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出舱者的求职路

传闻一些大型企业招工时明文规定，“确诊过阳性的、进过方舱的不要”。7月5日，记者来到上海浦东周浦镇实地调查，那里坐落着上海最大的劳务市场之一。采访后发现，“出舱被拒”正逐渐变得隐形。一边是部分失业的出舱者为生计发愁，另一边是企业与劳务中介对“复阳”仍有顾虑，他们的求职困境短时间依然难以消除。

“隐形”规则下的出舱者

在上海浦东周浦镇，每年都有大量的打工者从全国各地“迁徙”至此，他们多数依靠短期工作谋生，青睐工厂、快递、酒店等体力岗位。俞丽和陈明便是这些“打工候鸟”的代表，但如今的他们却多了重敏感的身份——出舱者。

今年4月底，俞丽经人介绍去位于浦东的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做志愿者，直到6月4日出舱。此后，她一直找劳务中介询问“哪些厂子能找到工作”，中介听说她是方舱出来的便表示：“都不要的。”

“我找各种中介问过电子厂、线塑厂、快递公司，他们都不要方舱出来的。”40岁的陈明经历与俞丽相似，他今年4月到5月在上海某方舱当过“大白”，虽然有志愿者的证明，但仍然被许多工厂拒绝。

对此，一家劳务派遣所表示，许多企业在6月初及之前明令拒绝“阳过的”“出舱的”，大概6月中旬之后就基本没有明文规定了。“反正他们给我发的微信消息上没写，你自己不说就没人知道。”

一些求职者与劳务中介告诉记者，目前“出舱被拒”正成为隐形规则。职介所门口的两位求职者透露：“现在很多厂都很敏感，有些中介就会查，面试再查一遍。”中介黎振强则向记者证实：“阳过的都不能进厂，目前来说还是这样。”在他看来，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规矩”。

在许多浦东当地的求职者眼里，阳性或者呆过方舱是不会“主动提的”，但一部手机却会让这一“不能说的秘密”无处遁形。

求职者沈杰在6月20日左右参加了一家电子厂的面试，他说面试官“会直接把你的手机拿过来看，查健康码里的核酸记录”。王琪则在7月5日当天参与了浦东某汽车坐垫工厂的招聘，她表示在面试前的填表环节就需要查验是否有阳性或进舱历史：“他们会刷身份证看，手机也看的。”

黎振强和沈杰向记者演示了电子厂工作人员“查验”的大致操作：点开支付宝健康码、点击疫苗/核酸，向下翻动一般至2月底或3月初。当记者问道：“如果我不给他看手机会怎么样？”沈杰不禁发笑：“当然是被‘请出去啊，想都别想！”沈杰和王琪反复提到，“手机核验”的行为并非求职者自愿，而是应企业工作人员要求不能拒绝。

“为难”的劳务和企业

“准备好了吗？3、2、1，开始！”缝纫机前，王琪吸了口气，快速踩下踏板。只听“哐当”一声，缝纫机的针脱落在地。“这可怎么办！”“这要怎么考呀？”“我们不会白来了吧！”议论声在10平方米的空間里来回响起。

“大伙儿别急啊！”35岁的黄旭峰拍了拍桌子，努力提高嗓门：“我已经打电话让企业送过来了。”

这是发生在某职介所的一场特殊面试。黄旭峰就是这家职介所的老板。浦东某汽车坐垫企业直接将缝纫机搬到了黄旭峰的职介所，让黄旭峰拍摄求职者的操作视频后发回厂家，最终入围的考试者才能进厂进一步面谈。

“企业就是担心有阳的才不让直接去。”黄旭峰说，“和不让‘阳过的进厂一个道理，就是怕出事。”

