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语言策略刍议

向以鲜

〔摘要〕 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基石，也是其历史文化血脉存续的重要标志和载体。本文试图通过对宋元明语言策略的透视，厘清语言在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今天的语言方略提供历史的借鉴。

〔关键词〕 语言文字;国家安全;历史文化;宋元明

〔中图分类号〕H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2）03-0196-08

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语言是传承文明的根本载体，关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大到国家安全战略，语言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民族的形成，国家的构成，共通的语言必然成为其强韧的纽带。宋元明时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宋与辽金的对峙或和解，蒙古人第一次以少数民族身份统一中国，明朝成为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统治的王朝。在此背景之下，相关的语言政策与策略亦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宋元的正音与国语

赵宋时代，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局面，但从版图上来看，实际上并未完成一统江山的宏图伟业，与之并存的辽金西夏一直占据着相当辽阔的地域。政治或军事上未能完成的，可能由语言来完成。一代一国之语言正音，始終是统治者和人民关注的大事。不论是宋人还是元人，汉人还是蒙古人，中原还是草原，人们都始终认可源远流长的中原之音才是汉语的正音。

元人虞裕在《谈撰》中记载，“寇莱公与丁晋公同在政事堂，日间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言：‘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曰：‘不然，四方各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后为正。’”①寇准是陕西渭南人，强调西洛音为正音，似有为乡音声援的嫌疑。而按照丁谓之说，各地皆有方言土语，方言自然不是正音，只有读书人的读书音才是正音，丁谓的读书音就是官话。现在看来，丁谓的话与寇准的话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读书音（官话）的基础应该是洛阳音，也就是中原雅音。中原（洛阳）语言不仅发音雅致，在用词造句方面同样比较典雅，或者说比较书面化。北宋人范镇在《东斋记事》中也记载了一则语言故事可资证明，“蔡君谟尝言，宋宣献公未尝素谈。在河南时，众官聚厅虑囚。公问之曰：‘汝与某人素有何冤？’囚不能对。坐上官吏以俗语问之。囚始能对。’”②宋绶本是湖北人，其祖籍为河北赵县，宋绶所说的话当属于中原官话体系（雅语），即使是在审问犯人时，估计也有点些文雅（未尝俗谈），出身低下的囚犯当然听不懂，所以旁边的官员才用“俗语”（方言）问话。

丁、寇对话的一百多年后，陆游在著述中记载说：“四方之音有讹者，则一韵尽讹。如闽人讹高字，则谓高为歌，谓劳为罗;秦人讹青字，则谓青为萋，谓经为稽;蜀人讹登字，则一韵皆合口;吴人讹鱼字，则一韵皆开口。他仿此。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然谓弦为玄，谓玄为弦;谓犬为遣，谓遣为犬之类，亦自不少。”陆游：《老学庵笔记》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5册，第52页。陆游此语值得关注，具有相当真实的历史语音记录价值。在南方（越州山阴）人陆游看来，中国的“正音”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得天地之中”的洛阳话，其语音比较规范，并与周秦雅音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颜氏家训》（音辞篇）认为，帝都与方言相参校，古代与当下语音相考核，金陵与洛下的语音最为正统。陆游重视洛阳语音，而忽略了南方金陵。

