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下初中语文教材古诗文中的传统文化
——以统编版和翰林版为例

潘安琪

(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浙江杭州 311100)

传统文化教育是我们民族寻根、固本、筑基的一项重大工程[1]。古诗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学习古诗文对于继承与发扬中华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具有重要意义。大陆与台湾同根同源，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在语文教材建设方面，都将优秀的古诗文编进初中教材中，通过比较研究了解到两版教材在传统文化教育上存在的共性与差异。

现有研究中，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对语文教材进行比较的研究尚不充分。自2018年台湾公布新大纲后，再版的台湾国文教材（见表1）中古诗文选篇的编排情况亟待一次全面的研究，以便把握当前初中语文教材融入传统文化教育的走向，为新一轮我国初中语文教材的更新提供借鉴与参考。该文所参考的教科书出版版次见表1。

1 两版初中语文教材古诗文选篇的编写依据对比

语文课程标准（台湾称“纲要”）是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依据，其包含的理念与目标决定初中语文教材编写的原则和方向。综观两岸发布的语文课程纲领性指导文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课标》）和《语文领域·国语文课程纲要（2018年版）》(以下简称《纲要》)，两份文件对语文学科的课程性质、课程目标、文化诉求等方面的理解整体上同中有异。

首先，两份文件都提出了“学科素养”这一概念。《课标》在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中指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纲要》亦表明国文教育旨在“涵养国语文的核心素养”。在语文核心素养的导向下，都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强调4 个方面：“语言文字运用”“学习方式”“语文能力”“文学与文化素质”。

其次，两份文件对传统文化教育都有明确的要求。《课标》在总体目标中提出：“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汲取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提高文化品位[2]。”《纲要》在课程目标中提出：“透过国语文学习，认识个人与社群的关系，体会文化传承与生命意义的开展[3]。”由此可见，两份文件对文化传承均予以关注。《课标》的指向更广也更深，不仅把中华文化当成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而且要求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传统文化精华。

最后，虽然两份文件对语文学科的定位本质相同，但在课程内容的设计和安排上差别较大。古诗文如何编选，直接反映在语文教材的编写建议上：第一，内容详略不同，各有优势。《课标》给出的教材编写建议有10 条，总体上是概括性的语言，为古诗文的编写留出充足空间；《纲要》先从整体上提出教材编写的要求，再分学段提出教材编写的原则及注意事项，更具操作性。第二，对古诗文教学各有侧重点。《课标》抓住“简”“精”“新”等几个要点，倡导探究性学习；《纲要》更突出学生的“学”，要求补充学生自学的说明，内容及版面多用图表辅助阅读等。第三，《课标》更强调文言诗文的积累。秉持“以读促悟”的理念，《课标》在“附录1”中推荐优秀诗文背诵篇目。

2 两版初中语文教材古诗文选篇的编排情况对比

教材是课程性质与理念的直接体现。为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两版语文教材都相当重视古诗文的选编，分别以《课标》和《纲要》为主要依据编写统编版初中语文教科书和翰林版国中国文教科书（以下简称《国文》）。

2.1 经典篇目——凝聚传统文化精华

2.1.1 选文数量

古诗文选文的规划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材对古典文学的重视程度。两版教材的古诗文篇目统计情况见表2。由统计结果可知，《语文》古诗文选文总量超出《国文》的2 倍。两版教材古诗文选篇的比重接近，均超过选文总数的1/3。在学段分布上能看出，《语文》将古诗文的学习重心放在了八年级，《国文》则把学习重心放在八、九年级。

表2 两版初中语文教材古诗文选篇的数量（篇）与比重统计

2.1.2 选文朝代

《语文》古诗文选文大致覆盖中国古代各个重要历史时期，《国文》没有纳入明代的作品。在朝代的分布上，两版教材各有偏重，《语文》中先秦、唐宋时期的作品比例最高，《国文》则偏向于选取魏晋南北朝、唐朝、宋朝和清朝的作品。相同之处表现在两版教材都注重对唐宋文学的学习。其中，《语文》收入先秦诸子散文共计11 篇，汇聚了先哲们的思想精髓，对于学生学习传统文化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2.1.3 选文作者

入选作品数量最多的当推唐、宋两代，像李白、杜甫、王维、苏轼、辛弃疾等作者诗词成就斐然，他们的作品堪称学生了解唐宋时期文化的典藏。除了学生熟知的作者，《语文》还选入了崔颢、岑参等作者的作品，促使学生对某一时期的文化形成较全面的认识。

