏，功著于商”［8］92“冥勤其官而水死”［25］158，可知商人的一些先公曾为夏王朝服务，子姓商族与姒姓夏族的融合早在夏代已经开始。

（二）不同姓族之间相互冲突，常以一方战胜另一方的方式而实现彼此融合。如东夷族首领伯夷与夏启争夺王位，古本《竹书纪年》称为“益干启位，启杀之”，《韩非子·外储说下》则说“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说明这次冲突的结果是夏后氏夺取了王权，而东夷族受到了削弱成为附庸。直至太康时期，东夷族势力复兴，有穷氏首领后羿、伯明氏首领寒浞曾一度联合推翻夏统治，“因夏民以代夏政”［23］936。大约四十年后，少康联合姒姓的斟寻氏、斟灌氏等攻灭寒浞之子浇、豷的封国过、戈，又恢复了夏朝统治，并使东夷族遭受沉重打击而无力与夏对抗，常以“来宾”“来御”方式朝觐，夷夏之间最终实现了政治上的融合。

（三）同一姓族内部族氏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夏启继承王权后，同族“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8］84；夏代中期，东夷族有穷氏后羿代夏，同族伯明氏子弟寒浞乘其耽于田猎，杀而代之，“外内咸服”［23］937。这些同一姓族内部族氏之间的政治冲突，都以武力征服手段实现相互融合。

（四）不同族氏之间联姻及融合。如夏少康逃奔有虞氏为庖正，“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23］1606，夏“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24］16。这种族氏之间通婚多见于异姓之间，大多属政治联姻，有助于推进族群融合认同。

从上述几方面来看，夏朝王权的构建明显是以姓族联合为基础，即建立以姒姓为中心的姓族联盟；而王权的凝聚与陵替则以族氏冲突和斗争为特点，主要表现为以夏后氏与有扈氏、有穷氏、伯明氏等争夺王权的政治斗争。由此可见，夏代的姓和氏，实际上都是政治单位，并非单纯的血缘组织；而夏代政治的发展，实质上是由姓族政治到氏族政治的演变。在夏代，姓族是血缘色彩较强、涵盖成员较广的组织，而氏族（或称族氏）则是现实政治的主导，诸如夏后氏、有扈氏、有穷氏、伯明氏、斟寻氏、斟灌氏、有莘氏等，不仅是活跃于夏代政治舞台的最重要的政治集团，而且也是延续数百年至商周时代仍然存在的著名族氏。

二、金文族徽发展与商代早中期族群融合

商朝建立后，族氏的政治化发展日益明显，金文族徽数量也随之增多。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1）商汤灭夏前后，为了构建灭夏联盟和稳固商王室统治，子姓商族与夏人、夷人的部分族氏联合、联盟关系不断发展，从而使族氏成为构建商代国家政权的重要组织。如夏末商汤与姒姓有莘氏伊尹结盟“以示必灭夏”［26］851“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8］95；灭夏之后，商汤又与东夷薛国首领仲虺联合，“至于大埛，仲虺作诰”［18］569，稳固了商王朝统治。（2）商代的族氏为社会活动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通常分为“宗氏”和“分族”二级［23］1536，均有自己的氏名（族徽）和独立的祭祀系统，占据一定的土地，拥有独自经营的农、牧业经济和一定数量的族军武装，是较为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实体，且数量和规模不断壮大。这就是见于文献记载的称为“某氏”的众多国族，诸如“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8］10“9子姓分氏，殷、时、来、宋、扐、萧、空同、北段”以及“宋孔氏、祝其氏、韩献氏、季老男氏、巨辰经氏、事父氏、皇甫氏、华氏、鱼氏、而董氏、艾岁氏、鸠夷氏、中野氏、越椒氏、完氏、怀氏、不第氏、冀氏、牛氏、司城氏、冈氏、近氏、止氏、朝氏、氏、右归氏、三氏、王夫氏、宜氏、征氏、郑氏、目夷氏、鳞氏、臧氏、虺氏、沙氏、黑氏、围龟氏、既氏、据氏、砖氏、己氏、成氏、边氏、戎氏、买氏、尾氏、桓氏、戴氏、向氏、司马氏，皆子姓也”［19］400，431，还有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以及“怀姓九宗”，等等［23］1536-1537。这些族氏的大量存在，不仅推动着商代族氏政治的发展，而且使商代金文族徽数量空前增多而趋于兴盛。（3）商人灭夏后，通过俘虏夏人工匠和控制伊洛河流域夏文化区，继承和掌握了夏代先进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同时又“以族军为基础，不断地向外扩展，当占领一地之后，即斩除当地原有的贵族群体……将一个或多个族氏‘分封’到这些新的地点，取代原有的他姓贵族群体，以控制留居当地的原住民”［27］85，从而使金文族徽扩散到山西垣曲商城、夏县东下冯、湖北盘龙城、江西清江等地的军事据点或方国，不断地促进青铜文化的地域传播和夏商族群的文化融合。