实际上，宋元人所谓的正音，正是由隋唐时代的《切韵》所传承下来的雅音。这些雅音在《广韵》《集韵》和《礼部韵略》等官方颁行的韵书中，被进一步确立。不符合雅音或正音的语音，则被视之为“声讹”。比如，在南宋人孙奕所著的《示儿编》中，就收集列举了“声讹”误读字达三百多个。孙奕：《示儿编》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4册，第543-547页。从孙奕为这些声讹字而纠正的读音来看，其主要依据仍然是《广韵》等传统韵书。这种认识一直延续下来，元朝虽为蒙古族统治，中原之音为雅正之音的看法与宋人无二。元代的孔齐于就说，北方人的语言发音比较字正腔圆，所以被世人称之为中原雅音。“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处是也。南方风气不同，声音亦异，至于读书字样皆讹，轻重开合亦不辨，所谓不及中原远矣。此南方之不得其正也。”孔齐：《至正直记》卷1，《从书集成初编》第288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页。周德清《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也认为：“余尝于天下都会之所，闻人间通济之言：‘世之泥古非今、不达时变者众。呼吸之间，动引《广韵》为证，宁甘受鴂舌之诮而不悔，亦不思混一日久，四海同音，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周德清：《中原音韵》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96册，第683页。对后世影响甚巨的《中原音韵》一书，正是依据中原之音（韵）而编成。范梈（德机）《木天禁语》载：“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方偏气之语，不相通晓，互相憎恶。惟中原汉音，四方可以通行，四方之人皆喜于习说。盖中原天地之中，得气之正，声音散布，各能相入，是以诗中宜用中原之韵。”范梈：《木天禁语·诗学禁脔》，《历代诗话》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52页。

中原的地理空间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在不断扩大，由最初的周秦王畿之地，河南洛下一带，慢慢扩展至今天的河北、山西、辽宁南部及山东等广阔的北方。流行北方的正音，由于具有“四方可以通行”的通用性质，不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语言，也成为宋元戏曲语言所使用的标准音韵，在翻译蒙古语时也成为标准语。中原之音，成为国家认可和推广的标准音。由于中原音的普及和对日常生活的深入，使其渐渐摆脱之前中原雅音的贵族化或学者化倾向，越来越大众化甚至口语化，这也是周德清在为新兴北曲行腔吐字而设立语音标准时，极力推崇中原音韵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汉语的口语化倾向一直存在，只是到了唐宋以后，尤其是宋元时代，这种口语化大有取代书面雅语的趋势，或者说二者已有合流的可能。

两宋时代实际上也是一个分裂的时代，多民族共存的时代。辽、西夏与北宋，金与南宋之间时有战争，总体来说相处得较为平和。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语言生态之中，汉语之外，还有多种异族语言（主要有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回文和黑汗喀国文、古藏文等等），如何处理好彼此的关系，事关国家安全大局。从现存文献来看，宋代统治者及文人，对异族语言及文化均持一种宽容的态度，此种态度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定，多民族和睦共处而言十分重要。

契丹文本是契丹人仿效汉字而创制的一种人工文字，其字分大字和小字。据《辽史》（太祖纪、皇子表）载，契丹大字创立于辽太祖神册五年（920年），以增减汉字笔画而成字。之后又让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胞弟耶律迭刺创制表音字契丹小字，较之契丹大字更加简明扼要。从此，辽朝文字便以契丹文和汉文为官方文字。辽灭金兴，契丹文仍未断绝，直至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契丹字才被诏罢。洪迈（1123—1202）《夷坚志》丙志卷十八则条目《契丹诵诗》历来被学者视作研究契丹语语法和词序的重要材料：“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补，锦州人，亦一契丹也。”洪迈：《夷坚志》丙志卷第18，《宛委别藏》第88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98—1399页。

宋朝身处中原或南方，与草原或边陲的辽金西夏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语言文化交往。汉语与夷语亦相互认可和相互影响渗透，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汉语。汉语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族统治时代还是异族统治时代，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优势语言。即使在异族朝廷中，汉语依然是一种高贵的通用语言。宋人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又见《大金国志·卷四十》）记载：“自黄龙府六十里至托撤孛董寨，为契丹东寨。当契丹强盛时，虏获异国人，则迁徙杂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靺鞨，东有女真、室韦，东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是知中国被服先王之礼仪，而夷狄亦以华言为证也。”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全宋笔记》第4编之8，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元朝统治者的语言文字政策，同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不同。北魏采取的是彻底汉化政策，以汉语为唯一官方认可的通用语言。元朝的官方语言文字共有三种：蒙古文、汉文和波斯文。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蒙古语（国语）——这是数千年来，汉语第一次退出官方话语的舞台。

