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寿慈信札中的书学与夤缘

朱万章

贺寿慈（1810～1891）是晚清时期书法家、诗人。他初名于逵，后更名霖若，字云甫、云黼，号楚天渔叟、赘叟，湖北蒲折（今赤壁）人，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历官文选司郎中、军机章京、内阁侍读学士、左副都御史、吏部主事、工部尚书等。他擅诗文，惜无专集刊布，曾批点《陶渊明集》，对陶诗有独到见解①，且在从政之余，娴习书艺。其书以行书见长，有论者谓其书法渊源于孙过庭的《书谱》，“圆熟之至，然纤秀无骨”®，“书名满天下，识者谓在同光四家之上”®，可知其在同治、光绪时期颇得时誉。其传世作品，多为行书，如《行书对联》（安徽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山东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武汉博物馆、西安博物院、青岛市博物馆、烟台博物馆、辽阳市博物馆、宜昌博物馆、荆州博物馆和诸城市博物馆均有藏）、《行书屏》（云南省博物馆藏）、《行书扇面》（湖北省博物馆、桂林市博物馆、柳州市博物馆和赣州市博物馆均有藏）、《行书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和《行书横披》（湖北省博物馆藏）等，也有少量的楷书，如《楷书团扇》（长沙市博物馆藏）等。在行、楷书作品之外，尚有不少信札，大抵有《致谭宗浚信札》（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致仲鵹信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致旭翁信札》（恭王府博物馆藏）、《行书信札》（南京市博物馆藏）和《行书信札册》（武汉市博物馆藏）等。这些信札大多介乎行楷书之间，与其正式的行书和楷书作品相比，则显得尤为随性，笔意洒然。不仅如此，透过这些即兴而为的零缣短札，亦可见其文官生涯之一角。对其《致潭宗浚信札》和《致旭翁信札》的解读，即可见其书艺与宦迹之概貌。

一、《致谭宗浚信札》笺释

《致谭宗浚信札》为一页，书写在小三十二开的画笺上。笺上印有浅蓝色丝栏、小方格和两个水盂，小方格的留白处印有“竹院敲声”四字及年款、堂号等，裱边右侧题：“蒲圻贺云甫尚书寿慈”，不着书写者姓名，亦无钤印。其信札书文曰：（图1）

叔裕学使仁弟大人左右：

昨承枉顾，以请假尚稽，走候为歉。同里敝亲分发蜀中，通守周凤藻善画知诗，颇非俗吏，即拟出京，先来叩谒，乞赐一见为荷。至昨面荐仆人，已蒙允诺，稍缓着先来叩見，听候驱策可也。余容晤罄，即颂衡祺不一，愚兄贺寿慈顿首。

“叔裕”即为潭宗浚（1846～1888），原名懋安， 字叔裕，广东南海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四川督学、江南乡试副考官、云南粮储道、按察使等，擅诗文书法，著有《荔村草堂诗钞》和《希古堂集》。贺寿慈比谭宗浚年长三十六岁，属典型的忘年交，故贺寿慈称其为“仁弟大人”，自己则谦称“愚兄”。从信札内容可知，谭宗浚曾去拜见贺寿慈，谭宗浚拟外调蜀中。贺寿慈的同乡周凤藻亦分发蜀中，拟先来拜谒，祈望谭氏应允会见。贺寿慈还在昨天与谭氏见面时推荐了一个仆人并得到允诺，稍后便来谭氏处听候差遣。此信表达的除了问候与寒暄外，主要是贺寿慈推荐乡友周凤藻去拜见即将同时赴蜀的谭宗浚。

潭宗浚在京城与缪荃孙（1844～1919）一起入国史馆参与《清史》列传的修撰，于光绪二年（（1876）外调，赴蜀担任四川督学①，故可知此信当书于此年。又据翁同龢（1830～1904）日记载，清光绪二年五月廿一日“分发四川通判周凤藻（介卿行一），同年周曜东之子也，赠五十金，却之。”⑤这是周凤藻临去四川前向时任户部右侍郎的翁同龢赠送五十金（而翁未接受），亦可作为佐证，进一步可确证此信的书写时间为1876年，且在是年的五月廿一日后。这一年，贺寿慈六十七岁，时年贺氏任内阁侍读学士，分校顺天乡试。