商代早期，金文族徽数量较少，地域分布主要在夏文化中心区域附近。从商代早期的考古发掘资料看，在豫北、冀南至豫东、鲁西南一带发现的青铜刀、镞、耳环等器，明显不能与豫西、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爵、斝、盉、鼎等礼器同日而语，说明当时商人族群的铜器制作技术明显落后于二里头夏文化。这一时期发现的金文族徽，主要有1964年河南郑州杨庄出土的铜爵铭“目”［28］57，11，1978年河南中牟县大庄村出土的铜戈铭“臣”［29］，1971年山西长子县高庙村出土的铜甗铭“”⑦，1977年湖北随县淅河出土的铜戈铭“”［30］。从以上各器的出土地点结合早期商文化地域分布看，早商一期的商族势力已经从“有夏之居”扩张到晋南地区，至早商二、三期向南深入到湖北黄陂盘龙城一带，说明商代早期的金文族徽已经从夏文化中心区的豫西和晋南，扩大到商人在湖北盘龙城等地建立的军事据点或方国。值得注意的是，杨庄铜爵腹部鋬两侧铸有双目形族徽“”，与另一侧腹部所铸“臣字眼的饕餮纹”不同⑧，该族徽又见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商代早期铜爵［31］27，在现存族30 余件铜器中有3 件西周早期铜器铭文记载表明，族为姒姓［32］27，说明族为夏遗民。中牟大庄铜戈所铭族徽“臣”是最早出现的以官为氏的族称，见于商代中晚期则有“冬臣单”（7203）、“臣辰”（《近出》628）等。有学者认为，后者即文献所载殷商子姓“巨辰经氏”［27］18。准此，可知臣族为子姓。上述例证表明，商代早期使用金文族徽的族群，既有夏遗民也有商人族群。这是夏遗民与商人族群开始融合认同的反映，说明以青铜礼器、金文族徽为代表的夏文化，在商代早期已得到了商人族群的继承与认同。

商代中期，金文族徽的数量开始明显增加，地域分布较前有所扩大，新出现的族徽有萬、鸟、犬、龟、甘、甲、冬刃等，但数量仍然不多。这是夏遗民与商人族群融合扩大的表现。这一时期，由于中商文化“分布地域曾一度比早商时进一步扩展，东到泰沂山脉一线，西抵关中西部岐山、扶风，北面近抵长城，南逾长江”［33］253，所以1991年在山东沂水县信家庄墓葬出土的铜戈铭“鸟”［34］、1972年陕西岐山县京当村窖藏出土的铜戈铭“臣”［35］、1965年陕西绥德县墕头村窖藏出土的铜戈铭“冬刃”［36］、1977年北京平谷县刘家河村墓葬出土的铜鼎铭“龟”［37］，都应当视为商人文化区域内的夏遗民与商人族群在北方黄河流域融合认同的反映。