为了确立蒙古语的统治地位，蒙古统治者下令在官方场合或公众场合中，一律使用蒙古语。朝廷上祭祀的时候使用蒙古语，《元史》（祭祀志六·礼乐志一）载，宣诏之时，“读诏，先以国语宣读，随以汉语译之。”宋濂等：《志》第18，《元史》卷67，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670页。又据《元史》（世祖本纪十四）载，“丙午，河南、福建行中书省臣请用汉语，有旨以蒙古语谕河南，汉语谕福建。”宋濂等：《本纪》第14，《元史》卷17，第358页。显然，在全国各行省的绝大多数官方场合中，蒙古语已经取代了汉语。写作公文时，也要求使用蒙古文和公犊文（从蒙语直译而成的硬体译文），这种公犊文十分生硬，用蒙古语词法及句法，再用汉字记录其文字，因此极不通顺流畅。元朝重要的文件（宫廷议事记录、圣旨、令旨碑文等），大都采用此种文体。

仅仅从语言文字政策来看，蒙古统治者的雄心已非比往常。作为辽阔疆域的统治者，元朝为巩固其在中原的地位，首次将汉语汉字驱逐出语言交流的主导地位。从语言入手，蒙古人对汉文化包括汉语的态度，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排斥行为：用蒙古人创立的八思巴文字取代汉语言文字;通过行政手段让蒙古语作为元朝的国语。

“国语”二字早在先秦典籍中就已出现，但以“国语”来表达国家认可的标准语言之意，当始于元朝。我们在明代宋濂等人修纂的《元史》中，可以很容易见到“国语”一词，其所谓国语，即蒙古语。官修《明史》中也不断出现“国语”一词，且明白无误地表示就是蒙古语。这个事实说明，蒙古人的语言策略，至少在国家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仅仅在由蒙古人主持的朝廷中到得成功显然是不够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成功，必须得到全社会的认可与接受，由强制被动的灌输，变为自然主动的学习，只有实现了这样的语言生态，才能称之为成功。

为了达成此一目的，元代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语言措施来推行其国语政策。蒙古八思巴字（国字）的创立与推广，既是出于民族文化自尊的需要，也是政治统治与江山社稷的需要。八思巴文字的推行，是元朝统治者推行“国语”的强有力手段。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年），命令八思巴（八合思巴、发思巴意为“圣者”）创制八思巴文字作为蒙古文字，八思巴于至元六年（1269年）创字成功：

帝师八思巴者，土番萨斯迦人，族款氏也。……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则以谐声为宗也。至元六年，诏颁行于天下。诏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宋濂等：《列传》第89《八思巴传》，《元史》卷202，第4518页。

忽必烈动用国家手段推广八思巴字，对于扩大蒙古语影响力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还在全国广设蒙古国子学，以蒙古文版的《通鉴节要》为教材。

元代版图十分遼阔，《元史》地理志：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宋濂等：《志》第10《地理一》，《元史》卷58，第1345页。而且民族众多，语言文字繁杂，比较有影响者，除八思巴字之外，尚有畏兀儿蒙古文（回鹘式蒙古文）、藏文、察合台文、梵文等等，数量多达十几种。在如此复杂的语言环境中，忽必烈要推行八思巴字，当然会面临诸多阻碍。忽必烈是一个极有智慧的统治者，从其颁布的法令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推行八思巴字时，采取了一种比较温和、宽松的语言政策，即 “国字副之”政策。此处所说的“国字”，并非指八思巴字，而是指各地本来通行之文字。这条政策极为重要，对于维护大元帝国的国家安全与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元史学家陈垣指出，元朝制文字用途有地域与用途之别，畏吾儿字用于葱岭以东，亦思替非文（阿拉伯文）用于葱岭以西诸国。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99页。蒙古统治者推行其国字时，对其他语言文字并没有采取强硬打压政策，给多语言文字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间。

