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塑造、文化建构与环境变迁
——以明清以来兰州“八景”变迁为中心的考察

□曾 磊

“八景”是一定区域内自然景观与人文环境互动交融的产物，也是地方文人地域认知与文化建构的结果。一般认为，“八景”现象起源于宋代，宋迪作《潇湘八景图》后，世人纷纷效仿，涌现了大量的“八景诗”“八景画”。明清时期，“八景”成为地方志书写的重要内容，凡一地山川名胜、历史古迹、生产生活都是“八景”反映的对象。同时，“八景”作为地域景观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社会面貌及环境变迁的状况。

学界对于“八景”的讨论多集中于对地方“八景”的文化内涵及景观演变规律的解读①，亦有从“八景”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角度进行研究者②。近年来，以“八景”变迁探讨区域生态环境变动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③。“八景”作为人地互涵共生形成的空间符号，是“人化的风景”［1］168，而目前少有研究者从“八景”的景观塑造、文化建构等方面探讨“八景”的形成及区域社会变迁。笔者在爬梳明清甘肃地方志的过程中发现，关于兰州“八景”的记载鲜活地展现了其社会历史变迁和作为文化地理意象的构建。本文拟以兰州“八景”作为研究对象，梳理其景观塑造的发展脉络，分析地方社会精英对兰州“八景”的书写和构建的特征，以不同时期兰州“八景”的变化，来探讨其反映的环境变迁。

一、景观塑造：明清以来兰州“八景”的形成与演变

明代是兰州崛起的重要时期，中央政府对兰州地方建置的调整推动了兰州发展的进程。建文元年（1399），肃王府自甘州卫迁于兰县（兰州），成化十三年（1477）兰县升格为州［2］263。可以说，肃藩移兰、兰县升格为兰州以及黄河镇远浮桥的贯通，是明代兰州得以大发展的重要原因，兰州成为“内有宗室，外多商贩，人烟凑集，畜产蕃盛”［3］466的重镇。正是这一时期，随着城市建设和文化的发展，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与地域景观相融合的兰州“八景”开始了它的塑造和文化建构。

明清以来兰州“八景”名称变迁

明代是“八景”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八景”成为各地方志书写的重要内容，或附“八景图”于卷首，或在形胜、艺文、诗赋部分以文字表述。据《元一统志》载，元代兰州有“春野绿秀”景观，“建于郡治后，到春月百卉争秀”［4］471。但现在所知有明确记载的兰州“八景”出现于明代，据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临洮府志》载，明初兰州有“金城十二景”：皋兰山色、梨苑花光、莲池夜月、榆谷晴云、东川耕牧、北岸渔樵、浩门春涨、洮水秋声、马衔风雪、天都烟雨（另两景失载）［5］675。从上述记载可知，明初兰州“八景”以自然景观为主，多为对区域内地理形胜、山川河流、雨雪云月的描述，人文景观的书写较少。明初，兰州经历了扩廓帖木儿残元势力的战乱摧残，这一时期是兰州社会经济逐步恢复的重要阶段，设治驻军、移民屯田、开发交通等措施为兰州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这一阶段的“八景”书写多为山川地貌及耕牧渔樵等景观，展示了兰州独特的地理面貌和稳定的生产生活。“榆谷晴云”“皋兰山色”“马衔风雪”“天都烟雨”等景观，展现了兰州“马衔阻其东，榆谷抵其西，皋兰峙其南，黄河峙其北”［6］42的地理形胜，塑造出兰州“府域四方”的地理景观。

