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更加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髓

李海舰 杜爽

摘   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髓可概括为“十二个更加突出”：一是更加突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二是更加突出人民中心，把人民评价作为根本标准，把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依法治国核心，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三是更加突出系统思维，从国内到全球、从经济到政治、从产业到区域，系统应对一切;四是更加突出发展质量，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把高质量发展拓展至全领域全过程全环节;五是更加突出政治，一切重大问题都有政治属性，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六是更加突出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防止各类风险联动、共振、传导;七是更加突出绿色，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构建完善的生态文明体系，建成美丽中国;八是更加突出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九是更加突出公平，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十是更加突出创新，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十一是更加突出开放，从流动型开放到制度型开放，从经济领域开放到非经济领域开放;十二是更加突出引领，实现经济引领、科技引领、文明引领。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二个更加突出”;思想精髓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2）05-0001-20

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根据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以习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军队、民族宗教、国际外交、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其中，精髓所在、共通之处可概括为“十二个更加突出”：更加突出党的领导、更加突出人民中心、更加突出系统思维、更加突出发展质量、更加突出政治、更加突出安全、更加突出绿色、更加突出文化、更加突出公平、更加突出创新、更加突出开放、更加突出引领。

一、更加突出党的领导

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新时代，要更加突出党的领导。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四个伟大成就”：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实现救国大业;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兴国大业;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富国大业;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开创强国大业[1]4-6。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历史和现实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2]59。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3]259。全党必须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必须体现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军队、民族宗教、国际外交、祖国统一、党的建设诸方面，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3]5。

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中心工作，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抓住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才更好开展。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形成高效的组织动员体系和统筹协调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实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确保全面依法治国正确方向。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工作和文艺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把握这个立足点，就能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把党的领导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和各方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强大的社会治理效能。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建设一支生态保护铁军，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要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永远不能丢的命根子。党的领导是各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

（三）让党的领导更加适应实践、时代、人民的要求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新形势下，党面临“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临“四种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落实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要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要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坚持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相统一，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坚决防范一切违背初心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要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让党的领导更加适应实践、时代、人民的要求。D780956F-44C9-47FE-90C5-9D10E0F2378C

二、更加突出人民中心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

（一）党把人民始终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國共产党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党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作为国家科技创新四大方向之一，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重大疫情面前，党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全国范围调集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全力以赴投入疫病救治，救治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疫情防控期间，党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国家实行“六稳六保”政策，其中，稳就业排在“六稳”首位，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排在“六保”前列。

（二）党把人民群众评价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扎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使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三）党把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依法治国核心

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把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依法治国核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全体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内容上的整体性、运行上的协同性、人民参与上的广泛性和持续性。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4]2。进一步加强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健全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5]64。

（四）党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举全民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三、更加突出系统思维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从国内到全球、从经济到政治、从产业到区域，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突出系统思维。

（一）从国内到全球

国内发展突出系统思维，要具备大系统观、大全局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统一于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相统一的有机整体，体现了国家发展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不能相互代替。系统把握“三新”，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构建新发展格局则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三新”明确了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要注重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统筹兼顾、整体谋划。全面落实“三个统筹”，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加强前瞻性思考、系统性谋划、战略性布局，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全球发展突出系统思维，要具备大宇宙观、大全球观。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管一摊、相互掣肘，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推动生态系统功能整体性提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D780956F-44C9-47FE-90C5-9D10E0F2378C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坚持系统思维，既要加强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又要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要把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和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起来，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畅通双循环关键在于畅通经济循环，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打通经济循环过程中的堵点、断点，既要确保供给侧有效畅通，增强供给体系韧性，提升供给体系的水平和质量，又要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统一起来，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6]484-487。双循环要进一步从经济领域拓展至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非经济领域，畅通经济与非经济之间的循环，包括人口与经济、创新与经济、教育与经济、健康与经济、低碳与发展、安全与发展、公平与发展、幸福与发展。

（二）从经济到政治

就经济层面而言，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五类资本”，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良性发展、协同发展，构建完善的资本体系，激发各类资本活力，发挥其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作用[7]。从宏观、微观、结构、科技、改革开放、区域、社会层面系统部署“七大政策”，有力应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8]。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提高政策的针对性、操作性、有效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微观政策要着力打造更加完善的市场环境，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突破供给约束堵点;科技政策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确保政策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改革效能;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社会政策要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兜住兜牢民生底线。“七大政策”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使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有机结合，使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

