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与无线电广播

程驰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国天津、北京等地已有播音台，“但电力不大，上海有三所，其二乃外商所经营也”。

1920年8月，当美国无线电广播尚处试验阶段时，《东方杂志》便已将其介绍给中国读者：“最近美国Bureau of Standards（标准局）发明一种特别受音器，名曰Portaphone。其外表与蓄音器相似，装有一匣，极便携带。无论何地，均可放置……因有此种发明，故将来可有许多之新用途。”《申报》对这项新技术同样予以高度关注，或宣传无线电广播常识，或说明京沪各埠广播事业创建情形。如，1922年5月，《申报》译介了一篇名为《无线德律风之奇用》的长文，将收音机视作“有趣味之新发明”，更是“人生日用品”，认为家中置“无线德律风接收器”，便可足不出户而宛在歌场聆听“空中乐”，既传达音乐，更散布新闻，实大有裨益于人民。

1922年12月，美国商人奥斯邦在上海创办中国无线电公司，与英文报《大陆报》合作，建立起中国境内第一家无线电广播台，同时销售广播接收器——收音机。奥斯邦电台于1923年1月正式对外播音，市民视其为“空中音乐会”之奇观，《申报》次日即刊文称“空中传声法已开始运用”，此时上海本埠与天津中西人士所置收音机已有五百多台，“凡置有此种收音机者，皆可听其真确清晰之声音”。

开洛电台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营业最发达的外商电台，在创办之初便首先与申报馆达成合作。《申报》编辑赵君豪曾回忆申报馆创设播音之往事：当时美商开洛公司欲在沪推广其无线电收音机，便于福开森路建一广播电台，而以播音之事托之申报馆，“于馆中五楼置一对讲电话，直通至广播台”，每日新闻只需由分台直接播送，播音室之装置用私家电话线通达于福开森路之发电台。这一年，无线电话开始渐入花繁叶茂之境，“吾人过修长之霞飞路，见两旁树木掩映，屋顶有线高矗者，均装有收音机也，而狄思威路一带，几于家家户户尽装天线，成绩尤可观也”。《申报》之报道寥寥数语勾勒出无线电影响下的城市景观变迁。

1924年5月15日，开洛电台申报馆分站开始播送新闻及行市，并演唱各种音乐以飨各处装有收音机之居民。由《申报》在前一日所刊《本馆无线电话报告新闻》可见，申报馆的广播内容“上午为汇兑市价、钱庄兑现价格、小菜上市等，晚间为重要新闻及百代公司留声机新片”，有时更有音乐、名人演说等特别节目。开洛电台申报馆分站播音后，增加了中华古典音乐的播出，申报馆也援以“有趣味之节目”，时而特请有名琴师奏七弦古琴，或有陈道庵医生偕高士多人歌唱京剧，或邀大同乐会会长郑觐文古调独弹，又由中华音乐会会员合奏《昭君怨》《到春雷》《柳腰金》等名谱，西洋留声机片与中国传统曲乐共同构成吸引听众的广播材料，“听”的内容与情境之变揭示出收音机对市民娱乐生活的影响。

民众对广播节目又作何回应？据报馆编辑赵君豪所述，此时沪人对“无线电”尚未有相當之认识，初闻播音消息时“莫不惊为异数”，久之则“购收音机者渐多，而听众兴趣亦于以激增”。如听众吴淞亚在《自由谈》发表《无线电话聆曲记》一文，称其“夙好音乐于昆曲一道”，见报载申报馆于晚间有昆曲由无线电得出声浪，凡装有收音机者皆可倾听，便辗转托友人介绍在某处由收音机一聆妙音，无须舟车劳顿而如在一室之内，“申报馆之功为不朽矣”。