为了推行蒙古国语，元朝统治者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将大量汉文典籍翻译成国语进行强力推广，便是其中之一。元朝统治者对有利于国家管理的历史文献和修齐治平的儒家典籍十分重视。从《元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和《大学衍义》都被译成了蒙古语。

尤其等级森严的民族政策，对于巩固“国语”的主导地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蒙古统治者建立不平等的人种等级：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一等蒙古族在法律、科举与仕途领域，均享有各种特权。蒙古统治者鼓励非蒙古族士人学习蒙古语言文字。不少人因为通习“国语”（蒙古语）而得到青睐、奖赏或晋升机会。据宋濂、工伟、赵损等的《元史》列传第四十《刘敏传》记载：“（刘敏）习国语，阅二岁，能通诸部语，帝嘉之， 赐名玉山干，出入禁初为奉御。”宋濂等：《列传》第40《刘敏传》，《元史》卷58，第1345页。这种方法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让汉人或别的民族以习蒙古语说蒙古语为时尚为荣耀。据说大儒许衡的儿子许敬仁，很为自己通晓蒙古语而骄傲，就连训斥别人时也会使用蒙古语。

虽然元朝统治者为推行其国语与国字，花费了大量精力，动用了国家机器，甚至设置专门的国字机构（至元八年于京师设立蒙古字学等），但在近百年的语言实践中，效果并不理想。元朝的国语与国字，并没有真正在全社会获得接受和认可，仍然局限于元朝官场之中。在此种情形之下，汉语的生态虽然严峻，但在更为广大的语言世界中，汉语仍然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大江南北的诸多领域，尤其是中下层人群之中，汉语的地位并没有被根本性动摇，汉语仍然是社会生活中的通用文字。汉语的生命力，在元朝的大地上，在中原和草原，依然绽放着璀璨夺目的光芒。

二、明朝的官话

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统治的王朝，在元朝汉语遭受重创的背景下，恢复汉语的主体与主导功能，成为其语言方略的重任。

明朝的崛起，终结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异族建立的帝国时代，再次迎来统一的汉族江山。明朝统治者对语言文字之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语言文字虽出自口耳，却事关江山社稷，是一等一的大事。要恢复汉语的地位，得抬出几位汉语汉字的神灵或圣贤出来。因此，虽然历朝历代皆有视传说中的造字之祖仓颉为神灵者，但明代祀仓颉之风尤盛。明神宗隆庆六年（1572年）十二月，侯选等疏言学校六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事便是请求官方应该为造字的仓颉、文籀、程邈、李斯、蔡邕以及造纸的蔡伦和造笔的蒙恬等“实与经传相表里”的先贤创立祠庙“以隆其嗣”《神宗实录》卷8，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84年，第297页。，其意义深远，对社会大有裨益，不是那些所谓名宦卿贤润泽一方、模范一时者可以比拟的。

对于打下江山的统治者来说，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在他所管辖的大地之上，推行其所认可的语言——明代统治者为这种语言取了一好听的名字——官话。官话的说法，一直延续到现在。因此，推广官话成了明朝语言文字政策中至为关键的一环，也是恢复汉语地位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明朝的疆域广大，除拥有众多的少数民族语言之外，即使同为汉族，亦因地域不同而形成千差万别的方言土语。这些方言土语虽同属于汉语体系，其发音及用语区别极大（文字书写的差别则相对要小一些），如果没有通用语“官话”的沟通，会造成相互之间交流的巨大障碍。