就政治层面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具体而言，根本制度包括：根本领导制度——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全面领导制度，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文化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共建共治共享，根本军事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基本制度包括：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要制度包括：法治体系、行政体制、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民生保障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人民军队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和平外交政策、国家监督体系。要持续完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三）从产业到区域

就产业层面而言，在基础设施领域，“新基建”与“老基建”相互补充、相互支持，要打通实体空间之间、虚拟空间之间、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之间的相互联系，使陆域海域空域融为一体，使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融为一体。通过“新基建”加力、“老基建”改造，更好发挥基础设施建设“双轮”驱动作用。在“新基建”领域，协同推进消费互联网升级和产业互联网发展，强化消费互联网优势，补齐产业互联网短板。在产业互联网领域，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通过数字产业化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基础设施等核心支撑，通过产业数字化为数字产业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数据资源和应用场景，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就区域层面而言，要促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运用系统思维谋划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四、更加突出发展质量

立足新发展阶段，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一）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中国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发展任务仍然很重。脱贫标准层面，中国离国际脱贫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脱贫成果要继续巩固，脱贫质量要继续提升。人均GDP方面，中国人均GDP仅1.2万美元，距离国际上现代化国家的标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创新能力方面，全社会R&D投入较发达国家差距明显，部分關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公共服务层面，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在政府卫生支出水平、新生儿人均预期寿命等指标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农业发展方面，中国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农业发展中仍存在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亟须从农产品结构、抗风险能力、农业现代化水平等方面发力。资源环境方面，中国生产和生活体系向绿色低碳转型的压力较大，如期实现“双碳”目标任务极其艰巨。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既要重视发展不平衡问题，又要高度重视发展不充分问题。对于两类不同性质的发展问题，不能相互混同、相互替代，要用发展的办法协同解决“两类发展问题”，在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中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在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中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D780956F-44C9-47FE-90C5-9D10E0F2378C

（二）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过去，中国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随着中国经济步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不能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实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9]241。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促进制造业降本减负，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三）高质量发展要从经济领域拓展至经济社会方方面面

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一次革命性的飞跃;将高质量发展从经济领域拓展至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所有领域，又是一次革命性的飞跃。从内容上看，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准则，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从空间上看，高质量发展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扬长补短、优势互补，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从时间上看，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关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10]。由此可见，高质量发展，针对的是全领域全过程全环节。

五、更加突出政治

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又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全党上下必须时时刻刻讲政治，增强政治意识、把握政治大局。

（一）什么是讲政治

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补钙壮骨、强健身体的根本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全党讲政治，党就风清气正、团结统一，充满生机活力，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就弊病丛生、人心涣散、丧失斗志，各种错误思想得不到及时纠正，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11]。旗帜鲜明讲政治，就是要时刻严守政治关，时刻绷紧政治弦，就是要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頭脑清醒、保证立场坚定、勇于担当作为、敢于善于斗争，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12-13]。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树牢政治理想，把握政治方向，遵守政治纪律，承担政治责任，加强政治历练，积累政治经验，提高政治能力，永葆政治本色，要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从讲政治的高度思考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使讲政治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14]。

（二）为什么讲政治

当今时代，一切重大问题都有政治属性，讲政治既是必然更是必须。第一，经济问题具有政治属性。如中美贸易摩擦表面上看是经济战，实际是人才战、科技战、知识产权战、创新战，本质上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政治制度的竞争。第二，文化问题具有政治属性。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强大精神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各民族自觉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想问题，从而形成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强大政治凝聚力。第三，社会问题具有政治属性。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首先是社会问题，通过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等，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又是经济问题，通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更是政治问题，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能否实现共同富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执政党的政治基础。第四，生态问题具有政治属性。如“双碳”问题关乎把握国际舆论和博弈的主动权，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大打“环境牌”，多方面对中国施压，围绕生态环境问题的大国博弈十分激烈。应对生态问题，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要立足国情、稳中求进，把握工作节奏，保持战略定力，明确阶段目标，决不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不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不能因生态问题引发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三）怎样讲政治

从根本上看，讲政治就是要讲党性，在思想政治上讲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在行动实践上讲维护党中央权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具体而言，讲政治就是要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要善于思考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善于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把国家长远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开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同党中央精神对标对表，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不掉队、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15]。D780956F-44C9-47FE-90C5-9D10E0F2378C

六、更加突出安全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中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风险空前上升，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实现更为安全的发展。

