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南阳会议对缓解新时期农民社会焦虑的启示

丘红珍

摘 要：南阳会议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通过的《富农问题》《流氓问题》决议案，以及制定的相关政策措施，是土地革命的典范，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介绍了南阳会议解决土地问题的成效和经验，分析了新时期农民社会焦虑的表现和成因，运用南阳会议可借鉴的经验，对缓解新时期农民社会焦虑提出具体建议。

关键词：南阳会议;农民社会焦虑;启示

一、南阳会议的基本情况和意义

1930年6月11日到13日，在上杭南阳龙田书院里召开了一场联席会议，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南阳会议”。本次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在对“古田会议”进行深度总结后，进行了土地执行决议，在土地革命方面汲取了闽西革命的优秀经验，对于政权打造、经济打造以及武装斗争等模块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这次会议对闽西特委的土地政策以及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政策进行了重点报告，直接指出了发生闽西土地问题、粮价问题、流氓无产者问题等问题的原因，并就土地政策、婚姻政策、经济政策、财政政策等多个政策进行修订，同时针对政治、军事问题等问题做出了重要指示。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以及《流氓问题》这两部重要的决议案。

会议完善了土地革命政纲，解决土地分配不均问题。本次会议中重新修正了“抽多补少”和“不得妄想平均”的政策，对土地分配进行重新规定，在“抽多补少”的基础上再叠加“抽肥补瘦”，将原来的“不得妄想平均”修订为“不得把持肥田”。从此，封建传统的土地制被“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这两个规则逐渐摧毁，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土地改革，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在土地方面的政策。

会议完善了建军治军纲领，解决党的纯洁性问题。古田会议“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优良传统以及独特优点，都被南阳会议充分继承了。对于《古田会议决议》来说，南阳会议是其重要的补充。在南阳会议中，提出了“建立贫农雇农在农村中的领导权”的问题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案，同时还通过了《流氓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提出了非常好的办法来解决红军队伍中党的领导以及红军的纯洁性的保障问题，确定了党对流氓的总策略。

会议完善了苏区经济建设措施，解决革命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在本次会议上达成共识，经济问题与战争问题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直接的相关关系。在经济层面，充分保障贸易自由，同时对出口进行奖励，积极推进手工业以及农业的生产，做好与敌人持久战的准备，等等。1930年11月，我党根据南阳会议的重要指示，成立了苏区首家股份制的工农银行——闽西工农银行，在苏区的各个县、区、乡镇承办信用合作社， 对于信用合作社的金融流通进行组织，从多维度对农民利益进行保护，进一步推动苏区经济的高速发展。

南阳会议是革命先烈在闽西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在南阳会议上制定了诸多利国利民的政策，贫雇农对于土地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在苏区各个片区都广泛推行了土地分配政策，该土地政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土地运动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我党建立健全土地革命政纲都是在南阳会议的基础上进行的。在闽西土地上取得土地革命的宝贵经验与成果，也影响了其他的革命根据地，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土地革命的教科书。

二、新时期农民的社会焦虑

农民社会焦虑是指农村社会遭到现代化冲击后，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生矛盾，农民的生存、身份、认同、发展困境集中显现，农民群体日益表现出焦躁不安和紧张恐慌的心理。这种心理会由个体发展到群体，从隐性转化为显性，最后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焦虑，变成了农村社会稳定风险发生的诱因。[1]

（一）新时期农民社会焦虑的具体表现

1、个人层面：农民社会焦虑引发社会个体极端行为。

中国农村个体极端行为的发生，是农民社会焦虑的具体体现。无论在任何的历史阶段都会存在不平等现象，但是通常来说是可以控制接受或者容忍的。但在当今社会，互联网和自媒体往往将问题暴露出来，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增多，速度变快，使得身处其中的农民群众非常容易焦虑，容易将一些问题过度解读，表现出认知失调的状态，法律、规范或情感丧失约束力，稍有矛盾，便可能逞一时之快，趁机向其他人或社会宣泄不满，这非常不利于社会稳定。