明代中后期是兰州“八景”塑造与构建的阶段。兰州一直是中原通往河西乃至西域的交通要道。明代以来，随着黄河浮桥的贯通、肃藩移兰以及课税局的设置，兰州的城市功能及社会面貌发生了重要变化，“逐渐从一个单纯的军事城堡开始向多功能的城市转变”［7］221。尤其明代肃王移兰，为兰州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多方面给予了全面提升，并塑造了明代兰州“八景”。历代肃王在兰州为藩的二百多年中，大兴土木，营建王府，广修道观寺院、学宫桥梁，使饱受元末战乱摧残的兰州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八景”中“莲池夜月”的景观依附体“莲池”，为明代肃藩“令潴神泉水为之，四围芦荻……鹭浴鹇浮，鸥凫可狎，亭榭楼台，修饰巨丽”［8］496。望河楼为肃庄王建于九州台上，此处可“凭栏远眺，四面风光，总览于怀”。肃王还重建了白塔寺，捐资修建了金天观、玄妙观、兴国寺、华林寺、崇庆寺等。［9］625肃藩移兰极大地改变了兰州的城市面貌。这一时期，兰州涌现出新的“八景”元素，如“古刹晨钟”“河楼远眺”“白塔层峦”等。从“八景”的内容呈现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明代“八景”从地理形胜转向对城内文化景观的书写；空间分布上，也由城外向城内集中，充分展现了这一时期兰州城市建设的历史和社会文化的成就。

清代是方志纂修的鼎盛时期，也是“八景”文化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兰州“八景”塑造完成并定型。清代陕甘分治为兰州的崛起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兰州集总督府、省会、府治等为一地，成为西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之一。康熙年间曾两次大规模修建兰州城池，同时，不断修葺城市原有的“八景”景观，使其重新焕发光彩。如康熙五年（1666）巡抚刘斗将“（莲池）水中堤外稍事筑构，总督吴达善更佳修葺，颇堪游览”［8］496，光绪七年（1881）护理总督杨昌浚重修，“莳荷栽柳，潴水畜鱼”［10］599，湖心建来青阁等。横贯于雷坛河之上的握桥始建于唐代，为八景之一“虹桥春涨”，康熙元年（1662）由副使张公重建，题有“空中鳌臂，云际虹梁”字并记［6］69。握桥又于乾隆年间三毁三建，嘉庆年间再修。望河楼在康熙六年（1667）“都宪刘公以旧制狭隘沦圮，率属创建较前宏澜”［6］94。“八景”之一的“兰山烟雨”描述的是兰州主山皋兰山的景色，明代曾在山顶建有魁星阁，后毁。清道光十二年（1832），陕甘总督杨遇春捐养廉银，建高阁3 层［11］166。有清一代，对兰州城内的寺庙宫观大为修葺，恢复并发展了兰州的胜景，兰州“八景”在这一时期完善并定型。

晚清民国由于生态环境破坏的范围不断扩大，“很多景致的内容及构成要素随之改变，景致的神韵消失，名不副实”［12］109，“八景”逐渐走向衰落。从颜刚甫的《兰州八景丛集》中我们得以管窥明清至民国时期兰州“八景”的变迁历程。民国时期的兰州“八景”是对明清“八景”的继承，剔除了距离兰州主城较远的“马衔积雪”与“龙尾秋容”二景。《兰州八景丛集》形成于1953年，此时的“八景”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残破不堪，或已被拆除。如“兰山烟雨”景观元素中的三台阁，已毁于1920 年的海原大地震；为改善城区交通，拓宽西津路，“虹桥春涨”景观的依附体握桥在1952 年时被拆除［13］155。20 世纪50年代末，因修建滨河路，拆除了北城及拂云楼。至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兰州“老八景”中的大部分景物已不复存在，唯“兰山烟雨”与“白塔层峦”两景尚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一些新的地域景观不断涌现。1984 年8 月，兰州市园林局与《兰州晚报》联合举办了“兰州新十景”征选命名活动［14］226。经过广泛征选、专家评定，评选出兰山、吐鲁沟、安宁大沙沟、滨河路、白塔山、五泉山、永登苦水乡、雁滩、安宁桃园、兴隆山十处景点。“新十景”继承了“老八景”中的“兰山烟雨”“白塔层峦”“五泉飞瀑”3 处景观，其余景观均为区域内各地风景名胜的提炼。“新十景”以自然景观为主，缺乏人文景观的选取及附着于自然景观之上的文化表达。近年来，兰州市新的标志性景观不断涌现，为展现新时期兰州旅游文化建设成就，打造“中国西北游，出发在兰州”旅游新形象，2012 年7 月，兰州市委宣传部与兰州市旅游局开展了“新十景”的评选，最终评选出中山铁桥、黄河母亲雕塑、兴隆山、水车博览园、读者大道、兰山、青城古镇、鲁土司衙门、仁寿山和什川古梨园“新十景”，并分别命名为铁桥踏波、黄河母亲、兴隆听涛、水车唱晚、读者大道、兰山灯火、青城烟云、古城流韵、寿桃献瑞、梨花飞雪［15］。“新十景”既继承了兰州“老八景”的精华，又充分展现了新时期兰州旅游文化建设的新成就。