（一）统筹发展和安全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全面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更为安全的发展贯穿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穿于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既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深入推进国家安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16]63。在发展中要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善于预见和预判各种风险挑战，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又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又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又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9]220。总之，在发展过程中要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二）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目前面临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经济安全和非经济安全问题交叠渗透。必须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资源安全、生物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太空安全、海外利益安全、深海安全、极地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从系统层面应对各类安全问题，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经济安全和非经济安全，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金融）、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维护科技领域安全，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优势，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维护核心技术安全，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把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维护网络安全，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必须高度重视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加快推进依法治网，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

树立总体经济安全观，系统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维护能源安全，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很多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活动都是围绕能源在做文章，抓住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维护粮食安全，“洪范八政，食为政首”，要端牢中国饭碗，饭碗主要装中国粮。維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要坚持经济性和安全性相结合，形成更具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防止“经济脱钩”“科技脱钩”，防止“去中国化”。

（三）防止各类风险联动、共振、传导

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一种风险通常会触发另一种风险，或使已存在的风险进一步升级。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疫情引致公共卫生风险向经济领域传导，经济领域的风险又进一步向社会领域传导，导致失业人员增加，民众收入得不到保障，而这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突发公共事件在网络传播过程中还可能引发舆情危机，波及网络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事关社会政治大局稳定。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引致实体经济发展困难增多，可能向金融领域延伸，触发金融危机。有效化解金融系统风险，稳固实体经济发展是根基。

国家安全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各类风险相互叠加，产生负向反馈。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其原因要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出手及时有力，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17]179。要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叠加共振，防范经济领域风险向社会、政治领域传导，从全局性着眼，从关联性着手，多维思考，综合求解。

七、更加突出绿色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一）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要遵循生态系统内在机理和规律，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伤害自然终将伤及人类自己。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项;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中国是其中一个[18]226。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搞好生态环境，就是最大的公平。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又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建设生态文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而应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D780956F-44C9-47FE-90C5-9D10E0F2378C

（二）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

在过去的发展中，往往是先污染后治理，导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要坚决摒弃这条老路，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从“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再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胜过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体现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相辅相成。要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要构建完善的生态文明体系，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确保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成美丽中国[9]366。

（三）怎样建设生态文明

把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突出位置。完善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

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使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分类补偿与综合补偿统筹兼顾、纵向补偿与横向补偿协调推进、强化激励与硬化约束协同发力。健全生态价值核算与评估机制，构建科学的生态价值核算评价指标体系，明确不同生态产品核算方法。完善生态产品与生态产权市场交易机制，清晰界定生态产权归属，探索建立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与生态价值核算挂钩。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19]。

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积极有序发展核电，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解决好科技支撑不足问题，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重点加强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零碳工业流程再造技术等核心技术攻关和市场化应用。建立科学考核机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科学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绿色低碳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先立后破、通盘谋划[20-21] 。

八、更加突出文化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一）为什么建设文化强国

从理论逻辑来看，其一，精神是文化的升华。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苦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其二，经济是文化的物化。文化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可使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多维度视角中，文化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维度。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内在支撑，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22]339。

从历史逻辑来看，其一，文化是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根脉所在。中华民族能夠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23]。其二，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伟大成就所系。无论是战争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文化的力量在改造物质世界、推进实践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大作用，可使“无形变为有形”。

从现实逻辑来看，其一，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应保持平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民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要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层面的需求提上议事日程，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其二，文化强国与经济强国相契合。中国既要成为经济强国，又要成为文化强国。从时间节点来看，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通过文化软实力形成向心力、凝聚力、黏合力，实现中华儿女大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二）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强国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同时，充分借鉴人类优秀文明。第一，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思维层面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辩证文化、中正文化、和合（和谐）文化、系统文化、大同文化等。就实践层面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诚信文化、仁爱文化、情感文化、幸福文化、民本文化、家国文化、大一统文化等。第二，弘扬革命文化。如战争时期的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伟大建党精神等。第三，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建设时期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焦裕禄精神等，改革开放时期的改革先锋精神、特区拓荒牛精神、孔繁森精神等，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第四，弘扬时代文化，以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第五，借鉴人类优秀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D780956F-44C9-47FE-90C5-9D10E0F2378C

