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史类考辨
——兼论典籍类属变易的影响因素

骆 妍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6032)

“杂史”，今人对其的析解存在许多歧异。1981年版《辞海》将“杂史”归入《体裁》篇中，将其视作史学体裁之一[1]390。1979年版《辞源》“杂史”条则用广义的概念，将“杂史”作为“非正统史家所著”类典籍的统称[2]3313。然而，对“杂史”进行溯源，可知其最早是作为史部二级类目之名，出现在唐代官修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下文简称《隋志》)中，这应当是“杂史”的本义。作为被历代修史者常设的史部二级类目，杂史类在传统古籍四部分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历代著录的典籍有着极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20世纪末，李更旺的《古代杂史诸体概述——古文献学札记之一》[3]与彭久松的《简论别史、杂史》[4]开“杂史”专题研究的先例。到21世纪初，景新强以上述二文为参考，对杂史类的分类标准做了进一步的阐发[5]。笔者认为，“杂史”可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指史部二级类目中的杂史类，广义泛指有别于正统史书的杂史文类。目前，学界以目录分类学为切入点的杂史类专题研究成果有限，对杂史类自肇始以来的历代演进历程与义界调整缺乏详备的梳理，需要更深入的考察。

一、《隋书·经籍志》杂史文类观的形成与拓展

“杂史之目，肇于《隋书》”[6]460。《隋志》史部杂史类序文载：

自秦拨去古文，篇籍遗散。汉初，得《战国策》，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其后陆贾作《楚汉春秋》，以述诛锄秦、项之事。又有《越绝》，相承以为子贡所作。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7]962

这段序文没有对杂史类定出严格意义上的著录标准，却阐明了杂史类典籍的五个基本来源，与其著录的“七十二部，九百一十七卷”[7]962先后顺序大致相应：一是“篇籍遗散”之后失而复得的先秦遗书；二是撰成于汉代的、“属辞比事”又明显不同于《史记》《汉书》等正史的史书；三是汉末乱世“博达之士”记载的时下“闻见”；四是后汉以来学者“钞撮旧史”改编而成的“体制不经”的书；五是其他关于帝王之事而内容“真虚莫测”的书。由此可知，《隋志》创设的杂史类兼包众体，不同于传统目录学按体裁立类的标准。相应地，“杂史”也就不能像“编年”“纪传”被视为史书体裁。

综观《隋志》杂史类典籍，随意性是其共有的特点，具体体现在著述者为非正统史官、编撰思想上“率尔而作”、体裁上“体制不经”、内容上“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等。司马朝军认为，图书类目包括辨义类目与辨体类目，即按照图书内容或体裁立类[8]166。杂史类自创设以来便属于前者。作为以义辨体的类目，杂史类有义界模糊的弊端。在《隋志》序文中，修史者没有设立较为明确的界限，这使修史者在典籍分类上有了主观裁决的机会，给历代书目留下许多可议之处。姚名达认为《隋志》分类不合理，“《隋志》之小类，则诚莫明其妙也”[9]77，“执一则不通，兼两则自紊其例”[9]78。《隋志》开创的这种以义立类的模棱两可的分类方法，致使后世典籍在类属上流变交错。

尽管拥有许多弊端，但《隋志》对杂史类有首创之功，为后世修史者提供了分类依据。首先，唐代史官创设杂史类是受制于统治者的政治要求，因此“非史策之正”也就成为辨识或指称杂史类典籍的首要标尺。具体表现为：典籍内容关系帝王之事，但由于著者与著体不是官方正统，真实性与权威性不及正史类典籍，而在史学地位上依附于正史类。其次，杂史类典籍之所以被史官“备而存之”而留存于世，是因为具有“资史”的功用，“通人君子”可以“博采广览，以酌其要”。

在《隋志》创设杂史类之后，“杂史”逐渐被史家征用。综观历代“杂史”的相关论述，学者对“杂史”的理解没有局限在《隋志》“史部二级类目名目”的狭义范畴之内，反而将“杂史”泛化为广义上的杂史文类。《隋志》所奠定的“非史策之正”和“资史”两种基调成为历代学者遵循的杂史文类观，影响他们对“杂史”的指称范围和价值判断。《隋志》的编者之一李延寿，在修撰《南史》《北史》时除参考“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10]3344。据胡宝国考证，李延寿所勘的“杂史”不仅有《隋志》杂史类典籍，还有杂传类的相关史料，李延寿所勘“杂史”的范围要宽于《隋志》[11]204。在《北史》自传中，李延寿指出其撰史宗旨是“鸠聚遗逸，以广异闻”[10]3345，可见其“杂史”的指称范围是正史的“遗逸”，具有“广异闻”的功用。李延寿遵循《隋志》“非史策之正”与“资史”的文类观。