由上可知，兰州“八景”的塑造与城市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明初兰州城池残破，故这一时期的“八景”多为在城外分布的自然山川景观，同时也体现了兰州“八景”“府域四方”和“人杰地灵”的建构理念。随着肃藩移兰和行政地位的提升，兰州城市建设日益完善，对“八景”的书写，由城外向城内集中，景观选择上兼具自然生态与文化内涵。新时期以来，兰州“八景”的塑造是以旅游、经济发展为导向，构建了新的兰州城市形象，但缺少传统八景中“意境”的文化特质。

二、文化建构：兰州“八景”景观书写与地方认同

“八景”是地方社会精英对地域环境的审美表达，他们通过对景观的书写与塑造，强化了地方认同与乡土意识，并形成了存续至今的一种文化范式。“风景是文化表述的媒介。”［16］15作为“八景”文化建构与创作的主体，地方社会精英通过诗赋把自身情感融入了当地的山川，表达地方认同与情感寄托。

明代是兰州“八景”形塑的初期。明前期“金城十二景”的塑造、流传就与地方官员丁晋、文志贞、陈质等人着密切的关系。如明洪武中谪戍庄浪卫的丁晋作八景诗《皋兰山色》：“皋兰秀色郁葱葱，势比他山迥不同。樵径侵云通绝顶，仙家结屋近层空。”［5］675这既是对兰州主山皋兰山葱郁高峻的描述，也体现出“八景”在景源选择上的“人—景—地”的互动关系。其《莲池夜月》诗云：“联拳宿鹭藏青盖，袅妫垂杨映绿漪。不是濂溪能格物，中通外直竟谁知？”［5］675作者在描写莲池鹭浴鸥浮、生机勃勃的同时，借莲花表达了自己贬谪后的不平之情。又如进士文志贞对“东川耕牧”景观的书写：“乞得人间自在身，东皋甘作太平民。一犁耕破云千顷，两笛吹残月半轮。布谷喜听窗外晓，跨牛肘探陇头春。从来不识凌烟阁，只恐征书下紫宸。”［5］676亦将自己的情感表达融入景观的书写之中。地方社会精英在“八景”的空间选择和书写上，也体现出明显的整体构建的思想，将区域内“多组景观相互配合，相映成趣，并以此塑造出一个相对封闭的、自成一体的景观结构”［17］17。明前期“金城十二景”融山川形胜、农耕渔樵、园林风景为一体，反映出地方精英对“八景”选择的整体环境观，构建出兰州的地域景观。

