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力谱系分析

摘要：权力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至关重要的因素，至今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权力是由经济权力、沟通权力、规训权力等多种权力构成并相互作用的权力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权力，需采用不同的理论进路和分析方法。针对经济权力，需从唯物史观出发，采用阶级分析法、辩证思维法等展开研究;针对沟通权力，需从交往行动理论出发，采用理论研究法、对话和论辩分析法、现象学方法等展开研究;针对规训权力，需从社会微观权力理论出发，采用话语分析法、谱系学分析法等展开研究。由于在阶级社会中经济权力具有决定作用，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研究中，必须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综合其他权力理论，从而构建一种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的融贯性理论体系。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权力;权力理论

DOI：10.15938/j.cnki.iper.2022.04.006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22）04-0033-06

权力是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公共生活中普遍存在、极其重要的因素，在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中得到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权力的诸种面相之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久不衰，这些研究提供了多元权力观，揭示了权力运行的深层机制，为我们深刻理解权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同时，权力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至关重要的因素，但至今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即便已有的研究也大多局限于“零和博弈”（话语权的获得意味着他者话语权的丧失）的话语权，并集中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为目的、具有价值倾向的应用性研究，对作为客观事实的一般性权力因素重视不够。已有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包含的复杂权力因素是不对称的，有必要充分吸收哲学社会科学对权力研究的丰富成果，深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部运行过程，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的不同类型，从不同权力类型的研究进路和具体方法开拓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研究领域，为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的权力运用与控制提供基础。

一、思想政治教育隐含的权力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通常被视为一种教育现象。在教育领域，权力往往被视为应排斥的现象而不受重视，或被视为失范和异化现象而受到批判。然而，对教育权力的上述态度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从某种主观或价值倾向看待教育权力，然而教育权力是教育中存在的客观事实，需要客观地理解和分析。二是从窄化的权力概念出发认识教育权力，权力被理解为一种压迫性、压抑性、强制性的力量。然而，权力并不只局限于此，可以宽泛地理解为一种影响、支配和控制他人或组织的力量。超越教育领域对权力的认识局限，从宽泛的权力概念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权力现象，能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打开一个新的理论空间。

这并不是说已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完全没有涉及权力问题，事实上在如下两方面已经有了实质性开展。一是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方式。已有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国家理论出发，认为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把阶级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暴力维护本阶级的统治权，但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统治权具有不稳定性，于是意识形态家创制出意识形態，把本阶级的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要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必须通过大众传媒和教育系统与无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而思想政治教育是其重要工具和方式。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随着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社会学对话语问题的关注，话语及话语权成为研究热点，意识形态研究从领导权转向话语权，对于两者的关系，已有研究存在如下理解：一是抽象与具象的关系，有学者把意识形态话语权界定为“特定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言说的一整套体现并维护其根本利益的话语体系在话语实践中所拥有的理论说服力、话语震撼力和所产生的思想影响力、价值引领力”[1]，这种话语权实质上是领导权的具象化。二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有学者明确把意识形态话语权视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方式。[2]从上述关系出发，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系也存在两种理解：一是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实现方式;二是一般存在与具体存在方式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存在方式。

然而，不管是作为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方式，还是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方式，思想政治教育都被视为权力运作的重要方式。但以往研究对权力概念的理解往往是一维的，没有对复杂的权力类型进行区分;是单向的，把权力理解为统治阶级将意志强加给被统治阶级;是消极的，是一种“零和博弈”的权力，统治阶级权力的实现意味着被统治阶级权力的丧失，意识形态灌输意味着被统治阶级自主性的丧失和阶级意识及反抗意识的丧失。但是这种一维、单向、消极的权力观并不符合思想政治教育权力运行的事实。尽管意识形态领导权根源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权，但是在意识形态教育过程中，这种领导权的实现并不依赖于统治权，在此过程中动用统治权反而会削弱意识形态教育的效果。由此可见，意识形态领导权实现还包含着不同于统治权的其他权力因素。就意识形态话语权而言，尽管话语权的获得意味着他者话语权的丧失，但话语权并非是可以从他者那里剥夺的所有物，其运行包含着复杂的过程，其权力的生成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点在下面的思想政治权力类型分析中将得到证明。因此，仅仅用一元的权力概念无法揭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运行逻辑。不管是意识形态领导权还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它们都不是某种一维的权力，而是多元权力运行产生的结果。因此，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权力需要考察其不同的权力类型。