三、金文族徽兴盛与商代晚期族群融合认同

商代晚期，金文族徽数量显著增加，地域分布广泛，发展趋于兴盛。大致分为两个发展阶段。（1）盘庚迁殷至武丁早期。这时商人已迁都于殷，政治逐渐稳定，生产开始发展，青铜器制作工艺明显提高，金文族徽数量相应增加，新出现的金文族徽有天、先、眉、媚、子、武、侯、卫、宁、册、亞犬、亞弜等。与商代中期相比，这一时期金文族徽的地域分布格局出现了明显变化。首先，西部的关中地区迄今尚未出土殷墟一期族徽铜器，说明当时商人族群可能已退出了关中平原。但在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发现陕西绥德县墕头村窖藏出土的铜鼎铭族徽“天”［36］，内蒙古昭乌达盟翁牛特旗敖包山出土的铜甗铭族徽“宁”［38］，可知当时中原地区的夏商族群与北方部族的互动交流较多，民族融合主要发生在北方黄河流域的中游地区。其次，在江南和山东地区，迄今未发现殷墟一期族徽铜器，但在安徽嘉山县泊岗引河工地出土有一件铭族徽“子”的铜斝［39］，说明商人族群在东方、南方的分布范围明显收缩，大致东从今山东中南部退出了山东境内，南从今湖北长江沿线退缩至今安徽中部淮河沿线。最后，在豫北、冀南的商文化核心区出现了较多的金文族徽，如1976年河北正定县新城铺遗址出土的铜爵铭族徽“册”［40］158，1949年河南安阳出土的铜瓿铭族徽“侯”（《铭图》13951），1992年花园庄南115 号墓出土的铜鼎铭族徽“韋”［41］58，1995年小屯村殷代大型建筑基址出土的铜鼎铭族徽“武”［42］，1976年小屯村妇好墓出土的铜鼎铭族徽“亞弜”［43］57，说明以河南安阳王畿之地为中心的金文族徽中心开始形成。更进一步看，内蒙古翁牛特旗出土的宁甗重达14公斤，被认为是商王室遗物［44］。而安阳小屯大型建筑基址出土的铜盉铭文“武父乙”，也被发掘者认为是商王武丁对其父小乙的称谓［42］。对比商代中期的郑州南顺城街、郑州张寨南街杜岭、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所出王室重器均无族徽的情况［45］4-103，可知这时商王室贵族已经开始使用金文族徽。这是夏商王族融合认同的体现。此后，金文族徽作为殷商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商代晚期的各种遗存中屡见不鲜。（2）武丁晚期至帝辛时期。这时相当于殷墟文化二期至四期，考古发现商代各级贵族及上层平民墓葬都出土族徽铜器，说明族徽的使用已经扩大到商代社会各阶层，金文族徽数量随之猛增。据严志斌对现存商代铜器铭文的分期断代研究，金文族徽在殷墟二期有423 例单独出现，23 例与日名连缀，67 例附加有亲属称谓，有149 例见于人名称号，合计662 例；殷墟三期有358 例单独出现，37 例与日名连缀，47 例附加有亲属称谓，有21 例见于人名称号，合计463 例；殷墟四期有572 例单独出现，66 例与日名连缀，486 例附加有亲属称谓，有73 例见于人名称号，合计1197 例［46］82-83。以上各期共计2322 例。若将不能分期断代以及近年新发现的材料计算在内，商代晚期的金文族徽数量更多。以上族徽铜器的出土地表明，当时金文族徽的分布遍及整个商文化区，其中以河南安阳最集中，形成了以殷都为中心辐射周边诸侯方国的分布格局。

从商代晚期金文族徽的来源与构成看，其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出现了许多地名、国名或以地名、国名附加族名的族徽，而且数量不断增多，如单、西单、南单、北单、西单光、南单冓、北单戈以及龙、虎、木、林、龙舟、虎未、木戉、林亚艅等。这类族徽实际上就是“以地为氏”或“胙土命氏”，体现着族氏血缘与地域的结合，其形成与商代族氏迁移、奠置、分封、建立族邑有关。显然，按照这种族徽的命名方式，居住在同一地域的不同族氏，都会冠以相同地名作为族徽，形成诸如西单光、西单毌、西单只、西单、西单之类族徽。这是不同族氏聚居一地而互有联系的反映。（2）以官名、职事或官名、职事附加族名的族徽数量增加明显，如尹、亚、册、侯、田、宁、犬、卫、尹舟、亚弜、册告、正侯、告田、宁矢、犬鱼、弓卫等。这类族徽实际上就是“以官为氏”，即为家族组织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其形成与家族首领担任某种官职有关，所体现的是家族的政治地位，较为突出地反映了商代家族组织的政治化发展。此外，有些族徽由两个官名构成，如亚宁、亚寝、亚册等；有些族名前后附加有两个官名，如亚册舟、鸟宁册、亚鸟宁、亚侯、卫册等。这类族徽相当于《左传》所谓“官有世功，则有官族”［23］62，即与族氏首领历任多种官职或一身兼任数职有关。总之，上述情况说明，商代晚期的族氏政治化发展较为明显。换句话说，在政治力量推动下，商代晚期不同族氏之间的融合程度明显加强，金文族徽的政治化明显增强。

