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城市化发展质量测度与评价

张宛琳 任天阳

 摘 要：“中部崛起”战略已提出多年，中部六省抓住机遇、创新发展，但仍与全国其他省份和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本文以中部六省2012—2019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对中部六省城市化发展质量进行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中部六省城市化发展质量整体呈下降趋势。山西省在分年度和整体城市化发展质量测度中相对有效，处于第一梯队;江西省和安徽省处于第二梯队，湖南省、河南省和湖北省紧随其后。

关键词：数据包络;城市化;发展质量评价;研究方法;对策

本文索引：张宛琳，任天阳.<标题>[J].商展经济，2022（11）：-035.

中图分类号：F299.27 文献标识码：A

我国中部地区文化底蕴深厚、资源丰富，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属于古代中国历史上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但随着沿海城市经济迅猛发展、东北振兴实现新突破，中部地区作为全国市场的空间枢纽，综合实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掘。

自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六省积极响应号召、开拓进取，但仍面临新形势下城镇化水平偏低、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局面，需要下更大功夫实施创新发展，更加积极主动实践国家战略。

城市化，也称为城镇化，是指国家或地区随着生产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社会逐步由农业为主转向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历史过程。研究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中部六省的城市化发展质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对中部地区未来的发展战略的调整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 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起，就有学者或媒体对城市化展开理论研究。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速度加快，由城市化引发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国内学者针对城市化的研究更加多元化。本文通过对国内文献的梳理，将从城市化作用机理和多因素研究两方面展开。

部分学者以某一特定区域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当地城市化作用机制。万子曼和陈习琼（2021）[1]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对云南各城市2018年城镇化水平进行分析评价，提出绿色工业化发展等建议;马品（2021）[2]则从动态分析角度，对武汉市2006年、2010年和2014年城市化水平采用熵值法，并分五个层次进行测度，得出加大教育投入、调整产业结构等结论;姚莹莹等（2021）[3]以江苏省14个地级市为例，从人口、社会、经济和空间四个方面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指标体系，并进一步进行了全局和局部自相关分析，研究表明空间集聚性正在不断加强;张赟和张荣天（2020）[4]选取2011—2017年甘肃省1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实证研究城市化水平，结果显示兰州发展处于领先地位，处于陕甘宁交会处的庆阳市发展较为落后。

以提高城市化水平为目的，跨领域研究的文章不在少数。徐婷（2019）[5]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2007—2016年的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并且北方地区比南方地区在提升效果方面更为显著;李肃（2016）[6]从能源消费强度这个角度出发，全面分析城市化的作用机制，得出了城市化发展抑制了能源消费强度，而西部地区抑制效果更为突出的结论;张利萍等（2020）[7]以新疆乌鲁木齐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种模型实证分析城市化与旅游业之间的响应程度，提出二者之间存在单向关系，而且城市化发展水平对旅游业具有显著的影响;王丽萍和何太蓉（2020）[8]从重庆市沙坪坝区入手，利用物理耦合模型分析城市化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的协调关系，指出二者呈波动上升趋势，并从基本不协调向高级协调过渡。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发现，城市化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城市经济本身，逐步向跨领域、跨专业发展，结合当下社会热点，如低生育率、生态环境质量等，研究更加细化和专业化;区域化研究城市化的文章不多，并且多以某个具体省市为例，带有一定的局限性。针对中部六省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研究，不仅符合国家战略要求，还能补充中部地区相关方向的研究。因此，本文以“中部崛起”战略的中部六省为研究对象，分析评价六省城市化发展质量，以期找出制约和限制城市化的因素，为中部省份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有益参考。

2 研究方法

对于城市化的测度，当前的研究方法大致分为两类：（1）以数据统计软件为依托，采用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衡量和评价城市化水平;（2）运用跨专业模型，如物理耦合模型等数学工具进行分析和评价。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中部六省2012—2019年城市化发展质量进行测度。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方法是一种非参数有效性评价方法。此种方法适用于多投入多产出的目标决策单元的绩效评价，而且不需要各个决策单元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联关系，并且不要求必须统一决策单元的单位，不直接對数据进行综合，无需任何权重假设，只需要最终采用极值的方法，运用相对效益作为总体上的衡量标准。

数据包络分析有多种模型，本文采用最基本的模型进行测度与评价。

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 j =1，2，3，…，n），每个决策单元p项投入（i=1，2，…，p），每个决策单元q项产出（r=1，2，…，q）。作为效率指标，表示第个决策单元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所取得的经济效率。

其中是第决策单元的第项投入;是第决策单元的第项产出。

适当地选取权系数、，使得，建立评价第个决策单元相对有效性的模型。

设第个决策单元的投入向量和产出向量分别为：

在效率评价指标（k=1，2，…，n）的约束条件下，选择一组最优权重系数和，使得达到最大值，构造优化模型：B216F225-7544-4ACC-A9CB-09939424259D

上述规划模型是一个分式规划，使用变化，转化为一个等价的线性规划模型。

3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3.1 变量选取

基于本文测度城市化发展质量，参照国内大多数学者选取的标准，选取年末城镇人口比重作为衡量城市化程度的指标;而且因城市化为研究目标和需要测度的最终指标，作为数据包络分析的唯一产出指标。

