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亡异于三代震悼古今之考论发覆

[摘 要]考秦人起源东方，西迁后在西戎的包围中发展壮大起来，并受到其蛮勇之风影响。商鞅变法，定立国策，倡立尚武好战及崇重功利之极端精神。其国势崛起及统一大业之完成，端有赖于此;王朝建立不久即溃亡，亦因未能即时变政更化终致其恶果。秦人重母俗，因之制定准许妇女独自立户政策，虽使赋役征收对象为之扩大，亦乃当日急酷征役之证。秦迅猛扫灭六国，但统一不久即因急政暴虐而亡，且以轰轰烈烈之势结束三代亡于女宠女祸之老旧模式，这与战国以来社会历史变化剧烈，及法家急刻的政治功利追求密切相关。若仔细审视秦兴亡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因缘机运，固予人启示良多，但若论其溃亡，终应归于野蛮尚武与急迫惨刻法家意识之结合，所播下的种因。

[关键词]尚武好战 崇重功利 妇女立户

[作者简介]葛志毅，大连大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大连 116622）

[DOI编号]10.13761/j.cnki.cn23-1073/c.2022.03.016

秦代统一中国，乃开辟以来大事，但偌大秦国却在倏忽之间土崩瓦解。这在当时已令人震惊难解，是后秦代兴亡更成为历代文人学士凭吊议论的永恒主题。察古今讨论秦国兴亡者多矣，然论者各执其词而不一，互有出入高下。其实首先应探究其在内外诸因素作用下，如何形成有利国策，使之得在诸国中超脱特立而出;如何经艰难苦烈，扫灭群雄，终成统一大业;又何以旋起旋仆，亡不旋踵。由此总结其成败利弊，必有助于揭示其深层之兴亡原因。此乃至为关键之所在。其次，秦国未蹈三代覆亡之旧辙。记载中多言三代先后亡于女宠女祸之失，秦打破此三代以来兴亡格局之旧模式，结束以宫闱女色为亡国主角的历史旧套，终结此三代重复上演的女祸覆辙;开辟出新的真正由政治家、谋略家、军事家作为主角占据的宏阔壮伟竞争舞台，上演以角智斗谋、实力比拼为公开场景的政治军事斗争大戏，新的历史大幕就此正式被拉开。本文拟以此思路为绪引，深入探究秦国兴亡中的迥异独特之点，以为读史者提供鉴戒，亦甚望鄙见可对论史者重有所启发补裨。

一、秦人兴起与商鞅变法所定国策利弊之审视

秦人本起于东夷地区，后西迁，处在西戎的包围中，立国苦斗，终培养起崇尚攻伐、重視功利的立国精神，继之东向发展，经几代经营，乃实现兼并中原各国、统一天下之伟业。

《史记·秦本纪》记女修吞玄鸟卵生子的传说，是乃东夷地区鸟崇拜卵生说的习俗。《封禅书》记秦襄公自以为主少皞之神，少皞乃东夷祖神，故秦人本出东夷地区无疑。《秦本纪》记周武王伐纣，秦人先祖蜚廉死葬霍太山，后周穆王封蜚廉后人造父于赵城，赵城地近霍太山，皆在河东地区，是秦人至少在殷商时已离开东夷地区西迁。近年出土的清华简《系年》，乃记周成王伐商奄，杀飞廉，西迁商奄之民。商奄之民本居东夷，与秦人有族源关系，据考商奄之民被迁今甘肃谷县地区[1] ，此亦可证秦人离开东夷地区西迁的史实。只是限于史料的原因，难考其详，秦人西迁的细节尚不很清楚。

秦人本居东夷，东夷在四夷之中最为特殊，被称为仁性柔顺。如《说文》：“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2]147 与“夷俗仁”之说相近，《汉书·地理志》亦曰：“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3]1658 按此“东夷天性柔顺”与上“夷俗仁”皆应说明东夷地区较其他地方为文明开化，故秦人早期居东夷地区必尚未染上尚武攻伐之俗，后来西迁，立国于西戎中连年战斗，尚武攻伐之习逐渐形成，这是其能吞并诸戎，并东向征霸中原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本是善畜牧的民族。秦先祖大费佐禹治水有功受封赐，又佐舜调训鸟兽，舜赐姓嬴氏。秦人先祖因畜牧的原因，又善驾驭，在商周两代皆因此受封赐。飞廉后人造父为周穆王驭车平乱有功，受封赵城，至非子一代亦因赵城而蒙赵氏《史记·秦本纪》如此说。实则始皇又称赵政，乃因其母家本居赵，从生地得赵姓，非必如秦赵同祖赵城为说。见葛志毅《秦汉风俗与贵族女权》，《谭史斋论稿续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7页。。非子喜好畜牧养马之功受周孝王封为附庸，作邑于秦，接续嬴氏祭祀，被称为秦赢，立国于西戎之中。秦赢之后世为周王诛讨西戎。周幽王时，西戎、犬戎与申侯杀幽王，秦襄公将兵救周，并护送平王东迁洛邑，因功被封为诸侯，秦襄公开始以诸侯之礼与诸侯通聘享，秦人开始东向发展的事业。平王将岐山以西周人故地赐予襄公，并应允秦人若能击败戎人占据其地，即归秦人所有，秦人因此可以在此放开发展。清华简《系年》记载平王东迁，秦襄公以兵护送有功而受封，确乃秦人发展壮大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即“秦以始大”[4]38。秦占据周人故地，因此亦受到周文化影响。《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季札出聘列国，至鲁，请观乐，为之演秦到秦乐，季札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其表明秦已通过周人故地接受华夏文化的影响，朝廷礼法制度建设亦开始有眉目。早在穆公时代，秦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不仅插手中原大国事务，亦参与到大国会盟及争霸战争中，同时注意招纳贤人，改良秦国政治，如先后召至百里奚、蹇叔、由余等。秦穆公是秦国力快速上升的时代，在西戎中获得极大发展成果，《史记·秦本纪》记其时伐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鼓”，《秦始皇本纪》后附记之文则曰：“穆公享国三十九年，天子致霸”[5]128 ，实则周王鉴于秦穆公的功业，已赐予周室侯伯的地位。那么，穆公时代的发展已奠定秦的基本国力，已有问鼎中原、参与列国会盟争霸的实力，《史记·六国年表序》曰：“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故春秋五霸说之一，即列入秦穆公旧说五霸不一， 《风俗通义·皇霸》以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为五伯，王利器认为此说“则合当正名为五霸”，见其《风俗通义校注》上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页。。 秦穆公取得如此功业，自当表彰，但其死后从死170人，且包括“三良”在内，秦人为作《黄鸟之诗》哀之，这反映其时秦人虽受中原文化影响，但仍未脱尽愚昧野蛮的落后风俗，此应为沾染戎狄习俗所致;《秦本纪》下文记秦孝公时有曰：“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不是毫无缘由的。