信中谈及的“周凤藻”，字介卿，号竹邨，一号梦槑，史载其“少颖异，负干才，善丹青，兼工题咏，尤时研究星象地舆之学”⑥。据信中可知，周凤藻不仅与贺寿慈同里（即也为湖北蒲圻人），还是亲戚，且“善画知诗”⑦。周凤藻的生平事迹，史载不详。在江瀚（1857～1935）和翁曾翰（1837～1878）的日记中偶有提及其名。前者谈到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初六，江瀚与其会晤®;后者谈到在光绪二年六月二十五，翁曾翰拜见周介卿（凤藻）⑨，由此在晚清文官集团的交游圈中可见周凤藻的身影。但在相关的画史论著中一尤其是搜罗历代画家较为详备的俞剑华（1895～1979）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修订本）》中，周凤藻的名字却阙佚。从传世的画作看，周凤藻有《山水》扇面（图2）、《竹石图》（均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竹石图》轴（广东梅州市梅县区博物馆藏）和《墨竹图》两件（分别藏汕头市博物馆和义乌市博物馆）等行世，可知其擅画竹石、山水。从这些画作可看出其山水大抵学“吴门画派”沈周（1427～1509）和文徵明（1470～1559）一路的风格，颇具文人意趣，而竹石则并无传承，以水墨为之，意笔草草，似要比山水略逊一筹。贺寿慈称其“颇非俗吏”，从其画作可看出其确无俗韵，尤其是山水画，传承了“吴门画派”以来的文人画传统。其《竹石图》（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题）自题：“同治九年平阳月鄂渚竹村周凤藻写于申江客次。”同治九年为1870年，此时他尚未赴四川任通判，而是客居上海（申江），可补证其行迹之阙如。

二、《致旭翁信札》笺释

《致旭翁信札》也为一页，亦书写在小三十二开的画笺上。笺上印有折枝朱竹，左下侧印有“琅嬛仙馆摹制”字样。其信札书文曰：（图3）

旭翁老前辈太宰大人左右：

昨在礼部朝房，承示二小儿截取稿，已画齐，如可于初二日附入引见，则感泐尤深。统祈酌之，琐琐，容再敏谢。手此。敬颂台绥不一！侍贺寿慈顿首。卅日。

关于“旭翁”其人，与贺寿慈有过时空交集的可能人选有两个，一为盛康，一为毛昶熙。盛康（1814～1902），字勖存，号旭人，别号待云庵主，晚号留园主人，江苏常州人，盛宣怀（1844～1916）之父，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历任庐州府、宁国府知府和直隶州知州及布政使、按察使等，编有《皇朝经世文续编》。毛昶熙（1817～1882），字熙初，一字旭初，河南武陟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历官翰林院庶吉士、江南道和山西道监察御史、工科给事中、顺天府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太仆寺卿、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吏部右侍郎、户部左侍郎、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两人都被称为“旭翁”：在陈宝箴（1831～1900）致盛康的信札（上海图书馆藏）中，便称盛氏为“旭翁”①;在《翁曾翰日记》《王文韶日记》《李鸿章全集·信函》和《翁同爵家书系年考》中，均称毛昶熙为“毛旭翁”®。从所处时代看，两人都和贺寿慈相近。但从宦迹看，此“旭翁”当为毛昶熙。因信中谈及贺寿慈在礼部朝房与“旭翁”相见，毛昶熙先后供职礼部侍郎和礼部尚书，而盛康并无任何礼部任职的经历，且毛昶熙从政生涯中，大部分在京城，与贺寿慈交集的几率较高;而盛康几乎都在京外任职，与长期京城任职的贺寿慈交集的几率较低。

毛昶熙先是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再于光绪三年（1877）五月以会试副考官兼署礼部尚书，九月充武英殿总裁，次年三月复兼署礼部尚书⑧。据此，可知毛昶熙至少三次在礼部供职。而彼时贺寿慈的升迁几乎与毛昶熙同步，且职阶也相近：他于咸丰十一年迁内阁侍读学士，分校顺天乡试，又于光绪三年升工部尚书⑧。其时，轰动朝廷的书商李钟铭案中的主角李钟铭与贺寿慈脱不了干系，而毛昶熙则“与之亲昵”⑤，可见贺寿慈与毛昶熙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属一个官场圈子。正因如此，在此信中，贺寿慈向毛昶熙举荐其次子，祈望毛氏能“附入引见”，以获取晋身之阶。贺寿慈有二子，分别为贺良桢和贺良樾©。长子贺良桢（1833～1889），字伯岷，号幼甫，历官南昌知府、长芦盐运使、贵州按察使等;次子贺良樾，历官中书、浙江候补知府等，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任浙江建德知县。从信札内容看，“二小儿”应指贺良樾。

