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他们成功抗疫

赵志丹

1911年，外国媒体针对中国东北的疫情发布了相关报道。

1910年10月25日，东北满洲里发生瘟疫。奉天《盛京时报》于当年11月14日刊登短讯，详细记录了满洲站的疫情：“自瘟疫发现之日起至今，满洲站共病一百八十四人，华人死一百六十六名，俄人四名。”疫情并未局限于满洲里，而是沿着“东清铁路”传至哈尔滨。11月初，哈尔滨的傅家甸开始出现病例，且呈每日递增的趋势。哈尔滨租界华俄公议事会召开会议制定防疫办法，但疫情丝毫没有减弱，而是继续沿着铁路线进入关内，并引发各国使馆的恐慌，以至于德国皇太子原定于次年年初访问北京的行程也因疫情而取消。隔离、戴口罩是在何时成为重要防疫手段的？这要追溯到1910年发生在中国东北的一场鼠疫……当时，由清廷组建的“防疫专家”团队各显神通，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这场抗疫行动也成为中国医学的里程碑。本文的主角——“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纪念金章”，曾被颁发给当时的“抗疫英雄”，它也是中国科学防疫里程中的特别纪念。

与此同时，日、俄、美等列强对疫情尤为关注，俄、日两国更是于当年12月初照会清廷外务部右丞施肇基，两国以清廷无力控制疫情为由，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当时东北的形势极其严峻，北部以哈尔滨为中心被俄国势力控制，南部以大连为中心被日本势力控制，日俄两国均把东北防疫活动作为扩张势力范围的最佳契机。此外，美国更是把东北疫情看作胁迫清廷进行币制改革及湖广铁路借款签字的绝佳良机。三大列强对东北疫情的态度，使得清廷意识到防疫涉及到主权和外交问题，最后，清廷决定将防疫交予外务部负责。

施肇基随即任命北洋军医学堂副监督、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为防疫总指挥（北洋军医学堂总办为一品官员徐华清，他被誉为“中国军医之父”），北洋医务官协参领全绍清为防疫副总指挥，并在奉天成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所，负责具体开展防疫活动。

1910年12月22日，伍连德带着助手林家瑞奔赴哈尔滨疫情暴发最严重的傅家甸，并秘密解剖一具因疫致死的尸体，在显微镜下发现其血液及肺部切片存在大量的鼠疫杆菌，进而确定此次瘟疫为鼠疫大流行。鉴于鼠疫严重的破坏性和一直未获得有效的防疫手段，伍连德立即向北京外务部电报东北疫情的病因，并提出“控制铁路、隔离疫区、向关内征集医生”等三项具体的防疫措施。

当时，医学界普遍认为鼠疫是以老鼠身上的跳蚤作为媒介进行传播，但南满铁路的一名日本医生一直在哈尔滨地区捕捉老鼠，以期在老鼠身上寻找鼠疫杆菌，却始终一无所获。并且，其时正值哈尔滨的隆冬，并非老鼠大量活动时期。基于以上两点，伍连德大胆提出，此次鼠疫不需要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飞沫传播，并首次提出“肺鼠疫”的概念，随即开始采取隔离、佩戴简易口罩等措施进行预防。“肺鼠疫”一经提出便遭到医学界的质疑，直到曾参加过香港鼠疫防疫的法国医生麦斯尼因忽视预防导致疫死才引起各界的广泛重视，但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

1911年1月末，施肇基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以外务府的名义在北京照会各国使馆，希望各国派医学专家前往东北共同控制鼠疫，并得到多国的积极响应。与此同时，伍连德继续坚持防疫，并进一步提出焚烧疫死者尸体以防止尸体上的鼠疫杆菌再次传播的建议，他联合東三省总督锡良及施肇基共同向清廷申请，最终获准后亲自监督焚烧。经过以上的防疫措施，傅家甸的疫情从2月中旬开始明显减弱，其他地区纷纷效仿，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自3月1日午夜开始，傅家甸新增疫死人数连续多日为零。至此，东北鼠疫大流行仅用4个月的时间便成功被控制。

1911年3月初开始，各国派出的医学专家陆续到达奉天，然而此时东北疫情已被控制，各国医学专家已无用武之地。鉴于此前鼠疫大流行均未找到有效的控制方法，施肇基于是向清廷建议在奉天召开鼠疫防治会议，以扬国威，更有为成功保住东北主权庆功的深层含义。清廷批准并特旨下拨十万两白银，由外务部、东三省防疫事务所共同举办会议。

1911年4月3日至28日，“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在位于奉天省小河沿的奉天会议厅召开，共有来自中国、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墨西哥、奥匈帝国等11个国家的33位医学专家，12位全国各地的医学代表及7位秘书参加。会议由伍连德主持并担任会议主席，副主席由发现鼠疫杆菌、被称为“亚洲微生物学第一人”的北里柴三郎担任，施肇基作为特使出席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流行病学、临床数据、细菌学和病理学、抗击鼠疫所采取的措施、鼠疫对贸易的影响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1911年4月3日至28日，“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在位于奉天省小河沿的“奉天会议厅”召开，来自中国、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德国等11个国家的医学专家出席会议。