宋元之际，史学家马端临也继承了杂史文类观。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经籍考》(下文简称《经籍考》)史部设置了正史、杂史、故事三大门类，其中杂史门类又细分杂史、杂传、伪史霸史、史评史钞等四类。两处“杂史”分别指代广义的文类和狭义的史部类目。关于狭义“杂史”，马端临认为：

杂史、杂传，皆野史之流，出于正史之外者。盖杂史，纪、志、编年之属也，所纪者一代或一时之事；杂传者，列传之属也，所纪者一人之事。然固有名为一人之事，而实关系一代一时之事者，又有参错互见者。[12]5649

一方面，马端临认为杂史类与杂传类在记载主体上的不同，分别以时间范畴、人物范畴作为类属根据，不同于《隋志》将是否关系帝王之事作为两类的区分标准。另一方面，马端临认为杂史类与杂传类典籍“皆野史之流”，从内容的随意性和非正统性指出它们的相同之处，继承和拓展了杂史“非正史之策”的文类特点。这种观点被后人沿用，如明代学者焦竑就称“杂史、传记，皆野史之流”[13]309。也有学者强调杂史文类的“资史”功用，如明人钱棻的《萧林藏书记》载：“汲冢诸书，杂而伪者也；穆满诸传，杂而荒者也；西京诸纪，杂而碎者也；吴越、十六国诸春秋，杂而芜者也。然杂史之繁，亦正史之助。”[14]卷七16又如近代学者李更旺从文献价值出发，拓展了杂史文类的范围，其认为“从隋至清，……凡是正史、别史以外的史书，均可看作是杂史”[3]56。

综上，《隋志》没有对杂史类定出严格的著录标准，但奠定了“非史策之正”与“资史”的杂史文类观，不仅为修史者提供了杂史类的分类依据，而且影响了历代学者对杂史文类的指称范围和价值判断。凭借《隋志》指出的“资史”功用，杂史类典籍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二、杂史类历代著录范围的调整

自《隋志》设立杂史类以来，后世修史者皆有沿袭与模仿。然而，历代官私目录杂史类著录的典籍不尽相同，杂史类的著录范围多有变化与调整。

继《隋志》之后，唐代的目录以《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为代表。其中，《群书四部录》杂史类典籍“纪异体杂纪”[15]1963，符合《隋志》“体制不经”“非史策之正”的特点；《古今书录》杂史类的著录情况与《隋志》基本一致。由此可见，唐代官修目录对《隋志》的沿袭。

宋代史官修撰本朝史时，相应撰有国史艺文志，其中《三朝国史艺文志》称杂史类典籍“体制不纯，事多异闻，言或过实。然籍以质正疑谬，补缉阙遗，后之为史者，有以取资”[12]5647，基本承袭《隋志》的杂史文类观。庆历元年(1041)，史官在《三朝国史艺文志》的基础上撰成《崇文总目》，书中没有写明杂史类的著录标准，仅介绍了杂史类典籍的来源和功用[16]1886。南宋时期出现了许多私修目录，有《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玉海·艺文》等，皆设有杂史类。据景新强考证，这些私修目录的杂史类著录情况出入较大，杂史类与其他类目存在纠葛[5]。可见，到了南宋时期，杂史类的界限仍然没有明晰。

尽管如此，宋代杂史类发展还是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郡斋读书志》的撰者晁公武对杂史类典籍的评述。晁公武虽然认可了杂史类典籍“证史官之失”[12]5652的史料价值，但指出其中“亦有闻见单浅、记录失实、胸臆偏私、褒贬弗公以误后世者，在观者慎择之而已矣”[12]5652。晁公武是首位提倡对杂史类典籍“慎择”的学者，可见其不仅重视对典籍价值的“辨”，还强调对典籍内容的“用”。晁公武的观点被明代学者焦竑继承。焦竑在《国史经籍志》中同样强调了对杂史类典籍要“善择”。二是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下文简称《解题》)首次创立别史类。此后响应《解题》设置别史类的代表性目录有《宋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与《四库全书总目》(下文简称《总目》)，但只有《总目》遵循了《解题》的分类格局。《宋史·艺文志》与《千顷堂书目》有别史类而无杂史类，其别史类的著录大多是原先类属杂史类的典籍，“就立类标准看，正是杂史之别称”[4]64。

清初官修目录《明史·艺文志》(下文简称《明志》)改变了传统目录通录古今书的做法，“去前代之陈编，纪一朝之著述”[20]7，相应地，《明志》杂史类只著录明一代的典籍。在此基础上，《明志》杂史类开创了著录官修典籍的先例，收录了嘉靖年间所撰的《大礼集议》《纂要》《明伦大典》《大狩龙飞录》等、天启年间所撰的《三朝要典》以及洪武年间所撰的《汉唐秘史》[21]2384-2387。其中，《大狩龙飞录》是“明世宗肃皇帝御撰”[6]474，记载明世宗南巡承天府的相关事迹，“资史”功用较为欠缺。《汉唐秘史》有许多“御撰”和“奉敕载入”的地方，但“择焉弗精，多取委巷之谈”[6]475，内容上较为随意。《大狩龙飞录》与《汉唐秘史》虽是官修性质，但都因为具有杂史文类的特点而被史官归入杂史类，体现了清代分类理念的进步。此外，《总目》将《大狩龙飞录》《汉唐秘史》归入杂史类存目，是对《明志》开创的“官修杂史”文类的沿袭。

