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黄灯：大地上的记录者

刘颖

1974年的正月十五，黄灯出生于湖南汨罗凤形村。因为家乡有“三十的夜，十五的灯”的说法，父母便为她取名黄灯。黄灯小时候与父母聚少离多，她2岁时就被送到外婆家生活，12岁时才被父母接回家。虽然外婆很爱她，但父母不在身边，还是让她在心底留下了落寞的影子。成为老师后，对于留守儿童学生，她不免多了几分关注和心疼。

外婆家在汨罗隘口村，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黄灯喜欢和小伙伴们疯玩，喜欢在田野间漫无目的地遐想，但她最喜欢的是节日里的“故事会”。隘口村的“故事会”闻名三湘，每年正月十五，村里人都会用独特的表演形式比赛讲故事。丰富的民间故事和乡间的家长里短是她最初的文学启蒙，给予她感知人生苦乐的能力。

对于“野蛮生长”的幸福时光，黄灯有很形象的描述：“我的童年像是一颗没有被破坏的种子，既没有被外来的书本知识介入太多，也没有被条条框框的价值观破坏。生命历程是自由自在的，所有的认知都来自于生活经验，这种没有知识干预的童年是特别美好的。”

童年经历塑造了她的教育观。她认为每个小孩的内心都有一颗种子，保护种子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埋在土壤里，给它提供必需的阳光水分。“种子保护得越好，它以后就越有力量。”

她纯真质朴的性格也是在乡村生活中形成的。几乎所有见过黄灯的人，都会被她的淳朴所感染。她有很强的亲和力，从来没有架子，在食堂吃饭时也能和不认识的学生聊起天来。但她也有“刚”的一面，对违背原则的事，她会毫不留情地拍案而起。刚工作时，黄灯参加岗前培训，授课老师满口胡言，似乎在告诉大家，“当老师就是去骗口饭吃”。黄灯惊讶于全场听众的沉默，当场便站起来反驳：“你不要以为所有人都像你这样。”这种对虚伪的愤怒，时常在黄灯的体内爆发。

通过上学读书，黄灯离开了农村，但在精神上，她又从未离开农村。

1992年，黄灯考入岳阳大学，成为一名大专生。毕业后，她被分配到纺织厂做文秘，后来又下到车间当工人。在国企改革浪潮中，她成了第一批下岗女工，但她并未灰心，而是发愤图强，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本科文凭。1999年，她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之后又去中山大学读了博士。

知识改变了黄灯的命运，但她也失望地发现，她身处的学术环境离现实生活太过遥远。她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关切社会、有所担当的群体，而非在封闭的圈子里只关注自己。

回望来路，再去寻找出路。为了对抗虚无，黄灯开始“清理”内心，过去曾有意无意回避的“底层”经历成了她的写作素材，不知不觉，她竟写了20多万字的随笔。这次书写让她发现，自己最牵挂的人是那些身为农民的亲人和工厂里的工友。“我的生命无法与这群人割舍，他们是我的亲人。”

从那之后，她开始主动联系在广州打工的亲人和同乡，了解他们在大城市打拼的真实处境。她还加入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带领的乡建团队，进行了大量实地调研。

她的笔触因此更加精准地抵达了城市化进程中被裹挟改变的农村。2016年，她的文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在网上热传。她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讲述了湖北农村的婆家三代人如何在社会转型中挣扎求生。其家族命运变迁背后的偶然与必然，触及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戳中无数打工人的心。一年后，黄灯在此文基础上出版了《大地上的亲人》，详细记录了自己婆家、娘家、外婆家所在的三个村庄的人世浮沉。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是黄灯一生眷恋的精神故园。

在一次次靠近底层和苦难中，黄灯确认了自己的身份，也确认了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在体内的存活。在一次学术论坛上，黄灯谈到，在创作中她很看重自己是否坚守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立场，也特别希望在介入社会、弥合现实裂缝这个层面，能够有所作为。

对于多年来几度因为写作走红，黄灯心存警惕。她认为，一个写作者对出版要有所节制，对文字应该有敬畏感，“那些跟市场关联过于紧密的文字，会让你的笔变得油滑”。

2005年博士毕业后，黄灯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这是她最看重的身份。在学生眼里，她是可信赖的“灯哥”，是一个很“亲”学生的老师。多数大学老师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做研究、发论文上，但黄灯有着不一样的“功利心”。

在许知远的采访中，黄灯谈到教育是“性价比最高”的事业。老师对学生稍稍多一点关注和引导，他们就可能有特别大的进步和改变。“写一篇论文可能只有很少的人会看，而把精力花在学生身上，或许能改变他们的人生走向，甚至改变几代人的命运。”

黄灯发现很多刚从高中进入大学的孩子，在严苛单一的应试规则下，变成了“空心人”，身上带着“塑料和电子设备的气味”。为了唤醒学生对真实生活的感觉，让他们学会观察和思考，黄灯总是精心设计课堂内容，和他们聊文学，聊人生，鼓励他们释放天性、畅所欲言，抛开应试化套路，“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自己”。

在广东金融学院任教时，黄灯尝试了“导师制”，她抛开标准化考核机制，以自由松散的教育形式让学生体验到更多思考和阅读的乐趣。

黄灯特别重视写作的力量。2020年，调任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后，她发起组织了一个非虚构写作工坊，义务授课，为的是引发学生思考和自我认知。“要唤醒他们，教他们观察自己也观察世界。”她鼓励学生写自己的故事，回望自己的成长经历，实现精神层面的成人化。有学生跟她说，自从接触了写作，感觉一些看不到的障碍被克服了，世界的维度变得丰富起来，连人也自信了。她倍感欣慰。

黄灯觉得自己像一个桶，心中装了太多的学生，这些年轻人鲜活的经历和真切的困境，促使她想表达。2020年，《我的二本学生》问世了。黄灯写了在城中村布置温馨房间的伟福、妈妈是越南新娘的沐光、留守儿童秀珊……她诚实地记录了年轻人在时代变迁下的命运流转，“凸显普通青年进入社会后突围、挣扎以冲破自身局限的路径”。

这本书触发了广泛共鸣，也引起了全社会对年轻人生存现状的更多关注和思考。“被看见”是好事，但作为教师，黄灯觉得更需要的是行動，是做实事，为学生解决实际困难，帮助学生找到能“安家立命”的东西。

她联合朋友筹备建立了一个就业平台，为就业难的学生提供切实帮助。她计划多做调查探访，考察什么样的核心素质能使学生更好地在社会上立足，在她的下一本书中多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为了深入了解职业教育和就业规划，她婉拒了一些重点高校的邀请，主动选择去职校任教。

黄灯坦言，这两年，她对于自己始终追寻的问题更悲观了。不过她说，她同时也是个乐观的人，“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好害怕的，最糟糕的时候，我也没有害怕过”，到现场、去行动，便是她的乐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