2.1.4 选文体裁

两版教材古诗文选篇文体多样。《语文》的古诗词从古体诗、近体诗到词、曲，文言文选文从诸子散文到两汉论文，从唐宋古文到明清小品文，均有收录[4]。《国文》亦是如此，但在古诗词和文言文的分配上有所区别。在《国文》中，文言文篇数远多于古诗词，其中又以清代小品文居多，《语文》在比例分布上更均衡。

2.2 编排体系——指向传统文化素养

2.2.1 整体设计

两版教材在设计上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一是版面设计不同。《国文》从封面到内页插图，色彩鲜艳，将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贴合学生的阅读心理。《语文》采用古典风格，水墨画的设计含蓄而典雅。二是结构组织不同。《语文》按照“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两条线索组织单元，有文白混编单元和古诗文独立单元两种形式。《国文》经改版后不再使用单元组文的方式，相连的两篇课文没有明显关联。三是文章排版不同。《国文》与《语文》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沿用了传统的阅读模式，采取繁体字竖向排版，阅读顺序从右至左。

2.2.2 助学系统

助学系统可以理解为学生学习课文的辅助系统，以此充分发挥教科书的“利教便学”功能[5]。两版教材在助学系统的构建上差别明显（见表3），下面主要分析《国文》在传统文化知识渗透上体现的不同。

表3 两版初中语文教材古诗文选篇的助学系统比较

“课前”部分：《国文》在“课文前哨战”里，会对选文文体作具体介绍，如九年级上册《与朱元思书》在课前从名称、时代、特点、句式举例4 个方面介绍骈文，帮助学生掌握骈文的文体知识。“题解”和“作者”分别揭示了作品的历史意义和创作背景，并配有原作插图，使学生初步了解古诗文的文化内涵。

“课后”部分：“课文赏析”作为《国文》的一大亮点，目的在于增进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其中不乏对传统文化知识的阐述。在练习系统的设置上，“问题讨论”体现了从文本延伸到生活的学习观，“应用练习”又从多个角度出发落实课文的“学习重点”。“语文广角镜”力图将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展现给学生，另有“阅读小书房”推荐课外读物，开阔学生的阅读视野，以更好地体认传统文化。

2.2.3 知识系统

古诗文的知识体系庞大，分法多样，大致可以分化出：语言知识、背景知识、文章（文学）知识、文化知识、学法知识。经过文化知识的对比，《国文》对文化知识的普及做得较为系统。举例来说，《国文》九年级上册《良马对》在“语文广角镜”里向学生普及了古人的计时方法，以文字、图表、插图辅助学生阅读，并在“应用练习”中设计了一道相关题目，以此加深学生对传统风俗习惯的认识。

2.2.4 相同篇目

两版教材的相同篇目共有10 篇，覆盖3 个学段，有3 篇为古典诗歌，其余全是文言文，具体分布情况参见表4。两版教材的古诗文教学计划安排不同：《国文》的重合篇目数量在学段上分配较均匀，《语文》多集中于七年级、八年级；两版教材里，只有《论语选》和《邹忌讽齐王纳谏》安排在同一学段；在《国文》中有不少中、高年级学段的选文出现在《语文》低、中年级学段。结合选文难度和学段安排的差异来看，《语文》对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培养要求更高。

表4 两版初中语文教材古诗文相同选篇分布情况

2.3 思想内涵——传递传统文化精神

文化精神，是指民族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基本思想、基本观点，也是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6]。两份文件都认同语文课程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鉴于《语文》单元人文主题的划分、《纲要》“附录2”中所列的议题以及《国文》“题解”中对主题的简述，在此选取两版教材中思想内涵分量较重的几个方面具体说明。

2.3.1 宇宙人生观：尊重自然、生命意识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将其视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做出的最大贡献[7]。“天人合一”意味着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语文》中《三峡》《钱塘湖春行》等篇目均以自然风光的美妙唤起学生向往大自然的感情，《国文》中《与朱元思书》《沉醉东风》也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回归自然的意义。生命意识是哲学意义上对生命的思考和体悟，如《语文》中《次北固山下》《游山西村》，《国文》中《登鹳雀楼》《虞美人》等文章，通过对古人人生观、价值观的挖掘与分析，唤起学生对宇宙人生、万事万物的关怀之情。

2.3.2 道德伦理观：尚公、重礼、贵和

封建社会存在一种普遍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即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这正是《语文》中《大道之行也》开篇所呼吁的“天下为公”。“重礼”“贵和”是在“尚公”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观念，对个人和国家起着双重规范作用。试举《语文》的两篇课文为例，《陈太丘与友期》借孩童与来客的对话告诫人们为人处事要讲求诚信、方正；《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通过对比论证“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国文》中还有一些课文意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伦理观，如《过故人庄》《寄弟墨书》等。