明朝时期的“官话”，就是中原雅音。明代诗人谢榛记载说：“《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如‘客从远方来，寄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是也。及登甲科，学说官话，便作腔子，昂然非复在家之时。若陈思王‘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是也。此作平仄妥帖，声调铿锵，诵之不免腔子出焉。魏晋诗家常话与官话相半;迨齐梁开口，俱是官话。官话使力，家常话省力;官话勉然，家常话自然。夫学古不及，则流于浅俗矣。今之工于近体者，惟恐官话不专，腔子不大，此所以泥乎盛唐，卒不能超越魏晋而追两汉也。”谢榛：《四溟诗话》卷3，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78页。从诗人的角度来看，家常话（民间口语）始终拥有鲜活的生命力，比起官话来，很多时候更富有表现力，更能直击人心。

对于官话更为敏感的是明末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因为他们要传教，首先面对的便是语言，必须利用当时中国通用的语言（官话）来进行传教。在传教士的笔记之中，保留了大量的官话资料。意大利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即《基督教中国远征记》，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Iesu）中记载说：

甚至在中国的各个省份，口语也不大相同，以致他们的话很少有共同之点。然而共同的书写却构成彼此接触的充分基础。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Quon-hoa），是民间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官话现在在受過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们所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是不说的，虽然有教养的人也在他的本乡可能说方言以示亲热，或者在外省也因乡土观念而说乡音。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页。

接着，利玛窦还记载了一个名叫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的意大利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 “他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就是学习中国语言，像人们所称呼的那样，学习这种语言的官话，即在全国通行的特殊语。除了这种朝廷的或官方的语言外，也像其他国家一样，各省还有自己的方言或土语。”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第143页。

完整的标准语（官话），必须包括两个基础构成：书面语和口语两部分。语言学家罗常培在《论龙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话〉》一文中指出：

他（龙果夫）说：“……结果这些地方有些字有两种并行的读音——一种是官派的，像八思巴文所记载的;另一种是近代的土话，像波斯的对音所记载的。”我对于他这种解释相当地赞成，这两个系统一个是代表官话的，一个是代表方言的;也可以说一个是读书音，一个是说话音。”罗常培：《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17页。

总体而言，居统治地位的还是官话（读书音），实际上也就是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原雅音，这属于自周秦唐宋以来一直推行的语音系统。恢复和弘扬这个汉族之音，到了明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和重要。因此，在经历了元朝的蒙古语的挤压长达近百年的历史之后，汉语的元气大伤。明朝统治者非常清楚这一点，要重新弘扬儒家正统文化，壮大汉族的筋骨，语言文字是第一要义。

关于明代官话标准音的记录，主要保存在明朝各种韵书和韵图中。这些韵书与韵图大致可以分为《中原音韵》音系统者（北音系统），以《韵略易通》为代表;其次是以《洪武正韵》 为代表的南音系统;还有一类可以视为前两类的融合与叠加。这种复杂的语音情形，说明其时的标准音缺少确定性和普遍的认同。另外，与各种韵书、韵图作者的认识水平和关于正音的主张等亦不无关系。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明朝汉语共同语标准音是以南京音为主体的。其实汉语很特殊，雅言通语的标准音并没有一个地方方言作为基础。继承前代标准音，是凭着雅音的音类与各个方言语音的对应关系为各方言区的人所接受并使用的。所以认为明代雅音以当时南京音为基础或以北京音为基础的说法都无法得到证实。总的来说，官话无论是语音系统还是文字系统甚至风格系统，仍以中原雅语为依归。

元朝推行国语（蒙古语），汉语虽然没有被完全排斥，毕竟受到相当程度的排斥和冷落。同时，口语与书面语的差距到了元朝也越走越大。从某种程度来看，口语的不断丰富与完善，是一种语言的进步，但对于有着古老传统的汉语文化，亦是一种削弱，至少会导致人们对经典文献的生疏。因此，明朝统治者在推行官话的同时，特别强调人们对于纯正汉语经典文献的重视，这将有利于恢复官语的语言生态。在明朝统者看来，只有汉唐经典，那种典雅朴素的行文风格，才是官话的范本。《明实录·庚戌诏禁四六文辞先是》载，洪武六年（1373年）九月，朝廷颁诏禁止四六骈体文辞：