（三）怎样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文化强国，要推动文化与社会、经济、科技、时代、政治全方位的融合。第一，践行道德体系，推动文化与社会融合。把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作为着力点，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第二，打造人文价值，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美学经济，围绕人的幸福为了人的幸福发展，将文化融入一切，包括“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旅游”“文化+体育”等，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第三，重塑文化优势，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通过以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群”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创新、传承全过程，让非遗、文物活起来，实现文化的创新性发展。第四，再造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与时代融合。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打造与新时代相契合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第五，引领全球文化，推动文化与政治融合。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使中国文化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

九、更加突出公平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从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起，更加突出公平，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一）为什么要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为适应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供更多高素质劳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从全球来看，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严重，中产阶级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二）什么是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全面富裕、渐进富裕、共建富裕。一是全民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不是特殊阶层的富裕，不是部分地区的富裕，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二是全面富裕。共同富裕既要实现物质富裕，也要实现精神富裕;既要实现经济层面的富裕，也要实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非经济层面的富裕。要从“单富裕”到“双富裕”再到“多富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三是渐进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它是一个长远目标，不能一蹴而就，不能齐头并进，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创新劳动、创业劳动的人带头致富。要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要制定合理规划，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把长期目标分解为阶段任务，把各阶段任务分解成具体工作，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四是共建富裕。推进共同富裕不是“养懒汉”，不是“等靠要”，要靠全体人民共同奋斗，既要重视“如何分钱”，更要重视“如何干活”。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增强致富本领。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局面，避免“内卷”“躺平”，实现“共建”“共富”[24-25]。

（三）怎样实现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要辩证认识以下几对关系：一是等不得与急不得的关系。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实现共同富裕已经具备可能性、必要性和现实性，推进这项工作“等不得”。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整体发展水平离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地区、城乡、行业、代际差距明显，实现共同富裕“急不得”。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需要和可能，不提过高目标，不搞过头保障，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防止落入“福利主义陷阱”。二是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首先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8]。“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前提，“分好蛋糕”是“做大蛋糕”的保障，要将二者统筹考量、同步推进，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高水平共享。三是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效率提升，奠定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提高發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政策保障。四是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的关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使两类企业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发挥互补优势。公有制企业要更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公共产品提供、社会兜底保障等方面发挥战略支撑作用。非公有制企业要充分发挥机制灵活、经营高效、市场嗅觉敏锐、试错成本低等优势，勇于探索、大胆创新、锐意变革，为全社会提供更优质的产品、更充分的就业、更充足的税收、更丰厚的利润。

实现共同富裕，要系统把握以下政策导向：一是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高质量发展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关键，要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不断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二是全面构建三大分配体系。基于市场力量、政府力量、社会力量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初次分配充分发挥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知识、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再分配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三次分配以自愿为原则，探索完善慈善激励机制。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使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优势互补、协调联动、整体发力。三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提供精准服务。四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以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进城农民工、公务员等群体为重点，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着力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五是规范并调节过高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通过资本税、财产税、遗产税等手段，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20]。六是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七是促进人民精神物质双富。物质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保障，精神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要把二者统一起来，实现相互促进、协同发展。D780956F-44C9-47FE-90C5-9D10E0F2378C

十、更加突出创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一）从要素驱动发展到创新驱动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多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中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主要依靠传统要素驱动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拼投资、拼资源、拼环境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要从创新中寻找出路。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从全球来看，世界各国都把强化科技创新作为打造全球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积极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科技创新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从要素驱动发展向创新驱动发展跨越，并进一步实现创新引领发展。

（二）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技创新广度显著加大、科技创新深度显著加深、科技创新速度显著加快、科技创新精度显著加强。纵观全球，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要牢牢把握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抢抓全球科技发展先机，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要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新路子，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创新成果重大突破，夯实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基础研究既要勇于探索、突出原创，又要应用牵引、突破瓶颈，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使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對接。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从注重后发优势到打造先发优势，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要强化战略导向和目标引导，根据国家发展急迫需要和长远需要，瞄准“卡脖子”技术和“捅破天”技术，多出战略性、关键性重大科技成果，力争实现中国整体科技水平从跟跑向并行、领跑的战略性转变，在主要科技领域有一批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有一批开拓者，创造更多竞争优势[26-27]。

（三）把制度创新作为根本创新

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创新是根本创新。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领域制度创新，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整个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中发挥着牵引作用。要进一步深化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就市场经济体制层面而言，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着力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制度，激发技术供给活力，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全面提升数据要素价值。以要素市场改革为基础，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从“大市场”到“强市场”转变。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打造“强政府”。推动“强政府”和“强市场”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就所有制层面而言，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推动国有企业加快建立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创新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和监管制度。创新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市场准入、平等发展的改革措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引导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分配制度层面而言，要完善按要素分配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完善再分配机制，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兜底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健全基本生活救助制度和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受灾人员等专项救助制度;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加强慈善组织内部监督制度建设。在改革过程中，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以此带动其他领域改革，加强改革举措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打通淤点、堵点，激发整体效能，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四）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

