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的真实感

董可馨

电视剧《人世间》在今年成为一现象级剧作，不是偶然。

和现在市面上满眼望去充斥着磨皮到失真的面容、矫揉造作又歇斯底里的台词、强行制造戏剧冲突的绝大部分国产剧不同，《人世间》是有真实感的。

搭景、服装、道具，剧组用心布置，故意做旧，尽力还原那个年代，这些是能看到的。但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

《人世间》选择了一个难拍的年代，在限定框架内，矛盾要怎么展现，苦难该怎么直面，摊开来，全是生活的不得已。好的年代剧，能把观众带着一起，进入那些在现实世界里也同样会存在的拧巴的矛盾中去。如果是自己，你会怎么做选择？

《人世间》从一家人的艰难抉择展开：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周家五口人被迫分离，除了妈妈，只能留一个人在家，爸爸和哥哥确定了要去，剩下的小儿子、唯一的女儿，谁去谁留？家庭的选择和个人的选择发生了冲突。

周秉昆被迫观看了涂志强被行刑后，精神大受刺激，离开了原本工作的木材厂，再找工作时，唯一（二）的选择摆在他面前：酱油厂工人、重工类国企的工人，他是怎么选的？他想去重工类国企，但帮忙联系工作的蔡晓光告诉他：“你是建筑工人的儿子，实惠比体面重要。”

周秉义受到沈阳军区明副政委赏识，一纸调令下来，他马上可以高升明副政委的秘书，提为副团级，但调令的资格限制中有一条：社会关系纯洁。要升职，就必须和自己的恋人、父亲被打倒的郝冬梅分手。同事劝他选择事业：“哪怕是一块破抹布给盖住了，金子都永世不得发光”，他怎么处理的？

人要像个人，而不是像个好人，或像个坏人。

水自流和骆士宾，每月要为郑娟和周秉昆筹够35块钱，但那个年代没有商品经济，如果不归属于体制内，出路难找。他们不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钱不好挣，但他们也是人，是人就得活，没有工作，自己做点小买卖，运气好，能活下去，运气不好，被抓。

春燕，勤快能干，性格热情，很快干成单位红人，得到晋升，但没想到，她的上升期正是四人帮得势的时候，四人帮一倒台，她也稀里糊涂、莫名其妙地被牵连，得连夜搬出自己房子，失去从前的待遇，她好冤。

1977年恢复高考，蔡晓光考上大学，但厂里不批，走不了，因为他爸爸政审没过，蔡晓光找到周秉昆，希望通过他哥哥周秉义的岳父郝省长私下解决，这种外人看来轻而易举的事，却成为日后周秉义和郝冬梅两家之间的大疙瘩，以至于直至郝父去世，双方家长都没能见上面。

片区民警龚维则，要照顾家里有疾病的侄子，一度拮据得拿不出钱过生活，只能舔着脸找到周秉昆，通过他把别人送来的烟酒在黑市卖掉，完了羞愧得扇自己耳光。

春节，周秉昆朋友们聚会，众人羡慕只有春燕家住楼房，孙赶超说：“我一直有个梦想，要是能结识这样几个朋友，这辈子就妥妥的了，一个是当大官的，一个是啃书本的，朋友有文化，谁还敢说我没文化，一个穿警服的，一个在法院工作，一个万元户，借钱方便，一个大医院的院长，看病方便。”朴实道出普通人在社会上办事的心酸。

人要像个人，而不是像个好人，或像个坏人。这是编剧王海鸰有意识坚持的，她在采訪中说：“我在写每一个人的故事时，都会站在他的立场替他说话，从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再到官员、商人，我在写的已经不是人物的好坏，而是时代洪流下每一个个体的难。创作者不能把人物标签化，他是好人就什么都往他那里推，跟糊泥巴一样，他是坏人，就坏得没有逻辑了。”

不得已的，才是最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