穆公之后，要以孝公、商鞅时代最值得关注，商鞅变法力主抟民于农战，提倡尚武攻伐精神，极端崇重功利的习俗，从而奠定了秦国发展的内外国策;商鞅之法尤其有助于推动秦国对外的兼并战争，故秦吞灭六国，一统天下的大业，实肇基于孝公、商鞅。

据《秦本纪》，孝公即位下令求贤，以恢复穆公霸业号召于国。于是商鞅入秦，“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于是法大用，秦人治”。商鞅辅孝公始，开创秦国富强之业，当时功业堪比穆公时代。《秦本纪》载：“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是秦国霸业取得空前成就，俨然已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国地位，亦以此为标志，秦走上统一六国的大业轨辙。但若细究商鞅变法奠定的国策，其中不乏可商甚至可称为过失者，只是其中有特殊原委可言。

商鞅变法之根本在抟民于农战，使利出一孔， 除农战之外，百姓庶民再无上升之路，以此作为逼迫和引导秦民尽力农战的政策诱饵。如《汉书·食货志》曰：“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仟佰，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域，而弱者丧社稷。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佐之戌。男子力耕不足粮餉，妇女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不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叛。”商鞅变法下启此后直至始皇时的大计国策，其尚攻战，重功利的酷虐之法，虽违三代以来的制度，却使秦国收兼并大功;但却加重了对天下的敲剥压榨，使百姓穷固愁怨，实已埋下日后秦亡的祸根。又《汉书·董仲舒传》记载：秦“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又好用残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重，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亦谓秦严刑重罚，敲剥酷虐，社会经济生产已遭破坏;又不施文德教化，乃至风俗颓败，叛者四起;重使民生绝望，已无生计可施。又《韩非子·和氏》云：“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 ，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刘向《战国策书录》曰：“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6]33 《汉书·刑法志》载：“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叛之。”亦谓商鞅变法不仅刑法酷虐，加强对人民的管控箝制，而且禁绝礼乐仁义，绳禁游学，独显耕战之士，唯遵奉公家勤劳是尚，专以诈力富强是求。由于如此强调耕战，摧抑学术文化，推行的实乃反智弱民的专制愚民之策，从而片面造成秦政物质上的富强假象，其背后的思想文化及社会风俗根基遭受严重摧抑破坏，此乃对秦代社会发展的致命打击。试想风俗文化毁坏，岂有社会之安存宁静可言。综之，为加强对秦民的管控，保证其酷烈督用成效，不得不在一切方面想方设法。但其中最主要者，乃商鞅把秦在戎狄之中发展起的尚武好战精神与法家急切的功利进取意识结合起来，并张扬到致极，使秦国走上武力强兵、急求统一的锐进迫狭之路。其弊端虽一时尚未大显，但终究因此为秦埋下衰败崩溃的祸根。

记载上多有秦与戎狄同俗之说，如《战国策·魏策三》云：“秦与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7]869《史记·六国年表》记：“今秦杂戎狄之俗，先暴戾，后仁义。”所谓“戎狄之俗”即指秦在西戎沾染的尚武攻伐之习，故又谓之好利无信，不识礼义，皆与中国异俗，乃戎狄之习的反映。与此相关，秦又称为虎狼之国，如《赵策三》曰：“且秦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心。”[7]696《汉书·贾山传》云：“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所谓虎狼即戎狄尚武好战之习，故又与不知礼义并言《史记》中多以秦为虎狼之说，如《楚世家》《苏秦传》《屈原传》《孟尝君传》《樗里子传》等。。秦为鼓励士兵杀敌，又行斩首立功赐爵之制，故《赵策三》又曰：“彼秦者，并礼义而尚首功之国也。”[7]705 似此皆反映了秦崇尚武力攻伐，残忍嗜杀，至以斩首多为荣，好利无义。这一方面加剧各国对秦人的畏懼，同时也对秦俗败坏有极大影响。这一切皆源自商鞅之法，因行斩首赐爵制，以至秦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5]1355 ，使秦民为兼并战争出力的热情大为激发，象秦在兼并战争中杀人如此多之事，古今罕见。有学者对秦自献公、孝公以后与诸国战争杀人之众，进行统计后结论曰：“从古杀人之多，未有如无道秦者也。”[8]142 秦兼并战争中杀戮如此凶残，固与其染戎狄之俗、沦为虎狼之国有关，其直接原因便与商鞅之法使之成为“尚首功之国”有莫大关系，故有学者论此曰：“秦制爵二十等，战获首级者，计功受爵，时所尊上也。”[7]706值得提出的是，虽然秦人好战嗜杀之习与商鞅变法有着直接关系，但却与戎狄淳朴野蛮之质性为底色的影响有着更为根本的关系。如由余曾对秦穆公论中国之治与戎夷之治的相互长短。穆公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之意以为，中国用诗书礼乐法度为治，恰乃导致世之祸乱根源;戎夷则不然，上下之间唯怀淳德忠信之质朴以相事，唯此方为真正的圣人致治[5]127。由余这番话，可用以解释秦人何以会采用戎狄之俗，不行礼乐德化，反对仁义之治;也可以解释商鞅何以会“燔诗书，明法令”，禁绝游学之士，列诗书礼乐、仁义德化为国之蠹害《商君书·去强》：“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农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靳令》又有“六虱”的论述，其解可见高亨《商君书注释》，中华书局1974年版。。这些其实反映出秦国在强烈的功利意识主导下，在思想文化上的专制愚民政策，乃其错误地理解借鉴戎狄之俗的本质，在政策导向上的错误选择。如果进一步追溯秦成为尚首功之国的原因，应该与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存在渊源联系。斯基泰人最尊崇勇武杀敌的战士，根据战士杀敌斩首的数目给予奖励并分配战利品，还要举行酒宴予以表彰。没有斩首杀敌之功的战士在此种场合遭受污辱，在人格上是奇耻大辱，这决定了斯基泰人勇武好战的风俗[9]15-16 。有考古发现表明，斯基泰文化是殷周时代从山西、陕西北部西迁，那么，生活于西戎中的秦人应该接触到斯基泰人，并受到其勇武精神、尤其是其崇尚斩首之功的习俗影响，建立起自己的尚首功之制，有学者的研究可与此相互参证余太山的研究可提供这方面参证。他指出，前七世纪末出现在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塞种诸部可能来自东方，其中塞种四部之前身可能就是先秦典籍所见允姓之戎、大夏、禺知（禺氏）和莎车。前623年，秦穆公称霸西戎，拓地千里，或因此引起诸部的西迁。允姓之戎、大夏、禺知（禺氏）可分别溯源于少昊氏、陶唐氏、有虞氏。陶唐氏、有虞氏各有一支从晋南经河西迁至伊犁河、楚河流域，各为塞种一部。见余太山《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页。塞种四部，连同大月氏和乌孙，均系欧罗巴种，操印欧语。见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4页。西方所谓斯基泰，中国史籍中称曰塞，其人种构成复杂，可见上古东西民族交通迁徙之迹。借助余太山的研究，可见居西戎中的秦人应该与斯基泰有过接触，相互发生过交流影响。。秦人尚首功之制，首先见于《商君书》，其《境内》记载了秦军功爵制，主要据杀敌斩首多少赐爵秩田宅，如曰：“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10]152《荀子·议兵》：“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韩非子·定法》：“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是商鞅所定军功爵制，要视杀敌斩首之数分别赐予相应的爵秩、官位、田宅，故又称秦为尚首功之国。是乃秦鼓励士兵奋力杀敌，从而取得兼并战争与统一事业之胜利完成的主要制度，也培养了秦人残忍嗜杀的野蛮凶狠之风，在各国中首屈一指。对此若不在统一事业完成后及时改制更化，以教化代替刑罚，对风俗人心和社会秩序的侵蚀败坏，其负面影响效果不堪想象，由此更可理解汉武尊儒改制的社会意义所在。