明代中后期兰州“八景”的塑造是以肃王为代表的地方社会精英进行的文化建构。肃藩移兰带动了兰州的城市建设，并不断“造景”，城市空间中出现了“河楼”“古刹”建筑，并复兴了“莲池”“白塔”“兰山”等景观。历代肃王在“造景”的同时，积极“构景”，书写了一批“八景诗”，如肃靖王朱真淤作《梨苑花光》《古刹晨钟》《河楼远眺》《莲池月夜》等，肃昭王朱缙炯作《侯马亭》《登平远堂》，末代肃王朱识鋐的《望河楼》《初夏莲池》等④，他们为兰州“八景”的构建与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仅如此，随肃藩移兰的还有大批文人，这些文士到兰州后，收徒授业，培养了一批地方才俊，形成了兰州本土的士人群体，如正统七年（1442）探花、兰县人黄谏，景泰五年（1454）进士、兰县人段坚，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邹应龙等。“士人群体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兰州地域文化的迅速提升。”［7］226这些士人推动了兰州“八景”的构建与传播，他们以兰州的山川河流为题，创作了一批咏兰诗赋，如黄谏的《黄河赋》《五泉》［6］399、段坚的《重游五泉山寺》［18］202等。这一时期，在兰的地方官员亦是“八景”构建的主体，纂修《临洮府志》的临洮府同知唐懋德、荆州俊围绕兰州胜景创作了多首“八景诗”，展现了兰州的山川秀色与人文和谐，并将其编入地方志中，成为一种集体意识，由此明代兰州“八景”得以流传并延续。安定的生活及士人群体的形成，使得人们有时间关注脚下的土地并进行景观书写。这一时期，兰州“八景”的构建范围也由区域分界的自然山川逐渐转向城内的文化及生态景观。

清代是兰州“八景”书写最为繁荣的时期。大批地方文士以“八景”景名为题创作了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八景诗”。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进士、皋兰县人巫揆创作的“金城十咏”［19］301，同治光绪时期皋兰县人刘元机的“金城十咏”［20］940，是对清代兰州“八景”的完整表达。以单个景题创作的“八景诗”数量更多。乾隆庚辰科举人江得符的竹枝词《我忆兰州好》［21］47组诗12 首，描绘了兰州的四时美景及名胜古迹，是对兰州“八景”及兰州地域风物的高度赞颂。清代在兰州任职的各级官员及地方文人书写的“八景诗”中，以“五泉”“梨苑”“皋兰”“白塔”为题的居多，反映了容纳人们游赏的景观地域成为地方文人对兰州“八景”书写的突出内容。“‘八景’成为地方城市重要的旅游指导，带动了八景文化的集体意识强化。”［22］121这种景观书写的转向也影响到现代城市“八景”的评选。

由于时代变迁及环境变动，迄至民国时期，许多景致的神韵及构成要素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八景”文化逐渐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地方文人对兰州“八景”在景观塑造与文化表达上进行了积极建构。民国时期兰州名士刘尔炘将个人审美及理想融入对五泉山的重建之中，恢复增建殿阁，题写名额楹联。通过景观重塑，五泉山的景韵更甚于前，扩大了地方文人及普通民众活动的场所空间，成为人们表达地方认同与文化记忆的纽带。1934 年，地方文人颜刚甫引用明清诗人咏兰诗词，撰写介绍兰州“八景”的文章，连载于《西北日报》，1953 年又将其抄录在册，著成《兰州八景丛集》［20］248。报纸和书籍等作为话语表达的媒介，具有价值导向和文化建构的能力，地方文人以这种方式将兰州“八景”表达输出，激发了人们的乡土意识和地方认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对城市“新八景”的评选如火如荼。历数新时期以来兰州的两次“八景”评选，均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市民参与投票、地方社会精英（官员、知识分子）为评审专家，其评选的目的都是为了推出新的城市形象标志，促进旅游业的发展。1984年评选的原则是“兰州市三县五区基本上都有景点，选出十个景点”［11］165，故此次评选出的“新十景”均为兰州市内地域特色鲜明的旅游景点，如“红雨流丹”“花海玫香”等，但缺乏人文意境的表达，且大多位于市区之外，游赏的距离较远，不利于“八景”文化集体意识的形成。2012年评选的要求为“体现兰州改革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成果、地方特色，能够成为兰州的标志性景观，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等”［23］。由此可见，新时期的兰州“八景”评选，以经济发展为导向，且人们的景观感知具象化，在景观的选择上缺乏对“八景”意蕴美的体验。“八景”构建大多采取市民投票、专家评选的方式进行，相较于古代而言，普通民众也参与到“八景”的构建之中，网络媒体亦使得地方“八景”的传播与影响更为迅速，“但缺乏历史内涵的基底和与当下社会精英的互动”［22］122，造成当代“八景”的景观书写与建构中文化实质的缺失。

