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民主：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

【摘要】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鲜明标识。新型政党制度在历史逻辑、现实基础、实践形式三重维度中立体展现人民民主的本质属性：承担从“民族救亡”走向“民族复兴”的政治使命，完成各民族大一统的主权国家构建;扎根经济基础、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之中，激发内生动力为人民服务;以合作参与型的结构关系发挥代表民意、回应民意、对民众负责的制度功能，实质上而非仅是形式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奠定中国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基础，以蓬勃生机参与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人民民主  新型政党制度  本质属性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3.010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民主的本质属性，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人民”属性是在历史逻辑、现实基础、实践形式三重维度及其相互关联中生成并持续塑造的。新型政党制度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融会贯通，蕴含着“中国之治”的政治制度密码，参与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民主属性的历史逻辑

人民民主是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追求。在中国政治实践中，人民民主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主要内容。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新型政党制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基本动机、发展规律，要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把握蕴含在其中的价值理念，“真正的普遍性同时是历史性的，是唯独在历史中活动并被具体化的”[1]。

社会历史背景：去殖民化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旧中国的基本状况是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列强通过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蚕食政策“构建起殖民、掠夺中国的系统性结构”[2]，只有进行彻底革命，才能救亡图存。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孕育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作为政党组织，虽然有各自的社会基础和组织体系，但都是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在血与火、生与死的革命性锻造中逐渐形成政治共识：“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3]。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成为领导者？从主观能动性上讲，在所有的政治力量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具有彻底的革命性，不與任何殖民势力、资本势力、封建势力和官僚势力妥协，“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4]，直至建立一个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主权国家。从政治实践上讲，中国共产党运用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经过身先士卒的浴血奋战重新组织起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唤起了民众的觉醒和斗争伟力。从思想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思想和理论上把握“历史本质性的那一度”[5]，在亡国灭种的绝境中指明中国浴火重生的方向，即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定向”[6]。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接续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未竟的事业，又以无产阶级的领导取代资产阶级的领导，表现了新旧革命的嬗变。同时，它赋予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以社会主义的未来前途，并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策略”[7]，沿着这条道路，中国革命获得最终胜利，建立了独立的主权国家。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革命以及由此创立的新中国同体共生，这为“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新型政党关系模式奠定了稳固的实践、理论和价值基础。可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依据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发展的实际需要历史地形成而不是先验地设计，是由中国的现实所决定的，“现实在自己的展开中表现为必然性”[8]。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历史逻辑和实践经验上讲，既具有阶级性又具有国家民族性，寓阶级性于国家民族性之中，具有实现人民民主的整全性特质。中国革命建国所走出的政党中心主义路径，[9]有政党本身的合法性来源性质（国家建设），[10]与通过竞争性选举获取执政权力的西方政党有本质差异。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产生晚于西方民族国家的产生，最早的资产阶级政党是由英国议会中的派别演化而来，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政党在既定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内活动，代表部分利益以争夺执政权为目的。资产阶级政党一般都不愿承认自己的阶级性，而是标榜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但其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政党不具有超越阶级的国家民族性，其党派利益高于国家人民的利益。

基本动机：从“民族救亡”走向“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11]鉴于近代以来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12]，中国共产党只有通过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战胜异常强大的敌人，建立主权国、实现民主复兴。在从“民族救亡”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具有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的统一战线，感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到中国共产党周围协商合作、并肩奋斗，其最直接的政治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创立。

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主要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当时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产生的，“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13]。虽然中国的各民主党派具有阶级联盟、政治联盟性质，有组织上的广泛性、政治上的进步性，但其更为突出的共同特点是：具有爱国的民族性。工商界古耕虞、黄凉尘在晚年回忆为什么会选择接受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时就说到，“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有个最敏感的部分，那就是鸦片战争后，我们民族受尽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掠夺、压迫与欺侮。我们所以能够在民族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中结伴而行，后来又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从爱国和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出发的。后者，我们认为是民族的灵魂和源头”。二老颇有深意地指出，“我们是在国共两党的比较、鉴别中，逐步同共产党走到一起来的”。[14]“爱国和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是“民族的灵魂和源头”，是各党派、民主人士在国共的“比较”和“鉴别”中选择跟着共产党走的根本依凭。“爱国和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深沉的情感认同和最深厚的社会基础。绵延不绝的家国情怀熔铸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中，成为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命源泉。

发展规律：具有文明基因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治理。中国为什么不能搞西方式的两党制、多党制？党争民主为什么在民国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失败了？这是一个可以从不同维度进行解析的问题，而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看，并不完全是因为经济基础、技术水平、时代条件甚至国民素质等因素的限制，而更是由于西方党争民主不符合中国国家构建规律，无法领导与治理历史悠久、结构复杂、规模庞大的巨型政治共同体。