从族群融合的角度来看，商代晚期金文族徽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自殷墟一期开始出现“子父辛”（《近出》922）、“武父乙”（《新收》130）之类族徽与父祖日名庙号的联缀形式，其后数量不断增多。这是各族氏自群意识逐渐增强的表现，也是各族氏通过对先祖的纪念来加强和延续族群认同、维护本族利益发展的体现。（2）以祖先人名为族徽不断出现，形成了人名与族名相同的许多族徽，如、壴、行、何、子何、子启、子渔等。这种情况类似于周代“以字为氏”或“以人名为族名”，所体现的主要是家族血缘关系、先祖声名与威望和族氏成员的自群意识。因此，当这种族徽铜器列于宗庙、用于祭祀或陪葬时，除将同族血缘关系昭告天地和祖先神灵以求庇佑之外，还具有“提醒参与祭祀活动的人群——我们是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共同体。这样一来，不仅使族徽自然成为全体成员共同的血缘标志符号，而且在长期祭祖过程中，它可以使同族成员的血缘关系得到不断认同和加强，从而使世代族人凝聚起来、传承下来，形成同祖同族的认同观念”［47］。（3）出现了许多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氏名构成的复合族徽，如倗舟、弔龜、大中、秉盾戊、犬山刀子、糸子刀、目子弓箙等。这类族徽大多是族氏分化过程中旧族名附加新族名所形成的各分支族氏名［48］，有些代表着族氏之间的联合、联盟或者从属关系⑨，有些属于不同族氏共同作器［49］187-191，有些是因婚姻关系而将夫妻、父母双方的族氏名合刻在一起⑩。以上各种复杂的内涵，大致分为因族氏分化形成的新氏名与旧族名的组合、因族氏联合或联盟形成的主祭者氏名与从祭者氏名的组合、因族氏联姻形成的本族氏名与外亲氏名的组合（受祭者父氏+母氏、致祭者夫氏+妻氏、已嫁女夫氏+父氏）三种基本类型。由此可见，复合族徽并不代表一级独立的族组织实体，而是族氏之间各种复杂关系的表示［50］237-247。这种情况说明，复合族徽所体现的因族氏分化而形成的从属关系、因相互存恤吊祭而形成的族氏联合或联盟关系、因相互通婚而形成的族氏联姻关系，都是建立在以族氏为本位的基础上，尚未深入到社会个体和家庭层面，因而当时的族群融合认同还不足以形成民族共同体，更多呈现的是族氏林立的局面。

结语

纵观金文族徽的兴起发展，不难发现夏商时期的族群融合认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由姓族到族氏不断融合成长的发展过程。夏代早期，不同姓族之间的联合与冲突较明显，同时众多以氏为称的族氏之间矛盾和斗争不断。这是族氏政治兴起的表现。夏代晚期，金文族徽随着青铜礼器出现，标志着铸铜技术的进步和族氏组织的发展。商代早期至中期，金文族徽在商人族群中不断传播，种类和数量都有所增加。这是夏遗民与商人族群融合认同逐渐加强的表现。

众所周知，商代除商人族群、夏遗民族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其他姓族族群以及散居各地的土著族群。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各族群之间的交流融合不断加强，金文族徽的使用也由早期夏遗民族群的族氏，逐渐扩大到商人族群的族氏，乃至其他族姓以及土著族群的族氏。由于子姓商族在族氏的交流融合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在商代晚期形成了一个以子姓商族为主体、以姒姓夏族为附从、包括其他异姓族氏和一些土著族氏在内的庞大族群。这个族群以使用金文族徽为标志，是华夏族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当时的族群内部，商人与夏人已基本融合，他们都秉承青铜礼乐文化，使用相同的语言文字，以金文族徽作为基层族氏的标志，与周边各族构成的“夷”相区别，表面上已经具备了民族共同体的特征。然而，由于当时的族氏多为单一的血缘结构，族组织规模较大，各有自己的族徽和祖先祭祀系统，加之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实际上其民族性并不强。因此，当时众多的族氏林立，矛盾冲突不断。许多族氏虽然通过婚姻、纳贡和接受赏赐的方式，与商王室建立联系，但仍然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经常反叛或与商王室敌对，关系时好时坏，在内部并未形成民族性较强的共同体。可见，华夏族群的融合认同仍停留在强调血统和血缘边界的较低层次，并未形成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

注释

①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江应梁：《中国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57～90 页；王钟翰：《中国民族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0～84 页。②李龙海：《汉民族形成之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3～116 页；徐昭峰：《夏夷商三种文化关系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曾文芳：《商周至汉初民族文化区域互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196 页。③张国硕：《先秦人口流动民族迁徙与民族认同研究》，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李玲玲：《先秦族群迁徙融合与华夏文明进程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 期。④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 期；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文物》1987年第12 期。⑤杜金鹏：《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刻画符号与文字问题》，《中国书法》2001年第2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 页。⑥石蝶：《商代中期有铭青铜器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4 期；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22 页。⑦郭勇：《山西长子县北郊发现商代铜器》，《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98～201页；王进先：《山西长治市拣选、征集的商代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9 期。⑧有学者将爵铭文“”视为与该器腹部另一侧“臣字眼的饕餮纹”相同的装饰花纹（其说见石蝶：《商代中期有铭青铜器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4 期），其说可商。⑨姚志豪：《商金文族氏徽号研究》，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2年。严志斌：《复合氏名层级说之思考》，《中原文物》2002年第3期。⑩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严志斌：《商代金文的妇名问题》，《古文字研究》第26 辑，中华书局2006年版；张懋镕：《关于探索“复合族徽”内涵的新思路》，《古文字研究》第27 辑，中华书局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