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科技创新。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形成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要继续在改革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等机制方面下大功夫。进一步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坚持“破五唯”“立新标”并举，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完善人才管理制度，赋予科学家和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积极为人才松绑。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人才使用机制，完善科学家本位的科研组织体系，完善科研任务“揭榜挂帅”“赛马”制度，实行目标导向的“军令状”制度，用好用活各类人才。总之，要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人才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将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科技竞争优势[28]。

通过科技创新赋能制度创新。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全面推进政府运行方式、业务流程和服务模式“数智化”改造，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提高政府决策科学性和服务效率，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统筹推进各行业各领域政务应用系统集约建设、互联互通、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数字化在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方面职能的重要支撑作用，构建协同高效的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进一步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统筹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提升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水平，全方位提升数字化政务服务效能[29]。D780956F-44C9-47FE-90C5-9D10E0F2378C

十一、更加突出开放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未来，应进一步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一）从商品流动型开放到要素流动型开放

商品流动型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础，通过商品进出口联通国内外市场。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从商品流动型开放进一步拓展到要素流动型开放，包括引进外资、对外投资，技术引进、技术输出，智力引进、劳务输出，土地对外转让、承租国外土地等。目前，中国商品开放和要素开放成绩显著。商品开放结构不断优化，从开放初期的一般消费品开放发展为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开放为主，从注重实物贸易发展为强化服务贸易。要素开放结构不断提升，其重点由一般劳动力和物质资本转向技术、信息、咨询、金融、保险和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要素。

（二）从流动型开放到制度型开放

立足新发展阶段，既要持续深化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又要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构建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国内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进一步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精简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清理负面清单之外对外资单独设置的准入限制，提升投资自由化水平，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进一步统筹开放与安全，完善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配套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和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积极探索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兴领域规则构建，探索建立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规则、跨境数据交易规则等，提升中国在新兴领域制度建设方面的话语权。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深入探索首創性、集成化、差别化改革，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和经验。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以货物贸易“零关税”、服务贸易“既准入又准营”为方向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全面推行“极简审批”投资制度，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出入境、运输等政策，制定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初步建立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30]123。

在推动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对接的同时，积极参与WTO改革，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积极加入高水平高标准自贸协定，全面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坚决倡导、维护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坚决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打造公平、公正、透明、非歧视性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体制机制及制度环境。

（三）从倾斜式开放到平衡式开放

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开放结构不断优化，逐步从倾斜式开放走向平衡式开放。第一，开放流向更加平衡。中国资金和技术的输出入结构从“大进小出”到“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从以引进外资为主到对外投资合作水平不断提升，从技术引进大国发展成为全球重要技术输出国。第二，开放空间更加平衡。中国开放空间从沿海、沿江向内陆、沿边延伸。从东部地区率先开放到加快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步伐，通过培育全球重要加工制造基地和新增长极，增设国家一类口岸，推动内陆地区成为开放前沿。进一步推动沿边开发开放，加快边境贸易创新发展，更好发挥重点口岸和边境城市内外联通作用。通过强化区域间开放联动，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第三，开放产业更加平衡。从以制造业开放为主，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开放并举。服务业开放领域不断拓宽，电信、医疗、教育、金融等行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猛。第四，开放国别更加平衡。从主要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开放到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从亚欧大陆到非洲、美洲、大洋洲，共建“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越大。第五，开放平台更加平衡。统筹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国家级新区和开发区、综合保税区、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开放平台建设，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

（四）从经济领域开放到非经济领域开放

高水平对外开放要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非经济领域，不仅输出入产品和服务，更要输出入精神、文化、制度、理念等，通过非经济领域开放带动经济领域开放，在各领域加深同世界各国的互融、互鉴、互通。在政治领域，通过主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以及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中阿、中拉、中国—中亚等多边政党论坛，为世界各国政党交流互鉴搭建平台，分享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经验，推动全球政党政治文明互鉴，共同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在文化领域，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在社会领域，积极参与重大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疫苗合作，同各国分享疫情防控有益经验，向应对疫情薄弱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帮助，为弥合“免疫鸿沟”作出了积极努力[31]。在生态领域，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从非洲的气候遥感卫星，到东南亚的低碳示范区，再到小岛国的节能灯，中国通过多种形式的南南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中国将生态文明领域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内容，采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举措，造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各国人民。