二、思想政治教育关涉的权力类型

要理清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复杂的权力因素，需要深入考察权力的不同类型。在这方面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学科对权力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为发现思想政治教育所包含的不同权力类型提供了启迪。通过分析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在运行过程中主要包含如下三类权力。

一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经济权力。经济权力是一种以占有生产资料为手段，通过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强制被统治阶级劳动并剥夺其劳动成果的压迫性力量。从表面上看，经济权力似乎距离思想政治教育运行中的权力因素比较遥远，但事实并非如此。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被视为意识形态教育，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从权力角度看是实现或维护统治权的工具。然而，统治权本身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权力，要理清其背后复杂的权力结构，必须深入统治权的形成和运行过程。从动态上理解，统治权实质上就是阶级统治。而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3]简单地说，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借此来剥削和压迫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由此出现了阶级统治。从权力角度来说，似乎可以把这种剥削和压迫力量追溯到生产资料占有权。然而，这种占有权并不是力量意义上的权力，而是法权意义上的权利，也就是说，一种没有力量的权利产生了剥削和压迫人的经济权力，这就是社会现实中的辩证法。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经济权力与统治权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需借助国家的起源才能说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通过历史考察阐明了国家的起源与性质，他说：“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4]恩格斯的论述揭示了经济权力的维护需要借助国家这种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的实质是由公共机关所垄断的合法政治暴力。不过当被统治阶级感受并意识到在经济上被压迫、在政治上被压制时，就会产生反抗意识和反抗行动，最终可能摧毁政治上甚至经济上的阶级统治。为了弱化乃至消除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意识和反抗行动，统治阶级通过意识形态家创制一种意识形态确保被统治阶级对政治和经济统治的认同，而这种认同的最终实现需要一个社会化过程，需要通过宣传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其重要方式）来实现。综上所述，扎根于阶级社会中的经济权力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和维护经济权力的手段和工具。虽然作为手段和工具外在于目的本身，但经济权力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根据，更何况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即意识形态是经济权力的集中体现。因此，经济权力是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的构成要素。

二是建立在理性意识和语言存在基础上的沟通权力。沟通权力不同于具有强制性和压迫性的消极的经济权力，是一种具有自主性、带有解放意义的积极的权力（力量）。沟通权力植根于人类日常沟通实践，以语言存在为前提，实质上是一种理性的力量。这种理性并不是某种抽象的、实体性的理性，而是以讲道理的方式、诉诸于更好的理由和论证力量。沟通权力是理性社会中理性人的自我规定，作为一个具有自反性的理性人，认同源自理性，并以理性的方式对待他者的主张。因此，这种沟通权力是一种具有消解强制性的自主性力量。沟通权力之所以构成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这种权力恰恰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存在的又一重要因素。经济权力及对其进行维护、由国家垄断的政治暴力是一种压制性的权力，与自然物仅仅单向地承受力量不同，作为受力者的被统治阶级（是由个体成员构成的）除了承受，还具有对承受的意识。这种意识具有两面性，既存在接纳承受的认同意识，也存在拒绝承受的抗拒意识。而意识由思想观念所塑造，因而认同和抗拒的意识就变成对思想观念的认同与抗拒。对一个具有理性的社会个体而言，思想观念被认同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是道理和说服力，换言之，是由沟通权力所决定的。从权力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是通过沟通权力来化解经济权力和政治暴力所具有的压迫性和压制性力量的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蕴含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中。然而这种化解力量内在地包含一种解放力量，因为沟通权力作为蘊含于对话中的权力，其效力的发挥有赖于对话双方彼此做出的承诺和提出的主张，即话语的真实性（是否符合实际）、正当性（是否符合价值规范）和真诚性（是否是内心的真实想法）。[5]这些理想性的主张对错误的、不正当的和虚假的思想观念具有瓦解力量。在阶级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要为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辩护，必然会面对沟通权力的瓦解力量。于是，为了化解经济权力和政治暴力所具有的压迫性和压制性力量而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是引入沟通权力，但这种权力内在地包含着化解和瓦解的巨大张力。为了克服这种张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的内在平衡，思想政治教育还包含了第三种权力。