1832年，德国汉堡曾为“幸免霍乱流行”发行纪念银章。

伍连德在大会上介绍了防疫经验，尤其把隔离措施作为最重要的经验进行介绍。各国专家对东北鼠疫的成功防疫给予极高的评价，并共同研讨制定了45项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此次会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作为我国历史上首次由官方举办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并且也是医学史上首次以“鼠疫防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引起了当时三大媒体《申报》《大公报》《盛京时报》的广泛报道，极大地促使国人开始接触西医理念和关注公共卫生状况，最终促使东北地区在国内率先建立起公共防疫体系，由此开创了中国近代公共防疫事业。

1832年，德国汉堡曾为“幸免霍乱流行”发行纪念银章，同样的，为表彰和铭记在东北防疫中做出极大贡献的医务人员和参会的医学专家，清廷依照国际惯例发行了金银纪念章。此次奉天鼠疫会议所颁发的纪念金章，被作为机制奖章中的精品收录于《中国金币目录》中。

该金章呈圆形，实测成色为954，直径35毫米，无齿边，连同金质挂环重约28.7克，品相极佳并附有原盒，非常罕见。金章正面采用双龙抱珠图案，此图样为清末时期官方主流纹饰，双龙宝星勋章、新军军官帽章及大清银币均采用此图样;金章背面中心为显微镜下的红细胞与鼠疫杆菌图案，向外依次带有“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纪念”“宣统三年三月”“大清帝国”及对应的英文“THE TA CHING EMPIRE”“INTER 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MEMORIAL，MUKDEN.HSUAN TUNG 3RD.YR.3RD.MO.”等文字，最外圈装饰有珠圈。

“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纪念金章被收录于《中国金币目录》中。

“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纪念”金章

金章背面中心為显微镜下的红细胞与鼠疫杆菌图案，还有“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纪念”“宣统三年三月”“大清帝国”及对应的英文字样。

该金章铸造精美，因绶带极具日本风格，常被误认为由日本定制。经笔者考证，该章由清廷下旨在度支部造币总厂雕模铸造，当时共铸有金、银纪念章及纪念银币数十枚，赠予参与此次防疫人员和参会医学代表作为纪念。度支部造币总厂最初称“铸造银钱总局”，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在天津竣工，1907年八月改称“度支部造币总厂”。作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精良、技术最先进的造币厂，除曾试铸大清丙午、丁未两种金币外，还利用自身优势代为清廷制作赏赐所用的奖赏牌。

通过对比该厂所制的其他奖章可以发现，奉天鼠疫纪念章上的双龙抱珠图案及边缘饰纹与五品赏功牌如出一辙，由此进一步证实该鼠疫纪念章由度支部造币链接TIPS总厂制作。1912年，度支部造币总厂因“壬子兵变”被烧毁，同年2月12日清朝正式结束，该金章也成为度支部造币总厂制作金章的绝唱。

东北鼠疫共造成6万多人死亡，约占当时东三省总人口的千分之五，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计。但随着社会变革及国内防疫体系的逐步建立，鼠疫未再大范围暴发，作为20世纪中国医学里程碑的东北鼠疫防疫及奉天鼠疫会议也因此很少被提及。2003年“非典”大流行，由奉天鼠疫会议总结出的“查找病源、控制交通、隔离疫区、征集医生”的防疫模式才再次引起医学界和历史学者的特别关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此种卫生防疫模式仍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由度支部造币总厂亲制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防疫纪念金章，不仅是对东北鼠疫的历史铭记，更是对科学防疫的总结。同时作为清廷颁发的最后一种币型金章，其对研究当时的东北时局、清代徽章制度演变等均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其背后蕴含的防疫经验对当今社会仍具有极高的指导参考价值。

鼠疫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最初曾因病因不明而有多种称谓。其此前在人类历史上的三次大流行均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一直未获得有效的防疫手段。第一次于1347年发生在欧洲，因死者全身发黑而得名“黑死病”。该病症在欧洲泛滥7年之久，共造成约2500万人死亡，约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第二次于1633年发生在我国的山西地区，并随着李自成的军队和清军传播到天津、北京两地，最终造成人口大批死亡。目前有部分学者认为，鼠疫使得守城明军失去战斗力，是导致明朝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次于1855年发生在亚洲，延续几十年并造成几百万人死亡。以上瘟疫病症相似但始终不知病因，直到1894年香港暴发类似的瘟疫，病原体才被法国生物学家耶尔森和日本生物学家北里柴三郎同时确定为鼠疫杆菌，自此证实以上瘟疫均为鼠疫引发的大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