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粮食主产区849户粮农的调查

金 雪，郑 鹏，肖 婷

(东华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为了稳定粮食价格，提高农民种植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这些政策包括针对小麦和水稻的“最低收购政策”，针对玉米、油菜籽、食糖、大豆、棉花的“临时收储政策”[1],这种托市政策在实施之初确实能提高生产者的种粮积极性，但是从长期来看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因此，改革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势在必行。在这样的背景下，2014年起连续三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推进目标价格改革工作。文件指出，当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应补贴低收入消费者，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需按差价对生产者进行补贴，切实保障生产者利益。目标价格政策区别于托市价格政策很重要的一点，是不会对市场价格形成的自主性产生影响，不会扭曲市场价格[2]。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政策是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重点，为此国家于2014年在东北三省、内蒙古、新疆推行目标价格补贴政策[3]。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根据政策试点区域的微观调查数据，从农户需求角度出发，利用统计学分析方法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农户对于目标价格政策的需求优先序，厘清影响农户需求的因素，为政策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学术依据。

1 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目标价格的推行及试点将影响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关切农民的切身利益及国家的粮食安全[3]。齐皓天通过总结美国目标价格政策实施的经验及教训，指出半脱钩化的补贴方式是中国农产品目标价格可以选择的补贴方式[4]；胡美玲研究结果表明目标价格政策的实施缩小了国内外大豆价格的差距[5]；贺超飞认为目标价格政策刺激了试点地区豆农扩大生产，但是当年的种豆收益远未达到预期，导致下年度大豆种植面积大幅减少[6]；徐雪高指出目标价格政策实施后，农户增产不增收，目标价格政策在保障农民切身利益方面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7]。

国内外已有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角和良好的研究基础，总体而言，现有对目标价格政策的研究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目标价格政策的实施效果；二是目标价格政策实际面临的困难；三是目标价格政策作用机制分析，但针对农户需求方面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深入研究目标价格的构成要素，以粮食主产区湖北省和江西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农户对农产品目标价格具体政策需求意愿的优先程度及影响因素，为政策调整、进一步探寻符合市场规律的粮食价格支持政策以及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依据。

2 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分析

2.1 概念界定

2.1.1 需求优先序

目标价格政策是由一系列配套政策来支撑其推广实施的，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的需求优先序问题，即农户对所列六项配套政策需求的优先序情况。具体而言，即在实际调查中，农户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所列配套政策中进行第一需求、第二需求、第三需求、第四需求、第五需求、第六需求的排序。

2.1.2 政策类型的选择和含义

目标价格政策是继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和临时收储政策后的一种农产品价格政策改革，新政策的推行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的支撑。总结相关文件，本研究所列六项配套政策，具体包括：

zc1：加强政策宣传。任何农业政策均来自农民的实际需求并为农民谋求利益，农民需要对政策有一个整体、准确的认识，降低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因此需要政策执行部门对目标价格政策进行讲解和宣传。

zc2：明确规范和制度。目标价格政策是一项新的政策，在推广过程中需要技术人员对政策的具体规范和制度进行明确，并下达到农户手中，使农户对政策有清晰的了解和掌握。

zc3：完善监管机制。目标价格政策是对农业生产者进行的一种差价补，实际应用时面临最大的困难是统计真实的农业生产者，这项工作的开展需要监管部门完善的监管机制才能顺利进行。

zc4：完善配套政策。目标价格政策的顺利实施，需要完善的配套政策，如政府的配合、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定期进行政策解读知识讲座等，这些配套政策的开展有助于目标价格政策的顺利实施。

zc5：加强政策培训。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对于一项新的政策，需要政府部门加强政策培训，对政策进行解读，加强农户对政策的理解，提高政策实施的效果。

zc6：其他。不在以上所列配套政策范围内的其他政策。

2.2 全部样本农户政策需求优先序

根据全部样本农户对六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的统计，利用Stata软件计算各项政策在不同位次上出现的频数和均值，得到如表1所示的全部受访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的统计表。表2为依据首选决定项以及加权平均值得到全部受访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表。