商鞅倡导的尚攻战、重功利国策，不论后世，在当时已有清醒之士的深切认识，并予以揭示抨击，其著者乃鲁仲连义不帝秦之举。他曾在平原君面前声言帝秦必会造成的祸难，并大义凛然地表示：“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吾不忍为之民也！”[7]705 宁死不为秦民，是对酷烈惨苛秦政之决绝态度，此实反映出当世对秦政必然祸害天下的恐惧疑虑心理。对秦国治下民生之困苦迫隘，战国记载多有述及，如《荀子·议兵》：“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厄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即秦国固然战胜攻取，兼并土地众多，但百姓在其酷烈赏罚的强逼劫迫之下，困厄挣扎，苦不堪言。秦虽强横无比，但对天下劫迫压榨已达极限，故危机四伏，如《荀子·强国》又曰：“力术止，义术行，曷谓也？曰：秦之谓也。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轧已也，此所谓力术止也。”即秦以武力劫夺侵迫天下，列国已被逼迫致极，故秦国形势亦因此危如累卵，随时会陷入列国合谋共图的危殆之中。对此，荀子提出秦应悬崖勒马的良策是：力术止，义术行。但这对奉行尚武重功利国策的秦显然是不可能的，天下的苦难煎熬还要继续。《韩非子》亦对秦治不足有所论述，其《外诸说左上》曰：“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毕也。”[11]273 此虽出现“帝”的概念，但决非认为秦在仁义之治上有所未尽，而是认为秦在推行法家惨苛酷烈之治的措施上犹有不足。那么，显然希望秦治应进一步加强其惨苛急迫之侵夺压榨，这必然使本已在水火煎熬之中的民生苦难，更要雪上加霜。

商鞅变法为秦奠定基本国策，此后直至秦始皇时大体奉行不辍，其为秦国带来的成功有目共睹，它使秦国覆亡的恶果，后来人看得亦很明白。贾谊《过秦论》曾谓秦之失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按“仁义不施”谓秦尚功利进取而穷极榨尽天下之力，却绝不以仁义怀柔惠利天下之人。“攻守之势异”与陆贾对汉高祖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同义。《过秦论》曰：秦“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5]179。即对秦得天下之后，不及时改变政策，仍如兼并战争时尚功利进取，不给天下喘息休养之机，提出的批判。可以说，商鞅之法对推进秦统一大业，功在不没，但统一后未及时改弦更张，仍继续其急政暴虐的政策措施田余庆先生曾指出秦统治具有急政暴虐的特点。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8页。， 如修宫殿，造坟墓，筑长城，修驰道，北伐匈奴，南征百越，使百姓仍如往昔一样被超强过度役使，仍被穷极榨取剥夺，秦亦终于亡于此急政暴虐所致恶果。急政暴虐乃秦法家功利主义的集中代表，其表现为兵役、徭役征发频数，剥极百姓，榨尽民力，加之严刑酷罚，摇手触禁，动辄得罪，致使天下愤怨，四海沸腾，秦因此崩颓覆亡。秦尚攻戰、重功利的政策导向，不仅在当时坏蚀社会风俗，亦对后世留下恶劣影响，必须适时予以纠正。董仲舒曾指出：“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杆，孰烂如此之甚者也。”[3]2504 按指出秦政败坏风俗之毒烈，也就相当于指明汉武尊儒改制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在改制更化，以教化代替刑罚，改变秦以来熟烂如此之甚的社会风俗。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3]2524， 主张加强道义教化，取缔崇尚功利顽习，正乃针对秦之强烈功利意识而发。如何正确理解“攻守之势异而仁义不施”的思想，继续落实“马上得之，不能以马上治之”的治理之策，力争即时摆脱趋利避义的急亟刻削之害，恢复社会生活秩序，代以民生康宁安业，稳定平和发展的正轨常途，实乃汉初以来面对的最大社会思想议题，也是武帝尊儒改制应予解决的现实政治课题。

