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职业教育校企深度融合机制分析

2022-05-05 03:14张泽谊张嘉楠张晓瑜
现代职业教育·高职高专 2022年16期
关键词:产教职教校企

张泽谊 张嘉楠 张晓瑜

[摘           要]  職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直接关联,多元化办学促进了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国外职业教育模式主要包括双元制、学徒制、工学交替制,三种模式纵向发展呈现了教育层次的提升,横向发展呈现了跨界发展趋势。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发展背景下,职业教育发展取决于社会形态。为了满足我国大国向强国的转型,借鉴国外经验,从政策机制、市场机制、组织机制和标准体系四方面建立政府、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耦合关系,发挥校企深度融合长效机制的作用,使校企合作与社会发展、教育多元化发展方向相吻合。

[关    键   词]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中图分类号]  G71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2)16-0058-03

一、引言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促进就业创业、技术技能传承和多样化人才培养的重要职责[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保障[2],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就业市场对技能型应用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3],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努力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职业教育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4]。在我国职业教育转型多元化办学路线背景下,推动校企深度融合改革,有效的校企合作机制是联合办学模式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国外职业教育模式分析

在1999年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正式使用“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表述职业教育[5]。在满足社会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中,国外典型的职业教育模式有双元制、学徒制以及工学交替制。

(一)双元制

“双元制”起源于1990年后的德国,是职业教育中发展较为顺利的经典模式[6],其以企业和学校为培训场所,以立法形式要求企业以经济支持或岗位培训促进其参与职业教育,形成了法律约束下的政府、学校和企业相对稳固的三角关联机制。日本随着社会雇佣环境由“终身雇佣制”向“流动雇佣制”转变,企业认知也从学历标准向能力标准转变,促进职业教育本身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向,其亮点在于集团化办学、教学内容的超前实用性、向上延伸的办学层次等,其以企业发展认知产生的内生需求为动力,以企业为主导形成的“双元”机制[7]。

(二)学徒制

“学徒制”起源于18世纪末英国的职业教育,将生产现场与学校思想相结合[8],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下,为解决职业岗位需求与技能知识培养相匹配问题而产生的。学徒制多数由企业提供需求和要求,学校与企业共同启动计划,学生申请并深度参与。该模式建立在“定向”基础上,靠市场牵引和法律约束来保障。

(三)工学交替制

“工学交替制”是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合作教育模式,其以学校为主,以工读交替为合作教育原则,劳动和教学相结合[9],具有三种实施方式:全日劳动工余上课制、工读轮换制、半工半读制[10]。学校根据专业制定实施教育的合作计划,并与企业签订合同,确定学生劳动时间、任务、职责和报酬等。此模式也建立在“定向”基础上,基于市场及合同约束。

三、国内职业教育体制分析

回顾新中国职业教育走过的七十多年历史,职业教育经历了企业办校、行业办校、独立发展和校企合作发展等体制更迭。每一次更迭均带有时代的烙印,每一次更迭都伴随办学模式改革,也伴随办学水平的提升。

(一)企业办学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伴随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率,中国开始了工业化转型。由于底子薄,一方面国家借助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大力发展专业化工程教育,为战略转型培养高层次人才,另一方面依托企业培养技术工人,并开展多种形式的业余文化补习活动,中国职业教育出现企业为主体办学[11],开辟了技工等级和“技术工人—技术员—工程师”的进阶通道,呈现出学徒及工学交替等多种人才成长模式,满足了当时突破封锁的技术革新需要。由于依托企业办校,一体化的组织机制保障了学习、实习、就业统筹,也使这一模式长时间稳固延续。

(二)行业办校体制

随着工业体系健全,国家开始了产业及行业分工,建立与行业对应的工业管理体系,国家先后成立了八个部委,除部分综合性、地方性和企业属学校外,主要工程教育和职业教育院校均归属行业管理。在国家政策上鼓励“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行业兴办学校的体制逐渐成为主流,学校在行业计划、投资和管理下实施专业化发展。行业办学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较好地维系了近似的双元教育模式。

(三)独立办校体制

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校减少外部影响,致力于按自身规律专业化办学,做大做强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国家政策促进下,学校经“合作、合并、调整、共建”与部委(行业)及企业逐步脱钩。除教育部及特殊情况外,地方统管的体制成为主流,所有学校均具有社会独立法人资质[12]。在独立办校体制下,一方面教育回归本位,院校与行业企业脱钩,另一方面教育分类管理,给职教升级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策空间,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得到了蓬勃发展,知识体系进一步完备,教育水平进一步提升。但此时院校的进一步升级动力又使其出现脱离职教的倾向。由于校企之间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和组织保障,加之淡漠的职教特色,使其与企业和市场渐行渐远,这一现象反作用于院校,使其应有的职教模式更加难以为继,就业难和人才荒在部分行业同时存在。

(四)校企合作机制

进入新时代,国家竞争、產业升级、科技创新、社会基本矛盾和经济发展模式变化等均带来对人才培养的更高要求,尤其制造业及实体经济发展和服务水平提升,更加迫切地要求职业教育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为此国家抓住职教发展最根本的问题,出台强有力的政策措施,鼓励和扶持学校向“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方向迈进,以职教集团和职教联盟等集团化办学形式推动校企紧密合作[13],凸显学校的职教特色。