表1 全部受访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的统计表

表2 全部受访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

依据首选项，农户最迫切需要的政策为明确规范和制度；依据加权均值，农户最迫切需要的政策也是明确规范和制度。虽然依据首选项和加权均值得到的全部受访农户的政策需求优先序存在差异，但是受访农户最需要的前三项政策是一致的，只是先后顺序不同。因此，为了更加精确地分析全部受访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的问题，本研究采用SPSS计量分析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全部农户政策需求聚类分析谱系图zc1：加强政策宣传；zc2：明确规范和制度；zc3：完善监管机制zc4：完善配套政策；zc5：加强政策培训；zc6：其他

从图1可以看出，明确规范和制度、加强政策培训处于第一层次；完善监管机制、完善配套政策处于第二层次；政策的宣传处于第三层次，此时政策的宣传与明确规范和制度、加强政策培训合并，三者处于一个层次；政策的宣传与明确规范和制度、加强政策培训合并之后，再次与完善监管机制、完善配套政策聚合，处于第四层次。最后所有样本聚合为一类，此时各类别间的距离已经非常大了。树形图粗略地展现了聚类分析的全过程，可以根据聚类分析的过程做出政策需求优先序的判断。

2.3 不同分类依据下农户政策需求优先序

2.3.1 受访农户性别与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

表3为受访农户性别与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的统计表。频数是根据农户需求首选项得到的，即对各项政策认为是第一需要的农户的数量。男性样本中，根据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的首选项和均值特征，男性受访农户在前两项政策中表现出一致性。依据聚类分析的结果，将男性受访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的需求优先程度分为四个层次。女性样本中，根据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的首选项和均值特征，女性受访农户对“明确规范和制度”需求的频数和均值顺序是相同的，对“完善配套政策”需求的频数和均值顺序接近。根据表3的统计以及聚类分析的结果，将女性受访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分为四个层次。

表3 农户性别与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统计

2.3.2 受访农户年龄与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

表4为受访农户年龄与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的统计表。根据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的首选项和均值，年龄在30岁以下的农户对“加强政策宣传”需求的频数和均值排序是一致的，且均是第一需求。结合表4以及聚类分析的结果，将年龄在30岁以下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分成四个层次。年龄在31—50岁之间的农户对“加强政策宣传”“明确规范和制度”的需求排序相同。根据聚类分析的结果，将年龄在31—50岁之间的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分成三个层次。年龄在51岁以上的农户对“明确规范和制度”“完善监管机制”的需求排序相同。根据聚类分析的结果，将年龄在51岁以上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分成三个层次。

表4 农户年龄与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统计

2.3.3 受访农户受教育程度与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

表5为受访农户受教育程度与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的统计表。根据受访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的首选项和均值特征，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农户对“明确规范和制度”“加强政策宣传”“完善监管机制”这三类政策的需求优先情况表现一致。依据表5的统计以及聚类分析的结果，将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分为四个层次。受教育程度为中学的农户对“明确规范和制度”“加强政策宣传”“加强政策培训”这三个政策的需求优先情况排序相同。依据表5数据及聚类分析的结果，将受教育程度为中学的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分为三个层次。受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的农户对“加强政策培训”的需求排序是一致的。依据表5的数据及聚类分析的结果，将受教育程度在大学及以上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分为四个层次。

表5 农户受教育程度与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统计

2.3.4 受访农户是否是合作社成员与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

表6为受访农户是否是合作社成员与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的统计表。根据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的首选项和均值特征，是合作社成员的农户对“加强政策培训”“完善监管机制”“加强政策宣传”这三个政策的需求排序一致。依据表6及聚类分析的结果，将是合作社成员的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分成三个层次。非合作社成员的农户对“明确规范和制度”“加强政策宣传”这两个政策的需求排序一致。依据表6及聚类分析的结果，将非合作社成员的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分成三个层次。

表6 是否是合作社成员与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统计

2.3.5 受访农户务农年限与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

表7为受访农户的务农年限与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的统计。根据受访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的首选项和均值特征，务农年限在20年及以下的农户对“明确规范和制度”“加强政策宣传”“加强政策培训”这三种政策的需求表现一致。根据表7及聚类分析结果，将务农年限在20年及以下的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分成三个层次。务农年限在21—40年的农户对“明确规范和制度”“加强政策宣传”的需求表现一致。根据表7及聚类分析的结果，将务农年限在21—40年的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分成三个层次。务农年限在41年及以上的农户对“明确规范和制度”“完善监管机制”这两个政策的需求表现一致。根据表7及聚类分析的结果，将务农年限在41年及以上的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分成四个层次。