三、环境变迁：兰州“八景”变迁与环境变动

“八景”作为区域空间中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互动的产物，“蕴含着人类活动留下的印记，是感知区域地理环境与社会变迁的一种方式”［1］175，不同时期“八景”的异同，不仅是区域生态环境的变迁缩影，亦是城市景观建设与空间变化的直观反映。“八景”是观察区域环境变迁的一个有效途径。

（一）“八景”与兰州生态环境变迁

清代以来随着兰州人口的增长、城市建设的加快，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兰州“八景”的发展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的状况。明洪武中谪戍兰州卫的陈质诗曰“九州台侧梵王宫，白塔巍巍倚碧空……雨过烟岚浮紫翠，分明人在画图中”［6］416，描绘了明代时白塔山的景象，但到清代已是“岸上山楛，草木不生，仅有番僧寺宇耳”［24］12。20 世纪50年代，兰州市对白塔山实施了绿化改造工程，修缮后的白塔山，层峦尽翠、亭台楼阁，恢复了往日的胜景［14］146。五泉位于皋兰山麓，相传为霍去病鞭泉而出，《光绪重修皋兰县志》载：“五泉在皋兰山麓……两涧古木阴森，清流交错，上有瀑布数道，悬东西两岩，俗名东龙口，西龙口。如风雨驰骤，从半空泻落。”［9］590可见五泉瀑布之壮大。明清时期五泉水还是主要的农业灌溉用水，但清末时水量已大为减少，“乾隆时灌园二十余顷，至清末仅能溉田十余顷”［25］566。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深挖洞”是导致瀑布消失主要原因，“在打通皋兰山隧洞时，挖断了贮水的沙砾层，加之，阿干河一带打机井抽水，使基岩裂隙水的补给量减少”［11］168，瀑布不复存在，只有细若游丝的“水线”汩汩而落。人为破坏是生态环境变迁的一个主要原因。1984年新评选的“十景”之一“芳洲思雁”，即表达了兰州人民对雁滩生态环境恢复、大雁回归的思盼。雁滩是黄河中的夹河滩，鸿雁及水禽多在这里栖息觅食，故称雁滩。近代以来，这里被开辟为农田耕地，但生态环境良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雁滩被大面积开辟，淤为农田，种植水稻。但因盐碱化，水稻无收，弃为荒地，加之，工业和生活废水大量排入黄河，水禽绝迹”［11］175。“芳洲思雁”表达了人们迫切希望减轻污染、思盼大雁、重修栖息雁滩的愿望。

新时期以来，兰州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由此产生的空气污染、环境恶化亦反映在“八景”的新变化之中。“兰山烟雨”为古八景之一，多为时人描述与赞颂，明人夏宏的《兰山烟雨》云：“金城风景入幽寻，烟雨霏霏拥碧岑。香霭九秋凝作雾，滂沱三日足为霖。煮茶鹤影楼松杪，逐妇鸠声度柳阴。欲扫宿霾浑不散，凭高凝望思沉沉。”［6］426但如今由于空气污染，这样的景象已很难再现。生态环境的变迁导致了“八景”的演化，“八景”的发展演变也反映着区域环境的发展和变迁。在2012年的兰州“新十景”评选中，将延续数百年的“兰山烟雨”改为“兰山灯火”，这既是环境变化导致景观消失的结果，也是新时期兰州城市经济发展的表现。