纵观中国职业教育七十多年发展,始于企业办学,兴于产教融合,始终离不开企业参与这一关键要素。而我国的制度和经济发展优势也始终为“校企合作”的模式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四、职业教育发展机制中的产教融合机制

国外职业教育的三种代表性模式虽存在组织形态、动力机制、交替形式等方面的差异,但其存在明显的共同点:一是在教育思想上均强化实践在人才培养中的主导地位;二是在教育过程中,均依赖学校与企业的紧密融合;三是校企教育培训虽任务不同,但一体化衔接,共同指向人才培养目标;四是企、校、生在法律体系下保证权益和运行。针对我国目前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以及未来教育多元化发展方向,产教融合是同时满足职业教育与企业需求双重约束需求的有效途径,而实施“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离不开政府、企业和学校三方协同;面向目标对象,离不开企、校、生配合;保障“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行稳致远,离不开科学构建政策机制、组织机制、市场机制和标准体系。

(一)以政策机制确保产教融合持续发展

对于产教融合的两个实施主体,国家政策是政府参与的抓手,提供了强大的吸合外力,是关键的推进机制之一。西方国家的政策机制往往以立法形式出现,分两个层面约束参与各方:一是以国家立法形式约定了职业教育中校企双方的职责,通过政府监管提供融合的直接“韧性”;二是多数国家对企、校、生在实施培养过程中的权益及义务均有约定或对三者合作合同提供保护,构建了职业教育体系中学校和企业之间良好的沟通机制,以保障趋利避害、有序发展,为校企合作提供间接“韧性”。无论哪种形式,均构建了法律约束下的政府、学校和企业相对稳固的三角关联机制,达成人才培养的社会价值一致性目标。

(二)以市场机制促进产教融合健康发展

政策机制只解决必须做的刚性问题,“跟谁做”“怎么做”“做什么”是根据企业和学校发展战略和策略而定的,是以市场价值为牵引的。国外三种模式均呈现出多元参与和选择的特征,即学校可选择多个企业合作,企业也可依目标不同与多个院校合作。合作深度与周期因共同价值而定,同时也取决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学生的参与热情。越是长远的市场价值目标越能促进合作的长期发展。

(三)以组织机制保证产教融合聚力发展

在国外教育模式中组织保证一般建立在运行层面,存在于校企两个主体中,其中包含两个层面和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架构在校企之间及之外的合作组织和专业(行业)组织,合作组织一般以委员会形式存在,定期研究和下达任务,协调各方行动,属于管控双方的第一层面,而专业(行业)组织在课程设计、教材制定与审核、组织考试、证书制度等业务要求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10];第二种形态是主导合作一方构建的协调组织,如果主导方为企业,其组织力量更加强大,也属管控双方的第一层面;三是合作双方各自建立运行组织,协调内外部事物,管理各自合作资源,属于协同运行的第二层面。组织管控力越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越稳固、深入。

(四)以标准体系牵引产教融合协同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用人需求从学历要求向能力要求转变,根据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分工不同,产生了一系列岗位用人能力标准,形成企业或行业标准体系。学校以标准体系为引导,建立符合实际岗位需求的校内教育和培训内容,根据分级资质设置向上延伸的办学层次,校企双方均靠标准统一各自的需求与供给,形成合作价值和资源的牵引。例如,澳大利亚政府按照行业与企业要求,制定国家职业资格框架、认证框架和培训标准,为职业院校提供适应企业要求的课程与教学内容。

五、结语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不是制造强国。在从大国向强国转型升级过程中,符合行业发展的高质量职业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发展之路。通过分析国外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以及发展历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是职教鏖战的有效途径。以国内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为背景,从政府、学校、企业三方主体构建政策机制为抓手、市场机制为促进、组织机制为保障、标准体系为引领的校企深度融合模式,为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构建民航行业特色的职教集团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靳纪伟.准确把握现代职业教育的脉搏:畅想“中国梦”,共筑“职院梦”[J].现代职业教育,2017(7).

[2]梁广东.新时代应用型高校劳动教育的时代价值、实践原则及推进理路[J].教育与职业,2020(20):108-112.

[3]南米娜,蒲陆梅,王兴民.大学生职业能力提升要求下的应用化学实验的改革与实践[J].高教学刊,2016(3):117-119.

[4]人民论坛网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助力乡村振兴[EB/OL](2021-04-16)[2021-12-28].http://news.cyol.com/gb/articles/2021-04/16/content_xqjd5UVxO.html.

[5]史婷婷.终身学习视角下职业教育政策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11.

[6]关宏,李艳珍.国内外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比较研究[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9(23):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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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育锋.英国学位学徒制:内容、原因及借鉴[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36):58-64.

[9]涂宝军.美国高校合作教育机制及其启示[J].教育探索,2017(4):99-103.

[10]李宣海,吴强,许涛,等.以上海为例谈六大“立交桥”为主体的大职教体系的构建[J].教育与职业,2009(9):7-10.

[11]王筱宁,李忠.现代中国职业教育办学主体的审视与前瞻[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9(5):159-165, 186.

[12]皇甫林晓,梁茜.新中国成立70年来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J].大学教育科学,2020(1):73-79.

[13]董树功,艾頔.职教集团与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关系及转化[J].教育与职业,2021(3):36-41.

◎编辑 王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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