表7 务农年限与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统计

2.3.6 受访农户兼业化程度与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

表8为受访农户兼业化程度与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的统计。根据受访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的首选项和均值，纯农户对“完善配套政策”的需求是一致的。根据表8及聚类分析的结果，将纯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分为三个层次。I兼农户对“明确规范和制度”“加强政策培训”这两项政策的需求是一致的。根据表8和聚类分析的结果，将I兼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分成四个层次。II兼农户对“明确规范和制度”“完善监管机制”“加强政策宣传”这三项政策的需求是一致的。根据表8和聚类分析的结果，将II兼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分成四个层次。 其他类型农户对“明确规范和制度”“加强政策宣传”这两项政策的需求是一致的。根据表8及聚类分析的结果，将其他类型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分成四个层次。

表8 兼业化程度与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统计

2.3.7 受访农户家庭耕地规模与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

表9为受访农户家庭耕地规模与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的统计。根据受访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的首选项和均值，家庭耕地规模在0—7.65亩的农户对“明确规范和制度”“完善配套政策”“加强政策培训”这三项政策的需求是一致的。根据表9及聚类分析的结果，将家庭耕地规模在0—7.65亩的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分成三个层次。家庭耕地规模在7.7—15.7亩的农户对“明确规范和制度”这项政策的需求是一致的。根据表9及聚类分析的结果，将家庭耕地规模在7.7—15.7亩的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分成四个层次。家庭耕地规模在15.75—29.95亩的农户对“明确规范和制度”“完善监管机制”这两项政策的需求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根据表9及聚类分析的结果，将家庭耕地规模在15.75—29.95亩的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分成三个层次。家庭耕地规模在30—90亩的农户对“完善监管机制”“完善配套政策”“加强政策培训”这三项政策的需求是一致的。根据表9及聚类分析的结果，将家庭耕地面积在30—90亩的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分成三个层次。

表9 耕地规模与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序统计

3 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3.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根据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的首选项和均值，农户对第六项政策“其他”的需求均没有在第一需求层次上。因此，本研究选择的因变量为“加强政策宣传”“明确规范和制度”“完善监管机制”“加强政策培训”“完善配套政策”这五项政策。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对需求优先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模型的表达式为：

(1)

式(1)中，p(yi=j)代表受访农户选择第j中目标价格政策的概率。其中，J=1,2,…,J；αi为常数项；βjk代表各因素变量回归系数的向量；βjk>0、βjk<0、βjk=0分别表示该项政策需求比参照政策需求更强、更弱和无差异；xk代表第k个影响农户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的因素。

农户在进行目标价格政策需求排序时，可能是基于自身的实际情况，同时从各个政策中进行两两比较，从而得出优先序的结果。因此，本研究分别以“加强政策宣传”“明确规范和制度”“完善监管机制”“完善配套政策”为参照组，建立以下10个多元Logistic模型，10个理论模型分别对应表11中A1-A10的10个实证模型。

(2)

(3)

(4)

(5)

(6)

(7)

(8)

(9)

(10)

(11)

其中，p1、p2、p3、p4、p5分别表示受访农户选择“加强政策宣传”“明确规范和制度”“完善监管机制”“完善配套政策”“加强政策培训”这五项政策的概率。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并借鉴该领域已有学者的研究，本研究选择的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因素(性别、受教育年限、工作类型、是否加入合作社、是否参加培训、干部经历以及家庭资源禀赋等)。各个变量的定义与说明见表10所示，为了内容方便，表中zc1为“加强政策宣传”，zc2为“明确规范和制度”，zc3为“完善监管机制”，zc4为“完善配套政策”，zc5“加强政策培训”。

表10 变量定义与说明

3.2 结果分析与讨论

运用Stata1 3.0软件，根据849户微观调查数据，建立受访农户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影响因素的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在建立模型的过程中，首先以“加强政策宣传”(y1)为参照方案，进行模型估计，得到模型A1、模型A2、模型A3、模型A4；接着以“明确规范和制度”(y2)为参照方案进行模型估计，得到模型A5、模型A6、模型A7；然后以“完善监管机制”(y3)为参照方案进行模型估计，得到模型A8、模型A9；最后以“完善配套政策”为参照方案进行模型估计，得到模型A10。