（二）“八景”与兰州城市建设发展

“八景”的变迁与城市发展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明代前期，兰州“八景”以区域内自然山川为主，如皋兰山、天都山、马衔山、榆谷、洮水、浩门河等，且这一时期的“八景”几乎全部位于城外，“这从侧面反映出经历了元末战乱摧残，明初兰州城残破，尚未恢复的事实”［26］257。“东川耕牧”为明代“金城十二景”之一，明代兰州编户七里，东川为其中一里。东川即出兰州城迎恩门（东稍门）至东岗镇一带，“广袤20 多里，沃土平衍，水车能提灌之处，农田果园菜畦连片。中为通陕西大道。道南田野，杂草丛生，可供放牧”［14］231。东川在明代时尚为农牧和谐的田园之地，到今天已成为兰州主城区的城市商业用地，反映了明代以来兰州城市空间规模的不断延伸扩大。

明代肃藩移兰带动了兰州的城市建设，在“八景”之中出现了“河楼远眺”“古刹晨钟”“白塔层峦”“虹桥春涨”等景观，这不仅是对兰州城市功能设施的建设完善，同时也扩大了民众活动的场所，“八景”文化使得城市景观的内涵丰富多彩。这些景观在明清时期曾多次修葺，并成为兰州“八景”之中稳定的景观，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随着城区面积的扩大，城市基础设施的修建，这些景观大多不复存在。如“河楼远眺”景观的依附体“望河楼”，修建于兰州故城北墙之上，在此可凭栏远眺，八面风光尽收眼底。清光绪年间陕甘总督升允对望河楼的绝妙之处赞曰：“陇云秦树穷千里，河声岳色共一楼。”［27］1491959 年，因拓建滨河路，取直道路，拆除了望河楼［13］41。“八景”之一“虹桥春涨”的兰州握桥，横贯于雷坛河上，被誉为“伸臂木梁桥的代表”，每至暮春时节，冰融水涨，奔涌握桥之下，水雾氤氲，巍巍壮观，形成“虹桥春涨”景观，因1952 年加宽西津路，拆除握桥，修建了新桥［13］155。新中国成立以来是兰州城市面貌急剧变化的时期，为适应城市建设，兰州的城墙、城楼逐渐被拆除，兰州“古八景”中人文景观也随即消失，“古八景”成为引发地方文人及普通民众集体意识的文化地标。

结语

兰州“八景”是历史时期兰州城市发展和环境变迁的客观反映，“八景”的塑造演变与书写建构始终和兰州的区域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明代肃藩移兰与清代兰州政治地位的提升对于兰州“八景”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明清以来，地方社会精英始终是兰州“八景”建构的主体，他们本着对地域的认同与热爱，将自然山川与人文精神融入景观书写，建构出具有时代特征与地方特色的“八景”话语，强化了“八景”表达的地方认同与文化记忆，并逐渐演化为一种文化范式延续至今。兰州“八景”的变迁侧面反映了兰州区域环境的变迁与城市的发展。

随着时代变迁及城市发展，各地的古“八景”大多都不复存在。随着社会经济及旅游的发展，区域新“八景”的评选如火如荼，但与传统“八景”相比，新“八景”的构建对人文精神内涵的凝练不够，造成“八景”文化的历史缺失。如何重新挖掘“八景”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地方文化发展、旅游资源开发和增进乡土认同都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张嘉盈《宋代至今羊城八景演变的特点及其规律》，《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1期。戴林利《明清时期重庆“八景”分布及其文化研究》，西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郭建文《湖南省“八景”景观类型及成景规律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邓颖贤《羊城八景与广州市城市形态演变关系研究》，华南理工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张玉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八景”空间结构研究》，西北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周琼《清代云南“八景”与生态环境变迁初探》，《清史研究》2008年第2期。丁欢《宋代以来江西“八景”与生态环境变迁》，江西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李德楠《从地方志“八景”看区域水环境变迁——以康熙、乾隆、光绪〈鱼台县志〉为中心》，《中国地方志》2014 年第7 期。贾强《清代河西走廊“八景”与环境变迁》，《河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④肃王咏兰诗，均收录于《康熙兰州志》卷四《艺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