黄旭峰解释，疫情刚刚缓和，许多企业也是刚刚渡过难关。如果不慎招聘了“复阳”的求职者，可能会在大筛中显示异常或引发聚集性疫情，进而为企业带来损失。

从金山坐了一个半小时的车来面试的王琪，目前在另外一家汽车用品厂工作。从去年底开始，工厂一线员工的计件工资在疫情冲击下下降显著：“本来是十几块一件，现在是几块钱。”同样过来面试的许坤曾是某自动化企业的小时工，他提到，疫情隔离期间，企业会给每个人发每月4000元左右的底薪，但解封后大批员工仍然选择离职：“跑了一百多个人吧，我老板头都大了。”

据黄旭峰和黎振强描述，电子厂在求职者面试通过后会要求其在厂内隔离两到三天，其间天天检测核酸以防有“漏网之鱼”;沈杰曾在浦东某大型电子厂流水线上工作，他表示车间空间密闭、人流量大，一旦“复阳”后果“不堪设想”：“企业这么做也有他们的考虑。”

不只企业，劳务中介们也对“复阳”有所顾虑。黄旭峰已经有两个多月不敢做“日结中介”。原因是今年4月底，有出舱后的求职者在大筛时被检测出“复阳”，却参加了“日结工”集合。当天中午，集合活动被街道派出所现场叫停，职介所也因此被责令整顿，至今仍未开业。“今年本来生意就一般，日结赚得再多我也不敢做了，还是安全点好。”黄旭峰说道。

在温暖中寻找生计

特殊的时期里，劳务中介对求职者既因规则有所猜忌，又因相似的处境不免心生共情。

缝纫针总算“跋涉”6公里抵达店中。3小时的等待里，没有一位应聘者愿意放弃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又过了1小时，坐垫工厂的面试落下帷幕，大家围在黄旭峰两侧，盯着手机屏幕不敢松懈。“出结果了！”黄旭峰喊道，却突然顿住沉默了几秒：“只进了两个，可惜了。”

王琪瞪大双眼，一把夺过黄旭峰的手机，“我没进吗，我没进吗？”她边踱步边喃喃自语。这时，其他人已悻悻离开，王琪仍陷在职介所的沙发里，像是进入了沉思。

“我帮你安排个服装厂吧，明天一早就去面试。”黄旭峰笑着望向王琪。黄旭峰已经开了7年职介所，附近多是他熟悉的面孔：“大家都有感情了，我的店里每天都是老朋友。”在他看来，8月就过了就业的旺季，求职者们如果在这之前找不到工作，之后的几个月会很辛苦。“我也狠不下心，能帮一把就是一把。”遇到有志愿者证的出舱者，他也会尽力帮他们介绍工作并免除佣金。

孟凯也是一名劳务中介，就在黄旭峰的隔壁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位退伍军人。面对出舱的失业者，孟凯常常感到“为难”：“我也不想拒绝这些兄弟姐妹，这几天这么热，碰到阳性史、方舱史的我都会叫他们来店里休息。”“我会努力帮他们的，部队教的东西我是不会忘的。”

“可以肯定的是，企业拒收的做法属于违法违规行为。”在实地调查与见闻后，记者采访了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蒋尧。她同时指出，“企业直接拿手机查记录”的行为同样涉嫌违法。手机内信息属于个人隐私，如果“直接拿”的行为属实且有相关证据，的确涉嫌侵犯公民隐私权。

但出舱者能否维权？怎么维权？企业与劳务中介的顾虑又如何消除？蒋尧对此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对于企业、工厂拒收的出舱者们，蒋尧认为他们可以先尝试申请法律援助，由律师或具有专业法律知识人士帮助维权;当然是否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还需结合申请人相关条件审查后综合判定。即便审批未通过，还可以考虑通过向劳动保障部门举报投诉、申请调解或通过司法救济等途径进行维权。

对于这些“漂流者”的就业前景，蒋尧还是持乐观态度：“他们是社会重要的一分子，城市美好生活、社会的烟火气同样离不开他们的参与。”在她眼中，改变对有阳性史、方舱史应聘者的就业歧视需要一些时间和耐心，也需要社会公众点滴的温暖与关注。

（摘自《解放日报》冯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