刘向曾对秦政得失有所申论批判，他说：秦“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杖于诈谋之弊，终于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6]34 他肯定了秦统一六国的大业，却对以急政暴虐为代表的倒行逆施予以严厉批判，希望恢复三代以来秉持仁义教化、道德纲纪相维、抚民宁世施惠的王道正轨。刘向所言颇可代表汉人对秦政得失的认识，亦可为论秦政得失者借鉴参考。如前所言，商鞅变法成功，所定国策既利用了秦在戎狄发展中所染之尚武攻战精神，又结合了法家强烈的功利进取意识，从而对秦统一大业发挥出极大推动作用，但同时也给社会风俗文化的正常发展带来极大的侵蚀败坏效应。尤其是其超强过度使用民力之举，使社会难于承受，亦使后来者难以为继。故汉初所谓拨乱反正，尤其是武帝的尊儒改制，皆意在促使社会发展恢复常途正轨的必然之计。

如果从中国历史必须实现统一的历史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看，商鞅奠定的尚攻战、重功利的国策，亦有必须肯定的积极一面。由于秦本立国于西戎的弱小之国，后来能发展为战胜东方具有先发优势的六国强大对手，并完胜兼并战争，实现统一大业，全赖此策使秦在国力、民力的持续增强上，达于足以胜此重任的极致。能取得如此超强的成就，除秦之外，当世再无任何其他可能的胜任者。那么，商鞅变法所定尚攻战、重功利的极端国策，在当时直至统一战争完成之日，再无可以取代者。在此意义上，秦与商鞅的历史功绩决不可抹杀。但统一之后，本应在制度措施上改弦更张时，却仍继续此过度超强使用民力之举，适成其帝国崩溃的根本原因。是乃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历史经验。

二、秦重母族之俗与妇女立户权之审视

秦有重母族之俗。《史记·秦本纪》索隐曰：“女修，颛顼之裔女，吞鳦子而生大业，其父不著，而秦赵以母族而祖颛顼，非生人之义也。”[5]119 按此所谓秦以母族祖颛顼之俗，应与秦重母族之俗有关。女修为帝颛顼苗裔孙，颛顼本五帝之一，是后秦先祖颇娶名门大族之女，如大业娶少典子女华生子大费，少典氏为黄、炎二帝父族见于《国语》。申侯之先郦山女为秦先祖戎胥轩妻生中潏，郦山女亦为名门大族之身，《汉书·律历志》：“寿王言化益为天子代禹，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郦山女应出自骊戎，骊戎即骊山之戎，《国语·晋语一》记晋献公伐骊戎，得骊姬，韦注：“骊戎，西戎之别在骊山者也。”是秦先祖多与名门大族联姻，故其母族多与上古名门大族有渊源，是后在秦人家庭中，因此形成重母族之俗，妇女占有较重要地位。如《秦律》中“夏”称与妇女关系密切，此亦须从秦先祖溯起。

秦本出东夷，故自以为主东方少皞之神，但为入主中原，又自托于夏。秦襄公曾以兵送周平王东迁，受封为诸侯，并被赐岐以西之西周故地，可攻取自有之。秦因受封此地而受周人影响，乃出现前举吴季札称秦歌为夏声之例。春秋晚期《秦公簋铭》曰：“秦公曰：不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保乂厥秦，琥事蛮夏”，此器铭说明秦歸化周后，自诩为华夏族[12]202。记载亦表明，秦自以为先祖很早已进入尧舜早期国家之内。《史纪·秦本纪》记女修生大业，大业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禹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按柏翳即伯益[5]119-120，《书·舜典》记舜命二十二人时，伯益因“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被封为虞官，与《秦本纪》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相合。同时受封者还有伯禹为司空，周弃为后稷，殷契为司徒，即秦先祖因功与夏商周先祖一同进入尧舜早期国家。秦人自称其先出于虞夏旧族，就是为进入中原帝系，列华夏正统，《秦律》中亦有秦以夏自称之例。秦重母族之俗又被其利用于经济功利政策的设计，以开发利用妇女资源。如准许妇女立户，将其作为征赋对象，扩大国家租赋税源，增强国力，归根结底是为兼并统一大业的成功。与此相关，《秦律》内就有秦自称“夏”之例，如云梦秦简《法律答问》：“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13]226 按是乃以秦属地范围称“夏”。又《法律答问》：“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也。”[13]227 按“臣邦父”指父为臣属于秦的外邦人，故只要母为秦人即可称“夏子”，即使父为外邦人亦不受影响。是亦秦重母族之证。又《法律答问》：“何谓同居？同居，独户母之谓也。”[13]328此谓同一户中同母的人可称同居，亦重母族之证。此“独户母”应指妇女为户主者，秦简《日书甲种》：“女子为正”，注释者曰：“正，《吕氏春秋·君守》注：‘主也’。古书中或作政，《左传》宣公二年：‘畴昔之事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13]211 此“女子为正”应乃女子为户主之谓。正者政也，使从力役租赋之征。《礼记·王制》：“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政又即征，《孟子·尽心下》：“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是正即政，又即征，并谓租赋力役之收取。“女子为正”亦即使妇女立户为户主，承担向国家缴纳租赋力役之责。

据相关记载，亦可见所予妇女立户之权责。秦律附《魏户律》：“民或弃邑居野，入人孤寡，徼人妇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来，假门逆旅，赘壻后父，勿令为户，勿予田宇。三世之后，欲仕仕之，仍署其籍曰：故某闾赘壻某叟之仍孙。”[13]292-293 按“假门逆旅”大体指商贾身份;赘壻指招赘于女家的男子，后父应特指招赘于有子寡妇的男子。二者的共同惩罚是不予立户，不颁田宅，限制其子孙仕宦。对假门逆旅的惩罚反映了秦打击工商政策，对赘壻后父的惩罚乃对惰农逃避赋役征徭者的打击。他们的罪过据下《魏奔命律》所言，主要在“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即带头不安居生产，游徙流窜;对他们的惩罚主要是“遣从军，将军勿恤视。烹牛食士，赐之参饭而勿与殽。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壕”[13]294。即被驱迫于战争，遭受虐待惩罚，用于攻险，反映出秦打击工商及驱民于农战的彻底性。二者相比，对赘壻后父的惩罚重于假门逆旅，因“入人孤寡，徼人妇女”乃特指敖壻后父，且其子孙三世后仕宦，还要标明其先人的赘壻身份以为耻辱。又《六韬·犬韬·练士》：“有赘壻人虏，欲掩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14]124按“人虏”即奴隶，此与赘壻并称，可证其地位低贱;亦用于战争，与《魏户律》合。可以说，战国时残酷的战争，已成为赘壻后父之流得免低贱身份乃至获得上升机会的唯一生路。此类人“弃邑居野”，不予立户，不颁田宅，也只有“入人孤寡，徼人妇女”一道即依附妇女名下谋生。这只有妇女尤其是带有子弟的寡妇，有其立户权，担负相应的赋役责任，使赘壻后父有依附其名下规避赋役的可能，所以借助《魏户律》可窥见秦代妇女独自立户的权责。是乃秦为进行兼并战争，出于对赋役征发的急切需要，因此给予妇女以立户权。秦以耕战为本，尤重以户作为田税赋役的征收方式，这是给予妇女立户权的重要原因，亦使重母族之俗与社会经济责任结合起来。察除允许妇女立户纳税之外，亦令妇女服军役，《商君书·兵守》立三军，即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是壮女及老弱之女俱应服军役。其《境内》又曰：“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可见男女老弱俱无能免于徭役赋税之征发，故须全记录在簿籍。