三、两通贺寿慈信札中的书学与文化状态谭宗浚在《学书轩记》中这样写道：“余素不工书，年十七初应礼部试，同邑林樵山前辈谓余书可企魁鼎，闻者或匿笑之。越九年，肄业应元书院。山长冯展云师亦屡勖余习书，授以笔法，督课甚勤，而书亦不少进。同治甲戌，以第二人及第，时廷试阅卷为蒲圻贺云甫总宪师，朝考阅卷为歙黄孝侯侍郎师。二公皆以能书名于都中，独赏誉余书，甚至于是求书者满宅门，然往往不能惬其意以去。盖余书初学率更，继参虞、褚，时有拘朴，致终不能与时辈妍媚者争一日之长，即自视之亦深愧名之不副其实也”①，这是谭宗浚谈到了自己学书的历程。其中，“蒲圻贺云甫”即为贺寿慈，而“歙黄孝侯侍郎”则为黄钰（？～1881），字孝侯，安徽休宁人，咸丰三年（1853）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南书房行走、日讲起居注官、實录馆总纂、刑部左侍郎、考试阅卷大臣等。谭氏称贺寿慈曾担任参加廷试时的阅卷官，而朝考的阅卷官则为黄钰。两人兼擅书法，以能书扬名于京城，且对谭宗浚书法赞誉有加，因此之故，向谭宗浚求书者“满宅门”。贺寿慈既是进士出身，又曾担纲科考的阅卷官，自然对仕途的敲门砖一书法极为重视。在其信札中，便可见其娴熟而放达的书写风格。其《行书七言联》（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图4），亦可见其随性而为且能彰显馆阁气息的职业书风，而谭宗浚的《行书七言联》（香港问学社藏）和《行书养一斋诗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图5）也与此有着类似的书写特色。与贺寿慈同为阅卷官的黄钰的书风也大抵相类，其《行书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亦有相近的时代书风。贺寿慈和黄钰等阅卷官对谭宗浚书法的“赏誉”，亦可见其对早年就勤于临池的潭宗浚书艺的肯定。但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作为前辈的贺寿慈还是黄钰，亦无论是谭宗浚的书法还是前述周凤藻的绘画，此时的书画状态都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时代气息，也即摹古之风，正如有学者指出，“传统的绘画、书法等由于一味因袭模仿古人，远离现实社会，脱离人民大众，至清代中叶已日趋衰败”®。尤其是贺寿慈、谭宗浚、黄钰等一批进士及第的官员兼书家的笔下，更出现一种近乎馆阁体的书风，多以四平八稳的行楷书为主，且多写大字的对联、条幅，以便于应酬、交际。相比之下，以小字行书或行楷书为主体的简短书札，或许更能反映作者书法的本真。

贺寿慈致谭宗浚和毛昶熙的两通信札，从内容看，一是为乡党兼亲戚的周凤藻引见，一是为儿子疏通关系，都是在正史或正传的记录之外难得一见的夤缘之事，反映出以贺寿慈为中心的朋友圈的社交关联。贺寿慈是潭宗浚的前辈，与毛昶熙为同辈，但都是有求于对方，故即便自己位高权重，也不免屈身致函，曲意相求，反映出一种历史的真实状态。这种近似春秋笔法的信函在刊行的典籍中并无记载，故透过两通短札，我们看到了一个富有人情且还原历史真实的官场生态。贺寿慈的两通信札，书艺与情感俱存，或可折射出晚清文化之一角。

注释：

①张贵《贺寿慈批，点〈陶渊明集〉考述》，《中国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

②马宗霍辑《书林藻鉴·书林纪事》卷12，文物出版社，1984，第244页。

③海纳川《冷禅室诗话》，引自贺怡兰《浅析贺良朴的书法艺术》，《书法》2021年第11期。

④《清国史·文苑传》卷73《潭莹传》，中华书局，1993，第1039页。

⑤陈义杰整理《翁同穌日记》（第了册），中华书局，1993，第1212页。

⑥[光绪]《续辑咸宁县志》卷6，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第3页。

⑦清代光绪年间另有一人也叫周凤藻，字密庵， 江苏江都人，为光绪三年（1877）进士，不少人易将两人混淆，参见江庆柏编著《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册）》，中华书局，2007，第1141页。

⑧江瀚著，郑园整理《江瀚日记》，凤凰出版社，2017，第120页。

⑨翁曾翰著，张方整理《翁曾翰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

10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锌典（修订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

11黄嬿婉《陈宝箴书札》，《历史文献》2014年刊总第18辑，第144页。

12王文韶著，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1989;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翁曾翰著，张方整理《翁曾翰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翁同爵著，李红英辑考《翁同爵家书系年考》，凤凰出版社，2015。

13蔡冠洛编著《清代七百名人传（上）·第一编政治·政事》，中国书店，1984，第411～417页。

14王定安《致仕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工部尚书贺公神道碑铭》，缪荃孙纂录《续碑传集》卷15，《清代碑传全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869页

15金梁辑《近世人物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第85页。

16《清国史·新办国史大臣传·贺寿慈列传》，中华书局，1993，第130～132页。

17谭宗浚《学书轩记》，谭宗浚《希古堂文甲集》卷2，清光绪刻本，第14页。

18汪林茂《晚清文化史（修订本）》，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第422页。

（责任编辑：田红玉）