中国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15]在数千年持续不断演进中形成了自身的国家构建传统：大一统。自秦汉以来，大一统成为中华文明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作为大一统国家的中国虽屡遭分裂，但屡能统一;虽屡被征服，但屡能复兴，中国社会“以统一为常轨，而分裂为变态”[16]。大一统作为一种深层“文明结构”影响着近代以来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同时也摧毁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地方四分五裂、各自为政，军阀割据与列强蚕食狼狈为奸，大一统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劫难。民国时期国人将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试过了，但行不通，救不了中国，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无法将割裂的国家、分散的政权、一盘散沙的民众再次整合起来。统一性，是中国国家建构的第一价值。“不统一，我们的近代化就不能进行。统一而政权不集中或集中而运用不大胆，不猛烈，则近代化虽进行而不能快。那末，我们落伍的距离就不能追上了”[17]。中国共产党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百死千难中捍卫每一寸国土，保卫每一位中国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终于建立了新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再造和重构了大一统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立，实现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与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18]。人民民主给“大一统”注入全新的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是维护“多民族的大一统”的核心力量。

在当前国内外形势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如果不顾国情照搬照抄西方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不仅会消解和破坏统一性，甚至会犯颠覆性错误。其一，金钱主导且无所不用其极的竞争性选举，在异质性因素过多的社会条件下，有可能放大民族、宗教、阶层、地域、身份、文化等之间的差异并引发对立，造成社会内部严重的价值冲突与政治分裂。研究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的美国学者杰克·斯奈德指出，“有强烈迹象表明，新近的民主化和它的表兄弟——新闻自由化——升高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主义的族群冲突的风险”，[19]如果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来推行和稳固规则，则战争风险尤高。其二，轮流执政导致短期和短视的政治运行，不仅有悖于“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大国治理经验，还有可能成为政治精英逃避责任和回避矛盾的制度挡箭牌，而一旦问题和矛盾不断积累又无人最终负责，必然导致大国崩溃。其三，争夺国家政权的党争民主容易给境外资本势力操纵、渗透选举过程提供機会，进而破坏自身主权完整性和政治独立性，甚至沦为附庸国。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大造舆论，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搞了西方的那套东西就更自由、更民主、更稳定了吗？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结果如何呢？很多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20]中国社会对政党的需求，“并不仅仅出于运行民主共和政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凝聚社会、建设国家的内在需要”[21]。

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民主属性的现实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不是本原的事物而是派生的事物，政治制度的本质要到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中寻找。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与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紧密相连，内在规定着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民主的属性。

从经济基础看，新型政党制度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之上，具有保障大多数人民福祉而非“少数人所得而私”[22]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3]“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最本质体现就是建立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新型政党制度的经济基础。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支配性的决定了新型政党制度要服从、服务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24]坚持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25]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着眼于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宏观调控作用，防止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防止资本野蛮生长，既保障全体人民的长远和共同利益，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能够保障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对战略性和垄断性经济部门的主导，不被跨国资本集团和全球富豪阶层所控制，不被跨国的各类利益集团所绑架，以持续增进中国人民的经济福祉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

从政治基础看，新型政党制度是由国体和政体所规范的政治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性质。人民民主所依赖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需要通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力量来保障和完善，国家类型规定政党制度的本质。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内嵌其中，维护和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组织形式。

新型政党制度与国体政体相适应，推进国家有效治理。在政治体制上，我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搞美西方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体形式，与此相对应，不搞多党竞选、轮流坐庄的政党制度。在机构设置上，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人民政协不是权力机构，不搞西方两院制下的权力制衡，而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26]基础上，作为协商合作平台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在我国的政治体系中，新型政党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三大要素的有机结合，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前提和基础，多党合作是基本形式，政治协商为主要方法。我国政党制度的主基调是合作而不是竞争，是要形成合力服务于国家治理。新型政党制度“在实现制度功能方面，在处理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这三重关系上更为负责任和有效率”[27]。

从文化传统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形式，除了由经济基础决定，受政治体制规制外，更深层的影响来自文化传统。历史一再证明，越是文化传承悠久的国家，政治制度越要符合国家民族的社会文化特点;同时，越是扎根于优秀文化传统的政治制度，越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创造力。