秦妇女立户权问题，应启发我们对商鞅变法之政治经济意义，重新予以考量评估。可以说，商鞅变法乃以简化整齐个体小农家庭入手，对包括国家行政建制如设都立县，其余如户籍、田制、赋役在内的秦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一次较全面的变法改制。如《史记·商君传》曰：“作为冀阙宫廷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又《秦本纪》：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十四年，“初为赋”。是商鞅变法乃从离析个体小农户和组织基层什伍入手，对秦之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一次较全面的规划改革。商鞅由三晋入秦，其变法亦以东方先进地区制度为参照，即所谓“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用以改变“始秦戎狄之教”的落后旧俗。农业是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土地分配制度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战国时普遍推行的是国家授田制，授田对象是个体农户，因此划分个体农户、确定户籍及建立基层什伍组织极为重要，是授田制推行的制度基础。商鞅变法首先以强制手段推行农民析户分家、设坐相告及什伍相连的制度措施，从而建立起户籍制度及居民什伍组织。《史记·商君传》：“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按《秦始皇本纪》记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5]111 ，此“为户籍相伍”应是孝公、商鞅所为，其乃以户籍制为据，使行什伍相连、设坐告奸之法，似不得先行于献公时此犹下文于昭襄王立四年曰“初为田开阡陌”，本孝公十二年事而误记为昭襄王事同一例。。《商君传》记商鞅自言：“始秦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又曰：“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及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皆乃商鞅取东方制度强迫改造秦所受西戎的落后习俗，分拆旧的大家庭为个体小农户，以适应新的农业生产赋税体制。但亦应指出，什伍相连的设坐告奸制度，实乃败坏秦国风俗的元凶大恶，在后世其亦以符合专制告密制度的需要而得以保留。

战国普遍推行的是国家授田制，有相当文献记载可予证明。如《孟子·滕文公上》许行踵门而告文公曰：“愿受一廛而为氓”;《吕氏春秋·乐成》：“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田律》：“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众多文献记载之外，较多的出土简牍也进一步予以证明，因而有学者研究指出，战国时普遍推行授田制。商鞅变法后秦国仍行授田制，记载上所谓“为田开阡陌封疆”，“开阡陌，制辕田”，是对商鞅变法确立新土地制度的概括，它是一个综合性制度，包括农田规划、社会关系、生产技术三方面的内容，其田制性质仍是国家授田制参袁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第四章《战国土地制度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授田制的推行，首先必须确定个体小农的户籍，确定授田对象，因此商鞅变法首重析户分家和确立户籍的原因正在此。可以说，由于个体小农户籍的确定，可据以建立什伍相连的组织，再以什伍为基础设乡、县地方政权，乡、县之上为国。所以，确定个体小农户籍及建立和推广什伍组织，乃商鞅变法重新严密规划秦国政治经济制度体制的根本性措施。就是说，他从基础农户的组织划分入手，使秦国进一步集权化、军事化，从而形成更加适应兼并统一战争要求的军事集权化的高效国家制度。

商鞅变法强迫农民析产分户建立个体小家庭，统一推行国家治下的编户齐民制，确立以个体小农户为赋役征收基本单位的核算方式，这种家庭以一夫一妻为主，男子为立户主导。此外，为扩大国家赋役征收对象，如寡妇等妇女也给予立户权，使之同样承担赋役缴纳责任。《汉书·贾谊传》谓商鞅变法鼓励析产分户，“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是乃对秦予妇女立户权的肯定性叙述，妇女因此招赘贫弱男子入户。秦国打击赘壻后父，实即逼迫男子独自立户，自行承担租赋缴纳责任，为秦国兼并统一战争尽力尽责。秦给予妇女立户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算计而利用了重母族之俗，可见秦为兼并统一大业之完成，不放过任何可利用的因素，故其成功是必然的。但由于极端功利动机的算计驱使，必导致超强榨取民力的结果，故国力的损耗，风俗的败坏，也必将达于极致，那么，秦国的崩溃也是必然的。这些是在讨论秦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时，必须留意思考者。

三、 秦亡异于三代亡于女祸之考论

秦重母族之俗与经济功利政策之设计结合，目的在于深度开发利用妇女资源，增加国家赋税财力，这从秦政策性质而言，有其必然性。另一方面，秦未重蹈三代亡于女祸的覆辙，非常值得关注，实亦可于秦政治发展特征中寻觅到其必然性。三代亡于女祸之事，记载中多有述及。若对秦亡与三代亡于女祸之事加以比较，至少可以春秋为界，发现其前后社会政治状况及经济文化观念上的相互差异。