三是通过各种社会媒介和手段实施的规训权力。“‘规训既不会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会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它是一种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一种技术学”[6]。不同于经济权力的有形、压迫性和消极性特征，规训权力具有无形、非压迫性和生产性特征，它往往通过无形的社会规则、社会关系网络、现代技术等，利用约束、规范、监视（监督）、惩戒等方式和手段对社会成员进行规训，塑形出模具化的社会个体人格，是一种身心塑形术和微观技术力量。也不同于具有自主性和解放性力量的沟通权力，规训权力具有非自主性和压抑性，其非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具有强制性，因为它往往通过无形的规训技术来塑形社会成员，以不知不觉的方式干预社会成员身心的成长，因而这种权力是压抑性的，它使社会个体多种可能性发展空间受到了压缩和抑制。规训权力在思想政治教育运行过程中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发挥作用：一是通过限制沟通空间的解放力量来克服思想政治教育中沟通权力产生的巨大张力。沟通权力解放力量的释放依赖于特定的条件或程序，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被统治阶级是否具有健全的理性，其理性沟通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展。为了限制沟通权力的解放力量，可以通过规训权力把被统治阶级成员塑形为理性沟通能力发展不充分的主体，从而使被统治阶级不具备质疑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能力。沟通权力解放力量的释放还依赖一个信息开放的社会，对此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让社会成员处于“信息茧房”之中，通过对信息的限制，社会成员无法对意识形态所包含的观点及支持观点的理由进行质疑。在后真相时代，统治阶级甚至可以通过制造虚假信息来支持其观点和理由。二是规训权力超越思想政治教育成为生命政治术。这一点在前一途径指出规训权力塑形社会成员时实际上已涉及到，但这种规训权力已经超越作为沟通权力所包含的化解力量与解放力量内在张力的调节器，独立为服务于经济权力的工具性力量。正如福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清楚地知道，新的宪法和法律并不足以保障它的统治。他们认识到， 必须发明一种新的技巧， 来确保权力的畅通无阻， 从整个社会机体一直到这个社会的最小的组成部分。”[7]当然，超越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训权力已不再属于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研究的范围。但在思想政治教育权力运行中，规训权力作为其构成要素发挥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权力类型。

综上所见，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包含经济权力、沟通权力、规训权力等各种异质性权力在内并相互作用的权力系统，局限于某一类型的权力无法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复杂的权力现象。不管是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还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都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力研究。

三、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研究的进路与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异质性权力不能化约为一种权力，也不能归约成一种能够统摄或生产它们的母权力。虽然从权力生成演化过程能够把不同权力追溯到某一源头，但不能由此把异质性的权力归为同一权力。既然权力是多元的，我们就不能仅仅用一种权力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现象，而需要借用多种权力理论展开研究，因为某种特定的权力理论往往把握到的是某种类型的权力。

首先，从唯物史观出发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经济权力展开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经济权力做了深刻揭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经济权力需要以此为主要理论工具。从唯物史观出发，可以把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为意识形态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经济权力运行研究将以此为对象，对经济权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现实生活中各种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理论观点与背后隐蔽的利益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展开研究，具体包括如下问题：一是经济权力如何生成意识形态，经济权力变动如何引起意识形态的变化，意识形态反过来又如何为经济权力辩护;二是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的经济权力存在怎样的映射关系，不同类型经济权力对应什么类型的意识形态;三是与不同类型经济权力对应的意识形态又产生何种类型的意识形态教育，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形如何，意识形态教育与意识形态批评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上述问题的研究，需要采用相应的研究方法：一是追溯意识形态的经济权力根源，需要采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基本理论取向”[8]，运用阶级分析法才能认清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把握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明确意识形态的根本作用，透视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二是透视意识形态与经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采用马克思的辩证思维方法，辩证思维方法是历史的、整体性的方法，也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在资本主义社会，要揭示社会的物化意识，必须应用抽象力，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性劳动如何演化为商品、货币、资本，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如何产生。这种演化过程本身是一个辩证运动过程，需要应用辩证思维才能予以揭示。在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研究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意识形态批判与意识形态教育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研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生、变化过程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由此也就从反面捍卫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其次，从沟通行动理论出发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沟通权力展开研究。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对交往权力进行了深刻揭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沟通权力需要以此为理论工具。从沟通行动理论出发，聚焦于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此为对象对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理解和沟通关系展开研究，具体包括如下问题：一是沟通内容、方式和态度问题，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沟通的合理性问题。从话语有效性主张来看，关乎沟通内容是否正确、沟通方式是否正当和沟通态度是否真诚。沟通内容的正确性涉及思想政治观点是否正确，理由是否充分，数据是否丰富;沟通方式的正当性涉及教育者与受教者沟通地位是否平等，存不存在强迫性因素，虽然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上根源于灌输，但在现实教育过程中则是一种平等关系，否则沟通权力将不会发生作用;沟通态度的真诚性涉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是否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是否真诚地对待沟通过程，这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至关重要。二是沟通条件问题，沟通有效地开展需要一些理想情境和必要条件，比如沟通双方是否平等，是否能够自由表达各自的观点，沟通过程是否开放，各种信息能否自由进入沟通空间等。三是沟通背景问题，沟通从来不是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特定生活世界背景中展开，需要深入生活世界的具体构成内容（主要是文化、社会和个性结构），考察生活世界与沟通之间如何发生互动关系，尤其是不同文化背景对沟通的影响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需要应用相应的研究方法：一是理论研究法，沟通内容问题关键在于能否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合理辩护，这要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来实现。就此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紧密相连，没有研究也就不会有教育效果，只有掌握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的道理讲清楚。二是对话和论辩分析法，沟通权力存在于对话过程中并通过合理的对话才能发生作用。在具体教育对话过程中，要通过对话相关理论揭示出话语的有效性主张和条件，对具体的话语过程展开分析，从而提升话语的有效性。同时，教育沟通也预设了一种对话和辩论关系，需要应用论辩理论对具体教育情境中的对话和辩论关系展开研究。 三是现象学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是在具体的生活世界背景中展开的，只有对个体沉浸其中的生活世界进行前理论、前反思的关注和追问，才能透视到思想政治教育发生作用的条件。这样的现象学方法并非是不可及的学问，诚如范登伯格曾所说，“现象学是一种方法，它可以被称为一种态度。”[9]