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着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哺育出来的博大涵容的民族心理，其中“以民为本”的政治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历久弥新。民本思想具有多重义蕴，至少可以从以下五个层面理解：一是“民”是国家政权的主体性存在，民心向背是执政合法性的根基;二是民本思想塑造着政治的公共性，政治以责任为本位而不是权力本位;三是执政者的天职是保民、裕民、教民，这也是政治合法性所在，否则政权就会被老百姓推翻、改朝换代;四是政顺民心的重大决策依赖于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广泛咨询，甚至要树立“献可替否”的对立面思维防范化解决策风险，协商政治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五是政通人和才能长治久安，对民意只能引导不能封堵，要畅通民意的表达渠道。虽然囿于传统政治体制，民本思想的制度化实践是有局限的，但不可否认，蕴含其中的公共精神、家国情怀、集体意识、责任本位等价值追求积淀着大一统国家可大可久、生生不息的治理智慧。民本思想沟通了中国人同社会主义学说的联系，[28]成为新型政党制度赖以建立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深层文化基因。在中国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秉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带领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能够确保党和国家在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个环节听到人民的聲音，保障人民享有“实质性民主”而非“形式化民主”。同时，新型政党制度尊重和维护党派差异性和多样性，制度化保障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畅通言路、广泛协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对共产党开展监督，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等方式，协助共产党更好执政，传承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等文化传统。

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民主属性的实践表达

列宁指出：“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29]代表民意、回应民意、对人民负责是人民民主的要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代表民意、回应民意、对人民负责是执政党的天职，也是民主党派以合作方式参政的着力点，体现新型政党制度的整体性功能。

代表民意：新型政党制度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者和执政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作为合作者和参政党，代表各自联系的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新型政党制度辩证把握了“一”与“多”的关系，既强调根本利益一致性，也强调发扬民主尊重和保护具体利益的差异性，避免旧式政党制度只能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换言之，新型政党制度对民意的代表不是部分的、割裂的和暂时的，而是全体的、完整的和持久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代表性决定了各党派的活动不像西方政党那样体现在竞选和制衡上，而是表现为广泛合作和政治协商，协商民主是推动多党合作发展的主要民主形式，也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方式。这些制度设计与民主形式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切实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的根本利益。

为什么共产党能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仅因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夺取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使中国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而且因为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持人民性勇于自我革命，以壮士断腕之勇气，切除党内自身毒瘤，这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作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郑重宣示，“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30]，“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31]。“三个不代表”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历史周期率和世界政党兴衰经验深刻的自我规定。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和最长远利益，具有先进性和纯洁性，党内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同一切资产阶级腐蚀性行为作斗争，防止内部出现“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形成以权谋私、宗派团伙的利益集团。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出现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权势团体，丧失公正和人心，则必然陷入历史周期率。再次，吸取苏联共产党脱离人民成为特权官僚集团而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警惕和杜绝“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32]。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直面党内存在的问题，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正风肃纪反腐，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从严治党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支持，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回应民意：新型政党制度能够理性、制度化和组织化地回应民众关切。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33]的政治格局。这一政治格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将全部精力和资源集中起来为人民谋利益;有利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形成治国理政的合力。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新型政党制度在回应民意上最生动的体现，群众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提炼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34]。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同源同体”的，而非“二元对立”的，主要表现在：首先，正确的领导必须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逻辑，和群众打成一片，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35]其次，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在群众中坚持推广并考验是否正确，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生动和丰富，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可持续回应民意的过程;再次，在实际工作中防止“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两种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关系虽然是“同源同体”，但党作为领导者和执政者具有“双向性”：既有领导的责任又有服务的义务，既不是官老爷般地命令群众，也不是一味迎合无原则讨好群众，而是以群众为主体，在群众中承当起“两个先锋队”的职责和使命。中国共产党基于群众路线的领导决策方式具体地、现实地体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36]新型政党制度也扎根于这一深厚的政治土壤，既避免一党专政而漠视民意、独断专行的弊端，也避免多党竞争而一味无理性地迎合民意导致民粹化的弊端，而是在协商合作中理性、有效回应民意。

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发挥多党合作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效能。新中国成立后，从1953年到2021年，我国已经实施了14个五年规划，其中新型政党制度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在五年规划制定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要当面听取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意见建议，共商国是;在五年规划的落实过程中，多党合作以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方式发挥督促、反馈、检查落实的作用。五年规划以国家规划方式持续不断地增进民生福祉，是回应民意最集中的体现。曾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皮特·鲍泰利指出，“中国至少有长远的目光，真正地实施自己的规划，这是只属于中国的特点，就是印度也做不到，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真正做到。这要部分归功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部分则归功于政治体系”。[37]