十二、更加突出引领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又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从世界议题影响中国议题，到中国议题影响世界议题，再到中国议题就是世界议题，直到中国议题引领世界议题。D780956F-44C9-47FE-90C5-9D10E0F2378C

（一）经济引领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服务贸易、对外投资、消费市场规模位居世界第二。2021年，中国GDP总量达114.4万亿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18%;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预计超过全球人均GDP水平，接近世界银行划设的高收入经济体人均水平门槛。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0%左右，是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

中国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今后，中国发展仍具有诸多战略性有利条件，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32]。党的坚强领导为沉着应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充分体现在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打赢脱贫攻坚战等实践中，“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对比鲜明。中国经济体量大、回旋余地广、政策工具多，同时具备丰富的人力资源、完备的产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以及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具有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不断提升的社会治理水平，有利于形成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良好局面，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是更高层次、更高能级的力量，在实践过程中，可激发中国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精神变物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转危为机。可见，中国经济发展“机遇论”“光明论”“贡献论”具有雄厚基础。

（二）科技引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领域取得新进展，在量子信息、干细胞、脑科学等前沿方向上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新跨越，在深海、深空、深地、深蓝等领域抢占科技制高点;高端产业取得新突破，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消费互联网全球领跑，智能制造持续推进，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走在全球前列，5G技术率先实现规模化应用。总体来看，中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

今后，中国要进一步加快未来技术布局，加快创新区域布局，加快创新人才布局。加快未来技术布局，超前布局一批国际前沿技术，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系统前瞻布局。加快创新区域布局，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坚持高标准，努力打造成创新人才高地示范区;一些高层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要采取有力措施，着力建设吸引和聚集人才的平台，加快形成战略支点和雁阵格局。加快创新人才布局，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坚持实践标准，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中挖掘人才，坚持长远眼光，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发挥“关键少数”在大科学时代的关键作用;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跨体制灵活调配，围绕国家重点领域、重点产业协同攻关;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将其作为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探索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培养体系。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建设一批基础学科培养基地。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创新引领发展本质上是人才引领发展，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28，33]。

（三）文明引领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是人类和平发展的主导者、新型国际秩序的塑造者、全球公共产品的贡献者、时代进步的推动者、人类文明的引领者。中国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发展实际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又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他们提供了全新的道路选择和指引。

未来，中国不仅要在经济层面引领，更要强化在思想层面、精神层面、文明层面的引领。要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中国道路、总结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彰显中国气派。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同时，建设更加美好地球家园，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总之，要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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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lve More Prominences"： The Esse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LI Hai-jian   DU Shuang

Abstract： "Twelve More Prominences" can be used to summarize the esse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 first is to give more prominence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leading core role of the Party in command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coordinating all parties. The second is to give more prominence to the people's center， take the people's evalu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criterion， take people's democracy throughout the process as the core of law-based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and take the masses as the creators of history. The third is to give more prominence to the systematic thinking. Regardless of home and abroad， economy and politics， as well as industry and region， everything shall be dealt with systematically. The fourth is to give more prominence to the quality of development， i.e.， keynote shall be shifted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though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hall be expanded to all fields， processes and links. The fifth is to give more prominence to politics. As all major issues have political attributes， our political judgment，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and political execution must be improved. The sixth is to give more prominence to security， coordinate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strengthen the holist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prevent the various risks' linkage， resonance and transmission. The seventh is to give more prominence to green. We mus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tha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and build a sou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and a beautiful China. The eighth is to give more prominence to culture， so that we can build a country with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and improve our country's cultural soft power. The ninth is to give more prominence to equity， so that we can make more tangible substantive progress in terms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for everyone. The tenth is to give more prominence to innovation， take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strategic underpinning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promote bo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a coordinated way. The eleventh is to give more prominence to opening-up， and the opening-up shall be expended from mobile type to institutional type， as well as from the economic field to non-economic field. The twelfth is to give more prominence to leadership， so that， economic leadership，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s well as civilized leadership can be realized.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welve More Prominences"; thought essence

基金項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项目“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研究”（2021mgczd016）。

作者简介：李海舰，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杜爽（通信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博士后。D780956F-44C9-47FE-90C5-9D10E0F2378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