《国语·晋语一》记史苏占卜而预言骊姬之乱，因论“有男戎必有女戎”，且谓“乱必自女戎，三代皆然”，以女戎喻女祸。其有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姐已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父比……周于是乎亡。”此以女宠与权臣内外应合制造亡国之祸，所论比单以女宠为亡国之因较胜一筹，指出女宠为祸必有朝廷重臣与之内外应合，但其终究还是强调了女宠祸乱国家为害之烈。《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叔向将娶夏姬，其母曰：夏姬“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惩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无后，而天钟美于是，将必以是有大败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婪无餍，忿纇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废，皆是物也，女何以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杜注：“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晋申生，以骊姬废。”[15]2118 此论三代亡国皆由女祸，特别指出以德义治国乃去除女祸利器。此反映出春秋以前的德义观，与战国法家之法术思想有异。《国语·周语中》周大夫富辰论婚姻关乎祸福之阶，其曰：“夫婚姻，祸福之阶也，由之利内则福，利外则取祸……昔挚畴之国也由大任，杞缯由大姒，齐许申吕由大姜，陈由大姬，是皆能内利亲亲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须由伯姞，郐由叔妘，聃由郑姬，息由陈妫，邓由楚曼，罗由季姬，卢由荆妫，是皆外利离亲者也。”即天子诸侯的婚姻关系所关至大，乃祸福存亡所系;婚姻结合适当，必致内利亲亲乃至结与国之福，若不当则必致外利离亲乃至灭国之祸，必须审慎。富辰并详举内利亲亲与外利离亲之例说明之，供人借鉴取法其义详《周语下》韦注。 。由此反映出帝王婚姻在春秋前的人们认识中，在国家兴衰存亡关系中所占比重之大。将婚姻关系强调至如此重要，亦与战国以后有所不同。《史记·外戚世家》：“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塗山，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按此指出帝王之受命守成，其王朝兴衰存亡往往与后妃贤否关系至巨，从而亦提出三代女祸问题，其论实承春秋之前的思想观念而来。至其明确指出帝王内德与外戚间涉及的治乱应合关系，则应与司马迁亲闻汉初吕氏之祸，有莫大因由。

与三代亡于女宠异，秦亡于急政暴虐，记载中多有所论。如《汉书·贾山传》：秦“富有天下，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盗满山”。又曰：“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聘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诉。人与之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即秦之徭役频数，租赋沉重，刑罚烦剧，天下不堪其劫夺压榨，皇帝却厚自奉养，驱迫天下供奉其无餍之求，天下已无生计可言，亦只有起而反抗自保以求生。故秦之急政暴虐惨刻，古今罕见其匹，亦终亡于此。西汉后期外戚专权，谷永对上重论前代亡国之祸，亦重提女宠问题。《汉书·谷永传》：“古之王者废五事之中，失夫妇之纪，妻妾得意，谒行于内，势行于外，至覆倾国家，或乱阴阳。昔褒姒用国，宗周以丧;阎妻骄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此指出自古王者妃匹不正，女宠得势，皆可致亡国之祸。又曰：“夫妻之际，王事纲纪，安危之机，圣王所致慎也。昔舜饬正二女，以崇至德;楚庄忍绝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于褒姒，周德降亡;鲁桓胁于齐女，社稷以倾。诚修后宫之政，明尊卑之序，贵者不得嫉妬专宠，以绝骄嫚之端;抑褒、阎之乱，贱者咸得秩进，各得厥职，以广继嗣之统，息《白華》之怨。后宫亲属，饶之以财，勿与政事，以远皇父之类，损妻党之权，未有闺门治而天下乱者也。”“楚庄王忍绝丹姬”，师古注谓丹姬应作夏姬，乃转写之误。见《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46页。此谓若妃匹女德修饬，可致王伯之功;应杜绝后宫女宠惑乱，尊卑失序，致发生嫉妬骄嫚之事;应设法不使妃匹戚属干政，如此则宫闱闺门内治有序，天下自然安宁。此指出女宠后宫与国家治乱安危的关系，实乃对前代女宠之戒而发。又曰：“臣闻三代所以陨社稷，丧宗庙，皆由妇人与群恶沈湎于酒。《书》曰：‘乃用妇人之言，自绝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长，是信是使。’《诗》云：‘燎之方阳，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养生泰奢，奉终泰厚也。”即女宠与沉湎于酒的宵小之徒并皆亡国祸端，秦虽无女宠酒色之失，却因“养生泰奢，奉终泰厚”而亡。综观谷永言三代之亡集中于女宠太盛一点，并从正反两方面提出修饬妃匹以隆王业与防禁女宠祸乱天下之言，可供资鉴。谷永总结三代亡于女祸与秦亡之故，最值得关注。如他为突出三代亡于女祸，乃谓秦虽无女宠酒色之失，但因奢靡自养过度，终致耗蠹损费天下而亡。此指出秦亡与三代之亡迥异，这种对比性论议，显然使秦亡异于三代亡于女祸的特征，更为突出。综观谷永对三代迄秦历史兴亡的观察，可谓深刻切当。他提出三代亡于女宠，亦有鉴于西汉当下女宠之盛而发，难能可贵的是，准确指出秦亡有异于三代女宠的特征，极其精辟。至其从女宠角度对三代与秦的观察论述，详实周悉，可谓乃这方面论述的代表，值得关注深究。

三代亡于女祸，表明其时的社会政治、国家结构、权力斗争形式等，皆较秦以后简单原始;对女宠问题的重视宣扬，相当于表明宫闱后妃的权力地位，超出了诸侯卿大夫活动的影响力。这限制了社会发展层面的深广度，使社会政治聚焦点集中于一个狭小视野，乃至只能用帝王宫闱的后妃女宠关系，解释三代兴亡。这不仅反映出其时权力结构及政治斗争形式的若干原始性，对国家关系的理解，亦未完全超出帝王后妃宫廷作为权力中心代表的有限范围。此外，亦反映出家国一体早期结合关系中原始性的一面。这些要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社会文化与政治斗争形式进一步复杂深入的发展，才有可能解决。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如先后在各国进行的变法改革，合纵连横运动的开展，尤其是法家权谋之士的空前活跃，都使人们的政治视野为之开阔，权力斗争式因而复杂提升。这些已远远超出帝王宫闱作为权力代表中心的狭小作用范围，社会历史文化运动展现出超迈前代的宏阔壮大波澜场景。从根源上讲，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乃由家长制家庭直接脱胎变化而来，因此具有家国结合的性质特征，且君主及其后妃分别带有男女大家长的角色痕迹，如周王督率群臣亲耕籍田，后妃亲率宫女嫔御蚕织，是此男耕女织社会之男女家长角色的最好证明。那么，帝后的权力及其活动必然对国家事务及统治状况有极大影响，此女宠亡国论即作为此影响的观念反映，亦可作为早期国家原始性特征的一种表现。随着国家社会及政治文化的深广发展，女宠作用的强弱亦随专制政体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其影响总体上呈减弱趋势。

