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师国家认同培育的现实挑战与“湾区方案”

余晖， 王晓芳， 闫赵凌云

（1．华南师范大学 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 广东 广州510631；2．深圳大学 师范学院， 广东 深圳518008； 3．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510631）

近年来香港特区发生的系列事件暴露出回归后一代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危机。 历次社会事件的参与者呈现低龄化趋势，如在2019 年修例风波中，30 岁以下青年成为参与主体，其中超过半数为22 岁以下（回归后出生）的青少年；被捕人员中超过4 成为学生，人数达到3 286 人（其中超过1 000 人为18 岁以下，最小仅11 岁）［1］；全港506 所中学中有超过200 所罢课［2］。近年来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及其培育问题进入学界视野，已有研究梳理了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探讨了影响国家认同建构的公民观和政治价值观因素，并初步构建了国家认同培育的具体路径。 具体而言，研究者结合香港国民教育风波和通识教育科改革案例，从殖民历史、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化等多层面进行考察［3⁃4］。 研究显示，香港同胞的身份认同具有“中国人”和“香港人”双重属性，其国家认同基础是民族文化认同，地域认同的基础则是政治与公民身份认同［5］。 近年来以“本土”话语为代表的新类型身份认同出现增长［6］。 多年来香港的公民教育旨在推动政治社会化［7］，强化社会规范稳定［8］，然而近期的通识教育改革走向歧途，激化了学生对政府的负面态度［9］。 已有研究显示，造成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危机的一个直接诱因是：香港各级学校中存在一批政治立场偏激、专业操守缺失、专业素养薄弱的教师，凭借其权威身份不断向青少年灌输负面价值观，传播关于内地的片面及不实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