表11 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影响因素模型估计结果

自变量受访农户性别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受访农户受教育程度在模型A2、模型A3、模型A9、模型A10中均在5%水平上显著性检验，且在模型A2、模型A3中的系数为正，在模型A9、模型A10中的系数为负。这表明：(1)相对于“加强政策宣传”，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对“完善监管机制”“完善配套政策”的需求程度越高，且对“完善配套政策”的需求程度高于对“完善监管机制”的需求；(2)相对于“完善监管机制”“完善配套政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对“加强政策培训”的需求程度越低，且以“完善配套政策”为参照方案时，农户对“加强政策培训”的需求程度较低。

受访农户工作类型在模型A1、模型A2、模型A3、模型A9中分别在1%、5%、1%、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回归系数分别为负、负、负、正。这表明：(1)与“加强政策宣传”相比，工作收入中非农经营收入越多的农户，对 “明确规范和制度”“完善监管机制”“完善配套政策”的需求程度越低，且根据回归系数的大小，农户对“完善监管机制”的需求程度最低，其次是“完善配套政策”，最后是“明确规范和制度”；(2)与“完善监管机制”相比，工作收入中非农经营收入越多的农户对“加强政策培训”的需求程度越高。

自变量家庭经济类型、是否是合作社成员、是否参加培训未通过模型的显著性检验。

干部经历在模型A2、模型A5、模型A8中均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分别为正、正、负。这表明：(1)与“加强政策宣传”“明确规范和制度”相比，没有干部经历的农户，对“完善监管机制”的需求程度更高，且从回归系数来看，以“加强政策宣传”为参照方案时，农户对“完善监管机制”的需求程度更高；(2)与“完善监管机制”相比，没有干部经历的农户对“完善配套政策”的需求程度更低。

家庭耕地规模在模型A1、模型A3、模型A5、模型A7、模型A10中分别在5%、1%、1%、5%、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分别为负、负、正、正、正。这说明：(1)与“加强政策宣传”相比，家庭耕地规模越大的农户对“明确规范和制度”“完善配套政策”的需求程度越低；(2)与“明确规范和制度”相比，家庭耕地规模越大的农户对“完善监管机制”“加强政策培训”的需求程度越高，且回归系数的大小和方向相同；(3)与“完善配套政策”相比，家庭耕地规模越大的农户对“加强政策培训”的需求程度越高。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结论

本研究基于一定数量的农户数据，运用聚类分析和Logistic计量分析方法，揭示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优先程度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根据全部受访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的首选项及均值统计需求程度，农户最需要的前三项政策是一致的，只是先后顺序不同。根据聚类分析得出结论，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处于第一层次的是“明确规范和制度”“加强政策培训”；处于第二层次的是“完善监管机制”和“完善配套政策”；处于第三层次的是“加强政策宣传”。(2)不同分类标准下，农户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的程度存在差异，且不同分类依据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的优先程度有一定影响。(3)受访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干部经历、家庭耕地规模对目标价格政策需求的程度有显著影响。

4.2 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研究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明确政策规范，完善政策监管。政府部门根据农户的现实需求进行政策的规范化和完善化设计，之后进行推广，包括政策宣传和政策培训等，以提高农户对政策的理解程度。

第二，提高农户获取信息的能力。农业推广机构定期举办知识讲座或者其他形式的政策普及活动，加大对农业政策宣传支出。政府与当地企业形成合作对接，为农户提供相应的政策培训，提高农户发展能力，创造长期利益，降低农户对农业补贴和支持政策的过度依赖。

第三，优化目标价格制度相关配套政策。政府对政策的执行加以监管和跟踪，保证补贴发放到真正的种粮人手中；同时优化配套政策的执行，提高农户对政策的了解程度，清楚补贴的目标，提高政策实施的效果。

第四，综合托市政策与差价补贴政策。粮食目标价格政策在调整的初期，由于市场适应了托市政策的支持，粮食价格波动会再次出现，也可能会出现农民惜售与企业慎收的情况，集中上市之后农产品价格断崖式下跌，会出现农民卖粮难的困境，严重降低农户种粮积极性，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因此，从长期来看，政府应推行粮食市场价格、最低保护价格和目标价格的“三价”价格形成机制，制定科学、长期可行的最低保护价格，给市场化一个过渡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财政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