上命翰林儒臣择唐宋名儒表笺可为法者。翰林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及韩愈《贺雨表》进。上命中书省臣录二表颁为天下式。因谕郡臣曰：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辞，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俪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章表之类仍蹈旧习，朕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辞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太祖实录》卷85，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84年，第1512—1513页。

推行官话，不仅在文风方面要以唐宋经典为模范，在书体方面，明朝也做出规定，即以至唐代已定型的正書（楷书）为规范书体。明朝统治者认为楷书字体端庄清晰，不容易产生误读，在书写重大事件时，必须用楷书。官吏或士人，如果违反了书写规定，则会受到惩处。比如，《明实录》上就记载，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六月，“自今吏应拔辨事者就选，人物鄙猥、写字粗拙者发原籍为民，当该满日严加考试。文移不通者黜之，不许姑息，壅滞选法。”《宪宗实录》卷282，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84年，第4779—4780页。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对于文字书写等方面的规定是很严格的，直接与人们的仕途挂钩。

在大力推行官话的同时，明朝统治者亦深知语言文字不可一刀切尽，其间必须留出相当广阔的自由空间，以供人们徜徉。因此，明代的口语和方言，也获得了不断完备的机会。明朝的口语已十分接近我们今天的说话，尤其是北方方言区的口语。《明实录》上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个叫为罗复仁的江西人，官拜弘文馆学士，曾应召论事。这个罗复仁的语言比较固执，即使在与皇帝对答之时，也常常“操土音以对，不为文饰”。按理来说，他明知朱元璋大倡官话雅语，这样土里土气的谈吐可能会带来十分可怕的后果——但是，“上以其质直”——出身中原的朱元璋却认为罗复仁的土语很“质直”，不仅没有怪罪于他，反而“多所听纳”。《太祖实录》卷64，第1217页。这个故事不仅表现了朱元璋政治的大度，也反映了朱元璋对于语言的宽容。另据《明太祖实录》载：

壬辰，修《公子书》及《务农技艺商贾书》成。先是。儒士熊鼎朱梦炎等至建康、延居上宾馆，令纂修是书。上谓之曰，公卿贵人子弟虽读书，多不能通晓奥义。不若集古之忠良奸恶事实，以恒辞直解之，使观者易晓。他日纵学无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劝戒。《太祖实录》卷21，第308页。

所谓的“恒辞”即恒久之辞，亦即自先秦以来传承和壮大的经典书面文辞。“直辞”就是直白的言辞，相当于口语。这段史实一方面反映了统治者对于语言功用的政治性考量，另—方面也进一步推动了民间口语的发展。

明代开国者朱元璋的古典文化素养极其有限。他和他的后继者强调官语雅语（恒辞）的重要性，完全出于治理江山的角度。如果以其出身和个人好恶而论，朱元璋更愿意讲率真又鲜活的口语——也就是“直辞”。洪武元年（1368年）十一月，山东孔庙曾刻立一块十分有趣的石碑：朱元璋的白话《戒谕碑》。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学问不高，但却深知儒学的重要性，这块石碑就是朱元璋与孔子后裔孔克坚、孔希学的一段对话记录。据载：此碑位于孔府二门里东首，南石。碑高145厘米、宽71厘米、厚18厘米。孔克坚、孔希学立，正书。分两层：上层21行，行14字;下层20行、行30字。其间与孔克坚的对话刻于本年十一月十四日;与孔希学对话则刻于洪武六年（1376年）八月二十九日。洪武元年，朱元璋称帝后，就要求孔子第五十五代孙衍圣公孔克坚到南京去朝拜他。但是作为圣人的后裔，孔克坚还真有些看不上这个放牛郎和穷和尚出身的帝王。孔克坚遂托病不往，让自己的儿子到了南京。朱元璋文化不高，但是智商并不低，心里很清楚其中的缘由，觉得受到了侮辱，即刻召见孔克坚。是年十一月十四日，朱元璋在南京谨身殿接见了孔克坚父子，并当面戒谕，总算挽回了一点儿皇帝的面子。骆承烈：《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349—350页。回到孔府后，孔克坚将朱元璋接见时的对话记载下来并刻成石碑，立于孔府之中。碑文中，朱元璋满口是“你”“我”“快活”“好人”“少吃酒”等白话俗语，完全是放牛娃或穷和尚的口吻。