对人民负责：新型政党制度是“责任本位”而非“权力本位”的政治制度。在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担负起领导和执政责任，同时，为沉着应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提供根本政治保证;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共产党合作共事，通过“一个参加，三个参与”[38]承担参与国家治理的责任，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反对党，也不是旁观者、局外人，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汇聚强大力量，以不断增加国家人民福祉为共同责任。

对于大国治理而言，政党制度要能够统筹处理个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首先，在政党协商中，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就国家重大方针和重要事务，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直接进行政治协商，为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提供保障。“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政党协商会议170余次，先后就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报告、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建议、国家领导人建议人选等重大问题同党外人士真诚协商、听取意见，确保重大问题决策更加科学、民主。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深入考察调研，提出书面意见建议730余件，其中许多转化为国家重大决策。”[39]其次，在民主监督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渠道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支持各民主党派加强对重大改革举措、重要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和国家中长期规划中的重要约束性指标等的专项监督。[40]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完善民主党派中央对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督、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等制度”。[41]民主监督越来越具有针对性，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进行协商式监督。再次，在参政议政中，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围绕国家中心工作，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推动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新型政党制度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具有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等重要功能，[42]新型政党制度服务于国家治理，助力取得“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制度绩效。

减贫事业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其中新型政党制度功不可没。中国的贫困规模之大、贫困分布之广、贫困程度之深世所罕见，贫困治理难度超乎想象。[43]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族各界人士坚持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与贫困作斗争。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将减贫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责任，将脱贫攻坚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战略和国家行动，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献计出力，广泛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参与，新型政党制度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44]

评估政党制度的人民性，既要看承平时期其在国家治理中为谁服务、发挥怎样的作用，也要看危机中其是否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党勇于担当，党中央果断决策，发挥快速组织、应对和协调能力。党的各级组织自上而下广泛动员，“全国一盘棋”，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45]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第一时间响应中共中央号召，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协力，为战胜疫情积极行动、捐款捐物、建言献策，许多成员与共产党员一道奋战在抗疫第一线，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关键时刻的责任担当。“这次疫情是世界性的，各国的疫情防控是一场比赛，比的是各国制度和治理能力。正如一些外国学者所评论的，中国的政党制度克服了竞争性多党政治下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干扰，始终站在国家整体利益和最大多数人民利益角度制定决策和政策，这是中国治理的政党优势所在。”[46]

结语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以中国革命（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双重革命）为其奠基的，而这场革命又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其定向，承载着从“民族救亡”走向“民族复兴”的政治使命，具有人民民主的本质属性。新型政党制度内嵌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政权结构和以民本思想为根基的文化传统中，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与国情相适应的旺盛生命力和创造力。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政治协商三者有机统一为结构性特征的新型政党制度发挥代表民意、回应民意、对民众负责的制度功能，践行最广泛、最充分、最真实的人民民主，主导超大规模国家和平崛起和可持续发展，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注释

[1]吴晓明：《唯物史观的阐释原则及其具体化运用》，《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2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59页。

[5]《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页。

[6]吴晓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7]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379页。

[8]《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2页。

[9][10]杨光斌：《中国政治认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58、178页。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1页。

[12]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8页。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各项政策都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从不是局限于一党一派私利。

[13]《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页。

[14]北京市社会主义学院编：《多党合作纪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468页。

[15]谢茂松：《中国共产党的三重文明意义：文明型政党、形塑新文明、成为新文明》，《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第3期。

[16]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

[17]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83页。

[18]林尚立：《大一统与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复旦政治学评论》，2016年第1期。

[19][美]杰克·斯奈德：《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吴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22页。

[20]《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21]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1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7页。

[25]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80页。

[2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79页。

[27]周淑真：《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基于内涵要义、演进逻辑与结构关系的分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7期。

[28]梁启超在比较研究中西政治文化差异中指出，“文化演进较深之国，政治问题必以国民生计为中心，此通義也”。引自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以“国计民生”为中心的政治具有“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更重视民众利益的实质性结果而不仅仅是程序性安排。

[29]《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1页。

[30]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1～12页。

[3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4页。

[3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3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73页。

[34][35]《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9～900、1094～1095页。

[36]齐惠：《群众路线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内生动力》，《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23期。

[37]皮特·鲍泰利：《多党制不是民主的精髓》，《西式民主怎么了Ⅱ——西方人士评西方民主》，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年，第73页。

[38]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即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

[39][40][4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2～23、25、18页。

[4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1页。

[43]《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中国政府网，www.gov.cn/zhengce/2021-04/06/content_5597952.htm，2021年4月6日更新。

[4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0页。

[45]《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691页。

[46]苏长和：《抗疫战略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力量》，《经济日报》，2020年9月30日，第6版。

责 编/桂 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