2、群体层面：农民社会焦虑造成社会关系高度紧张。

中国农民的身份焦虑，体现为脆弱的群体认同感，即原有文化价值的丧失使他们不知所从，形成了弱的群体认同感与“对下恐惧”“向上羡慕”等多维不适心理，加上随之而来行为系统的混乱，最后直接导致网络关系和社会信任的丧失。农村基本上呈现出个人主义竞争文化模式的“恶性循环机制”：农民的焦虑——减少的交流与信任——不惜一切的个人竞争——更多的社會内部敌意——加深的焦虑。在这种循环机制下，农村社会内部敌意不断加深，农村社会关系由紧张到恶化，农村社会稳定的风险系数也必然提高。

3、公共管理层面：农民社会焦虑严重阻碍公共政策执行，削弱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

由于社会结构比较紧张，通常情况下身陷焦虑的农民群众会把自己生活的不开心、不如意都怪罪到公共政策上，由此他们产生敷衍公共政策、消极执行公共政策的态度。也正是因为焦虑，会推动农民群众寻找替代性的解决方法，显然这违反了公共政策，也非常不利于稳定农村社会。[2]如果任由农村的焦虑发酵，则达到一定程度后，非常容易产生焦虑团结体。此时，非常容易迁怒于国家，导致农村干群矛盾的加剧，“反应性抗议”就会不时发生，并且随着“无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卷入，往往演化成更为严重和恶性的群体性事件。

（二）新时期农民社会焦虑的具体原因

1、政治上，农民基本权利难以保障。

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不充分，农民生活的不确定性就会增加，于是内心的焦虑会越演越烈。广大农村地区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制度和法律真空地带，无法保障农村居民的人身财产权、救济以及发展等基础权力。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重大疾病、意外伤亡、年老保障以及子女教育等问题都对生活构成巨大威胁。另一方面，城乡差别明显，农村的开放程度较低，代际流动机会有限，职业结构难以改变，生活和教育资源匮乏，这些都是造成农民社会焦虑的政治因素。

2、经济上，农村贫富分化日趋严重。

经济原因是引发农民社会焦虑的直接因素。在改革开放的发展之前，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而且是根据人口划分，因此，每户家庭的经济收入大抵相当，农村社会整体稳定。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同时农村群众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变大。对于部分农民而言，抓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机遇，通过外出谋生或者创业，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而对于另一部分能力不足，或是思想认识跟不上变化的农民而言，无疑面对的是一条经济差距变大的鸿沟。

3、文化上，农村传统价值规范的丧失。

传统的价值规范一直以来都是农民群众赖以构成对自身和环境理解的基础。流传于农村社会的许多仪式和传说大多都离不开贬斥丑恶、颂扬正义和因果报应，村民依此形成基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随着网络技术、电视传媒在农村的普及，各种思想、文化能够瞬间传入农村，其中不乏带有追求拜金、享乐、感官刺激等负面内容，农村的文化氛围、农民的思想认识发生了重大改变。[3]

三、南阳会议对缓解新时期农民社会焦虑的借鉴

（一）学习南阳会议制定土地政策的方式，抓主要矛盾，加强农民基本经济权利保障。

南阳会议之前，闽西的田地以乡为单位，按男女老幼的比例，根据抽多补少的方式进行分配。这样就会出现问题：富农自己把持肥田，把瘦田让给别人，而且有了白纸黑字的附身符。共产党意识到，这样分土地，只是数量上的平分，而没有把握住主要矛盾，最主要的博弈点是在田地的肥瘦上。因此，在南阳会议上直击核心，在“抽多补少”的规定之外，还加上了“抽肥补瘦”这个规则，同时将规定中的“不得妄想平均”优化为“不得把持肥田”。由此激发了贫农的积极性，而对于富农来说，对于革命他们更多的是保持中立，而不至于倒戈敌人。

