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替代的汉武帝时代

刘勃

汉武帝晚年，有没有懊悔自己的“伤害百姓，靡费天下”，是今天仍被史家激烈争论的问题。但汉武帝时代对中国社会的意义，今天怎么高估都不过分的。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实际上大多数是在汉武帝时代完成。今天的中国人，许多地方仍为这些因素所塑造。

汉武帝的“小目标”

农业社会的剩余，归根结底是非常有限的。文景时代的国家积累，看起来很多，实际上在战争和救灾面前，根本支撑不了多久。年轻的汉武帝开始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到元朔年间，皇帝就不得不开始面对国库空虚的事实。西南夷的开拓一度暂停，但对匈奴的战车一旦启动，就只能一路狂奔。在这段开支浩繁的岁月里，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皇帝，汉武帝很清楚，有三种人必须优先给予安抚。

第一种人是杀敌建功的将士。秦朝灭亡就是近在眼前的教训。始皇帝一统天下之后，秦军的回报剧减。结果二世即位后天下大乱，秦军主力当中，一支向项羽投降，另一支南征的部队干脆截断归途独立建国，这种情势下，秦朝不亡，也就没天理了。所以，一定要确保浴血沙场的将士有足够的回报。《史记》留下了许多“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是岁费凡百余巨万”“赏赐五十万金”之类的记录。一直到元狩四年，空前重大的胜利意味着之前已经花掉了空前庞大的军费，现在又要有空前浩大的赏金支出，才终于“战士颇不得禄矣”。

第二种人是入境投降的敌人。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率领四万余人投降汉朝。汉武帝派遣霍去病前往迎接，为让浑邪王感受到汉朝的热情和实力，组织了两万辆马车，组成浩浩荡荡的欢迎队伍。这些匈奴人在汉地没有生存能力，之后衣食用度完全“仰给县官”，即靠朝廷的财政拨款来生活。具体操作中，有些环节也确实难免变成形象工程，但这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匈奴人归附，在汉武帝看来，算长远利益，无疑是值得的。

第三种人是流离失所的灾民。被逼入绝境的民众会铤而走险。曾有一个叫徐乐的人为汉武帝分析说：国家的危难，分为土崩和瓦解两种情况。只是社会上层不满，叫作瓦解，好比景帝时七国之乱就是这样，那是可以解决的问题;社会底层不满，叫作土崩，秦朝末年就是这样，那就无可挽救了。汉武帝很赞赏徐乐的观点，为避免土崩，救灾的时候，他也从不吝惜。

既然这些地方绝不能省，那么，钱从哪里来呢？汉朝常规的赋税总和大约六七十亿，面对动辄超过百亿的开支，应该怎么办？

汉武帝首先想到的打击对象，是诸侯王。几乎从任何角度看，诸侯王都适合成为优先打击对象：首先，诸侯王强大了，对中央朝廷是个威胁;其次，诸侯王特别有钱，事实上从三大暴利行业里获益最多的，就是诸侯王;最后，诸侯王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特殊人群，也不得人心，打击了他们，老百姓未必有多少同情心，欢呼雀跃也说不定。

但这还远远不够。汉武帝又寄望于富裕民众尤其是大商人的捐款。于是有个河南人叫卜式的，成了标志性的人物。对匈奴的战争启动之初，卜式就提出要上缴一半家产给朝廷。皇帝把卜式的事迹“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树立他为正面典型。当时，社会上涌现了许多这样的富商：家累万金，随行车辆一百多，大量贫民成为他们的私人奴仆，而“不佐国家之急”。汉武帝觉得忍无可忍。宣传卜式，可能是最后一次提醒和警告：应该与朝廷共克时艰。既然富人们仍然如此不知死活，那就怪不得皇帝动用雷霆手段了。

赚钱的办法

正如自古以来迫害文人的急先锋也是文人一样，真正能幫助朝廷收拾商人的，也是商人。汉武帝启用了三个重要人物：大盐商东郭咸阳、冶铁巨头孔仅和洛阳商人的儿子桑弘羊，用后世流行的话说，这三个人拥有“计算机一般的大脑”。