朱元璋有时对外国君臣说话，也会用这样的俚俗之语，比如，他曾对朝鲜国王下达诏书：“你那里使臣再来时，汉儿话省的著他来，一发不省的不要来。”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0页。按理来说，这样的场合，朱元璋无论如何应该使用典雅的“恒辞”才是。朱元璋对于外交一事，本是相当重视的。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周边的藩属之国不在少数，如何处理好睦邻关系，对于大明来说是要紧的军国大事。而在外交事务之中，排在首位的就是语言文字。朱元璋以天朝之君的口吻对朝鲜国王说：最好派遣精通汉语的使臣过来，不懂汉语的使臣，就不要派来了。这几句话虽然显得比较白话，但却代表了大明王朝基本的对外交流时的语言态度：以汉语为主，让不懂汉语的异邦学习好汉语。显然，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明朝统治者，在语言文字对外交流过程中，秉持的是一种扩张和传播的政策。语言的扩张，从某个层面来看，也是一种主权的扩张。大明王朝，在东亚地区，还是毫无争议的超级大国，日本、琉球、高丽、安南、暹罗、占城（占婆补罗）等等，均为明朝属国。这些国度尽管都有自己成熟的语言文字体系，但是在与明朝交往之际，汉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也是一种宗主国的主权宣示。

对外交流之时，明朝也并非一味强行推广汉语，于异邦语言也有相当程度的容忍。洪武十五年（1382年），火原洁、马沙亦黑等奉命编纂一部名为《华夷译语》蒙汉对译辞书。同时，明朝还设置专门的四夷馆，这个官方机构的职能，主要就是培养外语人才以及翻译外国文献，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专门从事翻译的官方机构。同时，明朝吸纳了众多的异邦知识分子来华学习汉语及汉文。明朝的海外留学生数量虽然比不上唐代，规模仍然不小。明代的留学生生源主要来自琉球国，其次是高丽、暹罗和日本。这些来华学习语言与文化的外国人，有的甚至还参加了明朝的科举考试。

外国之中，对于汉语的学习，朝鲜的热情似乎高过其他国家。《英宗实录》载，正统六年（1441年）十二月，“朝鲜国王李祹奏本：国僻在东陲，语音与中国异，凡遇圣谕及使臣至国，必资通译乃克知之。迩者辽东铁岭卫军李相被虏至国，颇识文墨，语音纯正。合无赐留本国，训习语音，以通上国之情。上赐敕谕之曰，比奏欲留李相，足见王之谨于事，大诚心可嘉，特允所奏，谕王知之。”《英宗实录》卷87，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84年，第1737页。语言有时不仅能救一国于危亡，也能救一个人于险境。这个李相就因为通汉语，且“颇识文墨、语音纯正”，而得以保全其身，并成为在异邦传播汉语的使者。

朝鲜国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用以学习汉语的课本，名叫《老乞大》。这本《老乞大》，一直是王氏高丽和李朝时代的朝鲜人学习汉语时最受欢迎的一本教科书。“乞大”即“契丹”之音转，又写作“乞塔”“起炭”或“吉代”，来源于蒙元时蒙古人对汉人的称呼：蒙语称汉人为kitat，“老乞大”意思就是“老汉儿”。在这部书中，朝鲜人对汉语的热爱与崇拜之情溢于言表：这世间用着的是汉儿言语，我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地面里行的。可以想见，当时的明朝，还是相当的强盛，语言是一面神奇的镜子，它能照见很多深沉的不易显现的事物本质。