在秦国历史上，也有两次近似女祸之事发生，一次是宣太后，一次是始皇母皇太后。笔者曾指出，三代以来虽有过幼主登位之事，却几无女主临朝，引外戚专制政柄之事，有之则自秦宣太后始[16]455 。宣太后临朝，亦以秦昭王年幼之故，引其弟魏冉辅政专权。汉代皇后临朝，引外戚辅政专权之事，应乃承其事而来。但宣太后未给秦政造成祸乱，反倒借助其自身导演的美人计，除去义渠戎对秦的威胁。宣太后乃因顺西戎的落后风俗，成功设计了破敌之美艳诡诈秘计《战国策·韩策二》宣太后对韩使尚靳之言，《秦策二》宣太后爱魏丑夫欲以为殉之事，皆可见其习染西戎野蛮落后之俗，不可以中原礼俗绳之。。《史记·范雎蔡泽传》记范雎说秦昭王去宣太后、穰侯之专擅时有曰：“且夫三代所以亡国者，君专授政，纵酒驰骋弋猎，不听政事。其所授者，妒贤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为主计，而主不觉悟，故失其国。”此不直指三代女宠亡国之祸，而是从法家之君上荒淫不明、权臣舞私蔽主的角度，说三代亡国之因。此表明战国权谋法家已从新的视角，观察诠释三代以来国家兴亡之故，已与春秋之前习惯于女宠女祸之说迥异其趣。战国时法家强调君主专制集权，力主国君专权自固，去除杜绝左右近习大臣擅权弄国之弊，无疑这比仅仅强调女宠亡国论的观念深刻高明得多。范雎又从女主专擅、外戚权臣误国的角度，分析当时秦国形势，乃劝昭王采取“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以内固王权;外则改变昔日越韩魏而攻国略地之策，确立起远交近攻之计，拨正秦国兼并之势。一般皆以蚕食诸侯说秦兼并六国之计，其实范雎确定远交近攻，攻打近在咫尺肘腋的韩魏开始，再逐渐向外扩地，才真正奉行蚕食诸侯的兼并策略。范雎的主张反映了战国时法家权谋之士的内政外交之谋略视角，显然已摆脱三代以来陈旧庸俗的政治观念。也正是此后秦国的政局发展及兼并战争的进行，较此前的成就要大得多。

三代以来被称作女宠女祸者，在春秋战国以来继续作为政治斗争中的阴谋筹码或交易需要变相被使用。作为女性，最后几皆沦为政治斗争中不同程度的牺牲品。其著者如越国西施，楚国李园之妹，赵国邯郸歌姬李园之妹见于《战国策·楚策四》《史记·春申君传》《赵绝书·越绝外传春申君》《列女传·孽嬖传·楚考李后》，诸书中唯《列女传》称其名为女环，记载互有出入，颇类小说异闻。。由于女宠女祸历史的经验积累，它已成为政治权谋家自觉熟练玩弄的谋略手段，用于达到既定阴谋目的，此或可视为三代女宠女祸历史演变来的政治文化遗产。与秦始皇母太后有关的嫪毐之乱，乃吕不韦谋划在先，继由嫪毐借势发难夺位演成的一场宫闱变乱，具有政变性质。其事之起应远溯公子异人，异人乃为质于赵的秦公子，大商人吕不韦见到后，立觉“奇货可居”，于是决意助异人返秦登位，为自己谋取最大的政治、经济资本。为此，吕不韦还将自己宠爱的邯郸歌姬献给异人。邯郸姬献于异人时已怀孕，此子即日后的秦王政。经吕不韦谋划，终使异人归秦登位，是即庄襄王，吕不韦封侯拜相。庄襄王崩，子政即位，亦尊吕不韦为相，且尊称为“仲父”。吕不韦志满意得，但仍有遗留问题须解决，即此时已成为寡居太后的邯郸姬不忘旧好，为满足太后之欲，不韦乃献上嫪毐冒充宦官自代。嫪毐果得太后宠信，致私欲膨胀，乃欲借太后之势作乱夺大位。秦始皇镇压嫪毐之乱，表现出年轻政治家的沉稳谋略与气度胸怀。《史记·秦始皇本纪》：“人之告嫪毐，毐闻之，秦王验左右未发。上之雍郊，毐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靳年宫。发吏攻毐，毐败亡走，追斩之好畤，遂灭其宗。”是秦始皇沉稳应对，设谋得法，完全挫败嫪毐之乱。嫪毐乃偶然得势之市井无赖，妄欲恃宠作乱，谋夺大位，但构祸必败。始皇母太后虽有秽乱宫闱之过，但自始她就是吕不韦阴谋设计中的政治交易筹码与牺牲品，不必过多苛责。整件事的祸首是吕不韦，嫪毐只是附从小人。其乱并未对秦国造成大的威胁，只不过使秦国历史，尤其是秦始皇的政治历史经历中，增添一些波澜曲折及趣闻插曲而已。

这里略对吕不韦与春申君皆利用女性作为实现阴谋目的手段之事，评述一二。《史记·春申君传》记春申君为李園阴谋所杀，且曰：“是岁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为乱于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据《吕不韦传》秦始皇九年九月夷嫪毐三族，《春申君传》与此合，是年李园杀春申君;明年吕不韦免相，十二年吕不韦卒。故《春申君传》以春申君、李园事与吕不韦、嫪毐事并言，乃因其事发之年前后相近;更主要者，乃春申君献李园女弟于楚王与吕不韦献邯郸姬于子楚事相类之故。其实二者俱为性质相近之阴谋，皆以女性为牺牲品，亦皆为进身自保的私欲图谋;再者，春申君黄歇亦曾与楚太子完为质于秦，亦设法谋归太子为楚考烈王而封侯拜相，其经历亦与吕不韦同。后春申君误陷李园阴谋而失计被杀，身死家亡而楚国夺于小人之手，此则春申君图事不如吕不韦周悉，但二者俱因行事不光明磊落而皆败于小人之手，结局其实相同。中国古代因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导致相当的政客或政治家喜欢舞弄阴谋权术，其中包括利用女性为筹码或交易物，以为谋位进身或自保权位富贵的手段，其卑劣不足言。幸好历史证明给人的是，天道好还，阴谋终被阴谋误。此类事往往开始得一时侥幸而成功，但其结局大多归于败亡。此类历史经验颇值得后人总结，吕不韦、春申君之例可为借鉴。细思其事，除对女性的不尊重外，亦只对古代厚黑历史增加些鲜活事例，并无多少真正有益的正面历史借鉴，这些只能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毒垃圾，只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四、余論：战国秦之政治格局变化与法家思想新特点