当时暴利行业有三：铸钱、冶铁、煮盐。其中，铸钱的权力早已收归国有，现在要做进一步的改革。除了继续在铜钱的重量上做文章外，还推出了所谓“白金三品”：汉武帝用银和锡铸造三种新货币，规定钱币上有龙纹的价值三千钱，马纹的价值五百钱，龟纹的价值三百钱。

煮盐、冶铁两个行业，从此也要国家垄断。汉武帝首先做出慷慨的姿态：来自盐铁的税收，本是用于皇帝的私人开销的，现在，他要转交给国家的财政部门。接下来，汉武帝就要求天下商人和自己一样慷慨：他任命盐铁行业的富商为国家的官吏，实际上就是那些盐铁产业还由你来管理，但产业的性质已经由私有变成国有。这项工作的具体推行，是由东郭咸阳和孔仅两人负责的。身为业内巨头出身的官员，商人要想玩什么花招抗拒朝廷的新政，当然瞒不过他们的眼睛。

这一系列改革如同一把把镰刀，疯狂收割着民间财富。但所有这些都还不够。所以汉武帝设计了一个厉害至极的配套政策，也就是告缗：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检举者的获益如此之大，可以想象，应该很容易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事实上一开始算缗、告缗的实施效果不佳。各郡国的政府因为这笔收入是用于国家开支，对自己没什么好处，同时又预感到引发的社会动荡可能很大，大多采取了敷衍塞责的态度。所以，元狩六年、元鼎三年，汉武帝都不得不重申，告缗令必须坚决贯彻落实。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大量启用新型官员。这就需要提到一个极具汉武帝时代特色的名词：“酷吏”。

皇帝实现了“小目标”

一个叫杨可的人主持告缗工作，司马迁和班固都没有给我们留下这个人太多的信息，只知道他做到了“告缗遍天下”，就是大汉的天空之下，到处都有人在举报有钱人瞒报财产。结果“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拥有十万钱以上的人家，大都成了举报对象。毕竟，在饥寒交迫的人眼里，你怎么能说自己不是有钱人呢。

那么此时汉武帝的意思是什么？朝廷需要很多很多的钱，告缗的罪名成立，朝廷就可以没收人家一半家产，太符合皇帝的意思了。所以只要被举报隐瞒家产，基本就别想翻案了。

被告缗的人大多破产，他们的表现，充分证明汉武帝优待军人、赈济灾民而拿他们开刀，绝对是正确的选择。此时他们的做法是：既然存钱都是帮别人存的，自己还受苦受累干吗呢？于是不再辛勤工作，有钱就吃点好的，做几件漂亮衣服，并没有太多暴动叛乱的事。

大汉的秩序显得一切正常。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汉武帝时代的第一理财高手桑弘羊开始担任大农丞，即财政部副部长。

桑弘羊推出一项新的改革叫作“均输”。大汉的各郡国都要向朝廷进贡物品，这个行为源于古老传统，西周时代诸侯对天子就应该如此。按照西周的交通条件，运输的成本很容易就会大大超过贡品的价值，所以进贡这个行为，主要意义是诸侯向天子表达忠诚。桑弘羊却敏锐地从中发现了商机。

朝廷控制天下道路，有物流优势;朝廷掌握各地民情，有资讯优势。何不把贡品变成商品，根据各地需求，运输贩卖获取利润，最终把钱上缴国库呢？简单说，就是打击商人的同时，国家直接经商，这就是所谓“均输之法”。和均输法配套，后来桑弘羊又创设了“平准之法”，也就是朝廷规定物价，不许肆意涨价。

这两项政策犹如平行的双翼，给朝廷带来的收益立竿见影。加上盐铁专营、算缗告缗等措施获取的巨额收入，元鼎年间，国家财政就开始走出了困境。司马迁写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人民要缴纳的赋税并没有增加，国家开支却一下子有富余了。

（摘自《司马迁的记忆之野》）F1684D04-843B-4E09-9908-8F37A251DD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