明朝统治者在对外交流活动中，语言文字政策以推广汉语为主，同时给予异邦语言文字以一定的发展空间，从而形成一种较为平和但是不失天朝气概的语言生态环境。明朝同时又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大国（我们今天的民族分布狀况，实际上在明朝已形成雏形），他们在对待境内异族语言文字时，又是采取的一种什么策略呢？

少数民族问题，从古至今都是必须正视的大问题，而语言文字，又是其中最为前沿、最无法回避的问题。总的来看，明朝于异族语言文字，采取了一种分别对待的策略——语言即实力——因此，明朝政府对于颇具实力（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民族语言，持宽容和扶持的态度，于相对较弱小的民族语言，则持忽略甚至打压的态度。

语言交流出现障碍，对于明朝统治者而言，是一个极为现实的困境，甚至直接影响国家的财政收支。比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西南地区的贵州，由于那儿的少数民族众多， “异种蛮族言语不通，虽承纳租赋，而近年逋负益多。”《太祖实录》卷230，第3365页。如何减少或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别无他法，还得从语言文字入手。明朝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学校，进行汉语以及汉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推广活动。同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与整理工作。明代所设立的四夷馆，其职能不仅包括外国语言的翻译整理，也包括对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的翻译与整理。这些语言措施，对于明代辽阔版图上的政令通行、经济文化的交流而言，均是极其必要且行之有效的，并对进一步促进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产生了巨大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如此辽阔的祖国大地，与明朝坚定而又宽容的语言策略，有着割不断的血脉关联。

三、结语

语言之重要性，连诸神也不敢忽略。

在《圣经·旧约》中，就记载了诺亚子孙与语言及上帝的故事：人类拟定居于示拿大平原上，并且要建造一座直通上天的塔——巴别塔。上帝从筑塔的人们身上，看见了一种可怕的力量。于是，上帝决定阻止诺亚子孙的行动——让筑塔者讲说各种语言，让人们相互听不懂，彼此无法沟通，于是混乱开始出现，通天塔的壮丽工程功亏一篑。这座被后世称之为通天塔的巴别塔，在一位阿根廷作家那儿变成了一座图书馆。七十多年前的1944年，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其著名的短篇小说《巴别图书馆》（Babel Library）中，为我们描绘道，这座图书馆也可以称之为宇宙或世界：“宇宙（别的人把它叫作图书馆）是由一个数目不明确的，也许是无限数的六面体回廊所构成，中央有宽大的通风井，环绕着极为低矮的栏杆。 从任何哪一层的六面体，都能看见下面和上面的各层，没有止境。回廊的布置是一成不变的。二十只长书架，每边五只，排满四边，留下两边空着。它的高度与每一层的高度相等，刚刚超过一个普通图书馆的身长。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王央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58—59页。博尔赫斯试图通过一座万能的图书馆，弄清存在的奥秘和各种不可知的属性或秩序。这儿拥有无限可能的语言和文字，暗示着人类的未来和社会发展的全部秘密。

显然，语言文字，即使是在虚拟的世界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实际上，博尔赫斯真正要表达的是：语言即世界的本质。这和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论断如出一辙。语言文字并不仅仅是一种干巴巴的符号，而是一种有血有肉的存在，甚至比存在本身更真实，也更永恒。

有着共同语言的人，他们就有了永不没落的祖国。

汉语，正是我们所有人的祖国，语言的祖国，不朽的祖国。

我们应当为拥有汉语而自豪，数千年来，汉语从未中断过，也从未被真正征服过。

我们要好好守卫这个祖国。用博尔赫斯的话说，只要有自己语言的祖国：我们的孤寂，就能得到一些宽慰。

（责任编辑：潘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