综合以上考察，可见杂史类历代的著录范围呈扩大趋势，整体遵循《隋志》所奠定的“非史策之正”与“资史”的杂史文类观。但除《经籍考》和《国史经籍志》对杂史类有“纪一代或一时之事”的具体限定外，几乎没有修史者对杂史类的义界与著录标准进行明晰的规定。到清代修《总目》时，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三、《四库全书总目》杂史类著录特点

《总目》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总结性著作，实现了对四部分类法的合理化和完善化。《总目》杂史类序文载：

杂史之目，肇于《隋书》。盖载籍既繁，难于条析。义取乎兼包众体，宏括殊名。……然既系史名，事殊小说，著书有体，焉可无分。今仍用旧文，立此一类。凡所著录，则务示别裁。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若夫语神怪，供诙啁，里巷琐言，稗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6]460

由序文可知，“杂史”的“杂”，义为“兼包众体，宏括殊名”。“杂史”的立类目的是统摄“难以条析”的典籍。在归类原则上，《总目》强调了杂史类典籍的史书体例，认为“既系史名，事殊小说”，“凡所著录，则务示别裁”。在此基础上，《总目》制定了杂史类的著录标准：首先，典籍内容“事系庙堂，语关军国”，与《隋志》“大抵皆帝王之事”的标准一致；其次，内容形式“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不仅点明了杂史类体例的松散与记载的随意，更为杂史类拟出了较为科学明晰的著录标准。这也是为何《辞海》《辞源》等权威性辞书中的“杂史”条都参考《总目》的原因。此外，《总目》不仅规定了此类典籍须具有“存掌故，资考证”的“资史”功能，还指出“若夫语神怪，供诙啁，里巷琐言，稗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对典籍内容的真实性与史料来源的可靠性提出了比《隋志》更高的要求，相较于晁公武、焦竑对杂史类“慎择”“善择”的观点也更为严格。

对典籍史书体例与史料来源的高要求，是《总目》杂史类的突出变化与特点，这导致《总目》在分类上呈现大范围、大规模的调整，许多原先类属杂史类的典籍在《总目》中被分入小说家类、杂家类。这种变化体现了《总目》分类思想在学术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的发展。就学术层面而言，《总目》的贡献之一是“从前人收书范围相当驳杂的类目中，别出不该录入本类的书籍，使类目的内容更加趋于单纯、谨严而名符其实”[22]。在杂史类序文中，《总目》特别提及“杂家”与“小说家”，实际上暗示了分类工作中这两类典籍与杂史类相互混淆的普遍现象。针对这种现象，《总目》对杂史类的界限加以强化，凡是史书体例或史料来源不符合要求的典籍，都归入子部杂家类或小说家类。如杂家类《曲消旧闻》提要载：“其中间及诗话、文评及诸考证，不名一格，不可目以杂史。”[6]1039又如小说家类《大唐新语》提要载：“《唐志》列之杂史类中。然其中《谐谑》一门，繁芜猥琐，未免自秽其书，有乖史家之体例。”[6]1183《总目》的归类调整，导致一些史料价值较高的典籍屈居子部。如长期被归入史部的《西京杂记》，《总目》称其“摭采繁富，取材不竭”[6]1182，却因内容“多为小说家言”[6]1182而将其列入子部小说家类。可见，《总目》杂史类对史书体例和史料来源的要求优先于“资史”的功用。

就政治层面而言，《总目》的分类特点体现了封建正统观在学术领域的强化。唐代《隋志》创设杂史类，是统治者对史学“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23]的正统观的要求；清代《总目》确立“正史体尊”[6]397，则是修史者对史学正统观的继承与强化。高路明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既然是集中国封建社会目录之大成的一部著作，其学术观点就必须以封建的正统观念为宗旨。”[24]218“与封建正统观念紧密相连的是封建的等级观念，表现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就是把典籍划分为不同的等次”[24]221。可见，《总目》对“正史”与“杂史”乃至“史部”与“子部”的划分，是源于封建正统观的影响。此外，《总目》解释了强调史书体例的缘由：“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6]769既然《总目》将“史”的地位提高，修史者也就相应地对史书的体例和取材提出了可承其位的更高要求。