抓住主要矛盾，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新时期的农民社会焦虑，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原因，但根本上矛盾还是在于基本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4]因此，加强农民基本权利保障，对缓解农民社会焦虑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要加强农民群众的权利主体意识。要强化农民对于社会经济等权利内涵原理的把握，加强法治教育，全面提高素质。再者，引导农民群众建立维权组织，并保障农民社会经济权利组织的运行。组建农村维权组织，可以充分运用退休的政府工作人员，一方面解决人员和财力问题，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农村维权组织的专业性和影响力，另外可以吸纳有意愿，懂政策的志愿者支持其发展。

（二）学习南阳会议激发农民积极性的方法，抓公平正义，加大民生保障力度。

闽西在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后建立了红色政权，但当时的土地劳动分配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根据约定“本届的生产归原耕人收获”，意思就是，田产的原来所有人可以多得一季的收获，而分得土地的劳动者，实际上还不能拿到收成。田产的原来所有人基本是富农，而分得田地者基本上都雇农和贫农。这种局面在南阳会议上得到了改变。会议通过的《富农问题》决议案中明确规定：应该什么时间进行分田、什么时间获取庄稼，一定要是分到田地的人在这个季节享受田里的收获，等等。至此，南阳会议抓住公平正义，规定了“何时分田、何时得禾”，激发了贫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借鉴于当下，缓解农民焦虑，要在政策制定上要把握好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公平问题。中国近几年来虽然加快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进程，并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但问题仍然不少。首先，要确保农民稳定的生计来源。农民的生计主要依靠农业收人和非农收入，农业收入离不开土地，但是从土地的收益率上来看，农村的土地收益率下降严重，因而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就尤为迫切。第二，要提高农民对于生活突发风险的防控能力。自然灾害、犯罪、疾病等不可预知因素是农民正常生活的最大隐性威胁，要建立健全的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养老保险、人身财产保险、农业保险等制度，并配置足量的资金，以此提高农民应对意外事件的能力，帮助农民群众提高生活質量。

（三）学习南阳会议土地政策执行力度，抓统一标准，建立更加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

南阳会议针对当时贫雇农与富农之间发生多分田的斗争的现象强调：标准的土地分配严格按照劳力来进行，家里劳力越多，则分的越多，反之亦然。通过实践，我们发现分配土地按照人口来进行分配，闽西广大的贫苦农民每人分到了一份，结果消除了革命前的怠工现象，还大大增加了生产。

在南阳会议上将土地分配规则进行调整，从以往的根据劳力分配优化为根据人口分配，明确新标准。在缓解新时期农民焦虑可以借鉴的是，建议执行城乡居民一体化标准，建立更加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化农民焦虑为农村社会发展动力。[5]农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勤劳朴实的性格特征，都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发家致富，因此适当的焦虑能激发他们改变自身命运的勇气，成为推动农村发展的动力。但是，焦虑激发农民改变自身命运的基础是建立在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之上的。目前中国农村还缺乏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所以建立畅通的农村社会流动机制是当务之急。第一，要打破制度壁垒、消除制度排斥。城乡二元结构制度要进一步破解，要逐步取消与户籍制度相伴的各种不公平的制度，建立城乡之间共融发展的关系。应构建公正合理的社会竞争制度，最大限度地消除资本、权力等因素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隐性作用，保障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平等竞争和获得劳动发展的权利。第二，要增加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农村基础教育资源的匮乏和落后几乎让农民子女输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严重削弱了农村学生在未来升学和就业过程中的竞争力。因此，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改善农村基础教育条件尤为迫切。

四、结语

南阳会议是历史上一次成功的会议，对制定土地政策，解决土地问题，缓解农民矛盾，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中的思想理念、方式方法和执行落实对新时期缓解农民心里焦虑也有很大的启示。目前，应抓住造成农民焦虑心理的主要矛盾，抓牢公平正义，抓好统一标准，进一步为农民“释压”，进一步缓解其社会焦虑。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54.

[2]贺雪峰.乡村的前途[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116.

[3]田代信雄.焦虑与心理冲突[M].路英智，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8.

[4]施从美，江亚洲.农民社会焦虑：理解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的新视角[J].学习与探索.2016（11）：49-56.

[5]王 英.南阳会议丰富了党的土地政策[J].青年与社会. 2013（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