在无线电引入初期，外商电台为提高影响力而与报纸合作，其间诚然有所助益，但仍面临多方面难题，如彼时收音机装设尚未普及，且广播时间并不规律。申报馆无线电话部自1924年5月设立后，即标注无线电播送新闻时间表——最初为“每日两次，上午九时四十五分至十时一刻，晚间七时至八时三十分”，并将《申报》每日本埠第一张第二版报头改为“时刻预告”，以向公众明确告知；若有“特别音乐”等重要节目内容，均在先一日在报上预告。然而，此时的申报馆显然未能完美践行其“预设时间”。在无线电话部报吿新闻第二日，便因晚间修理机件而致迟半小时，申报馆对此表示“久劳收音者等待，甚以为歉”。在申报馆数月的广播历程中，“机件稍有修理，故较平时略迟”与“本馆之无线电话发音机因机件稍有损坏，故发音时听者不甚清晰，现已从事修理”等状况频出，由此引发播音时间不断调整，反映出早期无线电技术之欠缺。针对此类诸多问题，电台开始调整经营策略，首先即为播送设备的更新升级。1924年7月18日，开洛电台在《申报》刊出消息称：“本公司无线电话部为谋播送事宜益臻完美起见，即日起暂停播送，借以改善程序，力求种种进步。”此次停播升级设备于8月3日完成，申报馆随后报道称电台自４日起正式播放音乐，清晰响亮远胜往昔。

至1924年底，开洛电台采取了两项发展举措，其一是在《大陆报》开设分站以合作；其二是在《申报》刊登大量图文并茂的“收音机广告”，由于机器制物的特殊性，收音机广告时常被许诺为“无线电话之保证”，这显然有其商业意图。早期外商在沪开办广播电台主要出于吸引顾客，从而销售更多收音机等无线电器材；但随着广播影响力的扩大，其宣传教育功能也逐渐被民众所认识。商家为普及起见，推广相对廉价的矿石机，收音机价格的降低使聆听广播变为更大众化的享用。无线电零售商也越发强调收音机与“家庭休闲生活方式”之联系，鼓吹收音机为现代化家庭的必备设施，是无双的消遣品、新时的陈设物，除家庭日常娱乐外，也可用于招待宾客，其中便蕴含着收音机之于幸福家庭的隐喻。

然而，普通听众购买收音机非仅出于其符号价值，更在于广播的声音本身。除“有意义”的声响外，也包括间隙的沉默与沙沙的噪声，这些受限于技术而存在缺陷的声音赋予聆听收音机的过程以更完整的感受，也催生出自主钻研收音机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这是上海收音机消费群体中一类重要的特殊听众，报纸则为其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视角。如，上海日报社1924年在俱乐部内公开举行无线电话接放，于所定钟点时已人满为患而早无立锥之地；1925年，上海四川路青年会于《申报》刊文称，鉴于近来无线电话风行一时，“特组织无线电话俱乐部，以研究装置最简便最省费之家庭收音机，并指导是项机器之学理”，当时报名者甚为踊跃。这类“有志研究者”主动追求“清晰”之声，借助报纸分享、交流收音机相关知识。同时，申报馆也尤其欢迎读者来稿介绍无线电常识，如若有电学专家以无线电话知识及趣味新闻投函，均将分别刊登，幷付酬以增兴趣。

自无线电广播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传入中国，推进“业余无线电运动”便成为有识之士的自觉行动，重要方式即利用报纸介绍无线电知识，以业余爱好的形式将无线电技术推向社会。《申报》于无线电初现之际便同电台达成合作，在扩大后者知名度方面意义重大。除开洛电台播送的无线电技术演讲外，《申报》上的民间作者对收音机制作技艺加以介绍，促进了无线电广播科学知识的普及与上海收音机零件市场的发展。虽申报馆之播音历程经数月即止，但其始终关注无线电发展，当时负责申报馆无线电话部相关事务的编辑赵君豪回忆，此后“开洛公司自欲播音，余亦以事冗，无暇为之，申报之播音乃告停止”，但终为“可纪念之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