数据包络分析不考虑投入、产出指标个数，原则上种类和数量应做到越多越好。但由于本文产出指标唯一，投入指标不宜过多，故基于之前学者的研究，从经济发展、创新投入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各选取两个指标，共六个投入指标。城市化发展质量测度投入、产出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3.2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2—2019年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及湖南中部六省数据为样本，年鉴则为2013—2020年对应年鉴。鉴于中部崛起战略推动、发展和实施阶段过程时间较长，选取2012年国务院大力推动战略实施这个契机和时间点，也能准确反映中部六省近十年的发展情况，同时也为了满足研究方法对数据的一致性要求，故选择2012年及以后的数据为样本。本文中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4 城市化质量测度与分析

4.1 时间序列测度

根据表1中的指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软件DEAP2.1，分别测算2012—2019年中部六省城市化质量，数据结果和图表趋势分别如表2、图1所示。

从我国地图来看，中部六省地缘相接，由具体经济数据可知，各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远。但由图1可以得知，六省城市化发展质量之间存在差距且差距较大。由于數据包络分析得出的结果属于相对效益的衡量指标，数值为1表明相对有效;数值小于1则说明不是最佳效率，而且数值越低效率越低。

以山西省为例，2012—2019年城市化发展质量相对其他省份来说是较高的。连续八年数值为1，相较于其他五个省份，山西省城市化发展质量相对有效，换句话说，山西省的城市化发展质量比中部其他省份要高。由于未曾纳入其他省份，因此只能在中部六省范围内进行相对比较和评价。

紧随其后城市化发展质量处于第二梯队的是安徽和江西。江西省在2012年、2013年城市化发展质量与山西一样，处于相对有效阶段;但在之后的六年比较中，总体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有拐点和上升阶段，但相对来说下降趋势占主导，在2019年达到最低。安徽省城市化发展质量同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下降幅度相对来说更大一些，最低点仅为0.732。

湖南、河南和湖北处于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第三梯队，总体均呈下降态势，而且拐点一致，均出现在2016年，之后有短暂上升，2018年整体出现下滑趋势。相较于第二梯队，三省下降幅度大，下降趋势更加显著，最低点为0.621。其中湖南和河南相对湖北来说，下降幅度趋于一致，但湖南省城市化发展质量要稍高一些;湖北省城市化发展质量相比其他省份下降快一些、幅度更大。

4.2 城市化质量整体测度

根据表1中的指标体系，对中部六省2012—2019年城市化发展质量进行整体测度，运用DEAP2.1软件运行，得出综合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2012—2019年中部六省城市化发展质量结果与分年度测度结果相差不大，江西省虽然在分年度质量比较中处于第二梯队，但整体质量与山西省一样，属于六省中相对有效的;安徽省城市化发展质量比山西、江西二省略低，但仍处于相对较高水平;湖北、湖南和河南省仍处于较低水平，相对效率排名有所变化，湖北超过湖南与河南，但绝对值相差无几，因此三省城市化发展质量有区别，但区别不大。

5 结论与对策

5.1 结论

5.1.1 人均主要经济指标相对落后

在考察期内，河南省经济总量先后迈上4万亿元、5万亿元两个大台阶，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第三产业比重稳步提升，但第三产业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资源依赖较为严重;同时工业企业呈现粗放式发展，结构零散，相关产业链链条没有形成，导致第二产业发展质量不高。城镇农村收入占比虽有所改善，但在中部六省排第五名。

5.1.2 城镇化率偏低

在考察期内，河南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39%），而且在中部六省排名倒数第一。郑州市从郑东新区设立开始，城镇化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城镇化水平直线提升，达到了74.6%，居河南第一。但两个户籍人口千万的大市南阳市和周口市城镇化率均不足50%，严重拉低河南城镇化率。城镇化质量不高也是制约河南省城镇化进程的因素之一。

5.1.3 创新支撑能力不足

高校科研力量薄弱，河南省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洼地，高水平大学数量少，目前仅有郑州大学和河南大学两所双一流高校，郑州大学一所“211”高校，这也导致河南本科一批上线率全国倒数第二。长期以来河南省高新技术制造业占比一直在低水平徘徊，企业创新活跃度明显低于其他省份。创新能力排名靠后，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9》，河南创新能力排全国第15位，中部地区第4位。

5.2 对策建议

（1）提高收入水平，完善分配机制。牢牢抓住发展第一要务，围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项目为王”，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抓好项目建设，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聚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强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同驱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完善再分配机制，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2）突出中心带动，推进新型城镇化。抢抓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发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龙头带动作用，提升洛阳副中心城市地位。推动郑州都市圈、洛阳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加快郑许、郑新、郑焦一体化步伐。深入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和文明城市创建，完善公共服务和便民设施，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B216F225-7544-4ACC-A9CB-09939424259D

（3）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创新高地。加快建设国家创新高地，大力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大力支持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双一流”建设，确定一批重点高校重点学科并给予支持，力争进入“双一流”行列。加大财政支持，大力发展天使、风投、创投基金等，对创新企业实施税收抵扣、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创优人才政策，深入实施“中原英才计划”，打造一流人才政策体系，用好现有人才、培养青年人才、引进高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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