秦未如三代亡于女宠女娲，其事值得反思。秦统一后，短祚而亡，尚未及酿成产生女宠女祸的条件，加之秦始皇勤于政事、锐意进取的精神，亦不易养成女宠之患。法家韩非从巩固君权的角度出发，以女宠女祸作为其专制理论的重点防范对象，此亦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女宠女祸的产生途径;秦始皇则格外服膺韩非学说，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应有的修养素质。《韩非子·备内》提出“祸在所爱”，故后妃、夫人、太子乃人君防备篡位之祸的首选。《十过》谓治国有十祸，“六曰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八奸》提出防奸八术，“一曰在同床。何谓同床？曰：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明君之于内也，娱其色而不行其谒，不使私请”。此类箴戒应有助于秦始皇专权固位之心，亦应为秦代未酿成女宠女祸之乱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可以认为，秦代未蹈三代女宠女祸覆辙，自有政治上的原因。战国历史形势复杂，瞬息万变;秦国政治军事格局阔大宏伟，非小道可窥;似此皆非女宠女祸之旧式宫闱秽事、淫乱邪道所可范围。可以说，从秦国强大，与六国争雄角逐统一大业开始，中国政治军事发展格局，已超迈三代以空前宏大壮伟之势展开，政治竞争之烈前所未有，相对简单原始的女宠女祸旧模式，远不足以用于观察解释秦国兴亡。秦汉之后，虽亦出现女宠女祸与政道治乱掺杂纠缠之事，但已绝不如三代兴亡那样仅凭女宠女祸之类秘艳讠叟闻就可以解释得通，更何况在韩非以后妃女宠、奸劫弑夺为大戒的学说警示下，又出现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秦代，更无此可能。

值得提出的是，《韩非子》内罕及妺喜、妲己、褒姒之名，必是他认为，三代女宠女祸那样的旧事，不足以进入当代政治视野之内，亦不配作为政治家所应谈论关注的对象。韩非本注重以法术防奸，故权谋法术亦为其思虑之长，但致三代之亡的女宠女祸奸滑故事，必被认为已不屑一提，故无缘入其法眼之内，妺喜、妲己、褒姒之名自罕见提起，此亦可见战国以来法家政治眼光及其格局胸怀之宏大趋新。此固与法家慕今不恋古，反对道古以害今的厚今薄古历史观有关。《韩非子·五蠹》曰：“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即不以古常为法，一切以现今所行世事为榷论得失之衡准。总之可以说，由于战国法家以全新的理念思考当下的政治问题，像三代亡于女宠女祸那样的旧事已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关注，其在现实中重现的几率亦不高，这必使战国法家与春秋以前政治家思想产生极大差异，这也决定了现今在研究战国秦的政治思想史时，亟应提出新的关注视角。

最后还应讨论秦急政暴虐的问题。有学者见近年出土秦律中有要求官吏“毋苛徭”一类记载，即有意据以否认秦“暴虐天下”之事[17]。 首先古代的律令文本在行政司法实践中未必得到如实的贯彻执行，往往不过是一纸具文，完全取决于官吏如何执行等实际情况。此犹三代特重制礼作乐，因为它是天下太平的标志。但秦汉以下，礼乐日益成为一纸具文，制作它不完全是为了实行，制作它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践意义，所以很难从礼乐制作文本，完全真实地判断一个朝代的礼乐文明状况。律令文本亦然，除作为朝廷的法律制度象征外，执行者的意见取舍更是其能否落实的关键。秦朝短祚，但各种兴张举措频数巨大。公元前221年秦统一立国，前209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纷起响应，前206年10月刘邦入关，秦王子婴降，秦亡。前后短短十数年，修宫殿，造坟墓，筑长城，开驰道，北伐匈奴，南征百越。如此短的时间内，兴张举措频数浩大，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人。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开支，不靠徭役、赋税征发还会靠什么解决？如此短的时间内，百姓必须承受超强过度役使及穷极榨取剥夺，这不是急政暴虐是什么？所以，仅靠寻章摘句见到的出土秦律“毋苛徭”之类简文，即欲否定传统文献记载反映出的秦急政暴虐问题，立意不妥。秦政短促，不急政暴虐，必无法支持其内外兴张浩大的开支，这种状况不亡不止，故只有秦短祚而亡，才会终止其急政暴虐之害，天下百姓亦得息肩喘息，几无生气的历史活动亦得以重新开始。总之，秦急政暴虐的历史，绝不是“毋苛徭”这样的说辞所能否定的。

[参 考 文 献]

[1]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M]//初识清华简.上海：中西书局，2013.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马楠.清华简《系年》辑证[M].上海：中西书局，2015.

[5][日]泷川资言，等.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邓骏捷校补.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刘向.战国策：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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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M].张承志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10]高亨.商君书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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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学理，等.秦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13]睡虎地秦墓竹简[Z].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14]唐书文.六韬·三略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5]孔颖达，等.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6]葛志毅.谭史斋论稿续编[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17]苏俊林.真假之间——秦始皇史迹的“二重”文献考察[J].古代文明，2021（2）.

[责任编辑 王洪军]

Argumentation of the View that the Qin Dynasty’s Downfall Happened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Previous Three Dynasties

GE Zhi-yi

Abstract：According to research， The Qin people originated in the East， and after moving to the west， they developed and expanded under the siege of Xirong， and were influenced by their barbaric and courageous winds. Reform of Shang Yang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policy and advocated the extreme spirit of advocating military， belligerent and utilitarian. The rise of the state and the completion of its great cause of reunification depended on this. The dynasty collapsed shortly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but also failed to change politics immediately，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its negative consequences. Qin peopl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ustom of motherhood， so they formulated the policy of allowing women to set up households alone. Although the object of conscription was expanded， it was also a testimony to the fierce conscription on that day. Qin quickly merged the six states， but soon after the reunification， it collapsed due to the tyranny of the stringent government. And the old pattern of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third ruler， the country would collapse because of the disasters brought by women”，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rastic changes in social history since the Warring States and the urgent pursuit of political utilitarianism by the Legalists. If we carefully examine the various causes and opportunities experienced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Qin Dynasty， it will give us a lot of enlightenment. However， if we talk about its collapse， it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seed plant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savage martial spirit and vicious Legalist consciousness.

Key words：Martialism and Belligerence Worship of the Utilitarianism Women’s Househ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