四、典籍类属变易的影响因素

综观历代曾被归入杂史类的典籍，“往往类属变易频仍”[4]65。典籍类属的出入，体现的不仅是杂史类著录范围的调整，还有背后的主客观因素。归纳起来，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杂史类以义立类的局限性。杂史类以典籍内容特点作为依据的分类方法，使得修史者长期忽视对杂史类义界的规定，这是造成典籍类属变易的首要因素。事实上，类目义界的模糊是传统四部分类法的通弊，学者对此多有论述。最早有郑樵提出“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25]1816，后张之洞认为“别史、杂史，颇难分析”[26]334，甚至连《总目》的修撰者也称“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6]1204。可见，传统分类法即便发展到《总目》的成熟阶段，也依然存在义界不明的弊端。其原因是，《总目》的标准只解决了“史”的问题，却没对“杂”给出明确的指称与限定，序文中“义取乎兼包众体，宏括殊名”泛化了杂史类的著录范围，使得杂史类成为容纳所有“难于条析”之典籍的渊薮。除了杂史类，《总目》中还设有许多带“杂”字的类目，它们的义界都不明晰[8]170。

第二，典籍内容的复杂性。“难于条析”是杂史类所收典籍的共同特点，这也是造成典籍类属变易的第二大因素。具有代表性的是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南史》《北史》的修撰特点是“删烦补阙”[12]5582、掺杂许多“琐言碎事”[27]214，按照《隋志》的标准，应当被归入杂史类。但《南史》《北史》实际的归类情况是：在宋代目录中，它们出入于正史、别史、杂史类之间；明代以后的目录都将它们归入正史类。考察《南史》《北史》的相关述评，可见其“删烦补阙”的特点是史家的共识，也是修史者分类的重要依据。修史者对“删烦补阙”的重要性的不同判断，是造成《南史》《北史》类属变易的原因。如修史者认为“删烦补阙”是《南史》《北史》的优点，“过本史远甚”[12]5582。但《郡斋读书志》将《南史》《北史》归入杂史类，《直斋书录解题》将《南史》《北史》归入别史类，《玉海》将《南史》《北史》归入正史类。《总目》将掺杂“琐言碎事”的《南史》《北史》归入正史类，与其严辨史书体例的著录思想相悖，是《总目》自乱其例的体现。

第三，修史者的主观裁决与权宜心态。前文所述的两个因素，只有通过修史者的主观裁决，才能对典籍分类造成影响。因此，造成典籍的类属变易的根本因素，是修史者对杂史类义界的主观理解，以及对典籍内容的主观辨析。一方面，由于缺乏客观标准，修史者在分类时，容易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修史者自身的知识储备、社会的实际需要、统治者的政治要求等，这就导致典籍类属的流变交错。如《建康实录》曾被不同的修史者归入杂史类、实录类、起居注类、编年类等，而《总目》撰者仅据“所载惟吴为僭国”[6]447就将《建康实录》归入别史类。另一方面，主观裁决容易造成分类失当的情况。郑樵认为：“编书之家，多是苟且，有见名不见书者，有看前不看后者。”[25]1809马端临认为郑樵的观点“尤足以究其所失之源”，并指出考订分类工作的困难：“盖有前史仅存其名，晚学实未尝见其书者，则亦无由知其编类之得失。”[12]5651或是出于典籍散佚的客观局限，或是出于主观认知的不足，修史者在典籍分类时常有“姑仍其旧”[12]5651的做法，这便是修史者面对分类困境的权宜心态。如《总目》杂史类存目《马端肃三记》提要载：“案此三记，皆文升所自述，宜入传记类中。然三事皆明代大征伐、文升特董其役耳。实朝廷之事，非文升一人之事也，故仍隶之杂史类焉。”[6]477面对典籍内容与体例之间存在的矛盾，修史者选择因袭旧例、权宜处置。但《马端肃三记》在明代《续文献通考》中被归入传记类[28]卷一七七7，《总目》因循的应是清修《续通志》[29]卷一五八10。由此可见，权益心态虽然不能直接造成典籍类属的变易，但在与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对典籍的分类造成一定的影响。

五、结 语

《隋志》首创杂史类，并奠定了“非史策之正”与“资史”的杂史文类观，不仅为后世修史者提供了杂史类的分类依据，而且影响了历代学者对杂史文类的指称范围和价值判断。由于修史者长期忽视对杂史类义界的规定，仅遵循《隋志》的杂史文类观来分类，导致杂史类的著录范围历代不断调整，整体有泛化为杂史文类的趋势。清修《总目》对杂史类拟出较为科学的著录标准，不仅明晰了杂史类的义界，对杂史类典籍的史书体例和史料来源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使得《总目》在典籍归类上呈现大范围、大规模的调整。尽管修史者对杂史类的分类实践存在许多局限，但杂史类的概念与义界经过历代的发展逐渐走向规范化，进一步推动了我国传统目录学乃至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