2.3.3 社会价值观：修身正己、安贫乐道、忧患意识、爱国奉献

中国传统士大夫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以“修身”为本。放在现代教育学的视角去讲，“修身正己”就是要求学生加强自我修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这类文章见于《语文》的《爱莲说》《诫子书》《富贵不能淫》，还有《国文》的《习惯说》《为学一首示子侄》等。《陋室铭》《行路难》《五柳先生传》等作品则能启发学生正确应对人生的坎坷。“忧患意识”出自《孟子》名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相似选文还有《语文》中的《卖炭翁》《岳阳楼记》等。此外，《语文》中抒发爱国主义情思的作品较多，如《过零丁洋》《使至塞上》《满江红》等，这一类主题的作品在《国文》中是比较欠缺的。

2.3.4 军事伦理观：以仁为本、“五德”为纲

军事伦理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学生的接受水平，这一类选文多分布于中、高年级。首先，是人类一直探讨的战争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人道主义是中国传统军事伦理的重要价值取向[8]。《语文》中《石壕吏》《十五从军征》等揭露了战事致使民不聊生的惨状，《陈涉世家》中的平民奋起反抗暴秦，也是本着爱民的情思。另外，将帅是否具备高尚的道德和品行是关乎战争成败的关键，典型的有《周亚夫军细柳》中刚正不阿、治军严明的周亚夫，《曹刿论战》中关心国事、多谋善断的曹刿等。

3 两版初中语文教材古诗文选篇的差异性分析

3.1 关于选文的差异

总体而言，两版教材都十分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古诗文选篇包容唐诗、宋词、元曲、寓言等多种文学类，力求将中华文化多方位地展现给学生。在古诗文的选编上，两版教材基本上都遵循了典范性的编写原则。“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9]，《语文》古诗文选篇紧扣每个朝代的历史文化特色，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追随历史进程演变的民族心理和精神风貌，有助于学生把握古诗文之演进与发展过程。相比较而言，《国文》因选篇数量少显得经典内容不够丰厚，于是更加凸显单篇文本的实用价值和教育意义。

3.2 关于编排的差异

两版教材在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上各有侧重点。《语文》的单元教学保证了教材的整体统一性，旨在依靠同一类主题或体裁的文章组元，强化学生掌握阅读同类文章的方法。可见，统编版教材偏向于增强学生学习古诗文的语感，训练学生欣赏古诗文的能力。翰林版教材摒弃了单元整合的编排方式，更专于单篇教学，因此《国文》每篇选文容纳的知识广泛且系统化，有固定的知识板块，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章可循。在传统文化的渗透上，《语文》的传统文化知识呈点状分布，“常识”部分多涉及语言知识。《国文》设置专栏普及传统文化知识，并推荐相关书籍深化学生的理解。在外观的设计上，大陆长期以来秉持着严谨、审慎的态度，所以教科书的设计和排版都相对传统。台湾的《国文》着重激发学生学习古诗文的兴趣，课后的应用练习题常以漫画的形式呈现，兼具趣味性和思辨性。

3.3 关于价值取向的差异

教科书所选文本是各类信息或教育价值的集合体，其思想内涵的价值判断标准是相对的[10]。从本质上来讲，选入教材的古诗文应当具有超越时代、超越社会形态的普遍价值，两版语文教材编选的古诗文都与现代社会倡导的价值理念相吻合。在梳理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语文》蕴含的思想内涵丰富而博大，意在引导学生树立宏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如《礼记》其一《核舟记》记录了我国古代的民间艺术文化，《鱼我所欲也》传播了儒家舍生取义的道德文化。并且《语文》在一个主题之下编排多篇文本，能引领学生深入体会传统文化精神。《国文》在选文总数的限制下，文本价值取向的覆盖面不够宽广，故多在文本选择上引导学生关注个体，发挥个性。

4 结语

就目前看来，教育自始至终要解决的是两个根本问题：“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前者指向教育目标，后者要解答如何实现教育目标，也就是实现教育目标要“凭借”什么。语文教育教学的“凭借”是语文教材，无论是维持和延续某一种社会秩序，还是创造和确立一种新的秩序，都要有针对性地对文化做出选择，经过合理组织使之能成为教学内容结构，借由教科书的呈现以促成下一代对整个社会文化秩序的认同。概而言之，教育中人与文化互动的最终指向是“完人”的培育，对语文教材中的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我们要不断充实、发展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