再次，从社会微观权力理论出发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规训权力展开研究。福柯的社会微观权力理论对规训权力进行了深刻揭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规训权力需要以此为理论工具。从社会微观权力理论出发，可以把研究聚焦于思想政治工作概念，因为“工作”概念与管理和控制联系在一起，以此为对象对人们的思想政治意识和行动的管理和控制展开研究，具体包括如下问题：一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规训权力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和策略，它涉及思想政治工作对受教育者身体和人格塑造的具体技术和策略，比如对学生人格塑造而采用的校规校纪、礼仪仪式、日常规范等，针对学生身体和行为的各种管理手段、监控技术、训练技术等。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规训权力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不断升级和创新，甚至创制出对学生思想观念进行规训的知识生产技术和手段。二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规训权力如何运作的问题，这既涉及到各种规训策略和技术具体如何应用的问题，也涉及这些策略和技术由谁来操控、应用的动力有哪些、如何作用于具体对象上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需要采用特定的研究方法：一是考古学分析法，福柯意义上的考古学着眼于一个独特的分析层面，即话语实践，话语实践“并不仅涉及各种产生话语的方式，还体现在各种技术过程、各种制度和行为模式中，体现在话语流通和传播的形式中，甚至包括强加并维持这种话语的那些教育形式”[10]。借用该方法，我们能够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产生和教育方式展开的社会条件和技术手段。二是谱系学分析，该方法的出发点是“开端和事故的多样性、扩散性、偶然性”[11]，用它可以突破线性思维，避免简单地把思想政治教育类型的演化理解为一个进步历史过程，更加注重各种偶然性因素如何构成不同类型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剖析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之间的断裂，区分不同的知识类型。

结语

经研究发现，思想政治教育领导权、话语权实際上是一种表层权力现象，实质上是经济权力、交往权力、规训权力等多种异质性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力是由经济权力、沟通权力、规训权力等多种权力构成并相互作用的权力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权力，需要采用不同的理论进路和分析方法。

根据已有权力理论一般性地阐述各种权力研究的进路和方法时需要注意，各种理论并非相互兼容，有的甚至相互冲突，如沟通行动理论、福柯的社会微观权力思想就与唯物史观存在诸多冲突之处，前两者甚至包含着反唯物史观的思想成分。面对上述情形，一方面要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因为在阶级社会中经济权力具有决定作用，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研究中，必须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综合其他权力理论。另一方面也要借鉴其他权力理论，不能用前者彻底否定后者。尽管唯物史观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经济权力根源，但沟通行动理论为我们揭示其中包含的沟通权力提供了理论工具，而社会微观权力理论为我们揭示其中的规训权力提供理论工具。

当然，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理论的构建仅仅利用已有的权力理论是不够的，还需要深入到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的现实运动过程中。一方面通过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权力运行来检验已有的权力理论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并在研究中发展这些理论。另一方面通过研究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权力运行过程，揭示已有权力理论无法解释权力现象，创造性地提出新的权力理论。只有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努力，在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基础上才能创造性地阐发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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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历史基础、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研究”（22AZD067）

作者简介：李基礼（1979—），男，湖南邵阳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